歷代王朝中，北宋為什麼如此獨一無二? | 文化縱橫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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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建龍、雷博 / 口述

✪ 鄭濤 (《文化縱橫》編輯部) /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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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從“豐亨豫大” 到轟然崩潰，北宋的極盛而亡不過三年之間。圍城之下，惡性黨爭、財政危機、軍事痼疾、外交失策——帝國內外全局性危機的大爆發，使靖康之難這一大變局時刻具有特殊的歷史反思與現代啓示意義。靖康之難與北宋亡國有哪些必然成因？北宋內部的政權組織結構和行政體系存在哪些問題？宋徽宗又該被如何評價？這場盛世危機的爆發，是否顯示出古代王朝衰亡的一般規律？

蘇 琦：資深媒體人，先後任《中國新聞週刊》經濟部主任、主筆，《經濟觀察報》區域部主任，現為《財經》雜誌副主編。

郭建龍：新鋭歷史作家

雷 博：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本次沙龍的主持人蘇琦。活動開始前，先為大家簡單介紹一下兩位嘉賓。第一位是《汴京之圍》的作者郭建龍，今天的對話正是圍繞這本書展開。郭建龍以前也是媒體人，我很羨慕他，媒體人當時都想轉型，也都不敢轉型，因為都有路徑依賴，但他轉得比較成功。第二位是雷博，歷史學博士。雷博的老師都是歷史學界的權威學者，比如鄧小南教授，這是隻能在書本上見到的人物，他都能促膝談心，當面受教。

下面讓作者簡單介紹下這本書大概的內容和結構。

郭建龍：我曾經寫過“帝國密碼三部曲”，寫這三本書是想研究現代中國的問題。但如果要研究現代中國問題的話，必須知道歷史和現實的一些情況。第一條線索是要考慮中國在世界上的定位。因此我就決定去世界上看一看，去其他國家走一走，走到哪寫到哪，從歷史、政治、文化、經濟各方面寫其他國家的狀況。第二條線索就是中國在歷史上的定位，所以寫了“帝國密碼三部曲”，從軍事、財政、哲學這三個方面解讀中國的脈絡。

根據中國的歷史規律，一個穩定的中央王朝，一般能存在200多年到300多年。任何一個政權都有生死，因為每一個王朝的內部問題積累到最後，在現有體制內都無法解決，最後撐不下去了就走向滅亡，這時候一般300歲左右。北宋卻是一個例外，雖然北宋的生活非常富裕和方便，文化上極其光輝燦爛，但是它沒有達到中國歷史上中央王朝的平均壽命。

為什麼是這種情況呢？軍事是一個明顯的方面。寫完《中央帝國的軍事密碼》以後卻發現，北宋也不完全符合經典的結論。於是我就想通盤研究一下北宋，但宋史材料太豐富了，所以這本書就集中剖析“汴京之圍”這一個點，綜合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的各種視角，來分析北宋亡國的過程和原因。“帝國密碼三部曲”是寫線，這本書是寫點。這就是這本書的寫法。

另外，寫作本書的時候，我始終在嘗試結合可讀性和真實性。不能保證100%真實，但是要有寫作依據才可以，然後儘量寫得好看一點。現在戲説性的歷史正在走下坡路，因為讀者水平提高到沒有辦法用戲説來滿足，所以要儘量寫得真實，還要寫得好看。不能完全用學術的東西寫，不是讀者的能力達不到，而是讀者覺得太枯燥了。

▍ 宋人的心態與重文輕武國策

主持人：我作為一個外行或者讀者，有個先入為主的想法，就是覺得北宋比較羸弱，因為重文輕武。一方面唐朝藩鎮割據，另外一方面趙匡胤是被黃袍加身，所以他信不過武將。這種説法，你們認同多少，批駁多少呢？另外，我們這一代人有個毛病，什麼事都往制度上靠，那北宋的羸弱是不是制度上的問題？

雷博：大家都感覺宋代是個比較慫的王朝，它的慫和軟弱體現在很多方面。我讀宋代史料的時候，經常有這種感覺。特別是作為一個比較有血性的男生，看宋朝的外交真的有恨鐵不成鋼的感覺。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也要同情體會宋人所處的歷史時空。我愛人也是學歷史的，她認真讀《資治通鑑》，讀到中唐以後跟我商量，要不陪我一起讀吧，內容太血腥，自己不敢一直讀，就像女生看恐怖片拉着老公一起看一樣。大家對晚唐和五代的藩鎮格局，有一個片面的意見，但是深入進去，這是中國歷史上極其慘痛的歷史教訓。晚唐時期，皇帝就是宦官手上的棋子，想換的時候隨時可以換。這樣的局面發展到了晚唐五代，吃人都很常見。有些部隊出去打仗不帶糧食，就是整車拉屍體去吃。這種事情在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被記錄下來，形成宋人的晚唐史觀、五代史觀、本朝史觀，這是非常重要的歷史記憶。

所以宋人對武將干政、權力旁落的恐懼，到了一種畸形變態的地步。比如宋代的名將狄青、王德用，明明戰功很高、人品很好，沒有一點點造反或者專權的傾向，就因為給的位置太高了，因為王德用長得太像宋太祖了，就覺得很危險。從這個角度來講，要同情看待宋代重文輕武的政策。而且，重文輕武政策是有益的。宋之前，皇帝是個高危職業，外戚、宦官、權臣隨隨便便可以搞掉他。宋代建立起相維相制的體系之後，這種現象就不可能了。所以宋代之後皇權的終結，要麼是被底層民眾推翻，要麼是來自外部的入侵。

這就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宋代到了中後期，特別是女真人崛起以後，面臨新崛起的女真帝國，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新的勢力？這一部分請郭老師聊聊，怎麼看待金人？

郭建龍：接着雷博的話題講，如果要了解宋代對北部邊境的心態，就要認識燕雲十六州的問題。我一直説中華民族是個非常幸福的民族，因為它的地理結構在世界上——至少在美洲發現前——是獨一無二的。因為華北平原、長江流域聯通在一起，非常廣闊，又非常富裕；而且周圍一圈崇山峻嶺把它圍得非常嚴實，只用少量兵力就可以把天然邊界守得很穩。所以，在古代中國中央王朝發展的過程中，對於武力的要求少很多。而對武力要求少了，財政需求就會下降；財政需求下降，就不需要從民間抽取這麼多的血液，去維持維穩架構，因此民間就能發展得更好。古代歐洲國家大多戰亂頻發，能有幾十年穩定就已經很了不起了，主要原因就是地理疆界過於支離破碎，又沒有天然邊界。

可是這種地理優勢在北宋時期被打碎了，而且這不是北宋的責任。北宋繼承的江山就是一個不完整的狀態，缺乏對北面最關鍵的一條山脈——即燕山山脈，北京北部的山脈——的控制權。所謂燕雲十六州，“燕”就是北京，“雲”就是大同。大同相對還好一些，因為大同之後太原還有第二條防線，太原北面有雁門關可以據守。但是“燕”這邊，只要北京丟了，北方就比較危險了。北方的這種不安定因素，使得宋代必須建立一個龐大的士兵體系。

另外，北宋從誕生之初就沒有燕雲十六州的屏障，這一點對宋人心理上的影響還是非常大的。宋人一直認為燕雲十六州是自己的領土，雖然和遼國維持了百年的和平，但一直打不開這個心結。

其實，遼國人，也就是契丹人，是一個非常適合做鄰居的民族。因為契丹人在唐代就比較文明化了，文明到什麼程度呢？五代時，後晉以將燕雲十六州割讓給遼為條件，向遼借兵攻打後唐。戰爭過後，契丹人打到黃河，果然遵守承諾不過黃河，因為他們認為過黃河會嚇壞老百姓；而且走的時候，還特意叮囑要對老百姓好。遼獲得燕雲十六州之後，跟北宋也維持了百年和平。所以，契丹是一個非常温和的民族，任何一個草原遊牧民族都很難做到這一點。

北宋在這裏就面臨一個抉擇：到底是要維持對於領土的索求，還是找一個好鄰居？同時，女真族的興起增加了一些麻煩。女真族的戰鬥力比契丹人更強，如果女真族和契丹人決鬥，北宋不參與的話，最後很有可能是契丹人被女真人滅掉；如果北宋對遼國支持足夠的話，是有可能抵抗住的。北宋到底是選擇聯合女真人滅遼，還是支持遼抵抗金？所以，這是一個策略選擇的問題。

▍ 北宋軍事積弱的原因

主持人：我分別向兩位請教一個問題。大家覺得北宋比較慫、比較弱，同時又覺得南宋還可以。所以，我建議郭建龍下一本寫《襄陽之戰》，南宋竟然可以撐住這麼多年，怎麼看待文明力量的源泉？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提給雷博。明朝為了解決宋朝的問題，國境向北邊推得太狠，對少數民族政權嚴防死守，以至於被蒙古折騰來折騰去，最後也面臨一個後金的問題。所以明宋之間，是不是有些教訓接受過多，矯枉過正了呢？

郭建龍：北宋的軍事實力並沒有我們想象得那麼弱，有制度存在，就會產生一些戰鬥力。比如它的單兵訓練比唐朝要強，因為它有完整的訓練體系。只是軍事權力被分割了，練兵的不能調兵。因此，北宋的軍事體系沒有辦法有效組織起來，這是很大問題。比如三路大軍聯合作戰，按理説這三路大軍必須有一個統帥，但即便找出一個統帥，這個統帥實際上卻指揮不動這三路大軍，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軍隊作戰需要糧草，糧草運輸又由其他人負責，糧草能不能調過去，這又是一個問題。如此盤根錯節的軍事體系，在關鍵的時候沒有辦法形成合力。如果一直面臨持續的、小型的戰爭訓練，北宋的指揮體系可以從紊亂中恢復過來。但是北宋長期不打仗，所以傳輸的線路是不通暢的。

比如我在書裏提到一個有趣的現象，第二次金兵打過來的時候，汴京城外有一些大炮，這些大炮搬到城外本來是供皇帝檢閲部隊用的。金兵打過來的時候，如果及時將大炮搬到城內，就可以用炮火對外打金兵；如果來不及，被金兵佔領，就會調轉頭來打大宋。所有部門都知道大炮的重要性，而且所有部門都在叫嚷要搬，但是最後沒有人搬得動這些炮，眼睜睜看着這些炮落到金兵手裏。因為一開始訓練的時候，是動用內府的力量把炮搬出去的。金人兵臨城下的時候，大家首先想到兵部，兵部説不是我搬出去的，應該找樞密院；樞密院説，我手底下沒有人；最後説誰搬出去，誰搬回來，但是內府那個人，正好被免職了，他也搬不了。這些大炮就這樣稀裏糊塗地白白給了金兵。其實這就是指揮系統的紊亂，這個問題沒有調整好就會非常的危險。

但是，到了南宋的時候，大家發現兵還是那些兵，但軍隊戰鬥力上來了，這是為什麼呢？因為經過前面這些混亂之後，指揮系統天然聚集到一塊兒了。像岳飛這些將領，擁有的權力比北宋武將大得多。不是皇帝知錯就改了，而是形勢逼迫權力更集中了。將領有帶兵打仗的權力，也有調度糧草的能力，當這些能力合在一起的時候，軍事實力自然就表現出來了。但是已經太晚了，沒有保住北宋，只保住了南宋。

雷博：北宋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王朝，在中國歷史上所有相對長命的王朝裏，北宋是唯一選擇商業型城市而非軍事型城市作為首都的王朝。開封是汴河和黃河的交錯點，在唐代的時候就是南方糧米運往西部和北部路上的樞紐。晚唐時期，關中地區的糧米輸送不出去，這時候誰佔據開封誰就可以拿到糧，拿到糧就有錢，有錢就可以養兵，養兵就可以天下無敵。到了宋初，宋太祖認為開封無險可守，所以想遷都洛陽甚至長安，“居山河之勝，以去冗兵”。但他弟弟宋太宗説，這個事做不到，因為需要開封的錢糧來養兵。

這固然是個好處，但是帶來了另外一個後果。如果大家讀《東京夢華錄》，生活非常舒服。北宋東京城（開封）的夜生活，通宵達旦地玩一年，絕對不會重樣。在這種情況下，形成了什麼東西都可以拿錢贖買的習慣。宋代的決策層也因此染上了非常強的市井氣，可能是眼前的生活太好了，因此對眼前的東西患得患失。因此，一方面是制度問題，另一方面是生活方式對戰略思維能力的侵蝕也很大。北宋晚期軍隊戰鬥力並不差，只是一旦到了中央決策的時候，就出現了郭老師説的問題，沒有好的統帥和指揮機制，互相推諉、踢皮球。

另外，跟女真人的戰鬥力也有關係。南宋初年的名將吳璘就講了，跟着父兄一起打西夏人，鼓一敲，一衝，衝贏了，仗就打贏了；輸了，就沒打贏。但從來沒有碰到女真這樣的部隊，騎兵衝過來一個回合，又衝過來一個回合，無窮無盡的體力，無窮無盡的能量。用金人的話講，我們是騎兵，不在戰場上殺個三五十個回合，沒有資格叫騎兵。這種類型的戰鬥能力和戰鬥韌性，對於北宋末年的軍隊是陌生的。經過這場戰爭，再到岳飛郾城大捷的時候，就是拼體力作戰，最後打成人如血人、馬如血馬。所以，並不是宋人養不出一個能跟金人對抗的部隊，確實很多事情要在打仗當中逐漸磨練。

第二個問題，明代是不是對宋代的政策矯枉過正呢？明代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王朝，雖然我研究不多。週末去了一趟大同，看到了明代以大同鎮為中心的九邊長城，以及內外長城體系：既看了北側的外長城框架，也看了雁門關的內長城。可見，明代在幾個方面，確實吸取了宋代的教訓——

第一，非常看重邊境、邊防體系的建設。依託着長城，不計成本建起一個屏障，俗話叫做“唐修塔、明修圈、清朝專修大佛殿”。明人特別愛修圈，長城是最大的“豬圈”。

第二，在定都問題上，也吸取了漢唐的教訓。明人有一個説法：“中宅天下，不若虎視天下；虎視天下，不若挈天下為瓶，而身抵其口。”就是説，定都在一個宅子的中央，就像開封或洛陽這樣的地方，不如定都在長安，這樣可以虎踞龍盤，虎視天下；虎視天下，不如把天下當做一個瓶子，我自己頂在瓶口上，就是明人説的天子守國門。它確實一開始過度強調邊防，而忽視了邊貿，但最後博弈的結果，是在邊防基礎上，可以談邊貿；如果沒有邊防，邊貿很容易變成入侵的機會。縱向對比宋明兩個王朝，是非常有意義的。

▍ 王安石變法的功與過

主持人：雷博是研究王安石變法的專家。以前讀歷史覺得王安石變法是為了富國強兵，但在當時的情況下，王安石的方案是不是太超前了，反而把原來的系統破壞了？從政教的角度來講，日本學者説“唐宋變革”，宋朝想進行政治變革，把平民動員起來，也沒有太動員起來，但它確實留下了很多遺產。下面請雷博從這兩個維度分析一下王安石變法？

雷博：既然討論北宋，不可避免要碰到王安石變法這個話題。北宋滅亡、南宋建國之後，因為宋高宗要找人背黑鍋，很自然就找到了王安石。現在回過頭來看王安石變法，首先富國強兵的目標是很顯然的。但是富國強兵的背後有一個很深層次的關懷：理想中的政治到底是以“無為而治”為主導，還是以“有為”或者“大有為”為主導的政治呢？像宋仁宗朝，大家覺得皇帝比較寬仁、和厚，包拯噴他一臉唾沫星子，他也不説什麼。換個角度講，很多人覺得宋仁宗這個人耳活心軟，今天你説得有道理，照你説得辦；明天有人反對，又變了。政策一直在朝令夕改，會導致國家治理能力非常弱。天下無事尚好，一有事馬上就會左支右絀。

所以王安石寫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本朝百年無事札子》，這篇文章裏講本朝固然有很多優點，但是政治上卻是君子和小人混在一起，農民沒人管，百官沒人管，軍事沒人管。所有人都處在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狀態，沒有用心力和精神做事。他認為要改變這個狀態，首先從皇帝到大臣，要有一個”大有為”的態度。所以評價王安石變法，其他的政策且不論，關鍵問題是“大有為”的態度是不是一個正當的態度。

一旦有了“大有為”的態度，就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具體措施和做法。比如在經濟上，政府的手伸長一點，還是短一點？是讓民間自主進行，放縱豪強進行兼併，還是兼併不對，政府應該管得多一點？在民間的組織問題上，是讓老百姓自組織更多，還是把民眾動員起來，無論是基層的治安、調兵，都能夠起到更高的效率？

至於變法的客觀結果，“富國”和“強兵”這兩個目標都達到了。宋神宗晚年時，幾個封樁庫財富都裝滿了，而且是在老百姓沒有感到太大痛苦的情況下，增加了國家的財富。強兵也做到了，宋代的軍隊是投射型，非常依賴弓弩。在宋神宗時期，不但出現了神臂弓這樣的武器，建設軍隊的水平也提升了。

王安石變法是不是過分強調數字化管理，導致改革太超前了呢？這個問題在宋史學界有爭議。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的：如果你不認可“大有為”之政，另當別論；如果認可“大有為”，改革就要給予彈性和餘量。王安石變法是個動態的過程，一直到宋神宗去世，改革也還沒結束，政策一直在有彈性地變化。很多人批評“青苗法”，是拿着“青苗法”剛推出時反對者的反對意見。但這些反對意見後來都已經被吸收接納進去了，政策是在不斷變化改進的。在前現代，是通過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推動經濟改革，改進制度體系，使之在原有水平上更向前走；還是步子一大就會出問題，最好是小步，甚至不要邁步，按照司馬光的説法，“利不百，不變法”？你到底是什麼態度和做什麼選擇，這是關鍵。

主持人：接下來請教一下郭建龍。 提到前現代的問題，好像每個王朝都有一個墜落曲線： 王朝初期還算穩定清明，因為經過了前朝糾偏，動員能力也還可以； 後期就陷入紊亂，就要改革變法，但只要步子一大就容易扯到蛋。 崇禎皇帝不折騰的話，明朝或許還不會那麼快滅亡； 像晚清不搞新政，反而還能苟延殘喘一些時日。 我們是不是可以從各朝的興衰，包括西方崛起直至如今又陷入危機的這500年曆 史，得出一個啓示，即高水平的陷阱是不是反而不太容易突破？

郭建龍：這是個世界性的問題。雷博也提到了，王安石變法最主要的精神在於：利用一個大有為的政府加強對經濟的控制或指導。當政府操縱了經濟以後，它認為經濟會更發達，同時就可以增加國家税收。我們説王安石變法成功的一面，最主要的衡量指標是財政，就像雷博剛才説的所有倉庫都滿了，但民間有沒有實現經濟繁榮呢？

雷博：這個問題一直有爭議，這部分的材料處於對立狀態，有人説民間凋敝，也有人説民間很好。對此，學界有一種理論，不看這些人討論的態度，因為總是“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還是得看宋代歷史資料保存下來的經濟數據。從經濟數據上，我們可以得到這麼一個結論：宋代在國家財政整體寬裕的情況下，民間市場的活躍程度，以及碼頭、渡口、水利工程等基礎設施的建設這些指標，都可以看到有一個整體上升的傾向。這是日本學者研究宋代江南經濟的時候，特別關注到的一點。

我個人覺得“國富民窮”或者“國進民退”的標籤是值得反思的。能不能在實現國富的同時，不對民間進行掠奪和剝削；而是反過來，國家的經濟運行體系效率提升了，可以做到國富民富的——這種可能性存在嗎？至少宋神宗元豐年間的經濟現象來看，也不是沒可能。

郭建龍：這是我們兩人最大的分歧點。史料有支持我的，也有支持他的，這是當時新舊黨交替執政導致的。新黨有一種説法，舊黨也有一種説法。這也是拋給大家的問題：“大有為”的政府加強經濟管制的時候，能不能促進經濟發展？

主持人：我們一開始説國富民必窮，但是非常態的時候也有國富民也富。 中國幾個朝代進行過一些 基礎設施建設，如運河的疏浚、各種整備，過後這套系統還是不錯 的 。

郭建龍：政府有責任收税，但是限度在哪？是以修水壩、做基礎設施作為限度，還是以參與到經濟體系裏面，控制一定的運輸體系、金融體系作為限度？

歷史地看，中國確實一直存在這樣的思路，從漢代就有，如王莽、諸葛亮。任何一個朝代隔上一兩百年、兩三百年的時間，都會出一批相信國家力量的人，開始改革、變法。他們的改革總是草草收場，但是他們引起的爭議卻一直延續下去。

主持人：你説的這些人都是亂世豪傑。我傾向於認為富強時日，政府不需要伸手，也可以過得不錯；但是需要伸手的時候，系統其實已經面臨崩潰了，這時候政府伸手基本上都會加速崩潰。這樣一來，是不是給大家留下一種創傷型記憶：盛世不伸手，而亂世是伸手的？回到靖康之難，當時的財政情況，是不是之前沒動員起來，而現在面臨危機了，政府又向民間索取過多了，再加上天災人禍，是不是就加劇了危機？

郭建龍：我個人判斷是索取多了。因為北宋政府的經濟工具太發達了。專賣制度相當於是國有企業，它的運用過於發達。再一個是金融體系，明顯用過頭了。例如，中國最早的紙鈔是北宋時出現的交子，事實上交子出現之初本來是用來防範政府的經濟體系的。但之後，政府發現交子很好用，就規定只允許發“官交子”，不允許發“私交子”。最後導致兩宋時期的通貨膨脹非常明顯。

我有一個問題請教一下雷博。任何一個計劃經濟體系或者“大有為”政府的，在邏輯上是完全走不通的。表面上看，如果所有人都遵從精確的數字計算，的確可以做到效率最大化。但這種體系最後毀在哪個地方呢？毀在行政效率的低下，無法與精確的計算相匹配。

宋代的行政效率本身很低下。王安石變法也是想建立起一個相互配合的一個體系，以實現大幅度提升行政效率。但是，有沒有可能解決行政效率低下的問題呢？

雷博：我們在面對王安石變法的時候，有一個最核心的問題，王安石的提法叫“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司馬光就反對道：天地之間的財富是有限的，農業社會每年就出產這麼多農產品，不在官就在民；你説“民不加賦而國用饒”，這不是騙人嘛；肯定是用各種各樣的手段巧取豪奪，剝削老百姓，雖然不加税，但是可以用其他方式巧妙地把民間財富轉移到國家身上。所以這是一個面對前現代生產方式的時候，必然會提出的問題。

但當深入挖掘史料的時候會發現，王安石講的民間有遺利這個事是客觀存在的。因為在當時有大量的坊場、渡口，這類的經濟節點，實際上是被地方豪強甚至黑社會把持的。為什麼會被地方黑社會把持呢？因為國家的政治權力延伸不進去。在宋代以前，中國大部分地區皇權不下縣，因為雖然官有國家俸祿，但是吏沒有俸祿。王安石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他要給所有的吏員發俸祿。一推這個政策，別人就覺得瘋了吧，官的俸祿還發不出來，吏的俸祿怎麼發得出來呢？結果政策一推行，發現沒問題，吏的俸祿很輕鬆就發出來了。錢從哪來呢？用這些吏把黑社會的人換掉。

舉個例子，在王安石推行“免役法”之前，差役法是一個令老百姓深惡痛絕的制度。老百姓不怕交錢，只希望千萬不要在農忙的時候讓我去服役，不然我這一年又完蛋了。如果把基層的生產模式建設好，把吏放在適合的經濟節點上，是可以收上來很多錢的；不但可以給吏員發工資，甚至還有結餘。

由此引申到怎麼看待前現代與現代在生產方式上的二元對立；或者這麼講，任何一個現代國家都是從前現代走過來的。因此，這種二元對立也不能絕對化。

例如英國，它真的是生產力先行嗎？其實它是制度先行的。它有很多東西是冒險式往前走，推動了工業革命，這裏面有偶然性成分。我們能不能期待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就出現煤炭、石油、蒸汽機這樣的工業革命？如果看《夢溪筆談》會發現，當時宋代確實處在一個產業革命的萌芽期。民間有大量的新的生產工藝、新的原料和新的能源。從這個方面來講，這樣的萌動機制下面，出現試圖通過政府主導，建立起一個經濟運轉體系，打破原來傳統的儒家士大夫理解的農耕國家的小農生產方式，雖然未必能達到現代國家，但是可以達到一箇中間狀態，總之是向更高的生產能力去躍遷，這是可以想象的。

關鍵問題在於一旦這些政策工具建立起來了以後，司馬光的批評點就發揮作用了。宋神宗在這方面有警惕性還好，但你怎麼知道兒子跟你一樣靠譜呢？就算大兒子跟你一樣靠譜，你怎麼知道大兒子死後，皇權還能傳到靠譜的人身上呢？萬一出現宋徽宗這樣喜愛藝術、宮殿，所有原先為了強化國家財政的良性工具和手段，就異化成聚斂的手段了。

講到紙幣，我對北宋的紙幣講一句好話。北宋人挺了不起的，紙幣剛出現的時候他們是很警惕的，要有準備金，千萬不要通貨膨脹了。南宋的通貨膨脹，是打仗打得沒辦法了。元人和明人是怎麼用紙幣的呢？拿着紙幣去民間斂財，初心就不對。但是宋人對交子和鹽鈔非常敏感，而且擅長合理運用鹽鈔和交子：北宋政府知道哪些商人囤積了大量鹽鈔，在特定的時間節點發紙鈔來平衡和豪商的關係。所以宋人既發明發現了交子，同時又能夠有意識地審慎使用這樣的紙幣工具，探索貨幣工具發展的可能性，是很了不起的。

—— 新書推薦 ——

2019年8月26日，《文化縱橫》與南都觀察、天喜文化共同舉辦一期一會沙龍，特別邀請新鋭歷史作家郭建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雷博，就郭建龍的新作《汴京之圍》與北宋末年的政治軍事危機與歷史變局，展開對談。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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