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職養老育兒記（21）“八八”（爸爸）節即將來到，我們怎樣迎接_風聞

為區別於歐美6月的父親節，以每年農曆的八月初八為中國的父親節（“八八”與爸爸同音）。設立這樣的感恩節日雖有其必要性，但首要的問題還是，我們如何準備做一箇中國式的好爸爸。

    法國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讓-雅克·盧梭（1712——1778）在他28歲那年來到里昂，出於生活需要，在馬布利神父家當了家庭教師。26年後，盧梭在《懺悔錄》中回憶了這一段家教的經歷，對兩個調皮可愛的學生的描繪生動有趣，也將自己的氣急敗壞躍然於紙上。

“我幾乎已經充分具備了一個家庭教師所需的知識，而且深信自己完全合乎一個教師的標準。在馬布利先生家的一年時間裏，我有充分的時間認識自己。除了偶爾會急躁地發發脾氣之外，我那温和的秉性還是很適合幹這一行的。只要事情發展順利，只有我看到我的心血沒有白費，我就會孜孜不倦地教下去，那時我簡直就是天使。一旦事情不順心，我就變成了一個魔鬼。當學生們不明白我講什麼的時候，我簡直要發瘋了；而當他們不聽話的時候，我就恨不得殺了他們。這種方法當然不會把他們教成有學問有道德的好學生。我有兩個學生，性情大不相同。其中一個大概八九歲，名叫聖瑪裏，長得非常可愛，人也聰明活潑，但有些浮躁，而且淘氣貪玩，不過他的調皮總是讓人覺得好玩。小的叫孔狄亞克。長得傻里傻氣的，人又非常懶散，而且還像驢一樣倔強，什麼也學不會。可以想見，在這樣的兩個學生身上，我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費。如果我能多一點耐心和冷靜，也許我還會取得一些成效。可是，我既沒有耐心，又不冷靜，結果非但一點成績沒有，兩個學生還越變越壞了。我確實很勤勉，但是我要是再冷靜一點就好了，特別是我的教學方法不夠靈活。我只知道用三種方法對付他們，但是這些非但是無益的，而且還對他們有害。那就是：感化、説理和發脾氣。”

    “有一次，我勸聖瑪裏的時候，自己都被感動得熱淚盈眶了。我想感動他，就好像孩子的心靈能夠真正被感動似的。有的時候，我筋疲力盡地同他講道理，好像他真能聽懂我似的。還有的時候，他也會利用一些十分巧妙的論據，居然會推理了，這讓我不得不嚴肅地認識到，他是一個明理的孩子。至於小孔狄亞克，更加讓我感到棘手了。他什麼也不懂，問他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不能打動他。任何時候都是那麼冥頑不化，他最大的樂趣就是把我氣得火冒三丈。這時候，彷彿他就是睿智的先生，我卻變成了小孩子。我承認自己所有的這些缺點，心裏也很明白。我仔細地研究了他們的性格，自以為非常瞭解他們，而且相信自己再也不會上他們的當了。但是，要是不知道用什麼辦法和具體行動來補救的話，看到缺點所在有什麼用處呢？儘管我對這一切看得非常透徹，可我什麼也阻止不了，也沒做成什麼事，而我所做的一切恰恰都是我不應該做的。”

    初見這段文字，我竟有點敬佩盧梭的自我解剖精神，他調侃自己，真實地表現自己的失敗，而不是居高臨下地去“觀察”兒童，“研究”兒童，“改造”兒童。這完全符合他所崇尚的自然主義教育理論。

    仔細一想，我卻發現盧梭是在巧妙地推卸責任，正如他寫作《懺悔錄》的目的，與其説是要懺悔，不如説是辯護。此前的幾年時間裏，盧梭的《愛彌兒》《社會契約論》《山中書簡》等一系列著作遭到法國當局焚燬，他本人也因把五個孩子統統送進巴黎育嬰堂（孤兒院）的所作所為而備受攻擊，於是盧梭要為他所受的不公正的待遇做些澄清。

    在《懺悔錄》中，盧梭對自己的孩子幾乎沒有一句正面描寫，甚至連他們的性別都未曾提及。盧梭一生都在轟轟烈烈地做着自己喜歡的事情，唯獨不願踏實地去做一個好父親。

    對此，盧梭是這樣解釋的：“在這裏，我只想説明我的錯誤在於：由於我自己無力撫養我的孩子，因而把他們交給國家去教育，讓他們成為工人或農民，而不成為遊民或者追逐錢財的人。我當時這樣做，還以為我做的是一個公民和父親應該做的事，我把我自己看做是柏拉圖的書中描寫的共和國的一分子。……由於我這樣做，他們才沒有遭到他們的父親的這種命運，才沒有因為我迫不得已而拋棄他們，使他們很有可能淪落到我如此窮困潦倒的境地。”“我覺得這個辦法非常好，既合情合理又合法。”（《懺悔錄》第八卷，李平漚譯）

    不要説以中國人的道德情感和處世邏輯，就算在西方社會中尊崇道德的大英帝國，都是很難接受盧梭的這段自我辯解。

    然而，人們對盧梭不乏寬容。認為像盧梭這樣天賦異稟的人，活着的目的不是繁衍和養育後代，而是將自己的天賦之才發揮出來，完成自我，實現價值。或許吧，較之我們中國人，西方人更我行我素，較少道德評判，所以在做人生選擇的時候顯得更加自由，更有勇氣。

    中國人，即使有天賦之才，往往也難以縱身一躍，只為自己任性而活。結果往往不是因壓抑自我而走向庸碌，就是顧此失彼造成傷害，後一點，季承的《我和父親季羨林》就是一個例證。

    但是，這世上偏偏卻存在一個好的極端，“少年中國説”的創建人梁啓超正是這樣一個打破常規的鮮見例子。

    作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史學家的梁啓超（1873——1929）一生有9個子女，他們個個成才，且成就不凡。其中，長子梁思成與其配偶林徽因都是知名的建築學家；長女梁思順是中國詩詞研究專家；次子梁思永是著名的考古學家；五子梁思禮，是著名火箭控制系統專家，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梁啓超把孩子們培養得如此出色，秘訣是什麼？簡略概括一下，可以十個字作為總結：給孩子的愛，永遠不怕多。那麼，啓超先生又是以什麼的方式愛孩子們的呢？

    梁啓超對孩子們的愛，從他對孩子們的稱呼可見一斑。他給每個孩子取了暱稱，一人還不止一個：

    稱大女兒思順“大寶貝”、“嫺兒”、“BABY思順”、“順兒”等。給思懿起了“司馬懿”的外號，稱思莊為“莊莊”，思忠為“忠忠”，思達為“達達”，思寧呼為“六六”，稱小兒子思禮“老白鼻（BABY）”。或者集體稱為“大小孩子們”“大孩子們、小孩子們”。

    在當時，尤其是講究威嚴的大家族，極少有家長能夠這樣親切地稱呼小孩。而這些親切得幾近肉麻的暱稱，梁啓超從小喊到大，從來不顧父親的威嚴形象。這還不算什麼，當孩子們三十多歲時，梁啓超寫信依然會這樣開頭：“大寶貝思順，小寶貝思莊，還有兩個不甚寶貝的乖乖”、“對岸一大羣孩子們”。

    孩子們長大後出國留學，梁啓超也不忘通過書信來表達他的關心。梁啓超寫信是很勤快的，在1928年1月22日的信中，他説：“你們這些孩子真是養得嬌，三個禮拜不接到我的信就噘嘴了，想外面留學生兩三個月不接家信不算奇怪。”

    他不光給孩子們寫信，還給女兒們題寫條幅，並裱成小型手卷寄給她們。梁啓超給思莊寄過“千里一笑”，裏面第一幅是梁啓超漂亮的毛筆大字：飲冰室老人一首滑稽詩和給他愛女的一封信。第二幅小字信中寫道：“小寶貝莊莊：我想你的狠，所以我把這得意之作成這玲瓏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給你，你姊姊呢，他老成了，不會搶你的，你卻要提防你那兩位淘氣的哥哥，他們會氣不忿呢……小乖乖你趕緊收好吧。乙丑五月十三日爹爹寄愛。”

    都説中國人含蓄內斂，梁啓超則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反面教材”，對孩子真情流露，愛意滿滿。這種奔放的情感，換來的不是嬌慣的孩子，反而是孩子對父親的“寵溺”。

    思忠曾寫了六張紙的長信給父親，教他如何養生。梁啓超“抱怨”道：“好囉嗦的孩子，管爺管孃的，比先生管學生還嚴，討厭討厭。但我已領受他的孝心，一星期來已實行八九了。”

    梁啓超主張“情育”與“智育”並列，作為人生教育的一大方面。“情育”當中，又首先重視陶冶親情。他説：“天下最神聖的莫過於情感，老實説，要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經過洶湧的愛的灌溉，一家人形成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氛圍。

    從盧梭與梁啓超，這兩位相距一百五十年、東西方世界的思想巨人，我們且不論他們的學術高下，影響深淺，單看他們作為父親的形象，便是天壤之別。

    不論是盧梭，還是梁啓超，他們都懂得“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盧梭在《社會契約論》開篇的話）。只不過，盧梭終其一生為爭取個人自由，卻無奈受困於人世的種種枷鎖，他只能虛構一個教育的“理想國”；而梁啓超安於戴着枷鎖，卻舞出了一段人生最優美的華爾茲，他身體力行造就了“中國第一精英家庭”。

    在現代社會，我們不得不汗顏，培養一個孩子時常讓人有力不從心之感，而在梁啓超那個紛亂年代，他能讓每一個子女出類拔萃，是種乎？是教焉？雖然我無法確定哪一個因素是決定性的，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啓超先生在教育孩子方面的個人付出確實遠超常人。

    對我們普通人而言，盧梭看得見的是瀟灑，而梁啓超看不見的是辛苦。正道是，源源不斷地付出愛，付出者誰人不辛苦？可是，沒有辛苦的付出，又如何做得一個好父母呢。而對於一個好父母，再辛苦的付出，留在心中的也全是如蜜的甜。

    近年來，有學者建言，為區別於歐美6月的父親節，以每年農曆的八月初八為中國的父親節（“八八”與爸爸同音）。設立這樣的感恩節日雖有其必要性，但首要的問題還是，我們如何準備做一箇中國式的好爸爸。

    不求孩子能為家裏做多大貢獻，只求孩子幸福快樂不虛此生；爸爸只願辛勤付出，不圖絲利索取。這正是我要去實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