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與徽商——中國古代商幫的功與罪_風聞

本文系中國國家歷史原創文章，轉載請聯繫小編微信號zggjls01，歡迎轉發到朋友圈！

晉商和徽商之所以能在明代崛起，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商幫，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當時的政策。

古代社會不重視商業，商人在古代並不是一個受人尊敬的職業。這點從二十四史中就可以看出端倪：歷朝歷代，只有司馬遷在《史記》中為商人作了傳（即《史記·貨殖列傳》）。此後，古代商人能夠青史留名的可謂鳳毛麟角。

司馬遷

而商幫的崛起，可以説是中國商業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它使得商人以集體的面貌登上歷史舞台。眾多的商幫當中，晉商和徽商最為著名，而他們的興起與衰落，更是見證了中國古代商業發展的大歷史。

01

有意思的是，晉商和徽商的崛起都和鹽業有關。

為防範蒙古人捲土重來，明朝自建國伊始便把國防的重點放在了北方，包括重修萬里長城、長年派遣重兵駐紮等等。其中，駐軍最密集的當屬“內迫京畿，外控夷狄”的山西大同一帶。朝廷在此修築長城323公里，駐守步兵、騎兵十幾萬人，配各類牲畜數萬匹。

要維持這麼龐大的軍備，軍需糧餉的供應是一個極大的難題，為此中央政府每年花費上千萬兩白銀，財政不堪重負。為解決這個難題，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山西行省參政楊憲向朝廷上書，建議實行“開中制”。

“開中制”的核心就是鹽業。自春秋時期，齊國的管仲把鹽業列為國家專營開始，中國曆代政府都將其視為經濟命脈嚴格把控，其專營收入在財政收入中佔據很高的比例。明朝也不例外，政府控制了鹽的生產，鹽業的“經銷商”也由國家指定。

針對這一點，“開中制”規定：商人要獲得“鹽引（進貨憑證及銷售許可）”，須運糧及其他軍需物資至北方邊疆，“以糧換引”；然後憑鹽引到指定鹽場取貨，並在指定地區銷售。

這個制度的實質是“以鹽養兵”：利用國家對鹽業的專營權，出讓一部分權益，來換取民間財富對邊防的支持。

而這一制度的實施，使山西商人迅速崛起。山西地處邊疆，運糧上有地利之便；更重要的是，以運城為中心的河東鹽場自古是產鹽重地。身處“鹽糧兩利”之地，山西商人收糧販鹽，縱橫天下，成為勢力最大的區域性商人羣體，為晉商之始。

02

自洪武年間開始，晉商獨享鹽業之利達120年之久，成為明代中葉之前勢力最強的商幫。到了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晉商終於遭遇了一支來自南方的新興商幫的挑戰。

這一年，户部尚書、山陽（今江蘇淮安）人葉淇實行了鹽政變法。他提出新的“折色制”，一改“開中制”形成的利益格局：按照新制，商人不必再到北部邊疆繳納糧餉換取鹽引，而是可以到內地的鹽運司納糧換取鹽引。

這兩個制度相比，差異之處看似只是納糧地點不同，然而正是這一點造成了利益上的重新分配。明代自洪武之後，南方的淮河、浙江地區的鹽場產量逐漸增加，淮鹽每年的鹽引總量達57萬道，佔到全國的一半。改行折色制後，鹽商無須向北方運糧即能獲得鹽引，晉商的地理優勢便蕩然無存。

從鹽政前後的變化不難看出，“折色制”的背後站着一羣虎視眈眈的南方商人，他們也盯上了“以糧換鹽”這塊肥肉，而這羣人主要來自徽州。

其實，徽州當地早有經商之風。明代中前期，徽州人主要做的是徽墨、生漆、林木、茶葉四門生意。後來浙江地區的棉紡織業興起，徽商在這一行業也很活躍。但這些生意都無法和鹽業的暴利相比，也正是看準了晉商發家的“秘訣”，擁有地利、人和的徽商開始向前者發起挑戰。

徽州印象

折色制推行之後，天下的鹽商便自動分成了“邊商”和“內商”，而後者逐漸掌握了主動權。從此，地處邊疆的太原、大同黯然失色，被鄰近兩淮鹽場的地區取而代之，首當其衝的便是户部尚書葉淇的家鄉淮安。而地理形勢更為優越的揚州更是一飛沖天，成為新的交易中心和“鹽商之都”，原本在山西的大批晉商不得不舉家南遷，落户於此。與此同時，徽商轟然崛起，與晉商分庭抗禮。

03

中國人做事講究“天時、地利、人和”。在晉商和徽商的故事中，這一點可以説體現得淋漓盡致。

“天時”可謂國家的形勢和政策，“地利”即為地理優勢，而“人和”卻要複雜得多。

**在晉商崛起的過程中，政治的參與和影響始終都在。**比如，明代中期最著名的晉商家族——蒲州的王家和張家。王家起家靠的是糧食貿易，但真正使家族騰飛的卻是第二代子弟中的王崇古。王崇古考中進士後一直升遷至位高權重的宣大總督，成為北方防務的最高指揮官，而其兄王崇義從商，兄弟二人一官一商，很快就控制了河東鹽場。王家亦成為全國第一大鹽商。

​

張家的“發家之路”與王家如出一轍：“創二代”中的張四維考中進士，後升至禮部尚書，在張居正去世後曾當過內閣首輔。其弟則在山西經商，後在張四維的幫助下，控制了北方的另一個大鹽場——長蘆鹽場。家族勢力自此一飛沖天，比肩王家。

**商幫的成功基礎自然在於其出色的經營能力和理念。**比如晉商講究義、信、利，以仁義和誠信為經商準則；他們還奉關羽為神，看中的正是關羽身上“義”的精神內涵。明清兩代，關帝廟遍佈天下，與晉商的崛起和推廣有很大關係。

但是，我們還應該看到，晉商和徽商之所以能在明代崛起，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商幫，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當時的政策：無論是開中制還是折色制，其本質都是國家控制重要物資（鹽）的生產，在銷售上實行特許經營（納糧換鹽）和市場準入；並且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官商一體”的現象——主要官員和大商人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甚至是一家人。與晉商相比，徽商的“官商一體”也不遑多讓。

這一點很像現代經濟中的“承包制”：在不改變對重要資源實行國有專營的前提下，激發民間的生產積極性。從明朝實施的效果來看，確實達到了這一初衷。但其負面影響也顯而易見：它敗壞了市場的公平性和法制化，併為官商經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無窮的尋租空間。正所謂“成也蕭何敗蕭何”，一旦朝中沒人為之“代言”，商幫的沒落亦可謂迅速。清代的“紅頂商人”胡雪巖即是例證。

胡雪巖

回到文章開頭的那個話題：中國古代的商人為何不為統治者所重視？除了儒家思想的影響外，商業與政治“説不清、道不明”的關係，以及商人和官員間很強的人身依附關係也是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