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曼哈屯—順義”的媽媽們_風聞

文章來源丨每日人物

她掰開來細數，大家的一套房子都在兩千萬元左右，開的都是一百多萬元的車，頂多是勞斯萊斯和賓利的區別，穿羽絨服都是1萬塊錢的。出國坐頭等艙，飛能飛到哪兒去，飛南極可能上十萬元，一般的就3萬塊一張票。學費頂天了20多萬元。最後總結，大家的生活很難再差異化，再難有什麼顯得比別人好了。就連夫妻關係，在差異化體系裏也排不上號，“大家同進同出，表面上來看都挺幸福，都客客氣氣的”。

“順義媽媽”——專指在北京順義後沙峪別墅區一帶活動的媽媽。後沙峪距離北京城區20多公里，號稱是中國財富濃度最高的地區。2003年五環路剛剛貫通，在首都國際機場和温榆河圍囿的夾角里，一批富人和明星聚集在此，住户裏有鞏俐、王菲和馮小剛等。

每年花費20萬元，富人將其小孩送到順義後沙峪的各個私立學校。學校知名家長包括李彥宏、李亞鵬、奧運冠軍田亮，等等。財務自由是這裏的一條隱形界限，隔絕了這以外的順義地區。

搬來這裏，媽媽們並不全倚仗先生，有人是財務總監、有人是對沖基金經理，還有人負責着聯合國某項工作，但這都僅僅定義其來順義前的身份，如今她們放下一切，“媽媽”是唯一的工作。

她們大都擁有調度最好資源的能力，卻也常焦慮怎麼教育好一個娃。她們的後半生與小孩膠着，試圖把控小孩人生的同時，自己的人生也被孩子改變。正如耶魯人類學博士同時也是母親的馬丁所説，做母親這件事的堅強與脆弱，在每一個核心城市的“教育高地”都會被無限放大。

高度競爭的環境、對完美主義的追求，讓每個媽媽們都會陷入一種神經質的狀態：她們幾近刻薄地自律，殫精竭慮地籌謀，朝着不可得也要嘗試的方向努力，再努力。

“上東區—順義媽媽”

 “採訪時要穿什麼？”當這問題出現在腦海裏時，代表着，我對即將面對的採訪對象缺乏想象力，這是職業生涯裏鮮有的情況。而將要面對的，嚴格意義上來説只是一羣媽媽。

穿着的擔憂並不是空穴來風。耶魯人類學博士馬丁花了5年時間研究美國紐約曼哈頓上東區——全美最富區的媽媽。在她的書《我是個媽媽，我需要鉑金包》警示過，當這名女博士想把家搬到曼哈頓的上東區，遭遇了無情的鄙視——她穿着一套文青打扮的棉麻裙，跑去提交購房申請時，被一個上東區貴婦認作是某個人的秘書。

進入後沙峪，有人拿王菲700多平米的別墅算了一筆賬，大概是工作1萬年的距離。基於對富貴階層的刻板印象，也想中和“順義”二字帶來的陌生感，國內網民稱這羣媽媽為“曼哈屯上東區—順義媽媽”。

8月底的一天，在順義國際學校的游泳館，我見到了一羣接孩子下課的順義媽媽。她們被擋在玻璃門外，那頭是一個個撲騰入水、穿着迷你版泳衣的小男孩小女孩。“考完了嗎？”一個塗着紅唇的媽媽熱切地問旁邊的同伴，她用了“考”字，實際上這只是一次普通游泳展示。她們三三兩兩湊成一堆，並沒有像《鉑金包》中所描寫，在衣服品牌等級裏被辨識和被輕視。

有人穿着卡通T恤配運動短褲，最時髦的也不過是一件男朋友式及臀襯衫，光着腿的穿法。她們似乎不再刻意要證明自己和征服他人，衣服隨性又不失細膩。當然身份體現往往藏在幾處細節，比如一根寶格麗項鍊壓在卡通T恤上，或是踩着一雙Gucci的布鞋，更重要的是，大多快奔向40歲的媽媽們，身材都還纖弱細長。

雖然穿上了我最貴的一件的連衣裙，不安感還是莫名升起，心裏一直默唸，“千萬不要把我當做家庭教師或是秘書。”

界限感需要敏感才能察覺，大約是被她們看你的淡淡眼神——沒有打算主動交流的姿態，和一幅不事勞作的庸貴氣場堆砌而成。

見到順義媽媽鮑睿茹時，40歲的她沒化妝，連點一下紅唇的慾望都沒有，一張中年女性常見的偏黃臉色，但是眉間和眼尾皺紋並不明顯，看得出她一般不會誇張大笑，生活也少讓她真正皺過眉頭。

搬來順義之前，鮑睿茹是一名對沖基金經理，趕上金融業好光景，2006年剛從加拿大留學回國就拿着200萬的年薪。這樣的簡歷在順義並不稀奇，有媽媽是公司副總裁，有人是外企銷售總監，因為匍匐於事業，這羣女性大多在35歲左右才生下小孩。年齡到了，她們似乎悟透了女性工作與家庭之間的真相——不可能兼顧，而她們最後選了小孩，全心全意當媽媽。

“事業也好，金錢也好，該有的都有了，而你希望跟另外一個靈魂連接的需求更強烈。”鮑睿茹抬頭看看我，笑道，“年輕姑娘是不會甘心的”。她穿一件棉質上衣，唯一的首飾是巨大的閃爍着光澤的戒指。能見到圈層的碰撞在於，一開始，對於戒指，我還是往樹脂和水晶方向上想，畢竟太大，後來發現是純粹的寶石，商場廣告裏章子怡戴着它。

5000萬，是這裏的一條財富基準線。這條線至少可以讓家裏的媽媽不用上班，鮑睿茹估算“70%是全職媽媽”，而錢越充沛的家庭，連爸爸也不用上班了，兩人專攻小孩，成為“全職父母”，這在小鎮上佔30%。

爸爸可能是上市公司成功套現上岸的CEO，也可能是某個金融公司的大佬。財富是這裏常常流通着的故事，有人擁有私人飛機，有人養馬。家裏配備司機、菲傭、保鏢和專職醫生都不稀罕。

在鮑睿茹家3層的歐式別墅裏，一個保姆模樣的人打掃完衞生，熱情地和客人打着招呼。“你可以報道一下她，真的太能幹了。”鮑睿茹語氣非常親和。家裏傢俱體積巨大，在寸土寸金的北京，有一種奢侈是能隨意挑選傢俱大小。傍晚的風送往着薄蟬翼般的窗簾，夕陽斜掃在原木沙發和茶几上，屋內一片寧靜。

在這裏，待人標準也不同。端上水果後，不一會兒，一盤西班牙火腿呈上來，片成薄薄的，縮在盤子中央。鮑睿茹的丈夫招呼道：“嚐嚐，女主人親自切的。”

財富濃度極高的後沙峪從不缺乏衣食無憂專攻小孩的“全職父母”。圖/ 視覺中國

什麼都有了，要拼的只剩下孩子

每天早晨，有專門的班車把鮑睿茹家別墅小區裏的50多個孩子吸出來，投放到順義幾所著名的私人學校：順義國際學校是專供外籍人員小孩在京上學，鼎石學校參照美國教育體系，德威學校參考英國等等。

這些大約從10年前興起的私立學校，給北京的富人們提供一種教育路徑：繞開國內高考，直接和國際接軌。鮑睿茹形容，“一句話説到心坎裏，把西方最好的教育放到你家門口，讓你不用忍受與孩子分離。”

富人們聚集在順義後沙峪大多為孩子上學。學校旁邊點綴着不少別墅小區。遇到名人媽媽接孩子也是經常的事，比如葉一茜、孫莉等。黃磊在等孩子放學時，常會在小區旁邊咖啡館坐一會兒。

有一瞬間以為進入了一個“假中國”。

這裏的房子不會累着視線，只兩三層。不管是別墅還是取名“藍色牙買加”咖啡館，都是歐式復古的外貌。學校的操場上，孩子揮舞着棒球杆，嘴裏喊着英文。“DRAGON”是校隊的標誌，隊徽是一個惡龍的頭像。金髮白人小孩穿着校服，在馬路上和Jenny wang超市裏穿行。中國孩子被家長接走時，爸爸媽媽會卷着舌頭，用熟練的美式英語問，“How are you today?”

順義媽媽吳舍芝回憶，剛搬來後沙峪時，早上聽不見車響，但有鳥叫，車隨便停。她種着花像住在國外的小鎮，生活愜意自在。

但如果想象這裏的生活是波瀾壯闊、五光十色時，她們也會告知你想錯了。小鎮上只一兩家影院，一座大商場，餐廳稀稀拉拉。晚上10點以後，街上已沒有人。需要酒精麻醉的人生苦緒，在後沙峪並不存在。也許是這羣人到了不同階段，“這邊是非常有家庭生活氣息的一個社區，在乎的是家庭。”

散發家庭生活氣息的順義別墅社區。圖/ 視覺中國

因為離鬧區遙遠，這裏像一個孤島。在這個像小社會一樣的社區裏，差異化消失了。

來這5年的鮑睿茹觀察到，一説體檢，大家都去的是同一家醫院，做頭髮都在歐陸商場的5樓那間工作室，暑假一到，這邊全空了，去度假。媽媽們拼美麗，比身材，“和廚師，阿姨、司機一樣，你可以理解為標配”。

她掰開來細數，大家的一套房子都在兩千萬元左右，開的都是一百多萬元的車，頂多是勞斯萊斯和賓利的區別，穿羽絨服都是1萬塊錢的。出國坐頭等艙，飛能飛到哪兒去，飛南極可能上十萬元，一般的就3萬塊一張票。學費頂天了20多萬元。最後總結，大家的生活很難再差異化，再難有什麼顯得比別人好了。就連夫妻關係，在差異化體系裏也排不上號，“大家同進同出，表面上來看都挺幸福，都客客氣氣的”。

“所以拼什麼？” 

“孩子。”

孩子代表你的基因、能力和未來可能性。太平洋的另一邊同樣遵循這套競爭邏輯。《鉑金包》裏北美最富的媽媽們，“在高度競爭的小小社會，養出“成功”的孩子是地位的象徵，可以反映出你的身份地位”。

後沙峪的一切都務必以孩子為導向。如果哪位媽媽太過於有事業心，在這裏會被唾棄。不能把孩子交給阿姨，或者隨便找個老師帶。若是住在城裏那套房，讓孩子每天坐校車，媽媽們會義正言辭地建議，讓家長開車進城上班，孩子要每天多睡一會啊。不關心孩子是不正義的，“説你來順義幹嘛來了呢？”

後沙峪的母親們以孩子為生活中心。圖/ 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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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母親是不成功便成仁的高風險職業

鮑睿茹家客廳最顯眼處的架子上，被兩個孩子的照片擠滿。孩子們在遊輪上，在海邊，叉着腰，大笑着。最正中間的位置，是留給戲劇比賽的獎盃，另一處，越野跑的幾十塊金銀銅獎牌，像珠簾子一樣密密麻麻鋪開。

這和《鉑金包》裏的場景類似，書中提到，獎盃和文憑都擺在上東區家庭的顯眼位置，擺出來不是為了好看，他們的人生就是為了那些東西而活。“在上東區，當母親是一種不成功便成仁的高風險職業，因為成功與失敗的責任都在她們身上。”

具體到生活裏，焦慮是有形狀的，有等級的，循序漸進的。一開始媽媽們的許諾十分耳熟，“期望孩子可愛，健康，玩好吃好就行”。馬上，第一個吃驚會來臨，這個心中全世界最可愛的孩子也需要被挑選。

順義媽媽吳舍芝見證過這種殘忍。在網上熱議的文章裏，單詞量的表格即出自她手，她標出13歲小孩要達到2萬個。想進入私立學校，比如幼升小，首先得“試玩”，做遊戲時如果你孩子下午恰巧困了，或是正好旁邊坐一個小朋友，孩子撞到他，老師看見，對不起，不能被選上。重要的這是雙語學校，英文是硬通貨，而老師會告訴媽媽們，“你小孩英文水平不行。”老師講一個英文故事，一提問，全場只有一位孩子舉手了，抱歉，其他孩子被淘汰了。

和兒子經歷數週殘酷的試玩儀式後，一個媽媽再次帶小孩出擊，現場都是不認識的小朋友，兒子拉着她的手，仰頭説：“媽咪，我辦不到。”媽媽眼淚噴出來。

每年4月家長們會收到來自學校的一封信，媽媽們的感受是不敢拆，只敢用手摸一下，薄的是拒絕，厚的是錄取。“第一次，看到自己特別可愛的孩子，出去是要被衡量的，原來只要快樂健康，現在是，英文得起碼能認字啊。”

孩子越大，媽媽們焦慮被不斷填充。一個今年從公立學校轉學過來的小學4年級小孩，拿成績單回家，數學4分，滿分8分。不排名，作業少且不太考試，這是美國教育的特點，複製到中國，讓這一羣成長在1970年代的從國內教育體系殺出來的媽媽極其不安。她們擔憂，這4分是學得好還是不好呢？拿中文幫小孩把數學概念捋一捋還在行，但英語的鈍角、梯形，家長有這個儲備嗎？媽媽們也有一種“極其無力感”。

順義一所著名的國際學校門口，連路標都是中英雙語的。圖/ 視覺中國

吳舍芝形容大家是摸着石頭過河，私立學校出現在近10年，大家走的路前無古人。抱團取暖成為唯一選擇。

微信羣成為吸納焦慮的空間。鮑睿茹打開手機稱，隨便挑出一個順義媽媽，她倆共同的微信羣大概在20個以上。羣在極盡一切可能細分、延展，直到像化學世界裏分解到原子——不可再分的基本微粒為止。

話題從限量包包到智能跑車專業分析，從AI到幹細胞美容。但談得最多的還是學習，比如談數學，媽媽們發表意見，“俄羅斯數學怎麼樣，新加坡又是怎麼樣，有哪些要回溯，現在如何如何。”

在後沙峪的各個咖啡館裏，順義媽媽們像參加研討會一樣在這裏聚合，很少有老人的身影。每一張咖啡桌上都展示着脆弱，又承擔着驕傲。

一個媽媽的小孩英文水平被學校劃到3級，這是最末的一級。而她之前送小孩去參加培訓，英文十分拔尖，在媽媽圈裏有目共睹。考砸了，她給其他媽媽打電話，“明天聚會，我可能要哭一哭了。”

咖啡館遇到熟人也是常有的事，對話間總有比較。“補課，我家一個月得1萬塊錢，你們家呢，差不多吧”。吳舍芝看看着對面媽媽嘴巴動了動，似乎在掂量此刻是否允許真相，她小聲道，“那更多”。

在這裏，為孩子考慮得周到，是快速取得人敬仰的方式，“你知道嗎？有媽媽買了一輛房車，就是為小孩上學路上能多睡一會兒，放學能在車裏做作業。”那名媽媽羨慕地告訴吳舍芝。

她們會用孩子的年紀和校名做自我介紹，微信名大多是某某+媽的格式。兩個媽媽表示，如果看到誰背一個愛馬仕，內心都不會有波瀾，頂多看看顏色，如果是談到誰家孩子又獲了獎——眼睛“唰”地亮了。

有錢、有選擇餘地，可能是一種詛咒

即便毫無文化根基，在離歐洲貴族培養土壤2萬公里的北京順義，小孩們學起騎馬、擊劍和高爾夫來，毫不含糊。看似眼花繚亂的培訓選項，順義媽媽們的標準只有一個——“爬藤剛需”。這些特長和常春藤大學要求緊緊掛鈎。“一定要比賽，一定要有一個成績，拿成績去申請學校。”    

坐在一間咖啡館裏，順着鮑睿茹的手指看到外面一棟樓房，芭蕾、武術和各色英語培訓班密密麻麻綴在其中。媽媽們打的算盤是，藝術、運動要有一項，單人、團體要各有一項，這是素質類的。學科類有語數外，單英文一根枝丫往下分叉，要學演講、閲讀、寫作等。

有人花10萬學網兜球（“就是一個杆子，前面像籃球網似的，用手拿着打來打去，是美國的一個東西”——來自鮑睿茹的註解），因為是小項目，容易進藤校校隊。鮑睿茹一個朋友的小孩，初中開始跟着一名哥倫比亞大學的教練打網球，最後打進哥大。“如果爸爸認識一個某校的冰球教練，孩子就得開始學冰球了，就算根本不懂，也一定要locate（跟定）那個教練。”她説。

順義孩子學習的網兜球（Lacrosse）是一種起源於北美的運動。圖/ 網絡

這裏從來沒聽説有人學乒乓球、笛子，顯得十分怪異。一次培訓班的戲劇課，同學和老師們陶醉其中。下課後，有媽媽問道，“笑得這麼開心，能學到東西嗎？”

媽媽的緊張和野心，被培訓機構勾起，也在朋友圈中被放大。鋼琴一首首彈下來，考級是最基本的，考完後參加比賽，比賽後得獎，肯定曬在朋友圈裏。媽媽們在下面評論、自黑，説這是別人家娃，轉頭回家催自家娃練習。鮑睿茹表示理解，“舉家搬來，母親整個人生基本上擱在這兒了，學不出來東西，怎麼行呢？無所求的家長確實是太少了。”

資源永遠是從最好的尖尖上掐下。教游泳的是奧運冠軍，討論的是南加州哪個游泳俱樂部最好；外國臉在這裏很好使，哈佛、耶魯等名校老師遍地拾取；語數外，媽媽們則相信北大清華的老師。總之，全世界最好的教育資源都能被順義媽媽找到。

有錢、有選擇餘地，可能是一種詛咒。《鉑金包》裏一針見血指出，太多選擇會帶來壓力。人們面對三四個以上的選擇，反而是負面效應，例如惋惜感，期望過高。

量化、產出，能讓媽媽們放心。在假期裏的每一天，每一個小時，都要有產出，“一上午，學了幾個單詞，老師要確保” 。媽媽們沒有耐心慢慢去養一朵花，“最好早點開花，不開花的時候，那葉子也得好看”。

網上流傳着媽媽們瘋狂的行徑。孩子學古箏，媽媽會先苦學半年，幫孩子探路，做人肉糾錯機；為了給孩子樹立榜樣，報名北京游泳比賽，還得了業餘組中年冠軍，之後順便去美國考了一個ASCA（美國游泳教練協會的國際牌照）。還有媽媽為小孩學高爾夫，先跟老師請好假，每天下午2點多鐘就得從城裏往城外走，練2個小時再趕回來。到了冬天，北京打不了高爾夫，會在海南待3個月陪孩子練球。

追求最好最優到極致，媽媽們也到了神經質的邊緣，變得極不理智。前段時間，鮑睿茹聽聞一波北京家長到香港參加一個國際游泳比賽，在駐地酒店的游泳池，為了爭熱身池互相打起來。兩撥非常體面的家長，互扇耳光，在泳池裏，媽媽放聲大哭。

在順義，很少有媽媽覺得自己是合格的“順義媽媽”。她們用特長來定義稱呼別人家的小孩，比如泳娃——學游泳的孩子。不管媽媽們相熟與否，她們最能記住的是對方小孩的特長：這位是學校辯論冠軍；他們家娃越野跑很厲害；她的孩子語言天賦很好。

鮑睿茹一直覺得自己是淡定型媽媽，直到今年有大連老家人問起，暑假怎麼不把小孩放到爺爺奶奶家帶，她第一反應是，“怎麼可以讓孩子一個暑假在老家？縣城待着，多浪費呀。”這個暑假她幫兒子安排7個夏令營，花銷4萬塊。鮑睿茹想到，可能在別人眼裏，“挺瘋狂的”。

可怕的死循環

一次兒子學校的才藝表演，鮑睿茹見到了同為校友的某互聯網大佬的女兒在台上唱歌。退得遠遠地看別人家小孩，她感到孩子的壓力。“她唱主題曲，技巧上是完美的，但要説嗓音真有這個條件嗎？也不是，本來就是很好的一個孩子，氣質都很好，但是套上爸爸的光環後，覺得她應該更優秀，她就要學習好，唱歌好，長得好，身材好，彈琴好。”

《鉑金包》也展示出上東區的這種焦慮和無奈感：例如你的孩子分數排名不是0.1%，美勞課沒有畫出曠世傑作，或是障礙賽表現不佳，這都是你是一個失敗母親的證明。怎麼樣定義教育是成功了？媽媽們似乎覺得沒有盡頭。鮑睿茹想到，萬一孩子去的不是大藤校，可能在周圍人看來就是失敗。

讓人好奇的是，一羣不愁吃穿，錢可以花幾輩子的人，為什麼還要拼得面紅耳赤。也許可以用《愛麗絲漫遊奇境》裏紅桃皇后那句話來回答，“你必須努力奔跑，才能留在原地”。已經爬上最高層，那唯一的變化就是變壞，掉下去。

一羣“有錢又努力”的人，他們不接受自我放棄，他們超級自律、渴望完美，這既有精英主義的內在動力，也有社會階層流動的外部壓力。

一張廣為流傳的順義媽媽給孩子安排的暑期日程表。圖/ 小怪獸學院

鮑睿茹感嘆順義這撥人，真的到夜深人靜，不需要跟社交時，也會想孩子快快樂樂終老一生挺好的，但是第二天一早肯定想，他如果快樂不了，最後還是選擇一條最安全的有成功經驗的道路吧，那就是爬藤。孩子在一個頂尖的圈子，擁有最好的資源和人脈。

在全部身心都在小孩身上時，鮑睿茹覺得時間過得很快，“過去這5年被偷走了”。

一家人按照校歷來生活，暑假過完，開始策劃十一、聖誕和新年，天天不斷訂機票、酒店。每年寒暑假會選擇一個國家，在當地租房子住上1個月，今年，她帶着一家人在香港的豪華郵輪上，自己做飯遊玩。丈夫相當於半全職爸爸，冬天滑雪，夏天釣魚，花幾個月把釣魚這件事研究到極致，釣完一吃了事。

我見到鮑睿茹的這天是一個工作日。上午她帶兒子去郊區採摘，下午3點丈夫去接女兒放學，之後2個小孩去游泳，由保姆看護。4點的別墅裏，鮑睿如穿着睡衣，四周擠滿悠閒和無聊的空氣。

有一天，女兒老師讓他們做調查，父母是做什麼？每天工作時間是多少？女兒回來問起，鮑睿茹才發現，女兒不知道爸爸媽媽在做什麼，且不覺得他們需要做什麼事。反思自己的生活，每天睡懶覺，午飯吃兩三個小時，兩人到下午三點鐘接孩子。“我們自己並沒有太大的收穫。”

如今她交往的都是家長，曾經叱吒職場的媽媽們學習占星，做點公益，或者是辦培訓班——並不完全為賺錢，是方便培養自家小孩。一次參加讀書會，聽到讀者提問説起工作裏煩惱和苦思，鮑睿茹反而十分羨慕，“竟然能提出這麼多具體的問題”。

她想到一個可怕的死循環：她用最好的資源培養了小孩，或是上了藤校，小孩過上一個比較優越閒適的生活。但人生真正的意義在哪裏呢？“他還是重複我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