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民主的黑色幽默時代_風聞

發佈*/*2019年9月3日 3:30 AM

文*/*鄭永年

來自*/*聯合早報

2017年，英國上映了一部名為《至暗時刻》（Darkest Hour，香港譯《黑暗對峙》，台灣譯《最黑暗的時刻》）的戰爭電影。該片的背景設定在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歐各國在納粹德國進攻下淪陷，英國孤立無援下，剛上任的英國首相温斯頓·丘吉爾面臨兩難的抉擇，他必須在與納粹德國求和或領導英國力抗德國之間作出選擇。

丘吉爾作出了正確的選擇，否則也不會有後來被人們所稱頌的丘吉爾了。不過，崇尚自由的英國人的確不喜歡丘吉爾這樣的政治強人。反法西斯戰爭一勝利，丘吉爾使命也完成了，就很快被趕下台。

今天，當英國面臨深刻的脱歐危機的時候，人們再次呼籲丘吉爾的重現。法國《回聲報》（Les Echos）今年1月16日發表該報金融與市場部主編紀堯姆·莫讓（Guillaume Maujean）一篇題為《丘吉爾醒醒吧，他們都瘋了！》的文章。文章稱，英國對於歐洲問題的紛爭由來已久，但脱歐過程的曲折已經讓英國整個政治階層都名譽掃地。

作為議會民主之母的英國如何發展到了這種地步？在距離最後期限只有數週之際，英國是如何陷入這樣的局勢當中，導致無人能説這個國家將如何離開歐盟？一場混亂的會議，投票結果讓首相遭受了歷史性的、恥辱的失敗，卻得到了支持與反對退歐雙方議員的一致歡迎。丘吉爾快醒醒，他們全都瘋了！

眼下英國的局勢比莫讓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顯然更為糟糕了。特雷莎·梅黯然下台，被激進的鮑里斯·約翰遜所取代。約翰遜也的確很想扮演丘吉爾那樣的角色，一上台就組成了意在“百日脱歐”的“戰時內閣”（仿效丘吉爾的“戰時內閣”）。“一切為了脱歐”成為其最高的也是唯一的政治目標。

為此，他還破天荒地宣佈暫停議會。英國的柔性憲政一直被視為民主的典範，但民粹政治一崛起，很容易滑向一場憲政危機。嚴酷的現實使得人們深刻質疑這位被稱之為英國的“特朗普”的政治人物，能夠像當年的丘吉爾那樣帶領英國擺脱目前的“至暗時刻”而走向光明嗎？儘管前途未卜，約翰遜所帶給英國人民和整個世界的不確定性，至少要比當年丘吉爾能夠帶領英國打敗德國高數百倍。

英國或走向更為黑暗時代

如果約翰遜的“脱歐”決心如他迄今所表述那樣的堅定，那麼對英國來説，只有兩種選擇，即有條件脱歐（“軟脱歐”）和無條件脱歐（“硬脱歐”）。但無論是哪一種，都會給英國帶來更為深刻的災難，走向一個更為黑暗的時代。如果是“軟脱歐”，那麼一場經濟（金融）危機不可避免；但如果是“硬脱歐”，那麼不僅英國本身能否維持一個統一的國家會成為大問題，歐洲的局勢（即英國和其他德、法等大國的關係）更有可能回到二戰之前的局面。

無論是經濟問題的惡化還是歐洲地緣政治問題的惡化，英國和歐洲國家之間的互相怨恨會再次浮上台面，而越來越沒有政治責任感的政治人物則會利用，甚至動員這種民族主義情緒為自己圖謀私利，不斷惡化局勢。至少就英國內部來説，由於政治人物的操縱，民眾對歐盟的怨恨情緒不時地顯現出來。

丘吉爾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不壞的政治制度；或者説，民主是最好的制度。那麼，人們必須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這個“最好的制度”現在到底怎麼了？經驗地看，不僅英國，今天幾乎所有的主要民主國家（美國、法國、意大利等）都面臨這樣那樣的困境。

儘管每一個國家都有其“特殊性”，即面臨不同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也具有不同的根源，但無論是問題的產生還是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案，似乎都可指向同一個根源，即民主政治的無效性。看不到這一點，就會找不到諸多問題的根源。

概括地説，任何社會在不同的時候都會面臨各種問題，否則國家（政府）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有了問題就須要解決它，就需要有效的政策和政策執行。而有效的政策和政策執行的前提就是有效的權力，沒有有效的權力什麼事情都談不上。民主曾經是西方國家組織權力的有效手段，但發展到現在，民主已經演變成為消解權力的有效手段。

西方政治制度旨在權力制衡

西方政治制度的設計是要解決什麼問題？很簡單，就是要解決“權力之惡”的問題。在西方，國家起源於暴力，即戰爭和征服。在理論上，從意大利的馬基雅維裏到英國的霍布斯，人們已經為通過暴力（包括戰爭）而建設國家路徑的合理性提供了最有力的論證。霍布斯的《利維坦》（Leviathan）假定人類的原始狀態是一個“無政府的戰爭狀態”，他人就是敵人，人與人一直處於戰爭狀態。為了求生存，就要結束這種不安全狀態。因此，人們“讓渡權力”給主權國家，並且和國家簽署“契約”，讓老百姓保存一部分不可讓渡的“權利”。

實踐層面，歐洲近代國家從戰火中誕生，並且絕對專制是所有近代歐洲國家的最主要特色。只有在近代專制國家形成之後，歐洲才開始了“軟化”和“馴服”權力的過程，也就是後來被稱之為“民主化”的過程。

如果説霍布斯確立了絕對權力理論，那麼其之後的英國思想家們也確立如何制衡絕對權力的最好理論。洛克的以“有限政府”為核心的自由主義理論開始“軟化”政治的專制性質，而到了阿克頓勳爵的名言“所有權力都趨於腐敗，而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敗”，西方政治制度的設計目標昭然若揭，那就是“權力制衡”。

西方通過一系列的制度設計來達成“權力制衡”的目標，包括憲政、代議制、三權（即立法、行政和司法）分立、法治、多黨制、自由媒體和多元主義等。到了美國經濟學家加爾佈雷思（James K. Galbraith）那裏，就連經濟力量也是對政治力量的有效制衡，即政治和經濟權力的分離是西方民主的前提條件。必須指出的一點就是，所有這些制度設計都是當時西方諸國社會力量的反映。

這套精心設計的民主制度在很長時間裏相當有效。但就在福山宣佈“歷史的終結”（即西方民主是人類可以擁有的最好的、也是最後的制度）之後不久，民主就開始陷入危機，演變到今天的局面。那麼，西方政治制度的危機到底如何而來？

簡單地説，西方民主體制設計過度強調製衡政治權力之“惡”的同時，既忽視了資本之“惡”的問題，也忽視了社會之“惡”的問題。這種忽視在制度設計的當時又是很容易理解，無論是資本之“惡”還是社會之“惡”當時並不顯現。問題在於須要應付資本之“惡”和社會之“惡”的時候，西方政治體制失去了其應有的能力。

西方近代國家的產生本來就和資本不可分離，如馬克思所言，資本主義國家本來就是“資本的代理人”。當國家本身是資本的代理的時候，就不會“存在”資本之“惡”的問題。並且，在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那裏，“惡”（追求私利）是一種積極的要素，他相信人們的“自私”行為可以自動導致公共品的出現。但其他人發現資本之“惡”的惡果。對資本之“惡”，馬克思進行了充分的理論揭示，法國作家雨果和英國作家狄更斯等作了文學描述。

近代以來，各國通過社會主義運動，對資本之惡有了一定的制衡。在這個過程中，民主的確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在馬克思描述的原始資本主義階段，西方議會里面都是傳統貴族或者新生權貴（即商人和資本家），但隨着民主的擴張，越來越多的人進入議會和政治過程，西方政府權力的基礎逐漸從資本轉移到選票。

社會分化加深最主要根源

但是，當代全球化已經徹底改變這種局面，資本再次坐大。資本之“惡”可以被民主所制衡的條件就是資本具有主權性，即無論是政治還是社會可以對資本產生影響力。然而，全球化意味着資本可以輕易和主權“脱鈎”。資本沒有國界，也就是説，資本沒有主權。一旦資本與主權脱鈎，資本所從事的經濟活動，無論是全球化還是技術進步，無一不演變成獨享經濟，而非往日的分享經濟。

全球化和技術的進步為人類創造了巨量的財富，但財富卻流向了絕少數人手中，大多數人民並沒有能夠分享。這是今天西方收入差異加大、社會分化加深的最主要根源，也使得各種社會衝突浮上台面。

與政治和經濟相比較，在任何地方，社會似乎永遠處於弱勢狀態。無論是宗教時代還是世俗政權下的帝國或者地方性政權，社會永遠是“被統治者”。近代民主產生以來，社會力量的地位儘管有所改善，但仍然改變不了其弱勢的局面。

儘管社會之“惡”基本上是其弱勢地位的反映，但也有效制約着西方政治體制的運作。今天的西方，社會一方面追求自己的權利，但同時也傾向於濫用權利。福利制度就是明顯的例子。民主經常演變成為福利的“拍賣會”。

儘管“一人一票”的民主保障了人們可以得到“一人一份”，但並沒有任何機制來保證“一人貢獻一份”。不過，如果沒有“一人一份”的貢獻，很難保障福利社會的可持續性。資本自然被要求多付幾份，即政府通過高税收政策來追求社會公平。

但很顯然，一旦資本可以自由流動，那麼就可以逃避本國的高税收。實際上，“避税”也是西方資本“全球化”的強大動機之一。進而，隨着社會越來越不平等，西方社會各種激進主義、極端主義及其所導致的暴力行為橫行，影響社會的正常運作。

代議民主已名存實亡

今天的西方，一個不可迴避的現實就是：政治上越來越民主，經濟上則越來越不民主。也就是説，政治上已經充分實現了“一人一票”制度，但經濟上則越來越不平等。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須要作為，因為政府代表着社會的整體利益。但現實是殘酷的，西方政府不僅無能為力，反而趨惡，表現為政治精英之間沒有共識，黨爭不止，治國理政被荒廢。

更為嚴重的是，黨爭往往和表現為形式繁多的民粹主義，甚至政治極端主義聯繫在一起，造成了更進一步的社會分化。近代以來的代議民主已經名存實亡，因為政治人物已經失去了政治責任感，導致了“有代議、無責任”的局面。民主成為了各種社會衝突的根源。政黨政治要不是意識形態之間的、階級之間的、宗教之間的、民族之間的、公民與移民之間等種種衝突的直接根源，要不是對這些衝突推波助瀾。

這就是英國“脱歐公投”的政治大背景，也是西方諸國今天各種困局的大背景。這使人想起1980年代中國曾經有過的一場有關“人治”和“法治”的爭論。沒有人否認“法治”的重要性，因為法治是一個國家的基本制度。但同時，也必須意識到，所有的制度都是由人來操縱的。最好的制度如果遇到不負責任的政治人物，那麼這套制度也無能為力。

説到底，一個國家的問題是精英的問題，並非是普通人民的問題。如果統治精英是負責的，那麼沒有制度就可建設制度，有了制度就可有效運作制度；但如果精英是不負責的，那麼最好的制度也會出大問題。今天的西方政治精英們不僅沒有能力解決問題，反而通過操縱普通老百姓的所謂的“民意”（民粹主義）來製造新問題。

儘管危機越來越深刻，但人們看不到路在何方。在政治、資本和社會所有羣體都成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沒有任何一個羣體可以站在既得利益之上的時候，誰來解決問題呢？在這樣一個沒有了船長、航向與方向舵的時代，人們呼籲丘吉爾的“再生”不難理解。“亂世出英雄”。今天人們呼籲“英雄”的出現，是意味着今天已經是“亂世”了，抑或意味着更糟糕的“亂世”的即將來臨？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