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軍在抗美援朝中的戰場釋俘情況——《毛澤東年譜》札記之三_風聞

       我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抗美援朝的作戰過程中曾於戰場釋放了不少戰俘，這個情況在《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一卷》中可以看到。

      《年譜》載：西元1950年“11月18日，致電彭德懷、鄧華、樸一禹並告高崗：‘（一）你們釋放一批俘虜很對，應趕快放走，爾後應隨時分批放走，不要請示；……’這個電報針對的是11月17日彭德懷、鄧華、杜平向軍委和總政的來電請示，據披露，彭德懷等人的來電中提出“擬下一戰役前釋放一百名美李偽俘虜（內美俘三十名，偽俘七十名），以擴大我軍優俘政策，打破敵軍怕殺心理，並準備十九日夜由前沿陣地送出”。（《抗美援朝戰爭史（修訂版）》上卷，313頁，軍事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一版）此時，距10月25日我四十軍在温井以北殲滅南朝鮮偽1師和偽6師先頭部隊、打響抗美援朝第一槍僅二十來天。

       18日夜，由我志願軍政治部組織釋放了103名戰俘，其中美軍俘虜27人，南朝鮮偽軍俘虜76人。（《抗美援朝戰爭史（修訂版）》上卷，313頁）《年譜》載：“11月24日，覆電彭德懷、鄧華、樸一禹、洪學智並告高崗、賀晉年：‘……（五）你們釋放美俘的行動，已在國際上收到極好的效果。請準備於此次戰役後再釋放一大批，例如三四百人。’”可見，我軍的釋俘行動在當時曾引起較大轟動。

      《年譜》載：西元1950年12月3日，“和劉少奇、周恩來同金日成會談。毛澤東談的主要內容是：……（二）政策問題。政策對不對將影響一切關係。第一，對敵關係。在戰場上是要堅決消滅敵人的，但敵人一經放下武器，便應寬待俘虜，有時還須釋放幾個軍官，以利瓦解敵人。”這是在開導朝鮮方面理解正確的對敵政策。

       最高統帥的對敵政策精神顯然傳達到了前線戰士中，許多有關抗美援朝的回憶文章、書籍中都提到，我軍戰士將敵軍重傷員包紮後抬到公路上，示意敵人將其運回去，我軍不予阻攔。當年任“美軍第8集團軍司令”和“駐遠東美軍司令”的李奇微在其“朝鮮戰爭回憶錄”中也曾提到：“中國人釋放俘虜的做法與北朝鮮人對待俘虜的做法截然不同（北朝鮮人往往在俘虜腦袋後面補上一顆子彈）。有一次，中國人甚至將重傷員用擔架放在公路上，爾後撤走，在我方醫護人員乘卡車到那裏接運傷員時，他們沒有向我們射擊。……有很多次，他們同俘虜分享僅有的一點食物，對俘虜採取友善的態度。”（李奇微著《朝鮮戰爭》，73頁，軍事科學出版社1983年10月出版。）這些讓敵軍接回傷員的做法就是戰場釋俘，它們顯然是戰地指揮員決定的，而那些戰地指揮員也許是團級、營級、連級幹部，有的甚至可能只是班、排負責人，由此可見我軍政治工作之細緻與深入。

       當年我軍戰場釋俘，其理有三：

       其一，在第一次戰役後第二次戰役前釋放一部分俘虜，主要目的是要其帶回我軍兵力不足、準備後退的信息，引誘敵軍大膽進攻，以利我軍兩翼穿插包圍敵軍主力。從實際戰事發展進程看，這個目的達到了。

       其二，展示我軍的寬待俘虜政策，以瓦解敵軍鬥志。這是我軍建軍之初由古田會議所確立的人民軍隊的建軍原則之一，在朝鮮戰場也發揮了一定作用，比如第二次戰役中美軍第25步兵師第24團C連在我三十九軍一部的強大攻勢下全連繳械投降即為顯例。

       其三，出於革命的人道主義。革命的人道主義既是人民軍隊所秉持的原則之一，某些方面也體現出中華文化幾千年傳承發展的優秀文明的基因。與之相比，當年美國為政治宣傳的目的而虐待、殺害、扣留戰俘，反映出西方“文明”骨子裏的野蠻未化。

       現在已無法確切統計我軍在抗美援朝中的戰場釋俘的具體數字了，但從相關資料推斷，其數目當在上千至數千之間。據報道顯示，美國那個“朝鮮戰爭紀念碑”上聲稱美軍在朝鮮戰爭中被俘 7140人，顯然，它們不可能承認被俘美軍數目中還應包括我軍在兩年多的抗美援朝戰爭中戰場釋放的美國大兵。

 　　説到美國華盛頓城的那個“朝鮮戰爭紀念碑”，對上面宣稱的美軍被中朝軍隊擊斃的人數，曾有網友著文“殺死一個美軍很容易，讓一個美軍陣亡很難，”分析指出了該國統治團伙為了欺騙該國“選民”而玩弄的概念遊戲和縮減數字遊戲。其實，美國的洗腦媒體機構一直是這麼玩弄“選民”的，當年美國就曾在宣傳中極力縮小自己的被俘人數。《毛澤東年譜》載：西元1951年“12月7日，將外交部情報司摘報的美國《xx時報》、《新聞週報》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刊登的關於朝鮮停戰談判交換戰俘問題的三條新聞批送周恩來閲，指出：‘美國人宣佈被俘的僅一百七十四人，其餘一萬多人被列為“失蹤”的，他們沒有理由向我們索取每一個“失蹤”的人。’”為了宣傳資本統治團伙發動對外侵略的“勝利”，美國的洗腦媒體機構無所不為，卻被偉人毛澤東輕輕一句略帶蔑視嘲諷的話就揭去了厚黑的麪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