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和學校環境對青少年參與社會政治團體的影響及啓示（上）_風聞

摘要：本期推送的是美國福特漢姆大學學者Christopher A. Curtis發表在Education and Urban Society的Home and School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on Adolescents’ Sociopolitical Group Participation: Implications for Increasing Youth Involvement一文的上半部分。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通過參與社會政治團體（例如服務學習或社區服務計劃）來探討環境因素對青年公民參與活動的影響。作者用二元和序數邏輯迴歸模型分析收集的數據，發現家庭和學校環境中的幾個因素與青年在校內、校外或在這兩種情形中同時參加社會政治團體的可能性有關。而研究結果也表明，鼓勵青年參與社會政治團體應考慮到目標人羣中存在的人口統計因素（即種族，性別和文化）和經歷（即公民教育質量）差異。

這是社論前沿第S1394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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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會政治團體可以根據他們的目標和實現方式來影響青年的發展。有些團體為參與者提供機會，以增強他們對政治、社會和經濟系統的瞭解。一些團體讓參與者有機會以更為有效的方式參與社區活動，以應對重要的社會問題或滿足關鍵性的需求。其他社會政治團體則通過合併一個或多個具體的學習目標來補充社區服務。

參與社會政治團體，包括那些涉及社區服務、志願者經歷和服務學習計劃的團體，其益處是深遠持久的。例如，研究發現服務性學習可促使青少年改變他們對社區的看法，特別是在他們如何看待貧困的問題上。這同樣也涉及到在幫助探索職業、增加政治參與、增加親社會決策以及對社區服務和志願服務方面，這些服務可一直持續到成年期。

許多學校已經調整了現有課程，將強制性的社區服務或服務學習納入其中。這樣的機會可以讓學生探索更寬泛的社會概念和社會的各個方面，除此之外他們在其他的時間可能不會接觸到這些。

Giles和Eyler（1994）在對大學生所需服務性學習參與的探索性研究中發現，參加為期13周的服務學習體驗的學生對需要幫助的人和造成差異的社會體制有了更多的瞭解。受訪者也表現出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對社會服務的承諾。Seider等人（2012）在探索服務學習計劃對大學生產生的影響時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參加者對公民參與的承諾顯著增加，他們預期的政治聲音也出現了積極的轉變。該研究也有助於學生理解政治問題和產生為社會變革而工作的志願。

一項研究調查了社區服務項目對城市六年級學生髮展的影響。發現參與其中的學生變得更具同情心，同時更傾向於參與未來的社區服務併為此還感受到一種賦權感。這些研究都表示需要在服務學習或社區服務和青年發展領域開展進一步的研究工作。這些研究結果共同指出了這些項目在教育青年瞭解社會問題是如何由現有的社會制度產生和維持方面具有很大的潛力。

Conrad和Hedin（1982）討論了體驗教育的好處，他們將其作為“學校課程的一部分，其重點是通過聯想思考進行學習”。他們發現，通過參加這樣的課程，學生在心理、社會和智力發展方面會受到積極的影響，也認識到參與社會政治團體的可以積極地影響青少年的發展。學校管理者創造環境來支持他們的學生在高中時成為社會政治團體的一部分是明智的，這樣做有助於完成美國許多學校的使命，因為他們可以説是負責學生政治社會化的主要機構之一。遺憾的是，關於鼓勵或增加青少年自願參與社會政治羣體最有效方法的研究很少，因此，導致青年參與這些羣體的具體因素仍不明確。

本文的目的是通過參與社會政治羣體（例如服務學習計劃或社區服務機會）探索哪些環境因素影響青年公民的參與，從而增加與公民教育相關的論述。

文獻綜述

1、人口因素

瞭解個人和家庭人口統計數據如何與青年參與社會政治團體有相關性可能很重要，因為它可以使管理人員和項目負責人直接傳達與其目標受眾羣體的對話來有效促進參與。例如，文獻中已經注意到社區服務參與的性別差異——女性（而非男性）通常更傾向於參與社區服務。

在種族羣體中也觀察到社區參與類型和公民理解水平的差異。Kawashima-Ginsberg和Levine（2014）發現年齡較大的青少年和準成年人中，“非洲裔美國人更多地參與選舉，並以明智的方式投票……但擁有高水平的政治知識的可能性不大”。這一發現説明了公民參與和知識儲備方面的種族差異。

種族差異與社會經濟地位有關。生活貧困的少數民族經常成為促進邊緣化羣體政治行動的組織目標。Levinson（2007）闡明瞭貧困青年和少數民族青年與白人、富裕同齡人之間的公民成就差距所帶來的負面後果。公民知識上的這種差距往往反映在政治制度的宿命論觀點、政府/機構信任的缺乏以及越來越容易被剝奪權利這些方面上。

Morimoto和Friedland（2013）推測，社會經濟地位與公民參與的差異有關，因為資源較少的青年（更可能是少數族裔學生）持有不同的成就和社會資本觀點。作者將這一觀點與通過減少公民參與社區的可能性聯繫起來。同樣，Ballard（2014）發現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學生公民參與的障礙取決於他們學校可用的資源。鑑於學校往往反映他們所服務的社區，所以在考慮制定可用於加強或補充現有課程的社會政治計劃的可行性時，不應忽視這些人口因素的考慮。

2、家庭政治社會化

家庭參與和鼓勵可以影響青年參與社會政治團體。Dill（2009）曾指出，“父母在創造和維持社會資本網絡方面發揮着關鍵作用，這些網絡在以後的生活中具有規範公民參與的能力”。Kawashima-Ginsberg和Levine（2014）同樣也闡述道，他們發現讓父母鼓勵孩子發表意見並討論政治，可以預測年輕人的參與選舉，知情投票和政治知識。

青少年的政治態度也受到父母公民參與和政治參與的影響。Warren和Wicks（2011）提供的證據表明，父母的政治和公民參與是青少年政治和公民參與的有力預測因素。Seider（2007）發現，有服務導向的父母和強烈的宗教信仰是影響青少年和準成年人發展社區服務的重要因素。

很少有研究能直接將父母的宗教活動與子女的公民參與聯繫起來。然而，有研究表明父母的宗教信仰與其子女的宗教信仰之間存在聯繫。宗教信仰也影響了青少年和準成年人的公民參與和態度。Ludden（2011）發現，宗教服務出勤率和宗教青年羣體參與率較高的學生更有可能參與課外活動和社區服務。Zaff等人（2008）還發現，在青少年早期參與宗教活動預示着成年早期公民參與的可能性。

3、高中民主環境

學生參與社會政治團體的意願可視作一種功能——鼓勵他們在校參與有關政治和社會問題的討論。目前，很少有研究探索這種聯繫。學校將學生反饋納入決策，鼓勵學生分享和討論不同的意見，從而在學生中產生一種社區感，這些可能會以某種方式影響學生在校外參與社區服務的意願。Flanagan等人（1998）指出，美國學生在課堂被鼓勵表達觀點這一現象與他們對公共利益方面的重視有關。這些發現使他們認為，在多大程度上給學生空間讓他們聽到自己的聲音並質疑他們的意見，可能會推動他們通過社區服務、志願服務或服務學習更多地參與到自己的社區中。

4、高中學生種族構成

一所學校的種族構成也可能有助於其“民主氛圍”，因為佔多數的學生相對於佔少數的學生更能表達自己的觀點。這可能尤其適用於在特權地位的學生。因此，在多種族的羣體中，參與率顯著下降並不令人驚訝。“種族多元化學校對公民（青少年）的學習和發展尤其具有挑戰性”（Kawashima-Ginsberg & Levine, 2014），因為學生不確定在不同種族的同齡人中如何“安全”地討論哪些話題。

5、高中公民教育質量

全國的公民教育質量因教育管轄權而異（Kawashima-Ginsberg＆Levine，2014）。事實上，有些人認為班級之間缺乏一致性，除了某些課程中缺乏公民內容之外，還存在其他問題（Kahne＆Westheimer，2003）。Bachner（2011）指出，正式的公民教育是一種增加公民政治參與的方法，但尚未得到社會利益相關者的足夠重視。Kahne和Westheimer（2003）認為，如果民主要蓬勃發展，學校必須承擔更多的責任，為美國的年輕人提供公民教育，使他們能夠了解並準備好加入有關社區和社會機構如何發展的政治討論。

Kiousis和McDevitt（2008）在觀察課程安排如何影響青少年選民投票時證明了這一點。他們發現那些參與者在學校的政治討論中，除了在家中與家長進行深度對話外，在達到投票年齡時，該羣體內的選民投票率也很高。Kawashima-Ginsberg和Levine（2014）發現，參加某種類型的課外小組、在高中能夠與他人和團體頻繁互動以及受到高質量的公民教育，這些都增加了準成年人的政治參與。

研究問題

本次研究的問題為：學生家庭和學校環境的具體組成部分是否與他們自願參與校內外的社會政治團體有關？

為此，我們將探討學生的人口特徵、父母公民參與程度、高中環境以及這些因素對社會政治團體參與的影響。

研究方法

1、數據源和樣本

本次研究的數據取自青年投票和公民知識委員會2012年青年選舉後調查數據集。這是在美國2012年總統大選後進行了為期6周的時間收集的。樣本是通過調查公司隨機撥號獲得，其中三分之二的被訪者是通過手機號碼聯繫，其餘通過固話聯繫，同時樣本中有很多的非裔美國人和拉丁美洲/拉美裔受訪者（Levine，2014）。

共有4483名的受訪者（18至24歲）接受了有關政治參與和教育經歷的調查。49%的受訪者是男性（n = 2218）。61％的受訪者是白人（n = 2633），黑人是21％（n = 927），亞洲人是3％（n = 148，14％的人被確認為“其他”（n = 622）。此外，19％的受訪者被確定為拉丁裔/西班牙裔（n =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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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測量

①因變量

校內參與社會政治團體。受訪者是否在高中參加了與社會或政治問題有關的團體。

校外參與社會政治團體。詢問受訪者是否在高中參加校外的與社會或政治問題有關的任何團體。

校內外同時參與社會政治團體。創建此變量是為了表明哪些受訪者在學校和校外都參與了社會政治團體。因為受訪者可能在校內或校外加入的社會政治團體，所以採用序數邏輯迴歸模型對社會政治團體成員參與的“程度”或“水平”進行建模。具體地説，在分析中使用的序數因變量是由編碼參與者操作的，即不加入任何團體（“0”），加入一個“羣體類型”（即校內或校外的社會政治團體；“1”），或在兩種情況下同時加入社會政治團體（“2”）。

②自變量

  人口因素。為了瞭解參與者的文化和社會經濟背景，該研究記錄了父母社會經濟地位、性別和種族的信息、受訪者的性別、受訪者的種族（黑人、白人、亞洲人或“其他人”），以及他們是否是拉丁裔/西班牙裔。

建立量表來評估受訪者在高中時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受訪者回答了三個問題，即家中書籍數量、母親或撫養他們女性監護人的受教育程度以及每週送到家中的報紙數量（Kawashima-Ginsberg＆Levine，2014），但其可靠性相對較低（Cronbach的α=0 .42）。

家庭政治社會化。受訪者通過回答這些問題，即“你的父母在宗教集會中很活躍”和“你的父母在社區做了志願工作”，説明父母的宗教活動和通過志願服務參與社區活動的頻率。受訪者根據“你的父母希望聽到你對當前事件和政治的看法”的問題，還回答了父母如何鼓勵他們參與家庭政治討論，回答對應的量表數值範圍為從1（從不）到 5（一直），最後得到的的α值為0.57。

高中民主環境。參與者通過回答他們在高中時的所得所感，回應了與學校民主環境相關的問題。評分由四個方面組成：“學生對高中的運作方式有發言權”; “一般來説，如果學生尊重老師，他們可以與老師意見相異”; “鼓勵學生表達意見”; “學生認為他們是社區的一部分，人們之間互相關心。”回答對應的量表數值範圍為從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由此得到的數值α為0.63。

高中種族構成。受訪者被問及他們高中的種族構成。參與者被要求將他們高中的種族構成描述為（a）大部分或全部是白人學生，（b）大部分或全部是黑人學生，（c）大部分或全部為拉丁裔/拉美裔學生，（d）大部分人為不同種族，（e）所有種族羣體平均分配，或（f）其他。

高中公民教育質量。受訪者被問到是否記得在高中上過與公民民、政府、政治或社會問題有關的課程。如果他們參加了這樣一門課程，則通過六個問題來評估，這些問題涉及學生參與課堂討論的程度、課堂上所涵蓋的信息以及學生從課堂參與中獲得了什麼的問題。受訪者被問到：“在這門課上，你花了很多時間討論當前的事件？老師在課堂上是否鼓勵討論意見相異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你是否對該課程的社會、政治或社區問題的進行過研究？你在社區裏為那門課做過研究調查嗎？在那堂課上，你是否被要求通過閲讀報紙、看電視或上網來跟上政治或政府的步伐？你從那門課上學到的知識對現在的日常生活有用嗎？”。所有與該量表相關的變量都是二分的，即為是/否答案。由此得出的α分值為0.67。每個變量的分佈情況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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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數據採集

通過電話聯繫受訪者並要求他們參加大約由75個問題組成的訪談，訪談時間約為18分鐘（Levine，2014）。

4、數據分析

二元和序數邏輯迴歸模型根據因變量是二分的還是有序的來分析數據。首先輸入人口統計信息（即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性別和種族/民族）。然後在模型2中添加家庭政治社會化信息，因為受訪者在高中之前可能會受到家庭的影響。其次是模型3中的高中民主環境和學校種族構成。模型4中加入了高中公民教育質量，最後添加這個變量是因為它要求受訪者回憶他們的高中經歷。所有分析均使用Stata軟件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