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和學校環境對青少年參與社會政治團體的影響及啓示（下）_風聞

摘要：本期推送的是美國福特漢姆大學學者Christopher A. Curtis發表在Education and Urban Society的Home and School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on Adolescents’ Sociopolitical Group Participation: Implications for Increasing Youth Involvement一文的下半部分。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通過參與社會政治團體（例如服務學習或社區服務計劃）來探討環境因素對青年公民參與活動的影響。作者用二元和序數邏輯迴歸模型分析收集的數據，發現家庭和學校環境中的幾個因素與青年在校內、校外或在這兩種情形中同時參加社會政治團體的可能性有關。而研究結果也表明，鼓勵青年參與社會政治團體應考慮到目標人羣中存在的人口統計因素（即種族，性別和文化）和經歷（即公民教育質量）差異。

這是社論前沿第S1395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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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論

1、校內加入社會政治團體

如表1所示，父母社會經濟地位、種族、性別和高中公民教育質量被發現是高中加入社會政治團體的顯著預測因素。在所有四個模型中，父母社會經濟地位是一個顯著的預測因子，其影響基本上沒有減弱，這表明它的影響主要是直接的，而不是由模型2和3中出現的變量所導致的。更具體地説，在考慮所有其他獨立變量之後，在模型4中父母社會經濟地位每增加一個單位，就使得高中生加入社會政治團體的預期幾率增加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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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1和模型2中，女性這一變量與在學校加入社會政治團體的可能性增加有關，但在模型3的分析中引入高中民主氛圍和學校種族構成變量後，這種影響不再存在。在模型4中輸入所有的自變量後，與白人同齡人相比，黑人蔘與者在學校中加入社會政治團體的可能性高出76%。這一效應在所有四個模型中都沒有減弱，這表明黑人與白人之間的差異本質上是不可調和的。

家庭政治社會化對校內參與社會政治活動的可能性沒有顯著影響。高中民主的氛圍影響似乎不大，在考慮到高中公民教育質量後，這種影響不再顯著。而接受高質量公民教育的學生更傾向於加入學校的社會政治組織。

2、校外加入社會政治團體

如表2所示，在前兩個模型中加入校外參與社會政治羣體後，父母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力的可能性增加，但在模型3中高中民主氣氛和學校種族構成變量加入後，這個變量不再顯着。種族對參與校外社會政治團體的影響似乎也很小。亞洲青年在校外加入社會政治團體的幾率最初被發現比白人同齡人低73%，但是在模型3中加入高中民主氣氛和學校種族構成變量後，這種影響就會被某種方式稀釋掉。與白人受訪者相比，將種族確定為“其他”的受訪者校外加入社會政治團體的可能性降低了73％。這種影響在控制高中民主氣氛、學校種族構成和高中公民教育質量這幾個變量時就會表現出來。

在模型3中，家庭政治社會化水平越高，受訪者校外加入社會政治團體的可能性就增加65%，但考慮到高中公民的教育質量，這種影響就不再顯著。研究發現，高中公民的教育質量對增加校外加入社會政治羣體的可能性有輕微影響（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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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內外加入社會政治團體

序數邏輯迴歸模型可以“分解”為包含序數因變量的類別之間的一系列對比或比較。在當前模型的基礎上，對兩個這樣的對比進行建模。其中在一種或另一種情況下加入社會政治團體(“1”)，或兩者都加入(“2”)，與完全不加入社會政治團體(“0”)相比較。第二個對比涉及預測在兩種情況下加入社會政治團體(“2”)與未加入社會政治團體(“0”)或在加入一種情境(“1”)比較。

校內或校外參與社會政治團體或同時加入的VS校內外都不加入任何團體。表4顯示的數據顯示了種族和公民教育質量對學生加入某種社會政治羣體的影響。具體而言，在考慮所有其他自變量之後，黑人學生加入一種或兩種社會政治羣體的幾率比白人受訪者高182％。接受更優質的高中公民教育對提高受訪者參加某種社會政治團體的可能性也有一定的影響，而這些公民不會不參加任何團體。

校內外同時參與政治團體VS校內或校外參與社會政治團體或不加入任何團體。表5表明，家長社會經濟地位和高中公民教育質量在增加學生參與兩種社會政治團體的可能性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而在加入一種團體或不加入團體中作用不顯著。事實上，與較貧困的同齡人相比，父母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受訪者參加兩類社會政治團體的可能性高出近3倍，這一效應在所有四個模型中都非常顯著。此外，接受更優質高中公民教育的受訪者，加入校內外兩類社會政治團體的可能性提高了28%。種族和家庭政治社會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影響力，但高中民主氣氛和學校種族構成被添加到分析中後，他們的影響就會以某種方式而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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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現有的文獻已經詳細地記錄了參與社會政治團體對青年的潛在好處。然而，對於是什麼激勵年輕人自願參與這些活動的目前尚不清楚。此外，有助於青年加入這些羣體的具體因素尚未明確界定。如果教育工作者和學校管理人員的目標是增加青年對各種社會政治團體的參與的話，這對培養青年廣泛參與社會政治團體的意識是很重要的。本文的目的是探討所選定的環境因素是否會影響青少年參與社會政治團體的可能性(如服務學習或社區服務計劃)。調查結果表明，受訪者的家庭和學校環境中的幾個因素，以及一些受訪者的人口統計特徵，確實與青年在校內、校外或兩者兼而有之地加入社會政治團體的可能性增加有關。

分析中發現，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對增加青少年在校內和校外參加社會政治團體可能性方面具有影響力。有經濟能力和社會資源的父母撫養的年輕人更容易參與到某種形式的公民活動，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Flanagan, Levine，& Settersten, 2009)。同樣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數形式的公民和政治行動的招募都是通過組織背景(例如工作或教育背景)進行的，而這選擇了具有社會優勢和社會能力的人”(Flanagan & Bundick, 2011)。這個變量對在校外加入社會政治團體的受訪者不具備影響力的，可能原因是家庭富裕的學生往往是從具有很多資源的學校畢業的，這些學校會有豐富的公民活動和校內的社會政治團體。

女性對校內加入社會政治團體的影響微乎其微，但也不是在所有的情形下可以觀察到的。儘管在其他的研究中性別對參與社會政治團體有更大的影響力(Hart, Atkins，& Ford, 1998；Miller, 1994；Seider, Rabinowicz，& Gillmor, 2011)，在本研究中，這一點似乎並不明顯。這一發現有些奇怪，是因為社區服務和志願服務的性別差異已被發現，而這差異是從青春期一直延續到成年期。對這一發現的一個可能解釋是，許多受訪者可能曾就讀於將社區服務或服務學習作為畢業要求的學校。另一種可能性是，本研究中的受訪者可能希望就讀於那些喜歡接收有社區服務經驗或參與一些社會政治團體申請人的大學或學院(Morimoto & Friedland,2013)，這可能導致本研究中有更公平的性別分佈。

這項研究中觀察到的所有種族中，與白人相比，黑人受訪者最有可能參與某種類型的社會政治團體。黑人受訪者在學校更有可能加入社會政治團體，加入一種或兩種類型的社會政治團體，而不是不加入任何團體。在考慮了所有自變量後，黑人受訪者同時加入兩種類型的社會政治團體可能性要比加入其中一種或兩都不加入的可能性要大。這些發現也支持了Zaff等人的推論(2008)，即“種族社會化將成為對非裔美國青年公民行為的預測因素”。

家庭政治社會化對青年加入某種社會政治團體的影響有限。當觀察那些在校外加入社會政治團體的受訪者和那些同時加入校內外團體的受訪者時，一旦考慮到其他自變量，家庭政治社會化就失去了它對青年參與社會政治團體的影響。這與之前研究得出的青少年的家庭影響和公民參與之間存在着更強的關係的結論有所出入。例如，迪爾(2009)的結論是，父母無疑在孩子的公民參與中發揮了關鍵作用。Flanagan等人發現（1998），在7個國家中觀察到的男性和女性公民之間最強烈的關聯之一就是社會責任中的家庭倫理道德。本研究不清楚家庭政治社會化的影響為何受到限制。一個潛在的解釋可能與青少年在開始形成自己身份時並從家庭中脱離的傾向有關，這通常伴隨着對父母的信仰和意識形態的質疑。

高中民主氛圍和種族構成對受訪者參與某種類型的社會政治團體的可能性沒有影響。然而調查發現，高中公民素質對提高受訪者參與某類社會政治團體的可能性具有適當的影響。這一發現與現有文獻記錄保持一致，比如，對公民教育對青年公民參與的影響的闡釋（Dallago、Cristini、Perkins、Nation & Santinello，2010；Dill，2009；Kahne & Westheimer，2003；Kawashima Ginsberg & Levine，2014），還有在培養青年公民意識的背景下討論公民教育的作用，並解釋了不接受優質公民教育所帶來的後果（Levinson，2007）。

啓示

這項研究的結果對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工作者有重要的意義，認為學校在培養個人公民意識方面扮演者重要角色。研究結果也表明，關注學生的人口統計背景很重要，因為這對青少年接收與賦權和公民參與相關問題的信息有很大的影響。由於青年職員和學校工作人員在各自機構的課程研發和實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所有他們可以在培養學生個人公民意識中產生很大的影響。學校可以提供公民教育，鼓勵學生更多地融入社區，讓他們瞭解周圍的世界，以及如何通過公民參與來影響社區。還可以為青少年提供參與社會政治團體的機會，從而促進他們的公民參與。在考慮到社會政治團體參與對青年的益處，以及哪些具體因素可以促進他們的參與，這將有助於社會政治團體吸引更多的青年，對於那些從參與中獲益最多的青年（如少數羣體和邊緣化青年）尤其有用，但在操作中也會面臨各種的障礙（Cemacliar，2009）。

未來研究方向

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解決本研究結果與現有文獻之間的差異。更具體地説，觀察到的性別和家庭政治社會化對社會政治羣體參與的影響最小，但與當前的文獻研究結果不一致。儘管此次的研究結果顯示種族與社會政治團體參與之間的關係與其他研究一致，但仍需要更多的研究來確定公民行為是如何通過人際關係傳遞給青年的(Zaff等人, 2008)。如果我們想要了解高中民主氛圍和社會政治團體參與之間是否存在更復雜的關係，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儘管有文獻支持這些變量可能是重要的，但發現該變量對參與者的社會政治團體參與本研究沒有顯著影響。

為了更全面地瞭解可能影響青少年對社會政治團體吸引力的眾多變量，還需要進行額外的研究。對本研究中觀察到的變量進行更有力的測量，以及附加的、清晰的可操作化的構建，可能需要闡明高中時促成社會政治團體參與的眾多因素。未來的研究可能會考慮使用定性的方法來闡明是什麼因素鼓勵學生參與社會政治團體，以及什麼樣的機制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增加學生羣體中各個子團體的參與。

此外，未來的研究可從學生入學時收集信息，而不是通過回顧的方式來收集，“實時”收集數據將消除可能隨時間推移而產生的偏差。此外，在調查中收集教師和家長的數據有助於闡明家庭和學校環境因素對青年社會政治羣體參與的貢獻。最後，未來的研究應該嘗試解決研究中存在的測量問題，問卷的設計應更精確和直接，以便提高量表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