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錫進：香港人蝸居是極端資本主義的鍋，可惜一些人恨錯了地方【轉】_風聞

老胡這次去香港，親眼所見一些人家的住房面積只有三十平米左右，房價奇高，年輕人普遍買不起房。另外貧富差距很大。依我看，香港總體上這麼富裕，民生問題卻如此尖鋭，最大的原因是它過於極端的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

很多人會説，搞資本主義制度的地方多了，住房問題這麼突出的沒幾個像香港這樣。再説，京滬的房價也很高，跟資本主義不資本主義有什麼關係？

先要説，香港住房很難，有幾個原因。第一土地少，但是再少，也不至於蓋樓沒地方。新加坡的土地更少，如果不算填海造地，只有香港的一半，人口卻只比香港少100多萬。但新加坡政府有決策力，填海造地約200平方公里，祖屋政策也運行的很好，我參觀過幾個新加坡普通人家，住房都是100平米左右。這樣的住房面積在香港想都不敢想。

香港不是沒有土地蓋房，而是沒有力量協調用哪塊土地、以什麼方式建房。在香港，要填海造地，要建公屋，政府拿出這些政策，到立法會上都被否決了，當年董建華的“八萬五建屋計劃”就失敗了。反對派的理由多的是，他們就是要和政府作對，明顯對民生有好處的政策讓他們給污名化了，還能夠通過操弄輿論，讓老百姓覺得是政府做錯了。在香港，每一項民生政策通過都舉步維艱，反對派動輒在立法會搞“拉布”（抵制），民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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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香港的很多土地掌握在大地產商手裏，他們建樓是絕對以盈利為目的的。有一些舊樓是五六層的，可以把它們拆掉蓋成幾十層的高樓，讓原來的居民回遷，擴大一點他們的面積，還有很多剩餘的房屋，足夠房產商賺的。在中國內地，很多舊城改造就是這樣實現的。但是在香港，這種事情也由於種種阻力就是做不成，政府協調不了。比如翻建過程中，原來那些住户住到哪裏去，誰出錢？這個問題在香港就解決不了。而且那些房屋裏，很多是租户，有補償款也要給房主，租户的利益誰來保障？要協調這些問題，香港特區政府是沒有權利和威望去實現的。

如果在中國內地，民生出現這麼大面積且嚴重的問題，政府肯定就行動了。別管什麼道理，把問題解決了再説，老百姓的利益肯定要排在首位。但是在香港不行啊，全是法律問題，一個套着一個，還沒搞，頭就大了。所以眼看着嚴重的民生問題一年一年拖下來，越積越大。

京滬這樣的大城市也有“蟻族”之説，但總的來説，“蟻族”被很多人看作自己人生的臨時或過渡狀態，而且成了家的，住二三十平米的人，所佔比例很小。即使租房子，總能租個不那麼憋屈的一兩居室吧。像香港居民那麼惡劣居住條件的，反正老胡在北京新聞圈裏的我們自嘲稱為的“新聞民工”中是極其少見的。在北京一直租住30平米左右房子，四五十歲了還沒有自己房子，兩三個孩子，這樣的家庭我真沒見過。

中國實行一國兩制，香港什麼制度，是他們自己的事。但問題是，那些媒體、反對派人士不知怎麼搞的，把香港問題的鍋像變戲法一樣甩到了施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內地頭上。內地的人均財富比香港低多了，但內地人住的，包括在京滬這樣的城市裏，要寬敞多了。正常的三口之家，住七八十平米不算大。中小城市住的就更大了。怎麼內地對香港的任何影響都是壞的了呢？內地為什麼被描述的那麼可怕？我真是覺得香港老百姓很不瞭解內地，香港的教育，還有輿論有一種強大的力量，要讓香港不合理的東西固化，光榮化，讓人民羣眾心甘情願地承受這一切，而最好的辦法就是煽動與內地社會的對立，那樣香港不好的東西也都成了好東西了，爛透的東西也都被貼上“民主自由人權”的標籤。

我想説，中國內地社會真心想讓香港好。老胡看了那些住在蝸居里的人家，真的很心疼他們，想呼籲國家能夠採取什麼辦法幫幫香港人。但有一國兩制啊，而且香港對內地元素那麼警惕，大灣區這樣的好規劃也被那裏的一些人往歪瞭解讀。如果是一個內地城市的民生搞成這樣，中央早動手了，如果沒行動輿論也不幹啊。但是香港問題出在沒有解決問題的效率，原因是反對派的阻撓和社會對政府權力的種種限制，而輿論的解讀又恰恰是相反的，使得老百姓恨錯了地方，該恨的沒有去恨，該支持的沒有做到支持，我們又只能在一國兩制那道無形之牆的牆外望港興嘆。事情就是這麼複雜而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