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與特蕾莎修女的神話_風聞

來源 | 公眾號科學公園

作者丨ErikMöller   翻譯 | 柏林老怪2

譯者按：多年前讀到這篇文章時就有翻譯的衝動，但是，儘管我一向對Telepolis（TP）的作者們的批判精神和調研功夫比較信任，當時還是被文章中所描述的事情震驚了。而且，特蕾莎修女當時在華人圈裏很熱，摧毀這麼一個基督徒們能拿出來炫耀的現代偶像，也有些於心不忍。這一猶豫，就過去了六年多。

這些年間，特蕾莎修女更多的“業績”曝光了，不僅僅是她在自己信仰危機時依然虛偽地向世人鼓吹基督信仰（信仰危機本身在我看來不算什麼大事，我的神學朋友們沒有幾個不曾經過個人信仰危機），而且還有更為人 不齒的事情，本篇文章所反映的事情因此更具有可信度。

本文涉及的另一個問題是西方媒體的批判精神，或者説在某些具有特定背景的問題上所缺乏的批判精神。這種媒體批判雖然不能完全揭示政治、經濟、教會和媒體的 內在關聯，但是也顯示了所謂的自由世界媒體運作的一個側面。文中提到的“畢爾德伯格會議”不僅從來不曾在中文媒體中出現，即使在西方媒體也幾乎不曾見諸報端。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關注一下這個每年夏初舉行的歐美精英峯會。

原文題目：關於艾格尼斯·剛察·博亞丘又名特蕾莎修女的被宣福

作者：ErikMöller

發表時間：2003年10月19日

網址：http://www.heise.de/tp/r4/artikel/15/15888/1.html

這種救護車是加爾各答市政府捐給特蕾莎修女的“博濟會”（Missionariesof Charity）的。據查特吉（Aroup Chatterjee）的調查，這種車主要被用作“修女專車”，而很少被用於收容所之間的病人運輸，並且從來不用於急救。

事實上，德國儘管有數量巨大的媒體產品，但進行獨立調研的記者卻相當少：稿酬低廉、上級的規定、編輯室的多層過濾，為需要大量投入的工作限定了狹窄的界 限。大型雜誌有能力為一個Top Story支付大批費用，但是，什麼是一個Top Story，是由主編決定的。

關於德國頂尖政治家與PR顧問Moritz Hunzinger的關係的報道，兩年間被提供給了不同的媒體，都遭到拒絕，最後才由《明星》雜誌發表，並導致了Rudolf Scharping事件曝光。經過短暫的閃光燈風暴，這一事件很快又從公眾意識中消失。Hunzinger引導政界人物與經濟精英聚會的“議會晚會”和“政治沙龍”幾乎不被質疑，就如同每年舉行的歐美精英峯會“畢爾德伯格會議”很少被質疑一樣。報道關於911的各種陰謀論時，《明鏡》週刊採用的標題是“荒謬大觀園”，一網打盡所有那些陰謀論瘋子。這家雜誌甚至毫不自私地把這個揭秘故事翻譯成了英文。

媒體批判者諾姆·喬姆斯基早就懷疑，傳統大眾媒體的主要功能不是揭示真相，而是掩蓋真相。這可以通過直接的假信息實現，比如Forbes和Wall Street Journal針對Michael Moore的電影Bowling for Columbine散佈的假信息，但大多數情況下是通過側重某些事實和觀點——我們可以對比一下關於娛樂明星Dieter Bohlen 的文學創作的報道規模和對安哥拉地雷或沙地阿拉伯人權狀況的關注程度。有時候，特定的視角完全被忽略。

一顆明星的誕生

如果不帶偏見地查考一下特蕾莎修女的業績，我們就可以確定，媒體系統地扭曲了現實，並且完全忽略了批判性分析。這個已故的阿爾巴尼亞人的媒體故事開始於英國人穆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Catholic Times在她去世後於1997年10月12日寫道：“如果不是他，世界或許永遠不會知道特蕾莎嬤嬤。”穆格里奇是一個狂熱的保守主義分子，認為世俗的自由主義是 “所有破壞力量中最大的”。他是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贊助的記者之一。這是一個CIA組織，任務是在歐洲建立對抗共產主義的對立文化。除了“非共產主義的左派”，它還資助自由派左翼社會意義不大的表達方式，就是抽象藝術和“後現代化思維”（關於這個課題的權威著作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的Who Paid the Piper：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1999, Granta）。

穆格里奇的特蕾莎項目開始於1968年的一個BBC採訪。當時，生於阿爾巴尼亞的修女特蕾莎在加爾各答領導的還是一個規模相當有限的垂死者收容院 —— 這並不是什麼有創意的機構，特蕾莎出生之前，加爾各答就早已經有了類似的機構。不論是規模還是所提供的醫療保障，特蕾莎的機構都是最低限度的。在這裏，孤 兒可以有飯吃，垂死的人頭上有個屋頂，這一切都具有傳統的天主教風格：護士修女們沒有值得一提的醫學訓練，不過垂死的人要受秘密洗禮。與其他的機構相比， 比如擁有圖書館和學校的印度Ramakrishna-Mission或每天分發1.8萬份飯的美國 Assemblyof God傳教所，特蕾莎的修女團即使在今天也微不足道。

對於基要分子穆格里奇來説，特蕾莎修女正是他向世界傳播自己的意識形態所需要的人物。為此，他首先是在美國找到了支持者。1969年，穆格里奇與導演Peter Schafer共同拍攝了紀錄片Something Beautiful for God，隨後有同名的國際暢銷書出版。這部紀錄片具有傳奇性，是因為穆格里奇聲稱在特蕾莎的收容院拍下了“攝影奇蹟”：他聲稱昏暗房間裏那種柔和的光線是 無法從技術上解釋的。一直到1994年，攝影師Ken Macmillian才解釋説，當時他們試用了柯達的一種新膠片。“當我們最終看到電影的時候，我已經想歡呼讚美柯達，但是穆格里奇不讓我這麼做……同一天，我就因為加爾各答 ‘奇蹟’收到了所有這些電話。”

在美國，宗教右派歡慶特蕾莎修女，而她則開始宣傳對避孕和墮胎的 拒絕。影響巨大的教徒，比如新教徒Billy Graham和天主教徒William F.Buckley Jr.，造就了在加爾各答從街上收容“窮人中的窮人”的“活着的聖徒”的説法（這種説法雖然是胡説八道，卻得到了特蕾莎感激的重複）。

還在1971年，穆格里奇就預言特蕾莎修女將獲得諾貝爾獎，而且在她去世前就預言她將會被封聖。特蕾莎則越來越由修女發展成了媒體人物，她不僅以各種由頭 周遊世界，而且在自由派圈子裏也成了教皇拿得出手的代表。每會見一個政客，她都要請求制止墮胎、避孕藥和避孕套。經過兩次失敗之後，她終於在1979年被授予諾貝爾獎。這是一場資金豐厚的宣傳運動的結果，而她則利用這次機會，向世界輿論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

但是我相信，今天和平最大的破壞者是墮胎，因為這是直接的戰爭，直接的殺戮——直接由母親自己實施的謀殺。（……）今天，墮胎是最大的邪惡，是和平最大的敵人。今天彙集在這裏的我們，是我們的父母所要的。如果我們的父母不想要我們， 那麼我們就不會在這裏。

我們想要孩子，我們愛他 們。可是其他數以百萬計的呢？許多人為孩子們擔憂，比如在非洲，他們大量死亡，或死於飢餓，或死於其他原因。但是數以百萬計的孩 子們有意死去（原文如此），因為他們的母親的意願。如果一個母親能殺死自己的孩子，那麼，還有什麼能阻止我們去殺人或者互相殺戮呢？什麼都不能。

對 於一個以減少世界上的痛苦為己任的女性來説，這是很不尋常的話語。但是，在隨後的年月裏，特蕾莎的另一個形象就要顯現出來：作為教皇的奸細，她並不拒絕人 的苦難，而是要莊重地舉行並促進人的痛苦。就在特蕾莎修女晉升為右派的寵兒而且也被克林頓和戴安娜王妃這樣的自由派獻媚的同時，媒體也熱情地加入了這場遊 戲。

一個神話的破裂

為特蕾莎修女的形象帶來第一道裂痕的，是克里斯多弗·希欽斯的紀實作品《地獄天使》（Hell’s Angel，1994）和隨後於1995年出版的100頁的論戰文《The Missionary Position》。這兩部作品大體上是以很尖刻的方式討論同樣的指責。書中缺乏信息來源，但是其中提到的事實從總體上沒有爭議——鑑於希欽斯的風格和單打獨鬥的角色，他的批評很容易被忽略。事實上，希欽斯作品的很大部分是以生活在英國的印度人查特吉（Aroup Chatterjee）的調查為基礎的。查特吉參觀並拍攝了特蕾莎修女的工作，採訪了相關人員，並就特定的事件試探了修女們的反應。今年，查特吉的書出 版，與此相比，希欽斯的作品簡直就像學生作文。

查特吉的作品The Final Verdict全文可以在出版社的網頁下載，長達400頁，信息來源完整，是對特蕾莎一生業績的清算。此外，查特吉直接參與了特蕾莎的宣福審定程序，向梵蒂岡負責此事的 權威遞交了自己的意見，甚至被邀參加一個業餘神職審查人的問訊會，以確定特蕾莎的“神聖性”。他的意見當然對宣福過程沒有任何影響，而他自己也不要求教會 人員中斷宣福審定程序：“如果我是生意人，我當然會讓自己最好的售貨員出面。”

特蕾莎修女1984年於博帕爾。她對這場奪取了3000人生命的工業災難唯一的答覆就是要求“饒恕啊，饒恕！” 在西方看來，這是一個典型的特蕾莎式反應，而對印度人來説不啻是一種挑釁。

除了查特吉，特蕾莎去世後的幾件出版物也進行了深入一些的挖掘。1998年9月10日，《明星》發表了Walter Wüllenweber調查特蕾莎修女團資金情況的文章“拿取比給予有福 —— 特蕾莎修女：她的千百萬資金在哪裏？”（英文版）

參考了現有的資料，簡樸的聖者神話就所剩無幾了。希欽斯認為，特蕾莎修女首先滿足了人們相信有什麼人關心窮人的心理需要，這樣就可以不用自己去關心。事實 上，特蕾莎神話首先是西方媒體預謀沉默的結果。查特吉的書至今基本上被忽略，儘管他可以向每一個提出疑問的人提供調查時的錄像、錄音和其他記錄。如同Hunzinger故事一樣，關於艾格尼斯·剛察·博亞丘的真相的故事銷路不好。

換在10年前，這種預謀的沉默還可以繼續下去，但是，互聯網現在給想知道情況的人提供信息，這樣，人文主義網站就鏈接了查特吉的書，當然是在維基的特蕾莎 修女詞條。惡劣的是，個別天主教徒無法完全避免現實，因為，如果用Google搜索“Mutter Teresa”，搜索結果的第一頁就會出現卑鄙的無神論者創建的德文網頁“加爾各答的死亡天使”。

特蕾莎修女與窮人

可是，究竟什麼是特蕾莎修女陰暗的真相呢？就算她的政治觀點與主流觀念不符，難道她不是一個誠心幫助窮人的好心人嗎？查特吉的調查表明，特蕾莎在媒體中就 自己工作的性質和範圍進行了系統的欺騙。在現實中，她的工作人員與其説是與死亡鬥爭，毋寧説是促進死亡，她們連就近的急救呼叫都置之不理。

在印度次大陸出現危機時，特蕾莎的修女團反正幾乎不扮演什麼角色。查特吉在他的書的第11章按不同的項目對特蕾莎的博濟會和印度的Ramakrishna-Mission 進行了對比，比如在應對危機和災難方面，查特吉列舉了出書前幾年的共16個事件，Ramakrishna每次都提供幫助，而特蕾莎修女團沒有參與過任何一次。

大災難發生時，“活着的聖者”往往是在第二故鄉羅馬，或是在美國，或是正在為反墮胎巡遊世界。即使是 她的“屬靈”顧問、眾多歌頌特蕾莎的書籍的作者之一Edward Le Joly，也早在1986年與一個修女談話時就説，特蕾莎“總是不在”。戴安娜王妃多次想在加爾各答與特蕾莎相會，未果，因為後者從來不在加爾各答。這 樣，她們最終會面是在羅馬和紐約。

特蕾莎滿世界抱怨，遠離了加爾各答的受苦人是多麼可怕，可是暗地裏應該恨透了這個避孕和墮胎毫無困難的城市。查特吉寫道，她在這個城市從來不可能公開控告 “未出生的生命”的苦難，要不然至少會被口水淹死。有一次她倒是面臨了被暴打的危險：1984年12月的博帕爾工業災難中，死亡人數和紐約世貿大樓遇襲一 樣，而她只會説“Forgive, forgive”（饒恕，饒恕）。在護理受害者方面，不論是她還是她的修女團，都沒有起到值得一提的作用 —— 當然，在未做任何批判性審視而接受所有新聞聲明的西方媒體中，她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樣的。

她對窮人所受苦難的真實態度，在1981年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被問到她是否教導窮人忍受命運時，她回答説：“我想，窮人接受自己 的命運，分享基督的苦難，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我相信，窮人的苦 難是對世界其他人極大的幫助。”誰要是對這種邏輯感到困惑，那他就應該看到，作為這種邏輯的基礎的那個宗教是以一個死刑刑具為象徵的。

這樣看來，醫療措施睏乏、拒用止痛藥等等，不過是順理成章的事。英國醫學期刊《柳葉刀》主Robin Fox博士在1994年9月17日描述了自己在特蕾莎一間收容所的觀察，忍不住進行了批評：“我被告知，很少被允許進行檢查。修女和志願者用於區分可治和不可治 病人的數據呢？答案還是沒有。這種系統性的方法與收容所的精神是不相符的。特蕾莎嬤嬤更相信預定的安排，她的規則是要防止（人們）湧向物質主義。”據查特 吉説，特蕾莎粉絲們的反應導致多天不能正常工作，他後悔説了對特蕾莎具有批判性的話。

特蕾莎修女自己總是強調，用最簡單的手段治療窮人是多麼重要。真正讓人驚奇的，不是她自己真這麼認為，而是西方媒體毫無批判地報道這種殺人的拯救學説。有 意不區分可治的和不可治的病人，與針具和其他用具（如果有的話）缺乏消毒一起，當然會導致感染和不必要的死亡。希波克拉特誓言畢竟是一個異教的發明。特蕾 莎反覆強調，“美麗的死亡”對她來説是多麼重要。美麗的死亡是沒有痛苦 的死亡嗎？當然不是 —— 講得最多的一個特蕾莎軼事是，她對一個垂死的忍受劇痛的癌症病人説：“是耶穌在吻你。”病人回答説：“那你告訴他，不要再吻我 了。”這種軼事，在天主教圈子裏總能引發心領神會的微笑。

特蕾莎的世界

鑑於這些情況，她的修女團並不像她在諾貝爾獎頒獎儀式上所説的那樣在大街上成羣地收容苦難的人，這幾乎要讓人感到欣慰了。修女團雖然擁有急救車，但是這些 急救車安裝了沙發，變成了修女專車，有時候用於往每年一度的修女節送雞 —— 這些車輛不是用於運送病人的。查特吉通過多次測試性的呼叫證明，收容所受到急救呼叫時僅僅是要求呼救人向正規的呼救台求救（誰要是不説英語 —— 多數窮人反正不説英語 —— 那他根本不能和修女團的多數工作人員溝通）。那些修女們也根本不是在街上收容受苦的人，相反，如果求救的病人有親戚，不論窮富遠近，一律被拒絕。

特蕾莎一直虛誇自己的工作規模，一次説每天在加爾各答為4000人提供飲食，下一年就説是9000人。查特吉對發放飯食的賑濟廚房拍攝多天，估計每天在加 爾各答得到飯食供應的人數最多不超過300人，有時候賑濟廚房還要飯票，而得到飯票是很複雜的事（查特吉不無諷刺地説道：“Dnarapara……的少數那些天主教家庭有所有的飯票”）。特蕾莎的這些數據從來沒有受到媒體的質疑。

在另外的場合，流傳着61273這類可笑的數字：因為特蕾莎教授“自然避孕”（天主教教條允許這種所謂的“日曆避孕法”，因為這要求當事人在一定程度上禁慾）而有這麼多的嬰兒未出生。如 同在其他天主教地區，加爾各答最窮的人的確被要求學習按日曆計算可以有性生活的日期。這種極端不可靠的方法是允許的，而使用橡皮套則是對潛在生命的謀殺。此外，按照天主教的官方説法，橡皮套是不可靠的（參閲避 孕套有個洞）；自然避孕安全而可靠，避孕套則是殺害生命的、不起作用：只要是貧困與天主教相聚，教會就到處用這種宣傳鼓勵飢餓、疾病和大規模死 亡。特蕾莎一生都是這種意識形態的狂熱代表。她的修女團遍佈世界，如同查特吉在第7章所描述的那樣，她們常常不履行任何賑濟功能，而是像在巴布亞新幾內亞 那樣負責讓土著人改信天主教。

不論是到什麼地方進行政治宣教，她都嚴厲反對避孕套，如同反對墮胎一樣。不用説，即使是輪姦和亂倫的結果，她也認為絕對不可墮胎，並且在國際上為這樣的立 法而遊説。

未出生的生命對她來説太重要了。至於已經出生的生命對她來説有什麼意義，她在1981年訪問海地時表達得非常清楚。她高興地對海地獨裁者杜瓦利埃的 夫人説：“總統太太，這個國家因為您的事業而生機勃勃。”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 論用什麼手段獲得軍事獨裁者的什麼支持，都是合理的。

特蕾莎的千百萬資金

錢，這是特蕾莎永遠收不夠的。原修女Susan Shields在她的文章Mother Teresa’s House of Illusions中指出：“金錢來得飛快，郵差經常送來 整郵袋的信。我們經常收到5萬美金或數目更高的支票。”這些錢都到了什麼地方，Shields不知道。修女團簡陋的條件並未因此得到任何改變，修女團領導甚至嚴格反對用這些錢購置新設施，比如醫療設施。在Shields工作的紐約Bronx，甚至連給窮人的麪包都不是買的。據Shields説，一年之內，就有5千萬美元流入了修女團的賬户。

不過，修女們有嚴格的指示，不許準確記賬，修女團的資金狀況模糊不清。可以肯定的是：這是一個數以億計的生意。除了眾多的高額獎金，特蕾莎還從極度可疑的 人物那裏獲得數以百萬計的捐款，比如原來美國反色情最著名的鬥士之一、騙子Charles Keating。Keating因為參與Savings&Loan金融醜聞而被判刑12年，特蕾莎修女給法官寫信祈求寬恕 —— 對朋友當然是要報恩的。檢察官以私人的名義回信，請特蕾莎退還Keating的捐款，這些錢部分是Keating從窮人那裏騙來的，是騙取了別人所有的積蓄和未來而得來的。特蕾莎當然沒有回答檢察官。

特蕾莎與金融騙子Keating在一起，後者捐給她的修女團上百萬美金。Keating被判刑後，特蕾莎為他獲釋而奔走，捐款從來沒有退還。

對Keating百萬捐款的通常解釋是，他以此尋求贖罪。不過，這可信嗎？美國的新教徒為什麼要通過金錢和媒體支持特蕾莎修女呢？《明星》雜誌在關於特蕾莎的資金的文章中 猜測，這些錢到了梵蒂岡的賬户：“梵蒂岡銀行怎麼處理錢，這是連親愛的上帝都不許知道的。”梵蒂岡銀行的醜聞及其對洗錢、販毒 和一切有利可圖的事情的參與，是不可勝數的——意大利“生意人”曾經試圖阻止關於Calvi死亡的電影《上帝的銀行家》上演，沒有成功。還有哪個組織比神聖與善良不容任何人質疑的特蕾莎的修女團更適合於洗錢嗎？如果再考慮到穆格里奇與CIA的關係，那麼，不用是什麼陰謀論者，就可以設想，特蕾莎遠不止是一個思維簡單而且不懂帳目的老太太。

特蕾莎的奇蹟

回到現實中來。為特蕾莎正式宣福，需要她死後的一個奇蹟，而奇蹟很快就在Dangram這個小鎮發現了。特蕾莎去世後一年，貧窮的印度婦女Monica Besra因為下體疼痛來找修女。特蕾莎佩戴過的一個圓牌轉眼間就解決了她的問題 —— 她下體內的一個腫瘤被神奇地治癒了。她丈夫對這種説法抗議了幾個月：“我的妻子是醫生治好的，不是奇蹟。”Besra事先確實曾經到醫院。給她治病的醫生Ranjan Kumar Mustafi認為：“神蹟的説法絕對是胡扯，應該受到每個人的詛咒。她下體長了一個不大不小的腫瘤，是肺結核引起的。給她開的藥物縮小了肉瘤，直到一年後完全消失。”我們應該知道，特蕾莎修女並不怎麼受加爾各答知識分子的愛戴。

不過，為了一件好事，也是可以出錢的。這樣，至少Besra的丈夫在宣福前及時轉變了觀點：“是奇蹟幫了我妻子的。現在，我和我的孩子們在修女們的幫助下可以受到教育，我也有能力買了一小塊地。一切都好起來了。”稍微受一點PR訓練，Selku Murmu一定也能學會，這樣的話他不一定非要和記者説。

誰要是以為特蕾莎是一個有爭議的聖者，那他就太不瞭解天主教會的歷史了。要了解這點，我們不僅要看最近被宣福、封聖的， 比如説極端保守的主業會的創始人Josemaria Escriva，或者支持克羅地亞烏斯塔剎法西斯分子屠殺35萬塞爾維亞人的薩格勒布大主教Stepinac。奧托·馮·柯爾文（Ottovon Corvin）在1845年出版的《神棍鏡》（Pfaffenspiegel）一書中寫道，那些“可愛而善良的聖徒們”的主要功績，就是用不同形式的自我 折磨來壓制自己的淫慾，甚至可以到自我閹割。此外，最早的那些聖徒主要的工作是消滅可憎的異教。Myra 的聖尼古拉，今天以可口可樂的裝扮聞名於世，曾經摧毀異教女神狄安娜的眾多廟堂，他的紀念日是12月6日，湊巧是戴安娜的生日。聖馬丁也摧毀了眾多的廟堂，還砍掉了有宗教意義的 樹木。亞歷山大的聖居里爾下令或任憑手下的基督暴徒在415年殘酷殺害異教學者希帕提婭。希帕提婭異常著名，即使Socrates Schlasticus 這樣的基督教學者也極力讚美她美麗、智慧、道德高尚。

為了抹消對希帕提婭的集體記憶，教會捏造了一個新的聖徒：亞歷山大城的卡特琳娜。教會説她是比希帕提婭早100年的聰明、美麗而又自信的年輕女子，在亞歷山大城勸異教徒皈依基督教，因此被殘酷殺 害。因為沒有任何跡象證明她的歷史存在，她在1969年被刪除出羅馬教會日曆。不過，整整六個世紀間，她是最受歡迎的聖徒之一，許多基督徒至今還敬仰她：這畢竟是一個美好的故事。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