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_風聞

　　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 　　  　　 （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 　　 這一次的反共高潮，正如三月十八日中央的指示所説，是已經過去了。繼之而來的是在國際國內的新環境中繼續抗戰的局面。在這個新環境中所增加的因素是：帝國主義戰爭的擴大，國際革命運動的高漲，蘇日的中立條約 　　（一）在中國兩大矛盾中間，中日民族間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國內階級間的矛盾依然處在從屬的地位。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這一事實，起着決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繼續尖鋭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全部地叛變投降，也決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勢，重演四一二事變 　　（二）在這種情況之下，指導着國民黨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依然是兩面性的階級，它一面和日本對立，一面又和共產黨及其所代表的廣大人民對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兩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對立，又不積極地作戰，不積極地反汪反漢奸，有時還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變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 　　（三）和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作戰，需要一整套的戰術，萬萬不可粗心大意。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於人民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殘忍，不但為過去十年的反共戰爭所證明，更由抗日戰爭中的兩次反共高潮特別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變所完全地證明了。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為蔣介石所消滅，並迫使他承認這種力量的存在，除了對於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針鋒相對的鬥爭，便無他路可循。這次反共高潮中項英同志的機會主義 　　（四）在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鬥爭中，將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和沒有或較少買辦性的民族資產階級加以區別，將最反動的大地主和開明紳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區別，這是我黨爭取中間派和實行“三三制”政權的理論根據，這是去年三月以來中央就屢次指出了的。這次反共高潮再一次地證實了它的正確性。我們在皖南事變前所取《佳電》 　　（五）有些同志由於對於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這一點發生動搖，並因此對國內階級關係作了錯誤的估計，因而對黨的政策也有時發生動搖。這些同志在皖南事變後，從其“四一二”和馬日事變的估計出發，似乎感覺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的原則指示 　　（六）這些同志，當着我黨中央令其準備對付國民黨的可能的破裂，對付時局發展的最壞的一種可能性的時候，他們就把別的可能性丟掉了。他們不瞭解向着最壞的一種可能性作準備是完全必要的，但這不是拋棄好的可能性，而正是為着爭取好的可能性並使之變為現實性的一個條件。這次我們充分地準備着對付國民黨的破裂，就使國民黨不敢輕於破裂了。 　　（七）還有更多的同志不瞭解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一致性，不瞭解統一戰線政策和階級政策，從而不瞭解統一戰線教育和階級教育的一致性。他們認為在皖南事變後需要特別強調所謂統一戰線教育以外的階級教育。他們至今還不明白：我黨在整個抗日時期，對於國內各上層中層還在抗日的人們，不管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中間階級，都只有一個完整的包括聯合和鬥爭兩方面的（兩面性的）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即使是偽軍、漢奸和親日派分子，除對絕對堅決不願悔改者必須採取堅決的打倒政策外，對其餘的分子也是這種兩面性的政策。我黨對黨內對人民所施行的教育，也是包括這兩方面性質的教育，就是教導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如何和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各個不同的階層在各種不同的形式上聯合抗日，又和他們的各種不同程度的妥協性、動搖性、反共性作各種不同程度的鬥爭。統一戰線政策就是階級政策，二者不可分割，這一點不弄清楚，很多問題是弄不清楚的。 　　（八）還有一些同志，不瞭解陝甘寧邊區和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的社會性質已經是新民主主義的。判斷一個地方的社會性質是不是新民主主義的，主要地是以那裏的政權是否有人民大眾的代表參加以及是否有共產黨的領導為原則。因此，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政權，便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要標誌。有些人以為只有實行十年內戰時期那樣的土地革命才算實現了新民主主義，這是不對的。現在各根據地的政治，是一切贊成抗日和民主的人民的統一戰線的政治，其經濟是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因素和半封建因素的經濟，其文化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此，無論就政治、經濟或文化來看，只實行減租減息的各抗日根據地，和實行了徹底的土地革命的陝甘寧邊區，同樣是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各根據地的模型推廣到全國，那時全國就成了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