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料的意義：老年人照顧實踐中的不平等與主體性互動|社論前沿_風聞

編者按

   僱傭家庭照料是美國發展最快的工作之一。通過探究芝加哥家庭老年照料實踐中的主體互動，本研究發現家庭護理者的工作維繫了僱主的主體性，同時也加強了不平等的社會關係。為了維繫老年僱主的主體性，照料工作者要表現出同情心以幫助她們想象、重構老年人的社會和意義世界。家庭照料實踐涉及的身體互動是無互惠的，使得一些照料工作者認為客户的需求和喜好是優先於她們自身需求和福利，同時，這也成為一種形塑家庭護工個人主體性和實現道德合法性的方式。

 這是社論前沿第S1396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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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作者利用主體性理論，關注護理倫理學的新興研究，並與女性主義者關注對話。與照料有關的人類學研究表明道德問題對於照料分析是至關重要的，而且照料實踐在主體經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凱博文認為“照料是一種道德實踐，使得照料者和被照料者都同時在場，且更加充滿人性化。重要的是，照料提供者似乎會通過日常精細化、技巧性的技能，生產出新的道德形式和主體性。”

    Claire L. Stacey討論了有償照護勞動對於個人主體性的影響，討論了住家照護者積極在關係性維度建構和闡述她們的自我感覺。在構建和表達照料者的身份時，Stacey認為當公共話語將他們描繪為依賴型的、毫無技術性的工作，照料工作者會強調自己的技術性，強化他們的社會價值和本真性自我。在意識到照護者在表述照護身份時確認了主體性，本研究的作者展示了日常照護實踐如何形塑各種主體性和理解道德行為的各種可能性。儘管照護工作者明白他們工作的道德性和社會價值，但是他們的工作還是通過身體實踐和具體化的過程構成的。 

在芝加哥研究家庭照料實踐

作者於2006-2008在芝加哥兩個照料機構進行了田野，芝加哥是美國本國移民和國際移民聚集的中心城市。1900年代初，芝加哥是城市民族誌研究和學者觀察階級、種族、結構不平等再生產的最重要場所，在這種背景中，觀察來自不同社會世界的人們如何發展親密關係、日常交往是非常有趣的。在有償照料中，家庭照護工人的需求與全球增長的“全球保護鏈”相關。

在本文中，作者不僅討論當代家庭照料時間和長期的不平等，芝加哥的田野也提供了比較家庭照料接收者不同經濟經歷的可能性。作者的田野對比了兩種類型的機構，一個是有着照料安排的、為家庭照料護工提供（有限）培訓的公立機構，另一個是以私人機構。儘管兩種機構的參與者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兩種實踐也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研究方法上，田野工作主要是在機構辦公室兩個月的日常觀察、4-6個月在他們家庭中的參與觀察，觀察督導的日常工作、訓練課程、員工大會，結識其中的老年人和工人。督導也幫助作者結識成對的僱主與僱員，最終認識了7對僱主-家庭護工。

用雙手維持老年僱主的生活

文章開頭提到了Murphy太太和她的照護者Sally之間的故事。Murphy太太的身體每況愈下，Sally的工作正是維繫Murphy的生命福祉，從生活細微處，依靠身體、情感和經驗來想象Murphy太太的意義感，通過具體的想象來引導家庭照料實踐。作為家庭照護工人，Sally不是替代Murphy日常生活的節奏，而是尋找支持其生活的細節，用自己的身體來支持僱主的老年身體，幫助僱主來認同自我。這種精細化的照顧使得Murphy太太感覺自己是“正常”的人，儘管她已經逐漸喪失了很多生理上的功能，比如嗅覺退化等。

在訪談中，當問到“什麼是好的照料、什麼不是好的照料”時，Murphy太太的回答讓人印象深刻，“我覺得我應該是一個人，而不是一件傢俱”。她的回答可以説明，“照料”會威脅到人，讓人覺得是一個物件，會有一種失去自我而無意義的焦慮感。老年人們會意識到社會對她的認可是如何變化的，以及社會認可是依賴於她們如何對他們進行親密照顧的人。壞的照顧是社會性的死亡，好的照顧則能幫助人認可、表達其主體性。

照護工作者認為他們對老年人的照料就是維持其生命生活的重要方式。這樣做就要承認老年人的個體性，在一定程度上補償老年人有限的生理行動能力和價值意義缺失。這需要工人們將老年人的生理需求、具體的生活經歷延伸至當下生活中。這樣的工作將老年人生命史的意義感納入他們自己的世界中。

照顧活生生的人

在很多案例中，家庭照護工人努力用雙手照顧年老人，最可見的就是照顧僱主的三餐。然而味覺和嗅覺的退化，與記憶與鄉愁相關的情感，也是與老人過去生活直接相聯繫的。老年人失去了這些感覺也意味着他們掙扎着想要在一個人吃飯的時候享受快樂，從他們記憶中的與他人社交中尋找快樂。

照料者為僱主健康飲食調整做飯安排，減糖減鹽，但同時也要維持僱主的口感。需要照料者發展一系列體察別人偏好的能力和同理心。需要在各種情境下考量被照顧者的感受，既要保證他們的健康，也要照顧他們的飲食味覺記憶。此外，照護者還要利用自己的身體來替僱主感受，比如試水温，這種精細化的的努力可以提供感覺經驗，加強僱主老年人的自我意義感，也建立了他們與物質世界之間的聯繫，維繫他們與之前自己的自我認可，能夠維繫他們的主體性。

支持社會化的個體

不僅在個人認同上，照護者還在社會關係上維繫僱主原來的生活。身體能力上的退化使得老人的社會關係也切斷了，照顧者也要盡他們所能減輕這種缺失感，為老人提供一種關係性的支持，例如Thomas先生和太太經常做飯吃飯，也常去街區的飯館吃飯，太太去世後，他一直情緒消沉，一餐飯對他來説都是痛苦的。他的照顧者Doris就會模仿她太太穿着做飯，在飯桌上給僱主分享自己的朋友、家庭、老家的事情等等，儘管Thomas不説話，但是聽着這些八卦新聞也很開心。

芝加哥很多老人的一餐飯成為提醒他們不再能與其他人分享的人了，意味着過去的關係、過去的生活已經過去了，儘管他們還有和家人朋友一起社交的記憶。沒有這些日常儀式，照顧者還是要繼續幫助老人們感覺到他們仍舊是原來的他們。

道德與意義秩序

家庭照護者認為自己的工作有一種道德價值，在日常生活中利用自己的感覺和身體去幫助老年人維繫生活，體會同情其經驗，將這種經驗和感覺置於自己的感覺偏好之上。僱主可能因為失憶重複同樣的故事講述，而照料者則要像第一次聽這個故事；可能僱主會到處大小便，但是照料者也要去幫助他們清理，要以僱主的需求為第一，滿足他們的需求。由於工作特殊性，陪伴年長老人和無法自理的人，照護工人接受各種各樣的工作環境，比如老人家裏氣味難聞但不開窗通風。

儘管不願意，但是照護者還是會以“如果這是我的家人，我會照顧她”的方式來寬慰自己，這種隱喻方式是通過建立一種親屬的義務來進行，她們可以犧牲自己身體上的不舒適感和不安全感來維持僱主生活。通過抱怨工作條件的惡劣性，家庭照護者在家庭照料工會和提倡提高護工福利的社會運動中用一種相同的修辭。這些運動，動用了照護工作者從僱主身上獲得的道德和政治可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