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香港問題的戰略遠見_風聞

1946年12月，毛澤東在與幾位外國記者進行交談。當記者問到中國共產黨對香港的態度時，毛澤東表示：我們現在不提出立即歸還的要求，中國那麼大，許多地方都沒有管好，先急着要這塊小地方幹嘛！將來可以按協商辦法解決。1949年10月與蘇聯的米高揚談話時明確告知：

【“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係、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

這就是孕育瞭解放後我們長期沒有收回香港並最終通過談判解決的思路。這個策略，一來有可能分化英美鐵盟，二來準備應對解放後可能面臨的西方封鎖。

歷史證明，毛澤東的這一着棋是極具戰略眼光的。新中國成立後，面臨的第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是國際社會的承認。毛澤東當時説，如果新中國成立三天沒人承認，就會有問題。因此，分化西方國家陣營，就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當時，“美國認為非共產黨國家不必急於考慮承認”，企圖把承認作為迫使中國共產黨就範的槓桿之一。而美國最為關心的就是它的頭號盟友，同時也是英聯邦盟主的英國。1949年10月14日，美國時任國務卿艾奇遜又迫不及待地致電英國外交大臣貝文，很不客氣地要求英國在承認方面的任何步驟要事先與美國充分協商，因為，

【“一個在遠東有類似利益的大國採取獨立行動的任何表示都有可能被中共加以充分利用，並將不可避免地對亞洲獨立國家的決定和合作產生負面影響”。】

當年的資訊條件肯定比現在差得太遠太遠，估計毛澤東當時並不知道這則電文，但毛澤東也肯定預見到了這一點。所以，在這則電文後的第三天，已經抵達深圳河邊的人民解放軍，就根據上級命令停止進軍，並傳信港英當局。英國從自身利益出發，馬上決定將“率先承認”，並在《華僑日報》上以大標題刊登：

【“毛澤東已保證香港地位安全，英國年內承認中共”。】

就新中國成立後的十幾天，硬是把英美鐵盟拉開了一道口子，其意義不言自明。隨後的事實不斷證明，決定留下了香港這個“國際通道”作為新中國與國際社會聯繫和國際經貿來往的“橋樑”，確實為新中國的鞏固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關於這一點，説得最傳神的還是美國著名學者羅斯•特里爾，他的《毛澤東傳》是西方數百種毛澤東傳中的最被推崇、最暢銷的作品之一。在談到香港問題時寫道：

【“儘管斯大林的敦促，但毛澤東不打算碰香港，這是一隻伸手可得，但留在外面仍可為祖國下很多金蛋的鵝。”】

1956年5月28 日毛澤東和譚震林、羅瑞卿、楊尚昆等在廣州小島招待所聽取中共廣東省委關於港澳問題的彙報。在彙報到香港政治局勢時，毛澤東説：現在的形勢比抗美援朝時，不是好一點，而是好三點。英國對我們的政策是看見的，它要和我們做生意，美國也要來的，明年不來，後年也會來的。香港暫時還是不 收回來好，我們不急，目前對我們還有好處，現在拿過來不見得有利。提到宣傳工作時，毛澤東認為香港《大公報》等最近降低調子很對。他説：能夠利用香港一些報紙登一些對我們有利的東西，透到台灣去，這就很好了。要他們不罵我們是不可能的，這樣它就會起不了這個作用。一條消息又罵又幫是可以的，七分罵我、三分幫我這才對頭。在彙報到爭取港澳華僑投資問題時，毛澤東説：要有更積極的政策。港澳華僑拿外匯來拿外匯走，這是合理的，這對我們並無所損。就作為存款性質吧，在一定期限內，例如一年，他們可以拿外匯來，一年後隨時可以拿外匯走，這樣就可以來來往往了。但有一條，錢怎麼用他們不要去管，由國家來計劃使用。股息多少、股息給不給外匯，這個問題可以研究。要針對港澳華僑的顧慮，想辦法爭取利用這一大筆外匯。

1963年8月9日，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説：至於香港，英國沒有多少軍事力量.，我們要佔領是可以的。但過去有條約關係，小部分是割讓的，大部分是租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還有三十四年才滿期。這是特殊情況，我們暫時不準備動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們現在就控制它，對世界貿易、對我們同世界的貿易關係都不利。我們不動它並不是永遠不動它。英國現在安心，將來會不安心的。

1970年8月11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見南也門總統委員會主席魯巴伊和外交部部長比茲時説：誰想到南也門像亞丁這樣的地方能把英國人趕走呢？我們還沒有把英國人從香港趕走呢，你們先走了一步。我們是借香港做生意，同世界各國做生意，暫時不去驚動它。

1974年5月24日，毛澤東圈閲周恩來5月20日夜報送的關於英國保守黨領袖、前首相希思訪問中國的報告。周恩來説：希思今晚抵京，在京留三天，已多次提出請主席接見。

毛澤東於5月25日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會見希思，周恩來、鄧小平、喬冠華等在座。

《毛澤東年譜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六卷》（以下簡稱《年譜》）記載：

【“當希思談到可能英國在技術和技能方面能向中國提供所需的幫助時，毛澤東説：你們幫助我們，我們高興。你們剩下一個香港問題，我們現在也不談。香港是割讓的，九龍是租借的，還有二十四年。到時候怎麼辦，我們再商量吧。是他們（指在座的年輕人——編者注）的事情了。談到中國的現狀和未來時，毛澤東説：八億人口要吃飯，工業又不發達，不能吹中國怎麼樣。你們英國可以吹一下，你們算發達國家，我們是不發達的國家。要看他們這一輩怎麼樣。”（第535頁）】

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深知中國的國情，一直希望向發達國家學習的，歡迎發達國家的的幫助。用後來的話説，就是對外開放。所以，鄧小平後來指出：

【“我們現在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有好多條件，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沒有，現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據現在的條件思考問題、下決心，很多問題就提不出來、解決不了。比如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係，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等。但是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1978年9月16日：《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

順便提一下，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説，

【“（解決香港問題，）是他們（指在座的年輕人——編者注）的事情了。”】

《年譜》的編撰者特地作出這條註釋，説明這是毛澤東對年輕一代的期望。在《年譜》出版前，有段時間，媒體把這個談話加上一個細節，即毛澤東“指”着某人説，使人們對毛澤東的這句話的理解容易產生歧義。《年譜》的註釋則澄清了這個問題。

《年譜》記載：

【“1975年3月24日 同王海容、唐聞生談中外關係。”“關於同葡萄牙建交的事情，毛澤東説：跟葡萄牙建交，就有澳門問題，收回澳門就會影響香港，而香港又影響台灣。”】

相比毛澤東1946年的關於香港問題談話，由於1972年中美關係解凍後迎來建交新高潮，國際承認已經不是任何問題了。由於對香港政策的長期堅持，香港得“通道”作用一直在發揮。但與1946年不同的是，1950年出現了台灣問題。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軍艦開進台灣海峽，阻撓中國統一，毛澤東在考慮香港問題時，一併把解決台灣問題考慮進去。

回顧新中國70年曆史，香港的作用的發揮，體現了毛澤東的戰略遠見。1957年在臨近香港的廣州創辦了“中國出口商品展覽會”(即廣交會前身)，從那時開始一直髮揮了對外經貿交流的主導作用，經受各種嚴峻考驗從未中斷。在1962年10月到1960年代末從日本、歐洲引進84個項目過程中和1970年代第二次引進潮執行“四三方案”過程中，香港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指出：

【“據統計，截至2011年底，內地累計批准港商投資項目33.6萬個，實際使用港資累計5267.1億美元，佔內地累計吸收境外投資的45.1%。”（第971頁）】

如果沒有這個45.1%，中國（內地）的對外開放的成就將會大打折扣。

也就是説，如果沒有毛澤東當年的戰略遠見，中國（內地）的對外開放將不知會遇到多大的困難。

因此，鄧小平深情地説道：

【“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着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1979年3月30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