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糧倉》：乾隆、百官與百姓_風聞

文：孔鯉

聶遠在《延禧攻略》裏又演乾隆了，雖然這次他的戲多了不少，但主角是魏瓔珞，《延禧攻略》本質上是女主開掛升級的故事。距離聶遠上次演乾隆已經過了十來年了，他上次演的乾隆戲份不多，但在那部戲裏，因為他是皇帝，所以他是主角。

在那部劇中，所有人都圍繞着他轉，百官、百姓，每個人都等着他做命運的最後裁決。這部劇叫《天下糧倉》，吳子牛導演，高鋒編劇，是2002年央視的開年大戲。

劇是老劇，但劇中可以討論的東西還是不少的，因此本文仍舊可以在您未觀看或者已遺忘本劇劇情時放心閲讀。

一、士大夫的求死之志

作為一部電視劇，《天下糧倉》的戲劇結構其實較為一般，它沒有一條貫穿始終的主線，也沒有在政治鬥爭中找到非常合理的邏輯點，與此同時幾個主角各自承擔着好幾條不同的線，彼此並不交叉，直到劇集最後才合攏，以上種種都不是一個好的戲劇文本。

但為何本劇的製片人俞勝利在剛閲讀劇本時就高呼過癮，認為本劇劇本“震撼力之強難於言表”呢？

帶着這個問題，我們來看第一場大戲，那場給俞勝利和觀眾都留下深刻印象的筷子浮起、人頭落地。

乾隆元年，雍正皇帝剛剛駕崩不久，劉統勳來到粥廠，此時饑荒遍地、災民疾苦，糧倉裏的糧食已經不足以維持，粥廠裏發的粥宛如清水。劉統勳拿出筷子，扔入湯中，果不其然，筷子沒能插入厚厚的稠粥，而是浮在了水面，看到此情此景，劉統勳喊出了乾隆朝第一個“斬”字，他要殺了負責粥廠的官員沈石。

如果故事只是到這裏，那麼這個故事還不算震撼，但這個故事極致就極致在，沈石的老母親也在災民之中，沈石並非有意剋扣糧食，而是確實糧食全沒了，沈石甘願被砍頭。

在被砍頭之前，他咬下自己胳膊上的一塊肉，想給老母親最後吃一塊肉以盡孝道，而老母親也很是剛烈，竟然拿起筷子戳進喉嚨自殺。

一場戲，死了兩個人，一個是本來以為該死的官員，一個是讓這個官員變得不那麼該死的他的母親。這場戲引起了觀眾興趣，讓觀眾印象深刻，直到今天都有人提及它。

但我們如果看過全劇就會發現，這場戲其實在本劇中不倫不類。

它沒有上文：劉統勳是誰、他從哪裏來的、他為什麼有權力殺人、糧食為什麼會沒有了？

它也沒有下文：劉統勳殺人之後災民的饑荒得到了解決沒有、乾隆朝後來糧食怎麼辦了？

為了解決這個疑惑，我找來了高鋒的原著劇本小説《天下糧倉》，這才發現，原來這場戲被安排在了第十集，它的上文是乾隆朝已經出現了餓死人的情況，它的下文是乾隆朝的糧倉大案。

由此可見，這場戲安排在第十集是符合邏輯的，但我們也能看到，將這場戲從第十集裏抽出去，不會影響第十集的邏輯——換言之，這可以是一場單獨的戲，只是故事足夠極致、足夠扣人心絃、足夠震撼人心。

我想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在最後剪成正片時，這場戲被放在了第一集，哪怕犧牲掉了戲劇結構和劇情邏輯，也要把這股子氣烘托出來，用劉統勳殺人、沈石母親自殺和沈石被殺這一連串的死亡震懾住觀眾，為此在拍攝這場戲時，前前後後總共70多個鏡頭畫面，堪比電影。

沈石的死並不會帶來什麼，他是被安排成第一個求死的人，但他負責的不是推動劇情，而是負責承擔士大夫的求死之心。

劇中的每個士大夫都在求死，這是本劇最高光的核心點，編劇高鋒也在不遺餘力地塑造着這一點。

《天下糧倉》第三集，當孫嘉淦去牢裏給雍正朝受難的大臣們宣讀平反詔書時，卻發現有的人已經死了，而活着的那些罪臣們，一個個手掌上用自己的鮮血寫下了兩個字：

“求死！”

一雙雙血淋淋的手橫亙在畫面中，觸目驚心。這是求死之志，當一個人連自己的生命都不顧了的時候，他還在乎什麼呢？

主角劉統勳也是這樣的人。

我們仍舊從戲劇角度入手，第一集其實在戲劇結構上是經典模式。它要引出主角劉統勳，於是用了三批人馬。

第一批是明燈法師要汛兵帶着《千里餓殍圖》去找劉統勳，告訴劉統勳災荒遍地、千里餓殍；第二批是宋大秤橫在路中央，硬是不讓劉統勳走，甚至於最後耗掉了自己的性命；第三批是餓死的災民。

起先劉統勳不敢將《千里餓殍圖》在乾隆改元的時候獻上去，但是形勢一步步在逼着他，最終他不得不承擔下來。

因為劉統勳敢為百姓説話，他不怕死。

這其實就是三顧茅廬，只是這裏的劉備是三批人，三次去請劉統勳，最終把劉統勳牽引了出來。所以劉統勳其實本身沒有動機，他完全可以不幹這件事，他可以心安理得地上任做官，然後告老還鄉，但他仍舊撐了下去，撐到了最後。

因為他有一股氣。也因為這股氣，觀眾信服了劉統勳。

同樣的這股氣，在另一個主角米河身上也有。

但米河只是一個有點功名的讀書人，還不是官員。可是書本帶給他的，卻是慨然以天下事為己任的抱負，因此他從踏入這場糧倉大案伊始，就存了求死之志。

“我米河是要辦大事的。”

何止米河？在這個故事裏，每一個人都走到了極致，甚至是反派。

大貪官苗宗舒，到最後幡然醒悟，一頭撞死在石頭上，極其慘烈。暗地裏搞出陰兵借糧的李忠，其實是想借糧食餵養當地的百姓，這才出此下策。到了故事最後，盧焯為了向流民們擔保有糧食，不惜以身犯險，冒着被憤怒的流民踩死的危險，擔下這份責任。

每個人都在求死。

這和《大明王朝1566》裏是截然相反的。

《大明王朝1566》裏大家都話裏藏針，除了海瑞每個人都有私心，但他們又要表現得有公心，因此台詞全都拐彎抹角，暗藏機鋒。

《天下糧倉》恰恰不同，這部劇裏的台詞全部都直來直往，生就是生，死就是死，因為都是求死之心，所以一個個都看起來毫無顧忌，很像海瑞。每個人的氣場都特別強，做極端之事，每場戲都往死裏寫，一股拙氣闖天下。

那麼問題來了，如果每個人都是這樣，那麼誰是反派？誰是那個貪得無厭把天下搞得顆粒無收的人？

劇中的反派，比如苗宗舒，比如潘世貴，甚至一直不討喜的前朝老臣田文鏡，他們都毅然去死了。而劇中的正派，比如米汝成，比如盧焯，他們卻在故事最後被發現，這些人才是最後的蛀蟲。

但其實米汝成和盧焯也算不上真正的反派，他們表面上沒有作太多惡，但就是這樣一點一滴地維護着這個封建制度、吞食着百姓，大清國才變得如此。

這時不免又有一個問題要問了，什麼是國家？

二、士大夫的自我陶醉

在士大夫們的眼中，國家就是他們自己，他們是國家的主體，皇帝乾隆是他們的代言人，下面百姓是他們的子民。

但是這個表述不足以讓所有人信服。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裏給國家做了一個絕妙的定義。

在生產力低下的時候，所有的生產資料都是共用的。後來由於女性可以提供繁殖能力，因而女性可以擁有高於男性的權力，因為生育就相當於提高這個部落羣體的生產力。再後來或者由於我們這個部落都是女性耕種、別的部落都是男性耕種，或者由於我們這個部落和別的部落互相掠奪生產資料時，我們是女性出戰對方是男性出戰，總之我們發現男性更加強有力一些，於是女性地位逐漸降低，男性地位逐漸升高。再後來有一部分人掌握着比較多的生產資料，另一部分掌握着比較少的，於是掌握多的便不願將生產資料公有。那麼問題來了，如果你死了，那這些生產資料還有什麼意義呢？

答案是傳給後代。那麼通過什麼來傳給後代？或者説通過什麼來判斷這是你的後代呢？於是家庭就誕生了。家庭和私有制是幾乎同時產生的。子女繼承了財產和奴隸，於是財產和奴隸越來越多，這時一個家庭就和其它家庭明顯不一樣了。階級就自然而然地出現了。

通過世襲制度，部分家庭開始有和整個部落抗衡的力量了，部分家庭開始不僅把敵人的俘虜作為奴隸，也把本部落的人作為奴隸了。國家被髮明出來了。

所以説，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經濟上佔統治地位的階級統治被統治階級的產物。

所以我在文首就説了，聶遠飾演的乾隆才是本劇最大的主角，因為乾隆自己就是不可調和的暫時調和的產物，他同時代表了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利益。

中國歷史上的基本問題一直是農民問題，最後崩潰的核心一直是土地兼併。也就是説，乾隆的座下，不僅有百官，還有百姓。

可是縱觀全劇，作為百姓，在劇中幾乎沒有任何主動性的動作。

雖然有小梳子做點事，雖然有白爺義薄雲天，可是他們負責的都是支線，對主線劇情沒有影響，他們似乎並不承擔百姓死活的大命題，他們也沒有求死之志，他們只是跟着主線一路往前走。

甚至到了故事最後，流民們因為吃不飽齊聚在杭州城下，乾隆下令不允許流民入城，一旦入城即為流寇，但最後不得已，流民們必須入城去吃大户的糧食，這時官員們百般懇求流民們要井然有序地領糧食，千萬不能亂。

可是這怎麼可能呢？

要一羣已經餓得不行的人，還井然有序地排着隊伍，按照順序來領救命的糧食，其間不能發生任何爭執，只能在官員們的管理下往前走，這怎麼可能呢？

《天下糧倉》這部劇裏理想化地認為這個問題可以通過設計巧妙地解決，但唯物主義告訴我們，階級矛盾是無法通過調和徹底解決的。

換言之，這是士大夫的自我陶醉。

應該怎麼做？

顧炎武在《日知錄》裏説得好：“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這就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原始出處。

原來，天下不只是士大夫的天下，國家不只是士大夫的國家。天下也是人民羣眾的天下，國家也是人民羣眾的國家。可是士大夫們看不到這一點，所以他們只會覺得，自己是替百姓爭那一分力的讀書人楷模，百姓們在那裏等着自己去拯救，自己是大英雄。

這一點，就連海瑞都沒能意識到。海瑞是士大夫裏比較愛護老百姓的，可是他是怎麼看待百姓的呢？在他的信裏有這樣一段話：“若不退之過半，民風刁險，可得而止之耶！為富不仁，有損無益，可為後車之戒……區區欲存翁退產過半，為此公百年後得安靜計也，幸勿以為訝。”

由此可見，這些士大夫們從內心裏並沒有真正站在人民羣眾的一邊，而是站在士大夫的角度，在儘可能地避免人民羣眾將矛盾激化起來。《天下糧倉》最後，盧焯不讓流民們進城，也是同樣的原因。

於是我們不可避免地開始思考一個問題：歷史究竟是誰寫的？

趙世瑜老師是研究社會史的，他經常提到一個經典的例子，就是史書中説的萬曆九年張居正推動一條鞭法，但事實上經過學者們的田野調查和地方誌閲讀發現，一條鞭法其實是由鄉村裏面出現的社會問題而產生的，然後在郡縣和省一級官員支持下做具體實行的調整，是一個由下往上的過程，而不是上面説要推行這個政策，下面立馬就出現了這個政策推行後的有效結果。

我們的歷史課本是最精準、凝練的，比如課本上説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為主的人民民主革命。它的目標是無產階級牢牢掌握革命領導權，徹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並及時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

宏觀論斷往往既深刻又清晰，但是不直觀，這些論斷是站在歷史的高度自上而下對歷史進行的宏觀評判。但就拿近代史來説，在發動羣眾時，對羣眾説你們要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他們不僅聽不懂還會翻白眼，這時就意味着要真正樹立一個個實實在在的敵人，讓羣眾們可以清楚地知道。陳德軍老師在《鄉村社會中的革命——以贛東北根據地為研究中心（1924-1934）》裏做的就是這樣的研究，他研究的是1924年到1934年裏，根據地的農民是如何被革命傳播者感染，然後走上農民運動的道路的。

人民羣眾是有主動性的，歷史一再證明。但人民羣眾的主動性往往是被士大夫們忽略的。

所以《天下糧倉》沒法解決根本的問題，乾隆朝仍舊是餓殍遍野，儘管看似是乾隆盛世，但災荒遍地，士大夫們承擔起責任，但卻不會發揮農民們自身的力量，最終只能無力迴天，再感慨一番時不我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