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檔案揭秘蘇聯“大清洗期間究竟多少人被迫害（轉自鳳凰網）_風聞

在“大清洗”的高潮階段, 即1937—1938年, 究竟一共逮捕了多少人?

在目前研究階段, 俄羅斯研究“大清洗”的主要學者В.Н.澤姆斯科夫依據檔案所得出的結論是, 在1937—1938這兩年的“大清洗”高潮中, 總共逮捕了3141444人, 其中以反革命罪和政治原因被逮捕的將近250萬人。

由於檔案文獻中的統計數字是按“大清洗”發生當時官方對“反革命罪”和“刑事罪”的認定標準統計的, 所以檔案文件中認定“反革命罪”為1575259人, “刑事罪犯”是1566185人。對“大清洗”研究較嚴謹的俄羅斯學者澤姆斯科夫認為, “有理由斷定, 一部分政治犯是按刑事條款判刑的。問題僅在於, 如何通過區分他們來確定這部分人的數量 (雖然是近似值) ”。他從蘇聯司法人民委員部刑事案彙總統計中, 經過仔細分辨, 從1937—1938年逮捕的總人數中, 把流氓犯、詐騙犯和小偷等等確屬刑事犯的人數一一篩出, 剩下的就屬於按刑事罪條款錯判的政治犯。經過這樣一番細緻的鑑別工作, 他認為, 有理由斷定還有918747人屬於這樣的政治犯。這樣, 1937—1938年被捕的政治犯“總數就為近250萬人”.

澤姆斯科夫這樣認定是有道理的。因為在蘇聯這樣一個政治和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國家, 尤其在社會政治運動當中, 極容易用有色政治眼鏡放大刑事性的過失, 而把實為政治理由被判罪的人視作“刑事罪犯”, 實質上這是應當歸入“政治犯”的。比如, 按有名的“麥穗法”條款判罪的, 一些人只是在集體農莊麥田裏揪了幾穗麥子, 就有被關進勞改營達10年之久的。這些人都是按刑事罪判決的, 其實, 他們是作為“破壞分子”、“破壞集體財產罪”判刑的, 屬於政治罪。類似這樣的例子在那個時代是很多的。正鑑於此, 這位俄羅斯學者認為, 他在1937—1938年被捕的3141444人中, 判定有近250萬為政治犯, 這是當時“政治鎮壓的最可能的數量”;他説:“在對這一問題研究的現階段, 我只好這樣引用這個數字。在今後進一步研究刑事統計和刑事案件的過程中, 刑事統計數字將有可能被修正, 但只會縮小, 無論如何不會擴大。”

按照澤姆斯科夫計算的蘇聯“政治犯”在整個被逮捕人數中的比例, 大體為5/6。認定這個比例大體是合適的, 因為30年代有“麥穗法”, 40年代還有“戰時勞動法”、“保護公共財產法”等, 根據這些法令, 許多人實為政治原由被判罪而被分類統計到“刑事犯”範圍了。

在這裏需要説明的是, 在歷史研究中, 一方面要依靠檔案, 以檔案資料為研究的基礎, 因此尊重檔案是理所當然的事;但另一方面, 對檔案資料也要仔細研究、分析, 不能把檔案絕對化, 因為政治檔案多是在記載檔案的當時, 反映其總的政治氣候、政治路線和方針政策的產物, 不能認為凡檔案記載的就是絕對準確的, 應結合當時國家、社會的政治環境對檔案資料作具體分析。俄羅斯學者В.Н.澤姆斯科夫就遵循了這一原則, 是辯證地對待檔案資料的, 因而對檔案數字做了仔細辨析的工作;但有中國學者在轉引澤姆斯科夫所依據的檔案數字時, 只轉引了“近年來, 研究這個問題的俄羅斯著名學者澤姆斯科夫引用解密後的俄羅斯國家檔案館資料, 指出在1937—1938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為1575259人。”14但這並不是這位俄羅斯學者認定的數字, 他恰恰通過篩選、辨析、補充, 糾正了這個數字。

2.蘇聯在“大清洗”時期 (1935—1939年) 總共關押了多少人?

在蘇聯檔案未公佈以前, 曾有過一個階段, 一些著作對“大清洗”關押人數有過過高的估計, 這無疑是應予以糾正的。但目前似乎有學者又走到了另一端, 認為“1937—1938年關押的總人數為1140647人。其中1937年關押的政治犯為429311人, 1938年為205509人, 這兩年總共關押的政治犯約60萬—70萬人。”15筆者仔細查閲了該學者引文的出處——В.Н.澤姆斯科夫發表在《祖國史》1997年第4期上的這篇文章, 在該文“表五” (即下面的附表) 中顯示:

附表1921—1940年因反革命罪和其他特種危險國事罪被判刑人數 下載原表

(其他年份的數字從略)

從該表可以一目瞭然地看出:

1937年被判刑政治犯總數為790665人, 1938年總數為554258人, 兩年總計為1344923人, 這顯然就是這個表格中所顯示的1937—1938年被判刑政治犯的總人數。從該表中可見, 這個被判刑的政治犯總數中包括以下幾類:被判處極刑的、被判關集中營和監獄的、流放和被驅逐的, 還有其他類別的。而該中國學者為了縮小政治犯的人數, 竟從表中僅選擇了“被關集中營和監獄”這兩項數字, 在這兩個項目下, 才是該學者引用的數字, 即“1937年為429311人, 1938年為205509人”。16因此, 他把這兩個數字相加, 認為, “這兩年總共關押的政治犯約60萬—70萬人。”這樣, 他就從被判刑的政治犯中既排除了被處極刑的政治犯, 也排除了被流放和被驅逐的政治犯, 以及其他類型的政治犯。請注意, 這位中國學者在這裏使用“關押”一語是不準確的, 因為這則檔案表格中所列述的明明是“被判刑的” (осужденные) 政治犯數目, 而不是“被關押的” (заключенные) 政治犯數目, 這兩者是有相當大區別的, 因為“被逮捕、被關押的”不一定被宣判刑罰, 而被宣判的一定被關押。一般來説在蘇聯時期, 而尤其在“大清洗”的當時, “被關押的”人數要高於“被判刑的”人數。因為在“大清洗”時期發生逮捕的事件很多、很亂, 未必都有記錄, 而經過判刑的大多有案可查。被判刑者只是被逮捕者中的一部分。據俄羅斯學者波波夫研究統計, 在1921—1929年間, 由非司法機關逮捕的100萬人中, 只有20.8%的人是被判了刑的, 在1930—1936年被逮捕的230萬人中, 被判刑者的人數只佔62%。17蘇聯和俄羅斯官方公佈的數字大多隻是被判刑者的數字, 而不是被逮捕者的數字。因此, 被逮捕者的數字比官方公佈的被判刑者的人數要大許多。

這位中國學者把俄文“осужденные” (被判刑的) 與“заключенные” (被關押的, 被拘禁的) 相混淆, 以後者取代前者, 而在前者即“被判刑的”犯人數目中又將部分當成總體, 這當然就大大縮小了“被關押的”政治犯的總數。

其實, 被公認為嚴肅研究“大清洗”數字的俄羅斯學者В.Н.澤姆斯科夫, 除引述“附表”中“被判刑政治犯”數字外, 還於2000年一篇文章中在大量檔案資料基礎上認定, “大清洗”高潮的1937—1938年全蘇共逮捕了3141444人;而其中被逮捕的政治犯為近250萬。18他得出這個數字的計算方法, 其實在這位中國學者引用的文章中已從檔案表格中有所顯示:1938年1月1日蘇聯關押在監獄、勞改營、勞教營的犯人為1881570人。19這就是説, 1937—1938年關押犯人的總數最低限度應為:1881570人+1938年全年新增加關押的人數+1937年新關押、又在同年12月31日前釋放出去的犯人數。我們在澤姆斯科夫這篇文章中又找到了另一個表格:“1934—1940年古拉格集中營人口變動情況”, 20表中表明:1938年新押送來集中營的人數為1036165人。這就是説, 1937—1938年關押犯人總數應為:1881570人+1036165人+1937年新關押、又在同年12月31日前釋放出去的犯人數。同樣, 按照澤姆斯科夫對當時“政治犯”所佔比例的考證來計算, 這兩年關押的政治犯總數應為:

(2917735人+1937年新關押、又在同年12月31日前釋放出去的犯人數) ×79.4%21

從這裏可以看出, 這位學者前後的計算方法是一致的, 而且考證出的數量也相一致, 只可惜我們目前沒有查到有關1937年新關押、又在同年12月31日前釋放出去的犯人數字的資料。從發表“大清洗”數字研究的這位中國學者文章中所引用的資料看, 很多地方引用的是澤姆斯科夫的文章, 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能看到上述這些很重要的資料。

至於整個“大清洗”時期關押過多少人, 這在檔案中有較為明確的記錄。為了避免重複計算, 我們僅統計以各種原因每年從勞改營管理總局所轄各勞改營除名的犯人數目, 據古拉格行政當局的資料, 從1935年到1939年5年內共除名3202095人, 但到1939年12月31日為止, 勞改營管理總局所轄各勞改營尚留存有1344408人, 5年內從名冊上除名總人數加上年底尚留存人數, 就是整個“大清洗”時期關押過的總人數, 即4546503人。22

或者採取另一種統計方法。為了避免重複計算, 我們僅統計每年從內務人民委員部各集中營和其他各關押所押送來勞改營管理總局所轄各勞改營的犯人數目。據古拉格行政當局的資料, 從1935年到1939年5年內共計從各處押送來犯人3821020人, 但到1935年1月1日為止, 勞改營管理總局所轄各勞改營還原有725483人, 上述兩個數字相加, 就是整個“大清洗”時期關押過的總人數, 亦即4546503人。這兩種計算方法都避免了重複統計, 所得總人數完全相符。23

3.在1937—1938年, 即“大清洗”高潮中, 總共處決了多少人?

這個數字在目前的研究階段, 學術界看法比較一致, 即較多采納蘇共中央1957年六月全會公佈的數字, 即在1937—1938年逮捕150萬人以上, 其中681692人被槍決。24但對這個數字需要做幾點説明:

第一, 這只是目前研究階段根據中央檔案館的統計數字;更準確的數字應是經過各地區的研究統計, 進一步彙總統計的數字。

第二, 不要忘記, 在1937—1938年, 在集中營、監獄和勞改教養營, 因各種原因還一共死去160084人。應特別指出, 在這些死亡的人中, 有相當數量是死於刑訊逼供等非自然死亡的, 因為現有確鑿檔案文件證明, 在“大清洗”時期經斯大林批准, 是准許實施肉刑取供的。

第三, 這個時期因政治原因自殺了多少人尚無統計數字, 這恐怕永遠也難以統計清楚。但就目前所知, “大清洗”時期是有許多人自殺的。

當然, 在“大清洗”中非自然死亡和自殺的人, 是不能同經批准被槍決的人等量齊觀的。但瞭解非自然死亡和自殺的人數這一情況, 可以對“大清洗”無辜犧牲者的數量做一個更準確的瞭解。不瞭解集中營和監獄中的非自然死亡和自殺的人數, 就難以計算在“大清洗”中無辜犧牲者的數量。

4.在“大清洗”的高潮 (1937—1938) 中一共有多少黨員受到迫害?

1991年, 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負責工作人員卡特科夫宣佈, 在1937—1938年受迫害的人當中有116885名共產黨員。25但是俄羅斯學術界研究“大清洗”問題的主要學者之一瓦季姆·羅戈津認為, 這是一個“明顯被壓低了的數字”。其理由是:第一, 大部分受迫害者在被逮捕之前都是遭開除黨籍處分的, 這樣, 在偵查案件和判決的過程中, 這些人就是作為非黨員對待的。當時這種情況很普遍:共產黨員在被逮捕前, 該黨員所在的黨組織成員往往被召到區委會並被告知:“你們應當把這個人開除出黨, 否則, 他就會懷揣着黨證被逮捕。”26所以, 先開除後逮捕, 這個人就不是作為被捕黨員統計上報了。

第二, 在受迫害的人們當中, 有幾十萬人是在以前歷次清黨中被開除出黨的, 這些人當然都沒按被捕黨員統計上報。斯大林在1937年2—3月中央全會上就講過, 從1922年起, 全國共有150萬人被開除出黨。27由於這種情況, 在一些地區和許多企業被開除出黨的人比黨員還多。在30年代中後期的這次“大清洗”中, 因為打擊的重點對象是黨內的反對派, 所以, 對這類以前被開除出黨者, 內務部機關尤為“關照”是必然的。

鑑於此, 羅戈津認為, А.Д.薩哈羅夫公佈的資料較接近實際:在1936—1939年共逮捕了120萬以上的共產黨員, 這佔了當時黨員總數的一半。

這個數字所以比較接近實際, 可以分別由1934年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和1939年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黨員統計數字的對比中做出判斷。十七大前夕 (1934年4月) 全國共有正式黨員1872488人, 候補黨員935298人;而到十八大前夕 (1939年3月) , 正式黨員反倒減少到1588852人 (這時候補黨員為888814人) 。29試想, 如果沒有1934—1938年期間對黨員大規模的清洗, 而所有候補黨員基本上都轉為正式黨員, 那麼, 十八大前夕全黨就會有近280萬黨員。當時, 黨員的自然死亡率也不可能高, 因為90%的正式黨員和100%的候補黨員, 年齡都在50歲以內。加上1936年到1939年起碼又發展幾十萬黨員, 到這時, 從道理上全國起碼應有300萬黨員。可這時正式黨員反倒減少到150多萬。從這個數字可見, “大清洗”期間, 受迫害黨員的數量是巨大的, 雖然到目前為止還沒見到更具體的統計數字。

從具體地區黨員在“大清洗”期間損失、減少的數字來看, 也可印證上述情況。拿烏克蘭為例, 烏克蘭共產黨的黨員在1934年為45.6萬人, 1938年則減少到28.6萬人, 縮減了幾乎40%。

應該指出, 在“大清洗”中受迫害的黨員中佔比例最多的是在1922年以前入黨, 甚至是在1928年以前入黨的人, 所以俄羅斯學者瓦·羅戈津説:“上面列述的資料表明, 托洛茨基的這一思想是正確的:‘為確立那種可恰當叫做斯大林式的制度, 需要的不是布爾什維克黨, 而倒是剷除布爾什維克黨’。”31如果聯繫到“大清洗”中對十七大 (1934年) 代表和這屆中央委員的清洗, 更能説明這個問題。在十七大選出的139個聯共 (布) 中央委員中, 有89個被逮捕, 爾後幾乎全部被槍決, 被肉體消滅者佔總數的64%。在1966個十七大代表中, 有1108個在“大清洗”期間消失, 佔代表總數的56.36%。十七大一屆中央全會產生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共15人, 到十八大 (1939年) 只剩下7人。看看從中央最高領導層到廣大黨員隊伍的變化, 不足以説明“大清洗”後的聯共 (布) 已經幾乎變成了另外一個黨了嗎?

5.應該怎樣計算和統計“大清洗”受迫害者人數所佔的人口比重?

俄羅斯學者羅戈津説, “大清洗”高潮時期的1937—1938年, 被判刑的政治犯不到當時全蘇人口的1%。似乎比例不高。且不説這位學者在統計政治犯時忽視了30—40年代許多被歸入“刑事犯”統計的人實際屬於政治犯這一普遍情況, 因而大大縮小了政治犯的絕對人數;而尤其要強調的是, 用政治犯數目同全國總人口作比較來計算百分比, 是很不恰當的。如果説羅戈津在其他問題上對“大清洗”有相當研究的話, 他僅僅通過這兩個數字的比例, 僅僅用這一指標來説明政治犯比例不高的問題, 則是缺乏深思熟慮的, 非常不恰當的。

讓我們看看對怎樣計算和統計“大清洗”高潮中被捕人數所佔比例的問題有深入思考的兩位俄羅斯學者的看法。上面提到過的那位學者澤姆斯科夫同梁贊“紀念受害者”協會協調委員會主席斯捷潘諾夫, 曾認真討論過怎樣計算這種比例的問題。他們指出了三種方法:1.“大清洗”高潮時期被判刑的政治犯人數同全人口之比;2.“大清洗”高潮時期被判刑的政治犯人數同16歲以上成年人口之比;3.“大清洗”高潮時期被判刑的政治犯人數與有獨立活動能力人口之比。

1937年進行過一次人口普查, 當時蘇聯總人口是1.62億人;14歲以下者佔總人口37%, 32即近6000萬, 再加上15歲年齡段的人, 大約為200萬, 這就是説, 當時16歲以下未成年人約為6200萬;16歲以上的成年人口為1億左右。而有獨立活動能力的人口則為7790萬人 (1937年1月) 。33——以上提供了三種計算方法的分母, 而1937—1938年主要以政治理由逮捕的人數, 按照澤姆斯科夫在檔案基礎上的嚴格計算, 最少為250萬。這樣, “大清洗”高潮時期被判刑的政治犯人數同全人口之比為1.54%, 同16歲以上成年人口之比為2.5%, 同有獨立活動能力的人口之比為3.21%。

但是, 不應當忘記, “大清洗”中被逮捕的多為社會精英, 包括政治精英、知識精英、科技精英和文藝精英等。僅僅以大多為社會精英的被捕者人數同各個範圍的全社會人口來做比較, 是不能完全説明被逮捕規模之嚴重性的。應該是同類職業或同類屬性人口相比較, 才更能説明問題。上面我們大體把被捕黨員與當時黨員總數做了比較, 就可看出黨員被逮捕的實際規模, 我們還需要繼續探討:被捕知識分子在整個知識分子中的百分比是多少?被捕科技人員在整個科技人員中的比例又是多少呢?被捕教師在整個教師隊伍中的比重是多少呢?被捕經濟管理人員在整個經濟管理層又佔多少比例呢?等等。這樣一比較, 就可更加清楚地看出“大清洗”的規模。但是, 在目前研究階段, 俄羅斯學術界還沒有給我們提供上述幾方面的可靠的統計數據。但也有一些情況透露了出來, 比如, 有些研究室和教研室被逮捕人員過半, 一些工作已經無法正常開展。又比如, 蘇聯在二戰前和二戰期間曾設立各種監獄研究所、監獄設計中心, 就説明有些重要研究項目在監獄之外已不能正常進行, 而必須轉移到監獄之內來實施了。這從個別、局部單位説明了逮捕的規模, 至於從整體上看, 在文化教育、科技、文藝、經濟管理等領域受迫害人數和規模有多大, 則有待於從今後分門別類的研究和檔案資料中求得答案。但可以肯定, 如果在這一統計範圍內計算比例, 其被迫害規模是不會小的。

6.蘇聯時期歷次社會政治運動清洗的規模有多大?

在檔案公佈以前, 對蘇聯時期的關押數字、鎮壓規模曾有估計過高的情況。這是由各種原因引起的, 首先, 是缺乏資料, 不得不從各種零碎資料中去尋求整體概念;其二, 是由鎮壓和清洗事發當時的情勢引起的心理原因和後續影響造成的;其三, 也與概念歧義和語義含混不清直接相關;其四, 當然也同西方和俄羅斯某些民主派人士過分誇大的傾向有關。

在公佈檔案和研究的當前階段, 我們通過依據檔案數字編制的兩個統計表, 再將這兩個統計表有關數字加以彙總, 就可以大體窺見蘇聯時期政治清洗的規模。

從“集中營總管理局 (即古拉格) 犯人人數 (每年1月1日情況) ”統計表中, 我們可以看出1934—1953年每年1月1日和1933—1952年每年12月31日蘇聯全國勞改營和勞改教養營在押人犯的數字;從“蘇聯監獄在押犯人數字 (每月中旬資料) ”35統計表中, 我們能夠看到1939—1948年每年1、3、5、7、9、12月, 各個月份中旬全蘇監獄在押犯的數量。我們把這兩個表中相同年份相同日期的集中營 (包括勞改營和勞改教養營) 在押人數和監獄在押人數加在一塊, 就可得到每年1月1日到1月中旬、每年12月中旬到12月31日集中營和監獄的在押人數。

在這些年份中, 每年1月1日到1月中旬關押在全蘇集中營和監獄的在押人數, 最少時為1944年的1335032人, 最多時為1948年的2475385人, 平均每年在此期間關押的人數為1961856人。但這是僅限於關押在監獄和集中營犯人的總數, 並不包括特別居民點和其他關押勞改、監管機構裏的犯人。

我們用類似方法也得到了1953年1月1日在集中營 (包括勞改營和勞改教養營) 被關押和在特別居民點被監管的總人數。1953年1月1日關押在集中營的總人數為2468524人;從1952年和1953年之交蘇聯國家安全部第九管理局進行的詳細普查中我們又知, 1953年1月1日特別居民點總人數為2753356人。36也就是説, 這時集中營和特別居民點共在押和監管5221880人, 但我們尚缺少這時關押在監獄的犯人的總人數, 因此, 到目前為止, 這一時間點上的在押人數也還不太完整。

所以, 鑑於目前俄羅斯學術界對蘇聯“大清洗”時期和整個蘇聯時期清洗、鎮壓情況的檔案清理和研究工作尚未完結, 而特別是各地區的統計、研究工作尚在進行當中, 對目前所得到的有關統計數字, 一方面要看到它們在一定範圍的真實性, 但另一方面, 不能將它們絕對化, 還有待將來的研究統計成果來做進一步的補充和校正, 使之更加完整、更加符合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