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點一下二里頭考古六十年_風聞

　　2日，偃師市翟鎮鎮二里頭遺址，一派火熱施工景象。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和二里頭考古遺址公園正加快建設。

　　距離遺址公園一號、二號宮殿遺址保護展示工程不遠處，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二里頭工作隊副隊長趙海濤，正帶領考古技師進行井字路西南路口發掘收尾工作。

　　自1959年秋考古工作者對二里頭遺址試掘的第一剷起，這片看似普通的土地就和“考古”二字緊緊聯繫在一起。60年來，二里頭遺址的鑽探發掘工作持續不斷，一次又一次的驚人發現，刷新着“中國之最”，讓中華文明史不斷溯源向上。

　1 尋找夏文化，發現二里頭遺址

　　二里頭遺址是如何被發現的？故事要從1959年5月16日説起。

徐旭生日記記載的二里頭考察情況

　　這一天，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和隨行的數位年輕人，風塵僕僕地來到翟鎮鎮二里頭村，他們時而在村南路旁的斷崖間觀察，時而在村子附近拾撿着什麼。

　　面對這些陌生的面孔和略顯奇異的行為，村民們議論紛紛。更有好奇者走近一看，發現他們正在拾撿且視若珍寶的物什，竟然是村民平時耕作中時常可見的“瓦碴”，心中不免詫異：他們是誰？他們在幹什麼？

　　這位老者就是著名史學家、二里頭遺址的發現者徐旭生，隨行年輕人則包括周振華、方酉生等人。

　　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 1928年，隨着安陽殷墟的試掘，證實了“商”的存在。司馬遷記載的“夏”到底在哪裏？學界爭論不休。徐旭生此番就是為探索夏文化、尋找“夏墟”而來。這也是中國首次明確以探索夏文化為目標的田野考古。

　　他們先到登封、禹縣（今禹州）一帶，調查一月有餘，頗有所得。隨後，受偃師當地文物部門的一位高姓幹部邀請，來到偃師，因為史籍指出這裏曾是商代的第一個王都——西亳。

　　過了洛河南岸，徐旭生髮現村南斷崖間有不小的灰坑。在距村約半里處，又發現了很多陶片，慢慢拼接起來，就成為罐、鼎、豆等器物。

　　當天，徐旭生在二里頭村停留了一下午。晚上，他在日記裏並沒有急於對二里頭的情況做出判斷，但記下了兩個關鍵點：出土的陶片中“殷（商）代早期極多”；村民反映可以挖到陶片的範圍“南北三里許，東西更寬”。他已然意識到此處非同尋常。

　　在日記的結尾，徐旭生饒有興致地記述了回程時遇到大雨，土地全變成了泥地，要“脱鞋赤腳踏泥前行”，而心境“遂覺無限遼遠”！

　　考察結束後，徐旭生寫出了著名的《1959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強調了二里頭等遺址的重要性。該調查結果很快引起學術界極大注意，當年秋季，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就和河南省文物工作隊試掘了二里頭遺址，其後，發掘工作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獨立承擔。

　　當時，學界的關注重點多放在文獻與考古材料整合基礎上的歷史復原研究，關於文化探索和夏商王朝分界問題，其參與人數之多、歷時之長、討論之熱烈、影響之深遠，都遠超其他研究領域。自此，二里頭這個極為普通的村莊的名字，因徐旭生的考察載入中國考古學史。

　　2 三代考古人，刷新“中國之最”

　　田野考古條件艱苦，週期長，任務重，特別對於一個大型都城遺址來説，難度就更大，週期就更長。二里頭遺址考古發掘60年，直接參與發掘和研究工作的有上百人。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派往二里頭工作隊的隊長共有三任，分別是首任隊長趙芝荃、第二任隊長鄭光、現任隊長許宏。三代考古人像候鳥一樣往返於北京和洛陽，把人生最美好的歲月都奉獻給了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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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海濤介紹，二里頭遺址考古是60年中國考古學發展歷程的縮影。根據工作目的、工作任務、工作內容的變化，可大致將二里頭遺址60年來的田野考古分為三大階段。

最新考古發掘現場

　　第一階段，1959年—1979年，趙芝荃任隊長，對二里頭遺址文化遺存的文化分期、內涵和性質進行了全面瞭解。二里頭工作隊先後完成一號宮殿基址、二號宮殿基址、宮殿區以外的各種手工業作坊遺址和一般居住遺址等的發掘，對二里頭遺址的整體佈局有了概括性的瞭解，建立了一至四期文化框架序列，確定了遺址的都邑性質。

　　第二階段，1980年—1998年，在鄭光的帶領下，對二里頭遺址進行了一系列的搶救性發掘，細化了二里頭文化分期，重點發掘了以鑄銅作坊為代表的遺址，以實物證據證明二里頭文化已經進入青銅文明階段，並圍繞二里頭文化性質展開了中國考古史無前例的大討論，將二里頭及夏商文化問題研究推向了更深層次。

　　第三階段，1999年—2019年，在許宏的帶領下，二里頭遺址新一輪的田野考古工作在理念與重心上都發生了重要變化。他們將發掘研究重點放在探索二里頭遺址的聚落形態上。首次對遺址邊緣地區及其外圍進行了系統鑽探，結合地形、地貌的考察，確認了遺址的現存範圍、遺址邊緣區的現狀及其成因，明確了各期遺存的分佈範圍、二里頭都邑中心區和一般居住活動區的功能分區。

　　更重要的是，這20年間，二里頭工作隊發現了眾多“中國之最”——東亞地區最早的核心都邑聚落、最早的城市主幹道網、最早的車轍、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中軸線佈局、最早的多進院落或四合院式宮殿建築羣、最早的青銅禮樂器羣、最早的青銅器鑄造作坊、最早的大型官營作坊……

　　從這些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國之最”，可窺見二里頭遺址的豐富內涵。

　　“站在數代前輩學者的肩膀上，我們相信，以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研究在廣度與深度上將大為拓展，對中國文明史乃至全球文明史的深入探索作出更多更大的貢獻。”許宏説。

　3 保護展示，讓更多公眾認知中國歷史

　　二里頭遺址現存面積大約300萬平方米，經過60年、幾代人的發掘，累計發掘面積逾4萬平方米，相當於1%多一點，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2005年10月，“中國·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召開，大會最後的《專家意見書》寫道：“以二里頭遺址為典型遺存的二里頭文化，在中國早期國家和文明形成中佔有重要地位。在華夏文明與國家形成史上，二里頭文化以其高度發達的文化內涵和大範圍、跨地域的文化吸收與輻射，形成輻輳之勢，成為中華文明形成歷史上最早出現的核心文化。”

　　“近年，隨着公眾考古的興起，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不斷走進公眾視野。對遺址和出土文物進行保護展示，可讓公眾深刻領悟二里頭的重大價值，更好地認知中華文明的演進歷程，堅定中華文化自信。”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副館長趙曉軍説。

　　目前，作為國家“十三五”重大文化工程，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正進行開館前的裝修和布展工作，預計10月中旬向公眾開放；二里頭考古遺址公園也將與博物館一起，同步建成。很快，公眾就可以親臨二里頭，領略“最早的王朝”神秘風貌，探尋中華文明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