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的霍亂之夏：一個城市的防疫與中醫的命運（上）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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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有一個魔鬼當了道，一個又兇狠又蠻橫的魔鬼，這傢伙儘管長期以來已在肆虐，可眼下卻公開稱王稱霸、肆無忌憚起來，悄悄在人心中散佈神秘的莫名恐懼，叫它產生出的念頭，這個惡魔，名字就叫麻木不仁。

——[德]托馬斯·曼《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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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在1932年的夏秋之際拜訪成都，會看到這樣一種末日景象：以往傍晚在府河邊喝綠豆稀飯、韻茶、擺龍門陣的市民不見了蹤影，僅留下蟬鳴聲不知疲倦地填補着空寂；街邊的茶館酒肆門可羅雀，醫卜星相、三教九流雲集的“扯謊壩”空空如也；“往來輿馬若雲屯”的通惠門，停滿了一車一車準備運送出城的棺木草蓆；家家户户門前掛上了紅燈籠，在夏末湛藍的天際下，整個城市星星點點的紅光透露出詭異、死亡的氣息。

當代成都茶館

路人行色匆匆，偶然撞見，他們都會對你這樣的陌生人避之不及，只丟下一句話就迅速離開：

“還來省城爪子，虎疫來了！”

虎疫是什麼？是老虎帶來的疾病，或是老虎成災？老虎為害，是人稀獸眾的偏遠山區才會發生的事情。成都平原最近一次老虎食人的記載，是在戰禍連年的明末清初。那時蜀中百姓屠戮殆盡：“強者為盜，聚眾掠男女，屠為脯。繼以大疫，人又死，是後虎出為害，‍渡水登樓州縣皆虎。”但這也是三百年前的故事了。經過了數代移民，生齒滋長，此時蓉城人口已達三十萬以上，別説老虎，方圓百里內恐怕連野狼野豬也難覓蹤跡。

其實，“虎疫”之所以以虎為名，是因為其英文發音為“虎烈拉（Cholera）”，它的另一個譯名現代人可能更加熟悉——霍亂。

“霍亂”一詞在漢語中原指急性腸胃炎，它沒有什麼傳染性，“自古以來，至清之中葉，言霍亂者，未有殺人如麻及大流行之記載”。而被稱為虎疫的“虎烈拉”發源於南亞次大陸，可謂是一頭“孟加拉虎”。20世紀三四十年代，醫界開始普遍以“霍亂”來指稱這種可怖的瘟疫。中國有記載的第一次“虎烈拉”疫情，是發生在清代嘉慶二十五年（1820），由海路傳入而引發。此後霍亂的病菌沿着水路逐漸擴散到內陸，同治六年（1867），四川出現了霍亂爆發的首次記錄。

嘉慶

染上霍亂的患者，最初會感到全身虛弱、盜汗和胃部顫動，隨後是驚人的腹瀉。腹瀉持續幾小時後，大便就變成了一種無味的白色液體, 俗稱“米湯便”。噁心與嘔吐又使得染病者飲水極為困難，脱水引發痙攣和四肢的劇痛，當身體排幹了它的體液時，患者體重迅速下降，皮膚開始鬆弛、堆疊、起皺，膚色變藍，最後幾乎暗成了黑色。患者的聲音也變得沙啞且有崩潰之感。這些疫病症狀發生在 5-12小時之內，若沒有及時、正確地救治，霍亂患者會在短時間內死亡。

相比較染病致死的痛苦過程，令人羣更加莫名恐懼的是霍亂極強又極快的傳染性。對缺乏現代傳染病知識的人來説，它好比鬼魅作祟，來無影去無蹤。在這種殺人如麻又防不勝防的疫病威脅下，人們似乎擺脱了階級的高下、行業的差別，統統成了“瘟神”案板上待宰的魚肉。縱使你是高官巨賈，也逃不過死神的眷顧，因此民間有“紅燈籠，高高掛，先死窮人後死官，發財人死在八月間”的歌謠。

1932年的霍亂疫情席捲了除新疆、青海、西藏外的絕大多數省份，四川數地都有疫情發生，當年的醫藥類報刊《廣濟醫刊》中報道了四川內江數則染病致死的例子：

“有劉某在茶館問友人云，今晨中街出若干具，友達共出六十四具。劉正談笑間，突然倒地，不省人事；其友初尚以為戲，及觀其色變，始覓醫藥治，醫未至而劉已死矣。

又道士趙隆文，往龍院開靈。甲家死三人，乙家死二人，丙家死一人。道士在乙家作法時，竟伏地不起，主人尚以為作法，良久，呼之不應，氣息身冷矣。

又有中醫楊之厚，為某家診受疫者六人，診未竣，開方亦未完，醫雲，‘我回家後必死，不再診矣，診金毋須交也。’主人愕然。醫歸，是夕竟死去。而所診之六人，亦不能救。”

雖是醫藥類期刊，但作者敍述染疫身死的例子沒有詳細描寫患者的病情、致死的過程，卻極力渲染死亡的意外性和突發性，大有道聽途説作小説家言的風格。

其中提到的病例，尤其是那位中醫楊之厚中斷診治、歸家而亡的故事，其背後的意涵頗值得玩味：在虎疫的血盆大口前，絕地通天的術士、妙手回春的杏林子弟自身都難保，更不用説驅病救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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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這座擁有三千年建城史的古城，到20世紀三十年代時，“舊的已經漸漸毀滅下去，新的工業文化還沒有影子，卻已染上了濃厚的淺薄的商業色彩。”電燈、電話、汽車等現代器物已經在城裏出現，警察、西式醫院、新式大學等現代組織也在此紮根，1928年成都成立了市政府，市政府下設社會局、財政局、衞生局、教育局、公安局，現代市政的基本架構成型。

架子雖然搭起來了，卻是搭在了流沙上。三十年代，四川政治的舞台依然是大小軍閥輪番主唱，成都經歷了民國初年的黔軍、滇軍、川軍的爭奪；1917年慘烈的巷戰；二十年代的楊森進駐後又被驅逐；到1932年，城頭正飄揚着三面“大王旗”：劉文輝、田頌堯與鄧錫侯。

鄧錫侯

此時的成都市政府夾在三支軍隊間蹣跚而行。軍隊系統與政府間權責不清，税收大部分被軍隊把持，包括衞生局在內的政府機構空有架子，甚至政府官員的任命，往往都是三軍爭奪妥協的產物。三方關係微妙而又暗潮洶湧，成都的政治結構處於一種脆弱的平衡狀態，直到1932年十一月，劉文輝與田頌堯最終以巷戰打破了這種平衡。而在此之前的七、八月份，全國性霍亂在成都爆發。  

俗話説“神仙打架，凡人遭殃”，“虎疫”來襲時“神仙們”正在摩拳擦掌、蓄力待發。當時負責民政的成都市政府財力人力都捉襟見肘，就算想要開展防疫工作，也有心無力。除了依靠駐軍印製一些防疫傳單張貼於大街小巷，剩下的只是由衞生局採購一些防疫藥品提供給臨時成立的防疫醫院：

“所辦防疫注射藥品，刻已運到，交由紅石柱防疫醫院救濟市民，特由該會印製免費證二萬張，交由公安局轉發各區警察署所，轉各街街正，發給勞工苦力貧民，持據前往紅石柱街防疫醫院注射，以免傳染時疫。”

二萬張的免費證，對於“虎口”下的四十萬成都居民，無異於杯水車薪。

當時成都的西式醫院數量少得可憐，僅有四聖祠北街的“仁濟醫院（後部分併入華西協和大學醫院）”，陝西街的“存仁醫院（後也併入華西協和大學醫院，眼耳鼻喉專科）”，馬道街的“博愛聖修醫院”，北郊張家巷的“平安醫院”四家，而且它們都是基督教會（包括天主教會）辦的醫院，對保守的成都居民來説，西醫的接受度並不高。

政府的無能，醫院的匱乏，絕大多數成都人只能向杏林弟子投去求救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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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時成都中醫又是怎樣的情況呢？

蘇友農曾在《成都中醫情況》一文中對蓉城從醫人員作了詳細的分類介紹：

一、晚清的官宦和士人自學，初為家人治病，推及親友，後掛牌行醫，“此所謂半路出家者是也”。

二、晚清科舉不成的讀書人自學，多為謀短期速成，即行開業者。

三、家傳師授，幼而學，壯而行者：以骨傷、瘡瘍外科為多。

四、先學抓藥，逐漸知醫而行醫者，多出身於中藥鋪老闆或學徒。

五、在善堂送醫成名者，即在善堂義務或半義務看病送診，一方面積累臨牀經驗，另一方面結識病人，逐漸樹立信譽。

從20世紀初開始，成都巡警道以統一考試為醫生掛牌，民國時期的市政府（市政公所）衞生局承襲其法，多在開業行醫時貼上了官方認證的標籤。雖然表面上更“正規化”了，但實際中醫各自為政、師徒相傳的狀況依然如故。

這樣一羣以自學、私授為主的醫生羣體，其質量和水平良莠不齊不説，而且流派紛雜，同行相忌，甚至互相攻訐。

瞭解近代中國醫學史的人都知道，**20世紀前三十年，是中西醫關係從齟齬到對決的一個時代。**隨着新文化運動的興起，“科學”概念在中國知識界取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並形成了一種“全盤西化”的社會思潮，這一思潮對中醫持強烈的批判立場。批判中醫的人物不僅包括西醫界的翹楚，梁啓超、胡適、陳獨秀、魯迅等文化界的大師也涉入其間，而中醫界人士自然起身辯駁反擊。

胡適

在長達十多年的論戰中，雙方最初在媒體上發表各種文章互相辯論，後逐漸升級為罵戰。攻擊方罵中醫“非科學”，嘲笑中醫捍衞者“愚昧無知”，地質學家丁文江還曾寫過一幅頗有當今網絡語言風格的對聯：“爬山、吃肉、罵中醫，年老心不老；寫字、喝酒、説官話，知難行亦難。”在許多新式報紙上，中醫醫生的形象，甚至跟作法事畫符的道士和尚已經相去不遠了。

近代中國社會的思想變化迅速，捍衞中醫者的應對越來越顯得左支右絀，最後甚至給西醫扣違背“三民主義”的政治“大帽子”：

“一曰民族主義,西醫主張廢置中醫中藥,盡改西醫西藥,使我全民民族之生命,操於西醫西藥之手,此亡族主義也。二曰民權主義,西醫以極少數之意見,乃處心積慮,利用時機,欲以壓迫數百萬之中醫中藥界,不顧民權,莫此為甚。三曰民生主義,吾國業國醫國藥者數百萬人,西醫竟欲盡以西醫西藥養其席,招致外賓,為座上客,揮使同胞無啖飯地,民生主義之謂何也!”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衞生行政部門基本由西醫和偏好西醫的官員把持。1929年，反中醫人士提出“廢止中醫案”，試圖以行政方式廢除中醫，將中醫的生存問題推向了風口浪尖。中醫在現代衞生行政體系中的尷尬地位由此凸顯。

這一提案在全國範圍內引起中醫藥從業人員的劇烈反彈，他們大規模組織抗議，各地請願團體進京“上訪”，國民政府最終收回了“廢止中醫案”。

中醫雖然躲過一劫，但餘雲岫在《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衞生之障礙案》的結論“舊醫一日不除，民眾思想一日不變，新醫事業一日不向上，衞生行政一日不能進展”，依然如閘刀般懸在中醫頭上。

04

成都遠僻西南，西醫力量相對弱小，危機意識並不強烈。中醫界人士又長期熱衷於“內訌”，在全國各大城市的中醫同業組織相繼成立後，成都中醫人士才於1926年成立了一個“成都醫民總工會”，卻因部分中醫師對這一組織的名稱不滿（實際還是對於該組織之權威缺乏認同），這些醫師退出自組了一個“成都中醫學會”，後改稱“成都醫民聯合會”。

**在1929年的“廢止中醫案”的行動中，全國各地中醫組織雲集上海，成立了“全國中醫藥團體總聯合會”。**但川省中醫界派出的代表居然只是一位頗有聲望的“外行”——綿竹士紳劉子沉，四川中醫界一盤散沙的狀況可見一斑。

中藥

同業組織不能統一使得成都許多中醫無所適從，未加入的醫生數量很多，而且這些組織缺乏嚴格的規章制度，不能統籌指揮大規模的醫療行動。因而面對此次肆虐的虎疫，成都中醫界並沒有可供因應的機制。

隨着疫情日趨加重，蓉城數十萬居民在虎口下痛苦呻吟，悲慘的情形讓城裏各個醫館裏掛的“妙手回春”“仁心仁術”等招牌顯得格外諷刺。作為這座城市醫療行業的主力軍，中醫界人士若不能有所行動，任憑蓉城居民的棺木草蓆日益增加，恐怕也會為中醫搖搖欲墜的命運釘上棺材板。

在延續人民生命和事業生命的雙重責任下，成都中醫界不得不打破門户，捐棄往日嫌隙，選出名醫沈紹九為魁首，團結起來扛起了成都防疫的重任。

沈紹九名湘，原籍浙江紹興，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生於成都。年輕時學習“刑名”，在地方衙門當幕客，也就是民間俗稱的“師爺”。30歲後，沈紹九拜成都名醫範靜濤為師，同時又受到浙江名醫敬雲樵點撥。1896年，他在成都正式開業行醫，數年之間就聲名鵲起。清末文人傅崇矩在他編撰的《成都通覽》中，將沈紹九列入蓉城十大內科醫生。民國初年，沈紹九被譽為成都四大名中醫之首，其他三位是陸景廷、顧燮卿與張子初（一説是王樸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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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紹九先生登高而呼、召集組織，迅速把原本一盤散沙的蓉城中醫界捏在一起。**同時他敏鋭地認識到，這一年爆發的霍亂，是敉平成都中醫界裂痕，改變中醫組織和行為的一次契機。

憑藉自身的威望，他與名醫陸景廷一同倡議醫界人士不分流派和門户，共同組織救護隊。根據疫情的狀況，沈先生特意混合抽調“工會”和“聯合會”的醫生，五人為一小組，分頭行動，挨門逐户向患者送醫送藥，宣傳防疫知識。

沒有比災害更能團結人心，成都中醫界在抗疫的共同行動中，集思廣益，以治療效果為歸依，消弭原來勢同水火的流派畛域，平息宿怨矛盾。

本年9月22日，國民政府公佈《醫師法》，根據其中第三十九條規定“同一區域內同級公會以一個為限”，成都的“醫民總工會”和“醫民聯合會”隨即合併，成立“成都國醫公會”。這個新組織的成立，雖説是中醫界人士對國家法律的響應，但如果沒有夏秋之際合作抗疫的這一段經歷，成都中醫界在組織上的統一恐怕還要好些年才能實現。

組織上的障礙掃除後，如何進行防疫，選擇怎樣的醫療手段，是成都中醫面臨的具體問題。

[1]（清）費密：《荒書》，《張獻忠剿四川實錄》，巴蜀書社，2002年。

[2] 餘雲岫：《流行性霍亂與中國舊醫學》，《中華醫學雜誌》1943年第29 期

[3] 《內江虎疫之奇慘》，載《廣濟醫刊》1932年第九卷第九號

[4] 王澤華、王鶴：《民國時期的老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5] 《一週間染時疫死亡統計，據公安局報告共計四百餘人》，載《新新新聞》1932年9月5日。

[6] 蘇友農：《成都中醫情況》，載《成都文史資料選輯》第六輯，1984年。

[7] 《醫藥新聞報之通電》，載《申報》1929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