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久戰並不是毛澤東的發明，人民戰爭才是_風聞

很多人都佩服的毛的預見性，在1914年就未卜先知，指出中日必有一戰，所以毛自己身力行，開始強身健體，為未來的中日戰爭做準備。

雖然也是毛粉，但是仍然必須很客觀的指出，這個預見並不是獨一無二的。甚至可以説，中日必有一戰，這是當時中國精英階層中的有識之士的共識。

舉個例子。袁世凱在1912年後也曾在北洋軍內部會議上有過類似言論，認為中日之間難免一戰，北洋軍作為國防軍，要為這一天做好準備。其實，就是傳統上被認為親日的段祺瑞，也有類似看法。所以，他們認為必須在這個戰爭到來之前，先完成中國內部的統一與整頓，才有能力與日本一戰。因為他們都很清楚，這將是你死我活的生死存亡之戰，關乎兩個國家兩個民族的前途。

所以，預見到中日必有一戰，並不是毛的獨到之處。

再來説持久戰。

全面抗戰爆發之後，國內主要是兩種論調，一個是速敗論，汪精衞和所謂低調俱樂部就是這個看法。因為中國抗日沒有前途，所以中國只有投降才能保存國家和民族，以待將來日本發生變故，再反日復國。這也是今天有些無聊文人給汪精衞翻案的主要論調。

戰爭開始後，國軍連戰皆北，投降的主張一時甚囂塵上。等到台兒莊大捷，國軍終於拼得一場局部戰場的勝利，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於是國內又開始有些輕薄之徒認為，日軍也不過爾爾，只要指揮得當，中國完全有能力獨自擊敗日軍，取得戰爭的勝利。

但國內有識之士都知道，這兩種論調都沒有出路，中日戰爭必然是持久戰。比如台兒莊大捷的國軍最高指揮官李宗仁，就認為台兒莊大捷只是局部性勝利，連徐州會戰的結果都不足以改變，更不用説整個戰爭的勝負。與李宗仁看法相似的還有白崇禧，張發奎，以及所謂民國第一軍事家蔣百里，都是這個看法。

他們認為，中國的優勢除了地大人多之外，還有個最重要的優勢是，因為中國經歷了多年內戰，所以軍隊戰爭經驗豐富，而日本自日俄戰爭以後，實際上就未再經歷大規模戰爭，垂三十年之久，所以戰爭經驗和基層指揮官的戰場經驗都不足以與中國軍隊相比。所以他們認為，中國一開始就應做持久抗戰的準備，不應該在淞滬戰場投入國軍精鋭部隊六七十萬輪番與日軍硬抗，而應該撤退至內陸山區地帶，依託有利地形長期與日軍周旋。尤其是不應當在南京以數十萬殘軍與日軍死拼，而主動應該放棄南京，將軍隊撤退至第二線大別山及浙贛山區，依託地形抗擊日軍。

當然，也包括蔣委員長。

蔣委員長認為，中國相比於日本最大的優勢在於地大人多，戰爭資源遠超過日本，所以中國只要堅持焦土抗戰，日本的戰線越拉越長，戰鬥力也就會下降。而且，委員長比李宗仁那些人還要高明的一點在於，委員長畢竟是做了十年領袖，有國際眼光。

委員長認為認為中國要勝利，不把美國英國拉下水是不行的。所以，委員長在淞滬與南京和日軍不惜血本的死拼，目的都是引起國際關注和干預。只是英美沒有上鈎，委員長就頂不住了，一路從南京轉進到武漢，又轉進到了重慶。屢戰屢敗，委員長的信心未免也大受打擊，於是私下和日本也開始接觸，尋求媾和機會。

在這種情況下，毛提出了他的論持久戰理論。

和那些認為持久戰只能先退往山區依託地形持久抵抗，苦撐待變的國軍高級將領不同，毛首先明確將戰爭的一般規律總結為三個明顯不同的階段，即戰略防禦階段，戰略相持階段和戰略反攻階段。這不僅是毛對抗戰前途的看法，也是他對戰爭一般規律的總結——後來有自以為是的所謂軍事家認為，解放戰爭中華東戰場沒有戰略相持階段，就是戰略防禦和戰略反攻兩個階段。這種自作聰明的人就讓他繼續這麼聰明吧，不去説他了。

接下來，毛認為中日戰爭的前途在於兩個統一戰線，一個是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一個是國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際方面，庸俗一點看，也可以説毛和蔣差不多，只不過毛寄希望於蘇聯加入戰爭，而蔣寄希望於美國介入。

而且，統一戰線這個説法也來自蘇聯，又是王明從蘇聯帶回中國，抗戰前期，王明一度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所以，統一戰線這個説法的發明權也不是毛的。

那麼，毛的論持久戰和其他人相比，獨特之處在哪裏呢？

回答很簡單，四個字，人民戰爭。

雖然毛同樣認為中國相對於日本的優勢中也包括人多這一條，但如何利用這個優勢，是毛和蔣的最重要分別。

蔣用焦土抗戰政策，要求老百姓為了抗戰，放棄自己的田園土地財產，用繩子捆着牽着用槍頂着逼着，讓老百姓上前線去打日本人。但老百姓對蔣的抗戰並不支持，國軍在各抗戰前線駐地都名譽極差。河南甚至有水旱蝗湯的説法，日軍大舉進攻時，老百姓甚至更歡迎日軍。雖然老百姓也明白民族大義，國仇大於家恨，但相比之下，老百姓畢竟要過日子，國家對不起他們，要指望他們對國家忠誠，用自己的一切去保衞這個國家，這是不現實也不可能的。

所以中國革命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先完成國民革命，在國家與人民之間建立起一個有機性的聯繫，讓他們知道自己的利益是與這個國家捆綁在一起的，他們是這個國家的一個有機分子，國家興亡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也不是少數精英的事，而是與他們每個人都緊密相關的。

現在我們常説的大革命，也就是北伐戰爭，本質上就是一場國民革命。為什麼大革命期間湖南農會如此發達，而且廣泛組織民軍，乃至攔路設卡徵税？這種做法雖然有過激之處，但也反映出湖南老百姓認為，北伐就是為了建立一個他們自己的政權。他們不再是國家政治的看客，而是積極主動的參與者。這也是完成辛亥革命沒有造成的任務。所以，不僅湖南湖北的農民運動風起雲湧，武漢和上海工人也主動發動起義，來迎接北伐軍。原因就在於他們把北伐軍當做自己的軍隊，把國民政府視為自己的政府。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共產黨一直説四一二是反革命政變，蔣介石背叛了革命，大革命失敗了。四一二當然不是抓幾個共產黨員殺頭，也不止是砍掉國民黨自己的基層組織體系，更重要的就是直接打擊了羣眾的革命熱情，剛煥發出政治革命熱情的老百姓又澆滅了。

在蘇維埃運動時期，也就是我們現在説的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共產黨開始建立自己的軍隊，自己的根據地，在根據地不但進行土改，分配土地，幹本來應該由國民黨乾的事，而且，還廣泛成立工農羣眾組織，讓根據地的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組織。兒童有兒童團少先隊，婦女有婦聯，農民有貧協，有農會。

以往大多數人都認為這些組織沒有意義，其實是膚淺之見。正是通過這些組織的中介作用，根據地的每一個人都與蘇維埃政權聯繫起來了，他們做的每一件事，無論是種田還是做工，都不再是孤立的為了餬口而進行的勞動，而是與蘇維埃政權的革命運動緊密聯繫在一起。讓每個人在自己的平凡工作崗位上為一項偉大的事業做出一點一滴的貢獻，他們的勞動被賦予了史無前例的歷史性與進步性。這意味着，這些工人農民和戰士不僅是歷史上第一次被當做有主題性的人，而且這個國家和政權就是為他們而存在的。

必須指出，建立紅色割據政權，這是毛對中國革命的重要貢獻之一，正是在這裏，中國革命找到了勝利的希望和路徑。這一點只要看看聶榮臻，楊尚昆這些喝過洋墨水的人的回憶就知道，在他們的回憶裏，在到蘇區之前，他們在城市的各種地下活動基本上就是瞎折騰，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意義和目標都是不明確的。到了蘇區以後，豁然開朗，他們的人生軌跡也拐彎了。當然，他們是搭車的，而開車的司機是毛。

但是，蘇維埃長期處於被圍剿的狀態，根據地邊緣地區始終在戰爭中拉鋸，是不穩定的。毛在井岡山形成的根據地建設和軍隊建設及作戰指導思想都只能在根據地內實施，而無法在更廣大的範圍內實踐。

那麼，在全面抗戰開始後，尤其是在武漢和太原失守後，毛認為，共產黨大顯身手的機會來了。因為武漢和太原失陷敵手意味着，國軍前期能夠組織起來的有效防禦已經基本上到了頂點，後面就沒有能力再與日軍依託城市進行大規模會戰了，而日軍兵力有限，也不可能繼續向內地推進，雙方將會在一定範圍內拉鋸，形成僵持局面。也就是説，毛説的戰略相持階段到來了。

在這個階段，日軍本身是沒有能力全面駐守所有佔領區的，必然只能依託中心城市和交通線進行駐守。國軍也沒有能力去佔領敵後廣大地區。那麼，這個空白地區，毛認為就是共產黨做文章的用武之地。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就應該迅速進入敵後，分散開來，進入老百姓中間，以抗日為號召，全面發動和組織羣眾進行社會組織體系改造。

常有人爭論八路軍和新四軍抗戰的戰績，其實戰鬥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根據地建設。更準確的説，應該是在廣大敵佔區進行的基層社會組織體系改造。

毛説，長征是宣言書，是宣傳隊，是播種機。八路軍和新四軍也同樣是宣言書，是宣傳隊，是播種機，更是工作隊。他們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形成的根據地建設經驗和理論對敵後廣大地區的農村社會進行了改造，廣泛建立羣眾組織，建立工人、農民和地方士紳聯合的抗日民主政權。重新建立起了千千萬萬中國社會最底層的農民與國家的有機聯繫，讓他們的命運與國家和政權的命運聯繫在了一起。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毛説的持久戰與其他人最大的不同就在於，毛並不是把抗日戰爭看作一場簡單的民族獨立戰爭，更是一場在廣大範圍內進行基層組織改造和建設的偉大運動，也就是毛常説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實際上，這也是共產黨在完成大革命未完成的國民革命的任務，讓老百姓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國家意義上的國民——這是建立一個現代國家的前提和基礎，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始終沒有完成國民革命的任務，所以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國家。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抗戰的重要意義也是這樣，不能只記住了反抗侵略者，只記住打仗，而忘記了毛領導下的共產黨在敵後戰場進行的人民戰爭的實踐。沒有這樣的基層社會組織體系改造，也就沒有現代國家動員體系，中國地大人多的優勢就無從發揮。像蔣委員長那樣，把農民用繩子捆着送上前線去當炮灰，抗戰肯定沒有前途。

所以，我一直有個看法，共產黨領導下的根據地在1943年之後能夠在華北把日寇和偽軍壓縮到城市和交通線沿線不敢出來，勝利只是早晚的事而已。就是沒有美國和蘇聯介入，中國獨立把日本人趕出去也是完全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