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鬼故事的張震，與他所經歷的時代_風聞

深夜2點，客廳有人説話。她輕聲走過去，遠遠看見丈夫張震的背影。他先是朝向一個方向説，又扭過頭來朝另一個方向説。他的臉上帶着憤怒，似乎在訓斥別人。偌大的空間裏，只有他一人。此情此景，正如他最經典的恐怖故事之一《鬼櫃子》裏所發生的。

明明那就是自己的丈夫，小靜卻感到後背發涼，不由自主地喊道：「誰？」

那是妻子小靜至今無法跨越的一種恐懼。丈夫從事恐怖有聲作品的創作與演播，妻子一直有擔心，「他內心會有一些不為所有人所知的東西，在一個秘密的時刻自己爆發。我也是不希望他壓力太大。」

多年來，一個流言在坊間深入人心：張震——這個中國最著名的講恐怖故事的人，被自己的故事嚇死了。這個故事不斷演化出各種版本，置入不同的細節，但逃不出那個宿命式的結局，就像戰士死在沙場，講故事的人，死在了自己故事裏。

鮮有人真的去探索傳聞真偽，他的作品則一直在年輕人羣體間流傳着。《死者的日記》裏，父親去世後，日記每天卻在更新；《賭命素描》中，一個美術生去墳地素描，卻在一個墓碑上看到了自己；《盒子》講述一個女孩去一個大宅院裏給一個盲眼婆婆做保姆，直到有一天她反應過來，婆婆每晚睡覺時才關燈……那些大多以盜版形式存在的作品都發布自2007年以前。而在那個年份之後，張震彷彿消失了。

文章來源丨人物

**文｜謝夢遙攝影｜**尹夕遠

崛起

《張震講故事》開始於遼寧廣播電台於1997年開辦的99099聲訊台，用户靠着撥打座機收聽。相比傳統電台，聲訊台鼓勵自由創作，招募了很多像張震這樣大學剛畢業的年輕人，以獨立製作人身份自制節目。每個人都感覺可以實現很高的娛樂理想。小靜在1997年底加入，她是個活潑開朗的復員文藝兵，主持音樂節目。張震則想到了講故事，講不同類型的故事，愛情的、勵志的、幽默的……恐怖只是其中之一。

在那個前互聯網時代，聲訊台的出現提前實現了互聯網的某些功能。不同於廣播的線性播放，聲訊台有1000個號段，節目由聽眾點播收聽。每天下午3點，電信公司會傳真來一張話量單，每個號段數據依次排下，一目瞭然。《張震講故事》在收聽量上穩居第一，而恐怖故事又是最受歡迎的。很自然地，節目開播幾個月後，他就專攻恐怖類型。台裏一些老同志並不喜歡，得虧聲訊台氣氛寬鬆，沒有傳統廣播的導向約束，轉型順利地完成了。

沒有前人的模板，一切是他自己開創的。在他的早期作品裏，就有音樂、音效烘托氣氛。他既是演播者，又是故事中的角色。他不是在唸一個故事，杜絕掉「誰對誰説」，而是採取廣播劇的形式，靠着場景還原與人物對白推動劇情。他知道要讓聲音比自然狀態稍稍誇張，增強代入感，以彌補聽眾視覺的缺失。他從電影中借鑑節奏、情緒展現與配樂的方法。從第一天起，他就是站着錄音，因為那樣使得上全身的勁兒。一旦進入角色，他的表情有時異常猙獰。

很多年後，曾與他共事的人談論起他，仍像在談論一個傳奇。那時錄音和製作都要用到如今已經成為古董的大開盤機，他成為整個電台大院裏「有名的長時間霸佔」錄音棚的那個傢伙。一個故事通常10分鐘，他會用至少四五個小時製作，一秒一秒地雕琢。他經常「蹭棚」，預定時間到了還賴着不走。發展到後來，他乾脆在錄音棚熬夜，這樣就沒人排隊了。他經常拉着當大學老師的哥們兒郭恆陪他，叫他買盒飯——這樣自己可以一直佔着棚，或是趁錄音師下班幫忙頂上。「我算是能熬的了，快早晨天亮的時候也得眯一會兒，他比我還能熬。」郭恆向《人物》回憶。

一切都很簡陋，那年代音效也很難找。有次需要拉鋸子的音效，郭恆剛好穿了件帶拉鍊的衣服，就拿拉鍊在桌上蹭，倒也挺像。

在「流量」一詞還沒有出現的時代，《張震講故事》是聲訊台的流量王牌。史無前例地，電台另開闢了一個冠以他名字的節目：《張震時間》，廣告打到《瀋陽晚報》每天的頭版上。聽眾來信如雪花般飛來，裝着千紙鶴之類的小禮物，全是表達崇拜與喜愛。一般而言，能享有這種待遇的都是情感類節目主持人，張震成了例外。由於給他的信越來越多，收發室不再按常規分發，而是裝入麻袋攢起來等他取，不到一週就能裝滿一整袋。根本看不過來，部門專門派了幾個人幫他拆信。

作為台裏紅人，他當然在一些事情上享有特權。但那些事情之所以發生，往往又和他的勤奮有關。由於習慣夜裏幹活，他上午根本起不來，部門開會領導一看，「張震又沒來」。「咱們都不敢不參加。」小靜説，「我們所有人都覺得他很大牌。」還有一次，他熬夜製作，睡在錄音棚，第二天正趕上領導視察，發現有煙頭。播音館嚴格禁煙，換做別人絕對開除，但因為他是張震，一個煙頭一百，罰了1100元。

「在我們這一堆人裏面，他是最有創意，也是最不守規矩那麼一個人。」當年同事石代紅對《人物》説。其他主持人印名片都會附上一堆頭銜，張震不按單位提供的模板來，名片上就兩個字：張震。

節目開播一年，台裏就決定給張震出版磁帶專輯。從前他有撰稿人，但他視出版為神聖的事，便嘗試自己寫故事。這也構成了一次轉折，他愛上了創作，以後他所有作品都是出自他親筆。

第一個寫出的故事叫《盒子》。裏面的盲眼婆婆，他最初想請他大學裏的一位年長的老師來配音，被婉拒了。於是他讓剛成為他女友的小靜來試試。小靜當時20歲，畫着綠色眼影，穿着時尚，沒專業學過配音，平時主持開口就是「我是你們的音樂DJ小靜」。對於第一句台詞——「你就是他們介紹來照顧我的姑娘」，她用了很長時間找感覺，試着不同聲線，直到那個緩慢又帶一點啞嗓的聲音出來，一切都對了，後面也順利起來。從此，小靜成了張震固定的配音搭檔，幾乎所有女聲都由她來配。

籤售那天來了，一天要趕三場，台裏很重視，兩位台長都去了。小靜永遠忘不了那一天，1998年12月20日，「已經想多有可能會很火，卻絕沒有想到是那樣的一種程度。」

第一場在北方圖書城，車往那個方向開着，還沒到就發現堵車了，遠遠看着人們排成長龍。很多中老年人也在其中——他們是替孩子來等籤售的。發佈儀式張震剛上台，人羣就騷動了，往前湧着，把前排的桌椅板凳都擠壞了。一個小夥子猛地上前，親了張震臉一口，扭頭就跑。

眼看踩踏事故可能發生，主辦方叫停了室內籤售。台領導決定籤售必須繼續，於是找了輛大卡車，讓張震上後車廂，前面站了一排人隔離。粉絲根本碰不到他，把磁帶遞上來，簽完再遞下去。他高高在上，穿着綠夾克，像個搖滾明星一般。

另一場籤售，磁帶售罄後粉絲還不走，音像店只有四面落閘。張震他們躲在裏面，聽那閘門被圍住的人擠得呼扇呼扇響。老闆想了個辦法，披上張震的綠夾克往外跑，想引開人流。「他不是！」有人喊。

只是這一切，是經歷過那個時代的東北人所有的專屬記憶。對於更多的人來説，張震和《張震講故事》存在着某種脱節，他們知道後者，但對應不上那個人。張震是誰？他後來去哪兒了？他還活着嗎？那些繼續傳播的故事本身提供不了答案，伴隨着撲朔迷離的死亡傳言，講故事的人成了一個謎。

安全區

是時候讓張震出場了。

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死訊，是2000年時在報紙上，那個報道援引了流言，卻沒闢謠。當時他很憤怒，為此去法院起訴。但知道那場官司的人，顯然要比以為他去世的人少得多。流言一直跟隨着他，中間一段沉寂的日子令流言更加逼真，他早已完全釋然。

張震46歲了，身材相比早年照片有些發福，但因為那張娃娃臉和燙着的捲髮，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小了很多。他才光顧家門口的早點鋪幾次，那位大姐就想着給他介紹對象：「這小夥子，能説會道還有禮貌，有女朋友嗎？」「我都有孩子了。」張震説。

他格外珍惜家庭，花了大量時間陪伴兩個女兒。大女兒上小學這4年來，他每天親手給她做早餐。經常熬夜，但也逼着自己定點起，烤個小麪包、煎雞蛋，蒸幾個餃子，變着花樣來。他回頭再接着睡。他從沒跟孩子發過脾氣。在書房創作，妻子小靜不能進，但孩子推門，他願意停下來和她們玩。

是的，他依然在創作。

 張震的妻子小靜 

他習慣創作時在腦子裏自己對話，一個自己陳述想法，另一個自己負責審視、批判、修正。他會連思維過程也逐字敲下來，「這個不行」，「這個太棒了」。又或者，「重大發現，哈哈哈哈」，外加四個感嘆號。「如果有一天我要死了，我女兒打開我電腦看的話，她肯定覺得爸爸是精神病，滿屏的都是好多的文章，像是胡言亂語。」張震説。

幾年前把妻子嚇得夠嗆的那場夜半虛驚，張震不過是在為故事構思進行頭腦風暴。他由書房去客廳喝水，一路思索，竟不由自主地説出了聲。

半夜他在書房創作時，緊閉房門，只開一盞昏黃的小燈，因為專注，他通常不會害怕——當然寫到某些橋段，偶爾也會頭皮一麻。但戴着耳機制作音頻，必須開大燈，而且連餐廳、客廳的燈統統打開，他很怕聽不到外界聲音，身邊突然出現人，要保證「任何時候一扭頭視線都是通透的」。

與刻板印象不同，他膽子很小。當年在電台熬夜錄音，工作時他不害怕，但每次出來上廁所郭恆都得陪着他。「有時候我就嚇唬他。」郭恆説。他考了3次才拿到駕照，卻從未開上過路，「懼怕一切高速的東西」。他不會為了主動尋找恐怖體驗，去廢棄礦區之類的地方。作為一個瀋陽人，他從來沒有進過「鐵西鬼樓」——實際上是座因經濟糾紛而荒置下來的住宅樓。十幾年前朋友慫恿着要去，他是唯一等在外面的那個人。應《人物》雜誌的拍攝要求，他再次來到這個著名「景點」，還是在門口徘徊了許久。記者和攝影師都進去了，他才緩步跟上。好在還是白天。

張震願意沉浸在創作世界裏。他沒事就呆在書房，放着爵士樂寫東西，或者坐在種滿花草的後院的石凳上抽雪茄。自2005年手機壞掉以後，他再也沒有用過手機。這聽起來不可思議，似乎有點刻意為之。移動支付與他無關，他身上時時帶着現金。他自然也沒有微信。

他與外界的聯繫完全依賴妻子小靜。他維持着一個很小的圈子，基本不參加飯局。他所有的朋友，也都是妻子的朋友，想找他就打妻子電話。「徹底放棄了婚外情的機會，我在小靜面前是透明人。」他笑着説。

一開始他只是想讓心沉下來，過濾掉外界干擾，到後來他發現，擺脱手機的生活令他更自由。當然會有孤獨感，但他享受這種孤獨，孤獨能給他靈感，「老天會給你回報。」

千萬不要把張震當成一個脾氣難以預測的怪人。他身上最顯眼的一種特質，是隨和。在小靜看來，張震在很長的時間裏葆有一種大學校園氣息。即便是年少成名階段，他也保持着待人接物的謙卑。他很喜歡開玩笑。有次採訪，他瞄一眼桌上水杯，假裝不經意地對小靜説：「你看看那個水杯裏面映出來的臉不是她。」記者嚇壞了。

這些年來，他寧願保持一點神秘，不想過多拋頭露面，拒絕掉《魯豫有約》、《聲臨其境》等節目的邀請。他抗拒視頻採訪，相比之下，文字記者讓他更有安全感。

相比聊自己，他更願意聊創作。從理念、方法論到某一個具體靈感，找到對的話題就根本停不下來。「我今天跟您聊天真的特別愉快，因為我發現您也對整個聲音作品的創作很感興趣。説心裏話，這話題跟很多人聊不上。」他對《人物》記者説。第一次見面，採訪從下午1點半開始，不間斷地進行到了晚上11點。

本質上，張震是希望被理解的。這個習慣把自己包裹起來的人，終於願意敞開心扉聊聊過往了。

探路

第一張磁帶專輯賣得很火，台裏決定給張震分5000塊錢，還是領導爭取後提到8000元，他完全理解，「我沒有苛責台裏的意思，因為就是這種形態嘛。」之後那幾年，張震在遼寧一帶聲名漸盛，事業也一直往上走，除了電台工作，他在電視台也有兩檔出鏡主持的節目。他一向不願意應酬，但那段時期很享受參加同學聚會，大家都捧着他聊。回家後小靜一看，「紅光滿面還挺高興。」

小靜覺得，所有這些意義，不如堅持將《張震講故事》做下去。她拿自己的偶像向張震舉例，「你看劉德華，一張專輯接着一張專輯地出。」

唸叨幾次後，張震去找了領導商量出第二張專輯，作品都是現成的。他以為是兩全其美的事，卻被當即否決了。當時部門建立了娛樂FM頻道，工作重心已不在聲訊服務。還有一個理念是，從集體主義出發，不能過於凸顯個人。

張震感到委屈，但他沒有多説什麼。「他是比較温和的人，這個事不做，以後再尋找機會。但是我不行。」小靜説，她想到了自行出版。

這個決定牽連着另一個決定，辭職。領導既已表態，唯有離開電台，才能將出版繼續。不同於小靜，張震是個缺少冒險勇氣的人，恰恰是之前懸而未決的一樁遺憾，反而令決定不再艱難。

他大學4年都在文藝台做兼職主持人，深受領導賞識，畢業卻沒有編制留下。他之所以去聲訊台，正是那裏承諾解決編制，這才有了後面的《張震講故事》。但由於他是師範專業畢業，教育局卡住了他的關係。台裏想了變通方法，以聘他到廣電系統下屬學校當老師為由調檔，那邊還是不放人。直至最後，他也算系統之外的人。

「如果解決編制的話呢，我對爸媽的説服工作難度就要大一點。我可能就不會那麼輕易地拍腿就離開了。」張震説。辭職好長時間後，他們都沒敢和家人説。

第一張專輯是由電台包辦的。現在，他們要靠自己了。小靜向台裏策劃部的人打聽出版流程，那人給她指出了一堆困難，「你根本做不了。」

「辦公室的事兒，統計表格我都沒有做過」，她是個每天打車上下班的23歲電台主持人，「完全是自己蹚路子」。她一個人跑去遼寧音像出版社，帶着一大堆問題。內容要審嗎？版號怎麼買？價錢呢？

滾磁帶、做封面、拍照片，她利用着有限的人脈，緩慢地推進，事情一件一件地做成了。最後是找銷售渠道，在瀋陽談成了三家音像店，保底包銷。這個時候，一個更大膽的想法在小靜腦中萌生。上一張專輯銷售僅限瀋陽，如果能賣到北京呢？她希望《張震講故事》能夠走到更大的地方去。

按照黃頁大全查詢到的號碼，她給各家音像公司打電話。每次都是硬着頭皮，也不知道找誰，自我介紹「是張震的經紀人」，再介紹誰是張震，從頭把事情捋一遍，「很多都沒有聽完就掛了」。

這過程需要不斷地自我説服。每天起牀後，小靜不梳頭不洗臉，數三個數，馬上就拿電話打。「因為這是我一天當中最不想幹的一件事，所以我給它放到第一個幹。」她説，「就怕能預見到被拒絕的結果，然後犯拖延症。」

她找了20家左右公司，終於談成了一家在北京的連鎖音像店，按實際銷量結算，賣不完再拉走。那也行，她想，只要在北京市場出現就行，不指着靠它賺錢。

專輯在2001年推出。不像上次有台裏大量的宣傳配合，他們要自己想辦法，去校園裏貼海報，還託其他台關係不錯的主持人，在節目幫忙插個口播。「本台你不能找了，因為説心裏話，這個太敏感了，你不能給人家添麻煩。」

主打故事叫《非死不可》，張震後來想，那就像一個隱喻。那一路上，他們真帶着點不撞南牆不回頭的那種勁兒。再沒有萬人空巷的火爆購買場面，他們竟也靠這張專輯賺了近10萬。

機會似乎多了起來。有北京的音像公司主動找來，接下來2年，他們接連出了兩張面對全國發行的MP3，將既往作品收入，還錄製了全新的「懸念系列」。一個新的時代來臨了，磁帶正在消失，新的傳播介質在出現。張震不再使用開盤機制作音頻，改用電腦軟件。他一向是個對技術不敏感的人，但這個轉變讓他非常興奮，「太漂亮了，可以實現開盤遠遠無法實現的製作精度。」

市場也打開了。大量的盜版出現，流入各地。張震作品的內核多是「人嚇人」，沒有厲鬼和殭屍，超自然因素的情節也不多，但盜版將其變作《張震講鬼故事》。很多地方電台也會半夜播放。

小靜對未來有很多很多暢想。她覺得《張震講故事》應該變成一個持久的品牌，張震應該成為一個作家，畢竟第一個原創故事《盒子》就那麼精彩。賺夠了錢，他們要環遊世界。

小靜有了一個更大膽的想法：搬去北京。

恐慌期

小靜坐在陽台上，呆呆地望向外面，看着車來車往，看街道上走着的衣着光鮮的職業白領。每天她會花大量時間坐在陽台。有時候頭腦放空，有時又心亂如麻。「怎麼辦，我的青春就這樣一天一天的就沒了。」她想。

旁邊是租金高企的東方銀座，如她所願，他們現在進入真正的文化中心了，租在東直門一套五六十平方米的房子裏，但生活的其他部分遠不如預想。

2003年7月到北京後，他們才認識到，屬於磁帶的時代一去不回了，而CD、MP3的實體音像市場也正在發生變化。當初找他們出MP3的那家公司，迅速地賺了錢，生意又迅速地落寞下來。小靜興致勃勃地找他們談繼續出版，對方已經沒有意願做下去。她不死心，隔一陣就給對方打電話，請求介紹其他同行，到最後，對方客氣地説，「如果還是因為這個事，以後你就不要跟我聯繫了。」

她感到給人家添麻煩了，又感到自己突然好像變得低人一等，自尊心受到很大傷害。

落差必然出現了。走在瀋陽街上，總有人能認出張震，但昔日的光環帶不過來。「在北京你就會覺得自己很渺小，高樓大廈，茫茫人海。」張震回憶，如何自洽是個漫長的過程，「現實一步一步地逼迫你走下去。」

他去了一家節目製作公司上班，當時事評論節目的主持人，「先還是解決吃飯的問題。」每天很忙，晚上八九點才回，完全沒有創作時間，但故事點子還是會在腦子裏冒出來。有一次錄節目間隙，他下樓抽煙，突然想到自己洗臉時，閉着眼睛彎着腰，總擔心後面有人。一個標題浮現，《洗臉時誰站在我後面》。

小靜則陷入了焦慮。「我就覺得我唱歌不錯，主持不錯，我有想幹的事。」朋友們給小靜職業上的建議，有一次吃着飯，她幾乎要接受對方的推薦，最後一刻又拒絕了。當初正是她堅持來北京發展的，她覺得，「張震經紀人」這個身份是不能同時擁有另外一份工作的，如果去了新環境，彷彿就放棄了張震。她對他存在愧疚。儘管什麼也做不了，她近乎偏執地以為，守住這個身份，就守住了希望。

生活陷入循環，每天她去菜市場買菜、做飯，一遍遍地收拾屋子，擦不需要擦的東西，每一條襪子都拿熨斗熨一下，把家務做得極其細緻。她每天記日記，用掉了四五本。她寫下，「等待，是最積極的一種努力方式。」晚上睡不着覺，她會想起在瀋陽的日子。看着電視，她就會突然哭起來。父母來電，拿起話筒的一刻，她要立刻換一種狀態。媽，晚上吃點什麼，北京一切都很好。

如此過了近一年，有一天張震出門上班，下午不到2點就回來了。小靜正在拖地，看他倚着門框，臉色很難看。「怎麼這麼早就回來了？」「節目黃了。」有期主題談馬加爵案，另一個輪班主持人語帶調侃，因此出了事故。張震沒上節目，也受到牽連。

「太好了，必須要慶祝一下。」小靜説。她想着，沒節目錄，張震又能迴歸到創作之中了。那個晚上他們出門吃了一頓水煮魚。

張震繼續講故事了。「那個時候是挺純粹的，因為你沒有任何的商業驅動，你不需要趕活，你就是由着性子做。」張震説，「想法可以淋漓盡致地呈現出來。包括一些後期製作技法，長進都特別大。」小倆口分配所有角色。小孩聲音都是張震配的，他甚至還扮演過一些女聲，「主要是感覺，神似」。原因很簡單，就是為省錢。租棚錄製每小時1500元，他們沒有收入，每月還瀋陽房子的貸款，沒有多餘錢請其他配音演員。

這中間有過困頓，在多年好友李春凱印象中，至少有幾次張震向他借錢，墊付房租。也有過轉機，中國廣播音像出版社曾主動找來，出了3CD套裝。多虧了社裏一個編輯，對《張震講故事》有情結，在內部一次次申報才得已通過。CD已不比以往，全部收入就是3萬元。收到那張支票時，他們很高興，正解了燃眉之急，當時他們身上只剩下兩三百塊錢。他們馬上打車去銀行取了錢。

「我總是這樣用現實中那一點點的小光亮告訴他，其實這些是證據，」小靜説，「老天是想讓你繼續做這件事的。」

但3CD套裝後，再沒有出版商找來了。他們也眼看着曾經合作發行的連鎖音像店，逐個停業。「磁帶被CD代替不是本質性的變革，沒有一個實體出版物的時候，這是本質性的變化。」張震説，「音像市場已經崩塌了，而新的收費模式沒有建立起來。我們就面臨一個巨大的恐慌期。」

網絡下載正在興起，門户網站一搜，全是未授權的《張震講故事》。小靜將其中幾個收費網站告上法庭，打到二審，判了6萬賠償。這就是他們這些年從海量盜版裏獲得的僅有補償了。對於免費網站，有律師主動表達可代理他們起訴，張震覺得還是算了。「他老是覺得哪怕是一個最不起眼的渠道給我傳上去，也有可能會有人聽得到。」小靜説。傳播無門，他需要聽眾。

至2006年底，他們攢了近20個全新作品，卻找不到發行渠道。有時一個人在家，小靜會戴上耳機聽那些故事。「內心就非常非常的糾結，我糾結的是我們要等多久，我們能堅持等多久，3個月能不能來，或者説一年之後能不能有機會。」她感到自己守住的，是一個看不見終點的希望。雖然她並不知道載體日後變成什麼，有個信念沒有動搖過，有聲作品一定有價值空間。

小靜覺得不能再等下去了。她決定開通博客，免費發出這些作品。張震不同意，他心疼。小靜對他説：「我真是不甘心這麼好的東西就只在你自己的電腦裏。除了我們兩個人之外，沒有人知道你在創作。」思想鬥爭了幾個晚上，張震被説服了。他回憶，那真是一個很悲壯的決定。

為了吸引關注，博文幾乎每天更新，張震沒有什麼表達欲，很多都是小靜代筆。那時新浪博客主推徐靜蕾之類的娛樂明星，張震博客除了得到一個實名認證，沒有得到特別推薦，單篇閲讀量有些只有幾百，留言寥寥。哪怕一個精心製作的有聲作品首發出來，也很難破萬。音頻文件大，網速又慢，經常是上傳了半天也不成功。他們需要快遞光盤到新浪，讓對接的編輯從後台傳。

會有冷場尷尬嗎？他説自打來到北京，他早就過了那一關。在瀋陽的志得意滿都是過去時，他是一個奮鬥着的普通「北漂」。

博客是當時他們和外界唯一連接的方式，但能夠找到這裏的人數量有限。他們持續着發佈作品，期待轉折出現，但沒有一個作品成為真正爆款。小靜有過怨恨，有過懊惱，「一會兒罵天罵地的，一會兒又覺得有點自憐自艾。」但面對張震時，她還是強打精神，給他鼓勵，「畢竟是他要一個字一個字地在那兒碼，而不是我。」

「小靜，你説我到底還幹不幹這件事？」毫無預兆地，有一次在兩人手拉着手散步時，張震轉過臉對妻子説。他一向是個喜歡説笑的人，但此刻，他的表情是認真的，帶着一點傷感。

深潛

「您説那段時間如果音頻一直繁榮的話，我可能不會成為一個寫長篇的作家。因為人總是喜歡做最容易的事情，在這個行業我是一個高手，我做起來駕輕就熟。」十幾年後的現在，張震對《人物》記者説。

從在聲訊台講故事起，這個中文系畢業生就是在用一種文學的方式創作。不像一般意義上的鬼故事，他從不滿足只是構造一個恐怖現場或者反轉，他希望故事是有頭有尾的，有邏輯和價值觀，「一個相對成熟的故事一定是有它的文學屬性的」。他當然會在音頻中刻意設計一些驚嚇點，但他更希望故事對聽眾有所傳達，「要麼是講逝者的不甘，要麼是講生者的不智」。

當年同事石代紅能感受到張震的文化底藴，但不是在《張震講故事》裏，而是他主持的時事節目。「掌握的信息量也大，評判的角度也很刁鑽。」石代紅回憶，別人都需要寫稿，張震信手拈來，侃侃而談。

《張震講故事》中後期作品包涵更多的温情與愛，也不乏《木柵牆的後面》這樣的故事，意在批判人性的黑暗。不像外界所想的，他並不會被自己那些故事所傷害，反而是投入越深，「漸漸升起的是一種莊嚴感」。斯蒂芬 · 金是他最推崇的作家，他的書架上堆滿了他的書，他覺得這位恐怖大師本質上是現實主義作家，他希望能像他一樣寫作。

妻子一直認為他該成為一名作家，他從未有意識地追求過這個身份。在2007年，原有的職業路徑停滯下來，他才轉而寫起小説。他用了近一年寫出34萬字，又用4個月修改，刪掉4萬字。有聲作品不太適合呈現過於複雜的故事，設定過多人物。他發現，長篇小説寫起來更過癮，可以盡情揮灑，故事線拉長，帶來的滿足感、成就感更大。

也是那一年，電訊增值服務（IVR）繁榮起來，用户可以通過手機聽故事，幾家服務商找上來，競相砸出高價。小靜選了出價最高者，簽下每月12萬的合同。門户網站的正版意識在加強，會購買網絡收聽版權。他們又賣了幾輪。「網絡真是給我們救了。機會就不斷地出現。」小靜説。生活大大得到改善。

張震願意相信，是那個至今總訪問量也不過150萬次的博客打開了一扇門。有人來購買他的故事去創作劇本。出版社也找來，想將他講過的故事結集。但張震有着一個執念，他的第一本書必須是長篇小説，他將邀約壓了下來。

《失控》出版時，他把樣書捧在手裏，忽然真正有了一種感覺，「我是一個作家。」他珍視這個稱號，更尊重這項勞動，「沒有任何輔助因素，它是最純粹的腦力勞動」。

那麼，對於有聲作品，他還留戀嗎？當然。但行業沒落了，鮮有人能不考慮時代趨勢獨善其身。女兒相繼出生，家庭壓力令夫妻倆對經濟回報有了更優先的排位。他們不得不意識到，網站是將張震作品免費提供給用户的，作品本身不產生收益。即便推出新作品，也遠遠趕不上網站的需求量——「它不論單價而論總量，你必須得堆夠多長時間。我不管你多少個故事，但是要300分鐘、500分鐘。」在傳統概念裏，有聲傳播是廉價的，勞動是簡單的，但張震不願為了撐時長而改變舊有工作模式。由於盜版氾濫，甚至沒有網站願意獨家買斷，「我花的是獨家的錢，一個小時之後全網就會有了。」

是的，2007年以後，他不再推出有聲作品，但張震講故事與其説是暫停，不如説是擴張了。這些年來他出了4本小説，還寫了多個劇本。

正是埋頭寫起小説後，他就把自己封閉起來，同學聚會不再參加。由於沒有手機，外界很難聯繫他。隔段時間就有同學給郭恆打電話：「你聽説張震這事了嗎？人沒了。」

大學時郭恆和張震天天混在一起。到了北京，兩個人有段時間是鄰居，「下班以後，誰家燈亮着呢就去誰家。」但最近十幾年來，兩個人見面不超過10次。「我覺得他是我認識的人裏面，真正活得挺像一個作家的人，我還挺佩服他這股勁的，天天就在家憋着幹。」郭恆説，「他也不享受，他就抽個破煙，喝點小茶就行了，有時候自己整兩瓶啤酒。」但感情沒有受影響，有一次有朋友結婚，兩個人從婚禮出來，回家又喝到天亮。

奇妙的是，人們沒有忘記《張震講故事》，過往的作品在網絡持續地傳播着。不斷有商務合作找上門，請他播講《鬼吹燈》、《盜墓筆記》之類的驚悚小説，他統統推掉了。他對自己的定位從來不是一位小説演播家或者聲優。也有影視公司想掛上「張震講故事」這個品牌，「給你50萬、80萬。」夫妻倆拒絕了。回頭想想也無法做到心如止水，只有相互勸慰，「以後肯定能有比這更大的錢。」

「我們倆三觀比較合，這東西我感覺有一個人崩都不行。」小靜説。

直至2015年，他授權的首部電影才面世。他格外重視這個機會，劇本是別人寫的，也就3萬字，他修改意見就寫了3萬字——全白寫了，對方一點沒接受。

他很快意識到，電影是一個全然不同的龐大系統，面臨着許多他意想不到的狀況。首部電影送審時，片名沒有通過，最初他以為是片名裏有「鬼迷心竅」所導致，實際情況是，因為一位功勳老將軍與他同名。電影最後改名為《張振講故事之鬼迷心竅》。後來再推出電影，將軍已去世，他才得以用回自己名字。

在有聲作品裏，他可以盡情發揮，但同樣情節無法搬到電影裏。兇殺和過度的感情糾葛，都不能發生在校園裏——他改成了歌舞團。向警察報案不予理會的情節無法通過，他改成了私人保鏢公司。很多時候，他連自己也無法説服，覺得故事不再純粹了。

尷尬的現實是，脱離了有聲作品這個賽道，他在其他領域並沒有實現同等口碑。三部授權電影在豆瓣都被打了極低評分。他最為看重的「付出巨大的心血，也是字斟句酌」寫出的《失控》，反響平平。

至少從表面上看起來，張震沒有受到影響。他對長篇小説興趣越來越大。他對《人物》表示，他要繼續寫。「他不是一個自負的人，但還是對自己挺自信的。」朋友李春凱説，「他覺得他比好些影響力更大的人寫得高一個層次。他當然希望得到認可，但沒有強求。」

重現

那個令人戰慄的聲音迴歸了。

 張震與妻子在棚裏錄音 

2018年夏天，喜馬拉雅App找過來，希望張震能夠推出新的有聲作品。對方承認，後台數據顯示，「張震講故事」這個詞條搜索頻率太高了。

知識付費的時代來了。新專輯從上線就是面向用户收費的，從前在其他平台沒有這樣做過。喜馬拉雅最初希望張震每週上線2個故事，小靜保證作品的製作週期，談判下來，專輯決定放6個故事，每個30-40分鐘，用8個月的時間依次上線。配音不再只是夫妻倆，他們招募了一支10人團隊參與。

所有時機恰到好處。在其他創作領域遭遇的挫敗感，張震希望在音頻世界裏找回來。不像電影劇本需要經受更細的審視，「説心裏話，音頻是最能忠實地傳達我的故事意圖的這麼一個載體。」

所有經歷都成了鋪墊。有幾個故事是現成的，改編自他過去幾年攢在手裏的劇本。他感覺寫過小説之後，懂得更多的技巧，再處理這種線條簡單的故事類型，更得心應手了。

這些年他有個習慣，有靈感就迅速記下。看到老年人在路上走得很慢，他會想，「這是相對的，他就會覺得這個世界很快，那麼有種可能，當他走到一定慢的時候，會發生某種神奇的變化。」 再比如，他突發奇想，有個人去醫院看病，聽到另一個病號跟他同名，接下來，他的生活裏不斷出現和他同名的人……。想不下去了，卡住就卡住了。先存着，總有機會把線頭撿起來。當年在樓下抽煙腦中盤旋的與洗臉有關的想法，被他擴展為最新故事《洗臉女生的傳説》。

電腦裏有個文件夾，編號排到三四百號，都是這種點子。有時他順手記在隨便一張紙上。「那個抽屜裏面，最多的都是這樣半截的紙，各種材質的紙。」小靜説。

動筆前，張震會拉提綱，起承轉合都設計好。他認為自己不是才華橫溢的作家，唯有按部就班採取最穩妥的方法。

有聲故事的音效相比電影簡單，無需和擬音公司合作。他隨身帶着錄音筆，聽到什麼有意思的聲音就錄下來，以備日後用到。他錄過雨聲，錄過鋸木頭，錄過酒店房門安全鏈的響動。前段時間，家裏洗衣機洗衣時總是自己跳動，「嘣嘣嘣」。要換新洗衣機了，他説換前先洗一波，錄下來，這聲音以後不好找了。

第一個故事《搭車》上線前，他很忐忑。畢竟遠離受眾那麼長時間了，他們還會喜歡嗎？

留言是即時的。不斷湧入的留言，都在感慨他的迴歸，表達等待的漫長，追憶他的故事陪伴的那些舊日時光，當然還有對新故事的喜愛，與很多很多的「贊」。他看得熱淚盈眶。這麼多年來，他像住在信息孤島，現在，大量的鼓勵與反饋來了。開博客時他沒有過的感受，「這一次全部都補償上了」。

一季下來，十幾萬人購買了新專輯，同期免費上線的舊音頻，播放量超過3億次。在這個重視數據分析、指標分類的時代，根據喜馬拉雅的反饋，95%的故事完播率能達到20-30%，這是極高的比例。

很少有人再談論「音像」、「電信增值」這些詞了。他知道，很多時代已經過去了，他和小靜一起走了這麼遠的路。他的聲音出現在聲訊台、收音機、磁帶、CD、MP3、彩鈴、車載播放器、網絡音頻，現在是移動互聯網與App上。問他最愛哪個時代，他毫不猶豫地選擇當下，「讓我作品實現最大規模的傳播，讓我能夠得到來自受眾最直接的反饋，同時它也可以給我最好的經濟回報。」

就像所有的時代一樣，這個時代也有着不可預見的變數。恐怖類型內容產品容易引發爭議。早在當年第一次籤售會，台裏領導上台第一句話就是表明態度：「這個世界上沒有鬼魂的存在。」新一輪整頓從6月底在各大音頻平台進行，許多恐怖、靈異類有聲網絡小説下架了，《張震講故事》未被波及。出於保護，喜馬拉雅將子欄目《張震詭談》改為《張震漫談》。「我能做到的就是在藝術上我是負責的，我是本着對這個世界的善意來寫作品。」張震説。

錄《消失的同學》那個故事時，他們在錄音棚待到近凌晨4點。其他配音演員都走了，只剩下張震夫婦。「我的愛是你澆灌的花朵……」張震在話筒前念着最後的大段獨白，動情處，他眼裏閃現出淚光。小靜坐在導播間看着，渾身震顫，忍不住要哭出來。任時間洶湧，那感覺一如從前。她為張震感到幸福，那束光一直在。一個知名的有聲作品發佈者，或是一個沒寫出暢銷書的作家，一個缺少好作品的電影人，不管如何定義，他都是一個講故事的人。

他是孤獨的，他是認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