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聯出招，香港專欄作家：破壞私有產權秩序和資本主義制度！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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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香港局勢的發展變化，其實很多人都清楚知道癥結之所在，是香港自身的經濟發展問題。而在經濟之中，首要改善就是房價過高和貧富差距的問題。

特首林鄭月娥在她上任後的第一份施政報告中曾提到：“香港樓價高得離譜，租金貴得逆天，形成巨大的生活壓力，是嚴重的民生問題，必須改革。”隨後她先後公佈了“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和大規模的填海計劃，拋出“明日大嶼”的光明遠景。

但遺憾的是，這些改革政策都遭遇到了重重阻礙。

當前發生在香港街頭的示威遊行，表面上是表達政治訴求，但本質上其實還是年輕人面臨巨大的社會壓力之下的無所適從。尤其是香港樓市剛性需求巨大，而樓盤供給少，導致房價在過去幾年錄下驚人漲幅，許多年輕人只能“望樓興嘆”。

對此，11日上午，民建聯在東方日報等主流報紙上刊登文宣，要求特區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大量興建公營房屋，爭取在3年可以交屋獲得成效。

在文宣下方，民建聯更是疾呼：“收地建屋，刻不容緩。”

據瞭解，《收回土地條例》脱胎於港英時期的《收回官地條例》。

上述條例規定，政府擁有收回土地的最終權力，特首或是行政會議可以在承租人違反了地契條款，或者是政府有意收回土地以作公共用途兩種情況下實施這一權力，前提是徵收土地的補償要相當於該片土地當時的實際價值，可自由兑換，但不得無故延遲支付。

曾有香港律師指出，全文124章的《收回土地條例》明確了政府收地的權利及補償的義務。在後者上少有爭議，但是需要法院裁定的是：何為合理補償？土地當時的實際價值又如何界定？

早前，民建聯也幾次建議林鄭月娥要善用這一條例，加快公屋供應。但是林鄭月娥對此多有顧慮：如果輕率地動用條例，反而會引來漫長的司法複核，最終妨礙到推動覓地建屋大計。

據《香港經濟日報》報道，在香港局勢陷入動盪不安之際，民建聯再次與林鄭月娥取得會面，大力遊説她要動用條例，收回農地建造公共住宅，改善基層百姓的住房條件。林鄭月娥一改過去的態度，對建議“不置可否，不再抗拒”。

在刊登了“收地建屋，刻不容緩”的文宣後，上午11時許，香港民建聯主席李慧瓊、發展事務發言人劉國勳和房屋事務發言人柯創盛等在立法會舉行記者會，闡述民建聯針對土地房屋政策的意見。

民建聯主席李慧瓊指出，土地房屋是各種社會矛盾中重中之重。政府早前修改《長遠房屋策略》有關公私營房屋的供應比例，由六四比改為七三比，但未能紓緩公私營房屋供不應求情況。

按政府現時掌握的土地，假設所有覓得土地能如期推出作建屋之用，未來十年也只能興建約24.8萬個公營房屋單位，較新目標31.5萬個仍相差6.7萬，缺口甚至比未修改《長策》公私房屋比例前的4.3萬個還要多，提高目標只是畫餅充飢。

房屋事務發言人柯創盛稱，目前香港公屋上樓平均輪候時間由以往3年延長到如今5.5年，預計這個數字在未來一定會突破6年。動用條例徵收土地，不僅可以短期內解決房屋供給的問題，也可以為長遠處理土地供應問題鋪設條件。

對於外界的質疑，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則指出，只要政府有具體規劃，讓市民瞭解並非濫收土地，相信遭遇法律挑戰的機會不大。

民建聯主席李慧瓊和房屋事務發言人柯創盛（右）

對於民建聯的出招，反對派政客一時之間被打得措手不及，但也反擊稱如果林鄭鬆口則是在轉移視線。

這種質疑，可以説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早前就有聲音指稱，反對派議員中不少都是香港富商安插在政治舞台上的棋子，通過阻礙特區政府的政策實施維護自己的利益，甚至是攫取底層百姓的利益。而現今的一些遊行示威很有可能就是早年間資本階層阻擋“八萬五”政策事宜的舊事重演。現在看來，相關猜測並非空穴來風。

尤其是一位微博認證為香港《信報》的專欄作家盧安迪更是發文，以聳人聽聞的口吻稱，“如果一會兒港府宣佈用eminent domain強行收回發展商手上的農地來建公屋，那就真是藥石亂投了，嚴重破壞香港的私有產權秩序和資本主義制度。”

他的觀點與包括《蘋果日報》在內的毒媒長期以來宣揚的觀點別無二致。這些港媒作為資本階層的傳聲筒，一直宣稱：一旦確立利用合約權力收地案例，那就等於變相宣稱香港一切地產、物業權屬都能給予公共用途而被即時徵收，對私人產權完整程度勢必構成嚴重衝擊。

此外，還有不少的香港網民擔憂，如果真的大建公屋，會導致地產業動盪，進而影響整個香港經濟。

新華社在早前刊發的文章《沉重的底色與扭曲的方向——香港修例風波背後的一些社會深層根源》中指出，不可否認，有些民怨確實是特區政府政策上缺乏遠見所導致的。但香港深層次矛盾之所以難以化解，既有政治架構上的互相牽制，造成施政困難；也有政府舉措失當，還有長期以來自由市場理念下，教條式執行“小政府、大市場”的理念帶來不作為的問題，而最主要的是，反對派不斷製造和挑起政治爭拗，罔顧經濟民生大局，人為製造了各種困難。

這些因素盤根錯節，再加上各種利益集團各求所好，別有用心者趁機攪局，結果問題不斷在討論，措施遲遲不能出台，時間流逝，矛盾積重難返。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田飛龍受訪時也表示：“迴歸以來，由於多種原因，特區政府確實沒能更多地通過政策保障、民生保障合理地去解決香港的社會民生問題，導致香港有很強的內生動力將經濟民生議題政治化。”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