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蘇區的“一堆破紙”貴如金_風聞

【文/洪榮昌】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迷上了蘇區紅色文物，這或許與我出生、成長、甚至一輩子工作在原中央蘇區有關。我紮根在這片革命先輩用鮮血染紅的土地,她像母親一樣呵護、滋養着我。而我就像一顆種子，在這片土地中紮根、吸收養分，然後破土而出，茁壯成長。

當我第一次戴上鮮豔的紅領巾舉起右手宣誓時，革命先輩們那種前仆後繼的場景一直在我腦海裏迴盪。直到我參加工作，蘇區精神、蘇區幹部的作風更是成為我為人處世的精神支柱，激勵着我在前進道路上勇往直前。我深愛着這片紅土地，深愛着那些面對困難不屈不撓，為實現民族復興視死如歸，用自己的鮮血鋪灑道路的先烈們！

或許正是這種濃濃的鄉愁，使我每每看到一件蘇區紅色文物，都有一種莫名的崇拜，它像似親人般的眷戀，讓我放之不下，割之不斷，產生攬入懷帶回家的強烈衝動。

臨近2015年元旦的一天傍晚，我收到了一位江西省興國縣文物商人的微信。微信裏幾張照片，看起來像是一堆碎紙片，大小不同形狀各異（圖1）。有些還能看得清楚，有些純粹就像垃圾紙屑。我把照片放大後，從零零碎碎的紙片中可以看出是蘇區時期的佈告，內容大致是關於查田運動之事。

圖1   一堆破紙

購買蘇區時期的紙製品，光看照片是遠遠不夠的。因為照片容易受到光線及拍照者技術水平的制約，照片與物品實物會產生一定的差異，有的甚至差別非常之大。比如，白色的紙張有可能拍成黃色的或是灰色的紙張。

收到微信時，我還在福州，離江西省興國縣尚遠，就算坐動車也只能到達南昌市，到南昌市後要再轉車才能到達興國縣。我心不在焉地吃完飯，趕緊打開電腦查詢最快的火車班次。當我把福州至南昌地址輸進去之後，屏幕上顯示第二天從凌晨到下午都沒有坐票。

一個年過花甲的老人，要在火車上全程站着不是件容易的事，何況還要跨省份，對於我們這種年齡人的身體來説，確實是個不小的挑戰。我怔怔地望着電腦屏幕，陷入了進退兩難之境。如果明天就起程，就只能站着去，吃苦我倒不在乎，就怕萬一身體吃不消，連累他人。如果過幾天吧，又擔心被人搶先一步。

唉，去或不去，問題就擺在那裏，想或不想，佈告就在那邊，太為難了。經過一番內心的掙扎，最後還是咬咬牙決定拼一拼這把老骨頭，當即買了張第二天早上7點的站票！擔心明早誤睡，光提醒服務我就設置了電子鐘和手機鬧鈴兩種，還特意交代老婆警醒點，聽到鬧鐘叫我起牀，又擔心明早堵車誤事，預約了輛出租車，準備明天6點就出發……

未曾想，這一夜，我竟失眠了！先是滿腦子考慮明天的天氣怎樣，會不會下雨。南方和北方冬天裏的冷暖感受是不同的，南方的雨天給人一種非常難受的濕冷，是一種鑽入骨子裏的刺骨寒冷。老人家免不了丟三落四，這是上了年紀人的通病。為做萬全的準備，我趕緊爬起來準備好雨傘和毛衣。躺回牀上後，卻怎麼也睡不着，佈告真假問題一直折騰着我，很希望是真品，可又怕遇上假貨……迷迷糊糊之中，手機的起牀鬧鈴就響了，我迅速翻身起牀，簡單洗漱一番，隨手拿一瓶牛奶和兩個麪包，就匆匆出門了。

上火車後，我正尋思着找個方便點的地方站着，忽然瞥見左邊車廂前排的一個位置是空的，直到火車開動也沒人坐那兒。我心想先借個座吧，直經就在那坐下了。可坐下後心裏還是忐忑不安，畢竟自己買的是站票，生怕被人驅趕。説來也怪，從福州經三明到撫州直到南昌，竟然沒有人叫我起來。難道這座的主人誤車了？不管如何，承他的好，讓我這一路免去了許多舟車勞頓之苦，挺感激的。看來今天運氣不錯，興許興國文物商人那東西是件好寶貝！

火車到達興國縣已經是下午6點多了，文物商人極其熱情，親自開車到火車站來接我。簡單的晚飯過後，我們便直奔他的住處。

那是在老城區一條不太寬敞街道的轉彎處，一樓看着像是個店面。冬天的夜幕降臨得早，這個時間店門也已經關了。主人推開側面那隻能容身一人的門，招呼我進去。我鑽進去之後，在微弱燈光的照射下，隱約看見櫃枱上雜亂無章的物品，以及擺放在地上的各種木頭牌匾。此時的我心繫佈告便無心多看，直接跟着他上了二樓，熱心的主人還不時提醒我注意腳下安全。

鄉下的文物商人與大城市的不同，大多數鄉下商人信奉的生意經是隻要有銷路能賺錢，什麼物品都樂意倒騰，所買賣的物品也沒有像城裏商人那樣講究，分門別類排放整齊。絕大多數是隨便擺放，東一件西一堆。同是文物商人，所處地域不同，經商方式還真區別不小。

二樓是一廳一室的結構，年代已久的光頭燈泡散發出微弱的光，整個房間顯得昏黃靜謐，難怪有人打趣説收藏品交易市場是“鬼市”，賣東西的人心知肚明，買東西的人迷迷糊糊，頗有一種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的意味。朋友們，這就是個考驗眼力的地方啊！主人把我安置在木沙發上後，不久便從裏間拿出一個紅色塑料袋，裏面裝的鼓鼓的，主人悉數把它倒在了並不寬大的茶几上，一時間滿茶几都是碎紙片。大片的紙還能看得比較清楚，小片的還不到指頭粗，就只有隻字片語了。

主人介紹，這些紙片是昨天下午一個撿破爛的老頭送來的，付完錢後就走了，也不知道叫什麼名字。他嘴巴是説不知道叫什麼名字，其實，古董交易都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買賣不問來路。因為真正的來路及其交易價格都屬於商業機密，賣家對此都是守口如瓶的。我對來路也不感興趣，只關心物品本身的真假及其價格。

圖2    佈告局部

蘇區紅色文物交易的基本步驟與其他文物交易步驟大致相同。首先，確認這件東西是否真品，這是首要環節，確認真品後才開始價格談判。判斷文物的真假是這場交易的前提，唯有確定是真品，交易才得以進行。鑑定一件蘇區文物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短時間裏，又在這種昏暗的燈光下，對買家的“眼力”確實是個極為嚴峻的考驗。

收藏行當裏的“眼力”並不單單指用眼睛看，鑑定文物光用眼睛看還不夠。它其實是綜合運用過去所學知識，加上經驗的積累，進行正確邏輯推理的一個過程。對一件文物真假的判斷，實際上取決於一個鑑定者的綜合素質。中醫有一套“望、聞、問、切”診斷疾病的方法，我在長期交易、研究、鑑定蘇區紅色文物的過程中，也積累了一套“望、聞、摸、想”的方法。

所謂“望”，就是用眼睛看。眼睛是第一感官，東西拿到手先仔細觀察，看看它的紙質、包漿、油墨顏色、文字風格、印章色澤等等，不要放過每一個細節。第一感覺非常重要，不少文物在不同場合、不同地點、不同時間反反覆覆觀察之中，往往會產生一種幌幌忽忽似對非對的感覺，這時候要想起第一感覺如何。第一感覺認為是對的，一般是對的，第一感覺認為是錯的，一般是錯的。

所謂“聞”，就是用鼻子聞。蘇區紙質文物一般聞起來都有黴味或者火煙味。因為中國的南方屬於亞熱帶氣候，比較潮濕，紙質文物容易黴變。而聰明的南方人為了對付黴變，常常會把紙質文物吊放在柴灶上方，時間長了就會產生火煙味。新仿的東西，大多數留有油墨味，或者新紙的味道。

所謂“摸”，就是用手摸。手的感覺很重要，手感大多靠經驗積累，這個需要鑑定者長期的真槍實戰，真假對照，才能練就。

所謂“想”，實際上就是進行邏輯推理。看了、聞了、摸了之後，還要從多方面多角度想一想，看看是不是符合邏輯，弄清楚這件東西合不合情理，即符不符合當時的史實，事物之間有沒有矛盾，等等。這種想一想需要大量綜合知識的運用，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而不是靠頭腦發熱，拍腦袋做決定。

鑑定這東西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思維形式，就是心態要好，要把你眼前鑑定的東西當作是別人拿來給你鑑定的，出於公道之心，而不是一開始就想“我要不要買這件文物”這個問題。

因為，人對一件文物真假的判定會受到多種因素的干擾，你如果非常想要買這件東西，就會產生眼力偏向、思維定格，所得出的結論就會有偏差。

圖3   部分紙片顯示相同內容

經過這“望、聞、摸、想”，對這堆碎紙片的綜合分析，我很快做出了真品無疑的判斷。因為紙張就是當年蘇區普遍使用的毛邊紙；字體風格具體蘇區時期特點韻味；佈告整體行文格式規範；鈐印的位置和方法正確。特別是，在這堆碎紙片中竟有四張同一種佈告的碎片（圖3），而在這四張殘片中，個別地方的留墨痕跡又不完全一致。這説明了兩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一是數量之多，表明佈告不是50年代初期的複製件。50年代初期的複製件是解放以後，中央檔案館或者國家博物館，為支持地方博物館舉辦文物展覽而製作的影印件。

建國初期國家非常困難，經費有限，一切工作都遵循節約的原則，複製文物的數量不多，一個縣有一張複製件就算不錯了，不可能一下子給興國縣這樣一個小縣城四張。二是50年代初期的複製件採用的是照相製版技術，雖然有可能因為照相或者製版過程中，出現複製品比真品稍微模糊點現象（這也是區分複製品與原件非常重要的依據），但每一張複製品絕對都是相同的，不可能出現不同的留墨痕跡。

為進一步驗證我的判斷，我還特地用潔白的餐巾紙輕輕地擦試了一下印章，發現有很多被擦下來的紅色印泥，説明在這張佈告上的印章是蓋上去的，而不是印刷上去的。50年代初期的複製件恰恰相反，印章是印刷上去的而不是蓋上去的，複製品的印章是擦不下紅色印泥來的。所以，這佈告殘片肯定是原件無疑。

就在那得出真品結論的瞬間，面對一堆殘破的頂級蘇區文物，我心裏是無奈與惋惜並重，憤怒與喜悦交加。痛惜頂級文物曾遭受如此凌虐，又慶幸自己終於可以帶她回家。

成交之後，我回到所住賓館，小心翼翼地將碎紙片一張一張地鋪在牀上。一米二寬的單人牀橫着還不夠放，只好又改成豎着排。雖然只是簡單地拼湊排列，但也讓我心頭振奮。這是一張1933年9月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頒佈的關於查田運動的佈告，第27號（以下簡稱27號佈告）。除了前言之外，有十條關於查田運動必須掌握的政策。抬頭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佈告，落款為主席毛澤東，副主席項英、張國燾（圖4），鈐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鮮紅大印（圖6）。眼望着這張如此巨大的佈告，細看那剛勁有力的文字，品讀那簡明扼要的政策，用心潮澎湃來形容當時的心情是最恰如其分了。收藏蘇區紅色文物十幾年來，頭一回看到那麼寬大、那麼壯觀，級別那麼高的紙質文物。

這下子，我心中的石頭總算落地了，美滋滋地一覺到天亮。

圖4   落款名字

過了三個月，我帶着這件蘇區紅色文物飛到了首都北京，一家人團聚其樂融融。飯後我給聰明可愛的孫子講故事，講革命戰爭時期紅軍戰士如何打土豪、分田地、爬雪山、過草地……講着講着，我思緒萬千：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先輩們經過多少努力抗爭才得來的呀！蘇區那時候，中國共產黨人領導勞苦大眾艱苦抗爭，戰勝了反動派，消除了惡勢力，廢除了舊制度，建立了人民民主共和國，開闢了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是他們的犧牲才換得今天的太平盛世。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這張破碎的佈告見證了這一段紅色歷史，它給人一種回憶，一種鼓舞，它是我們實現中國夢的精神力量，我一定要讓它帶着先烈的榮耀重回後輩的視野！

我在北京找了一些熟悉的朋友，試圖對這張破碎的佈告進行修復，輾轉幾個地方，都説破損嚴重且找不到資料無法修補。我不甘心，上網查找文獻資料修復處，電腦顯示有兩個地方，一個在北京海淀區，一個在四川成都。我好一陣高興，因為我們家就在海淀區，竟然離家這麼近的地方就有個文獻修復公司。我於是按照網上提供的聯繫方式，直接打電話過去。

萬萬沒想到，那頭傳來語音提示“對不起，您撥打的電話已停機……”。看來這家公司是沒什麼指望了。接着我又聯繫四川成都文獻修復中心，電話通了，對方很熱情，要我先把需要修復的文獻資料拍成圖片傳給他，根據我的修復要求，他們會做一個方案，雙方認可後才進行修復。我一聽就感覺這是個非常有責任心，值得客户信賴的修復公司。我滿懷信心地將破碎的紙片排放在大廳地板上，由於這張佈告中間內容少了第一至第四條和第十條，又沒有找到相應的文字資料，無法精確確定其間隔距離，只好大致排列，然後用手機拍了照片，把修復的要求一併發到這家公司的電子郵箱。

幾天過去了，沒有接到修復公司的電話，我心裏有點焦躁不安，打電話詢問，對方解釋説，他們正在找資料，找到資料才能制定修復方案。我想，這也在情理之中，沒有原始資料任誰也沒有辦法修復，巧婦還難為無米之炊呢。又過了三天，修復公司的人打電話説，他們找了很多地方，確實沒有辦法找到原始文字資料，沒有辦法對這件文物進行修復，他們感到非常遺憾。這通電話像一盆冷水把我從頭澆到腳，心中的希望之火越來越小。難道，這件事就只能到此為止嗎？我不甘心，這時候我的牛脾氣就出來了，我還不信偌大的中國沒人能辦此事。這麼珍貴的文物，我是無論花多少精力都要努力修復它。它不是一件簡單的蘇區紅色文物，而是我的精神支柱，是我的信仰所在！

我想起《紅色記憶——中央蘇區報刊圖史》（解放軍出版社2011年1月）的作者李貞剛先生，他所掌握的蘇區文史資料非常多，希望他能給予幫助。李先生是閩西人，與我一樣都有一種蘇區情結。他同時是個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依靠自己對學術的熱忱和嚴謹治學的態度，從一個下崗工人逐步成長為一名著作等身，在中央蘇區史料的收集與研究方面的集大成者。由於我們是朋友關係，他爽快地答應了我的請求，我心裏有了些許欣慰。但幾天之後他給我的回覆卻讓人十分遺憾，竟然多方尋找無果！當然，這也很正常。一個人不可能什麼資料都有，我已經很感激他了。

不甘心的我再次細細揣摩這實實在在的佈告：此佈告從紙張到印章，從書法風格到文字內容看，都絕對不可能是一件臆造品。我對自己的判斷是非常有信心的，找不到相關資料並不等於不存在。我陸續又找了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的同志，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的專家，中央黨史研究室的老師……最終中央黨史研究室副巡視員王新生老師為我找到了佈告的文字資料，真是“山窮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當我看到他發來的資料時，喜出望外，同時也由衷地佩服和感謝王老師，能把佈告的文字資料在堆積如山的蘇區文史資料中找出來。

有了王新生老師發來的文字資料，我開始着手考慮如何對佈告進行修復。我沒有學過文獻資料的修復知識，但我看過不少修復過的文物。如一些地方出土的古代破碎陶瓷片，專家們使用的是白石膏進行修復，這樣既能突出屬於文物部分的陶瓷片，又能直觀地看到當時這個器物的完整狀況。我的想法是既保持原來文獻的面貌，又使這件文物有一個完整性，給人一種一目瞭然的直觀完整感。我首先將開頭的紙片輕輕粘貼在白色厚紙上（圖5），然後根據佈告文字的內容，在白色厚紙上留出準確的空白位置，接着用尺子和鉛筆等分需要書寫的行距，再等分每行書寫的字距，最後將遺漏的字一個一個填寫上去。因為是第一次搞修復沒有經驗，時時小心處處謹慎，累得腰痠腿疼兩眼昏花。但當大功告成的那一刻，之前種種辛苦都不值一提，那是一種撥雲見日的自豪和滿足。

圖5   自己修復

這張佈告我修補好了以後，複製了一件，掛在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現代大廳二樓中國收藏家協會紅色收藏委員會辦公室。來到辦公室的收藏家看後都感到很震撼，同時，不少同行説修補使用紙的顏色與原有文物的顏色不一致，很難看。敦促我還是找一個專業修復公司或者專業修復紙質文物的師傅，重新修復一下，不然這麼珍貴的文物實在太可惜了。我覺得他們的建議非常有道理。

直到2017年，我認識了一個廣東收藏品修復公司的林總經理。在聊天過程中，我覺得這位先生即謙虛又有責任心，於是我將這件珍貴文物的修復任務交給了他。修復期間，他經常用微信聯繫我，徵求修補方案，告之修復進展，並商量解決修復難題。期間，還邀請我去參觀他們的修復工作全部過程。我親眼看到技師們辛勤工作的場景，感動之極。經過他們較長時間的精心修復，這件珍貴文物又恢復了原來面貌，我終於完成了心願，它終於可以褪去殘顏，再一次完整的展現在人們的眼前了！

我格外珍惜這張佈告，因為它是土地革命時期最為經典的一件紅色文物。

從1927年至1937年，中共黨史稱之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代表中國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與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之間的矛盾。土地革命戰爭之前，中國的大部分土地都被大大小小的地主和土豪劣紳佔有，他們不勞動，以土地出租的形式，剝削農民的勞動成果。而農民，因為不佔有土地，沒有土地所有權，只能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終年辛勤勞動，缺衣少食，逃荒要飯，不得温飽。這種極其不合理的制度，在中國自古以來已經存在幾千年了。雖然歷史上有不少農民起義，提出過“均貧富”、“耕者有其田”等口號，但由於受到歷史條件的限制，終歸沒有實現其提出的政治主張。只有到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從開展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開始，才使“耕者有其田”成為現實，農民才真正成為土地的主人。

土地革命最主要、最直接的是土地分配問題。在怎樣分配土地問題上，出現過激烈的爭論，甚至出現過非常殘酷的鬥爭。這就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與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路線的鬥爭。從1927年“八七”會議到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是土地革命的第一階段。在這個階段裏，各個根據地先後制訂了土地政綱和具體政策，有正確的，也有錯誤的，積累了些經驗。這一階段屬於摸索階段。從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到1935年1月，是第二階段。這一階段，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在黨中央佔據了統治地位，否定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的土地革命路線和政策，強令推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等一套過“左”政策，給革命事業造成很大損害。從1935年1月遵義會議到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是第三階段。這一段，總結了過去土地革命工作中“左”傾錯誤的教訓，逐步轉變了黨對富農和地主的政策，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得以貫徹執行。

很多人不知道當時是怎樣進行分田的，不瞭解分田為什麼這麼複雜。

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以後，中國共產黨於8月7日在漢口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八七會議”。八七會議將土地問題作為中心議題，把土地革命確定為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尤其是肯定了毛澤東同志提出“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主張。會議以後，全國掀起了農民起義、農民暴動的高潮。毛澤東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去湖南發動和領導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

之後，建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在井岡山根據地毛澤東寫了《寧岡調查》和《永新調查》，初步分析和掌握了湘贛邊區的土地佔有狀況和農村階級關係，使土地革命運動的開展和土地政策的制訂有事實的依據。隨着游擊戰爭的勝利，土地革命運動逐步全面展開，縣、區、鄉都普遍設立了土地委員會，發動農民羣眾實行分田。當時分田採取的方法是全部沒收，徹底分配的政策，以鄉為單位進行分配土地，所有鄉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1928年12月，毛澤東主持起草了《井岡山土地法》，共九條十四款。這個土地法，由於經驗不足和受過“左”政策的影響，存在着三條原則錯誤：（一）主張沒收一切土地而不是隻沒收地主土地；（二）規定土地所有權屬於政府而不是屬於農民，（三）禁止土地買賣。這些原則錯誤，後來逐步改正了。儘管存在這些錯誤，這個土地法，在土地革命史上起過重大的積極作用，此後的土地法，大多是在井岡山土地法的基礎上根據實踐經驗不斷修訂而成。

同一時期，其他根據地，如鄂東、閩西、贛東北、湘西等，或先或後地開展土地革命，創造經驗，制訂各自的土地政策。1928年秋，鄂東地區提出“誰種誰收”的政策。1928年8月，鄧子恢、張鼎丞領導成立了永定縣溪南區蘇維埃政府，開展土地革命，提出以鄉為單位，以原耕為基礎，抽多補少，按人口平均分配的政策。

 

圖6   佈告落款鈐蓋直徑108毫米的人民委員會印章

綜觀上述，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下達之前，各個根據地都在土地革命實踐中創造經驗，在探索中制訂政策，自然作法不一，爭論較多，主要表現在：（一）對小地主的土地沒收不沒收，是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還是沒收一切土地？（二）對待富農的策略是不是應當同對待地主有所區別，怎樣加以區別？（三）沒收土地以後，如何進行分配，是按農村人口平均分配，還是按勞動力分配？或者是按人口和勞動力兼顧的原則去分配？（四）土地歸誰所有，是歸農民私有還是歸政府公有？在這些重要問題上提法不同，主張各異。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這次大會，對於農民土地問題作了比較深入的討論，總結了經驗教訓，通過了《土地問題決議案》和《農民問題決議案》，對於土地政策和鬥爭策略，作了許多重要的闡述和明確規定。從此，全黨對土地政策的若干重要問題基本上有了統一的認識，推動了土地革命運動更廣泛地開展起來。

1929年4月，在毛澤東主持下又制訂了《興國土地法》，共八條。內容有一點重要的變更，就是把《井岡山土地法》中“沒收一切土地”改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7月，在毛澤東指導下召開了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根據黨的六大關於土地政策及《井岡山土地法》、《興國土地法》的基本精神，總結了閩西土地鬥爭的經驗，通過了《政治決議案》、《土地問題決議案》等，在一些具體政策上有新的發展。

對富農不沒收其土地，爭取中立；對小地主要沒收其土地但不要派款及其他過分打擊，以便集中打擊大中地主；對土豪地主反動派的家屬給生活出路；分田以抽多補少，按人口平均分配；對商業資產階級的土地，必須沒收。這次會議除了土地所有權歸公和抽肥補瘦這兩個問題以外，由於貫徹了正確的土地政策，很快就在長汀、連城、上杭、龍巖、永定、武平六縣縱橫300多里內，解決了50多個區500多個鄉的土地問題，約有60多萬人得到了土地，農民生產熱情很高。

這一期間，鄂豫皖、湘鄂贛、湘贛、贛東北、湘鄂西等根據地，都在貫徹六大的決議精神，制訂土地綱領和政策，開展分田運動。這時，土地革命開始復興，黨的組織和革命力量有了恢復和發展，紅軍和革命根據地有了很大的發展。到1930年夏，全國工農紅軍已發展到大約10萬人，開闢了大小十幾塊根據地，分佈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河南、安徽、浙江、陝西等十多省的100多個縣。

但六大規定的原則，並不完備，也沒有具體化，而且本身還存在着某些缺點，因而六大以後，又出現“左”的錯誤。從1929年下半年開始，受共產國際“加緊反對富農”指示的影響，中共中央發出一系列指示，要求各地方黨組織加緊反對富農的鬥爭。

為了弄清中國的富農問題及商業狀況，毛澤東於5月間在尋鄔縣進行了周密的社會調查，寫了《尋鄔調查》。以及發表了《興國調查》、《東塘等處調查》、《木口村調查》、《贛西南土地分配情形》、《江西土地鬥爭中的錯誤》、《分青和出租問題》、《分田後的富農問題》等著作，回答了土地革命中許多具體政策問題。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回憶説：“我作了尋鄔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提出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不僅要抽多補少，而且要抽肥補瘦，這樣才能使富農、中農、貧農、僱農都過活下去。假若對地主一點土地也不分，叫他們去喝西北風，對富農也只給一些壞田，使他們半飢半飽，逼得富農造反，貧農、僱農一定陷於孤立。當時有人罵我是富農路線，我看在當時只有我這辦法是正確的”。“貧農與僱農的問題，是在興國調查之後才弄清楚的，那時才使我知道貧農團在分配土地過程中的重要性。”

經過多次的探索、爭論，甚至是激烈的鬥爭，到1931年初，基本形成了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馬克思主義的土地革命路線和各項基本政策。這條路線的內容，在當時，雖然尚未用文字概括出來，但已具備了雛形。這就是：依靠貧農、僱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

但是，很遺憾的是，這些土地革命正確的政策和路線剛剛形成，1931年1月7日上海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路線佔據了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在土地問題上，否定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這些正確政策，強令推行一套“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左”政策。1931年11月，瑞金又召開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央提出的《土地法》，以法律手段，強令各地執行。要求在已經分田的地區，“如不合本法令者則須重新分配。”把在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土地革命政策又給破壞了。

為此，從1932年開始，在中央蘇區開展了查田運動，直到1934年上半年。查田運動經歷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查田運動，是“左”傾教條主義的產物，在蘇區又進行一次重新分配土地。第二階段，毛澤東同志提出了許多正確的主張，起草了一九三三年兩個基本正確的重要文件，力求糾正“左”傾錯誤，正確地開展查田運動。第三階段的查田運動，兩個文件剛剛貫徹，提出了大批更改成分問題，“左”傾教條主義者就颳起一陣批判“翻案”之風，來一個大剎車，完全否定了兩個文件，竟然主張錯劃為地主富農的，不許更改，已經更改者，宣佈無效，一律斥之為“翻案”，大興討伐之師。這就是查田運動的實際情況。開始及後面都是“左”傾，只有1933年中間這段時間，毛澤東同志提出了正確的主張。

1933年6月17日至21日，中央蘇區召開八縣區以上負責人查田大會，7月21日至24日，召開了興國等九縣區以上蘇維埃政府負責人查田運動大會。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八縣查田運動大會上的報告》、《查田運動是廣大區域內的中心重大任務》和《查田運動的初步總結》等重要報告和文章。指出：查田運動的步驟是：（一）講階級；（二）查階級；（三）通過階級；（四）沒收分配。為了正確分析農村階級，搞好查田運動，毛澤東還主持起草了《怎樣分析階級》這個文件，為八縣區以上蘇維埃負責人查田運動大會所通過，作為解決實際評定階級成分的標準。

為貫徹這個政策，9月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出第27號佈告，規定了十條辦法。10月10日，臨時中央政府還頒發了《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並批准了《怎樣分析階級》作為劃分階級的標準和依據。這一個佈告兩個文件，主要是為糾正當時查田運動中的過“左”觀點而發的，對於糾正過“左”錯誤起了積極作用。

之後，本應按照《怎樣分析階級》和《關於土地鬥爭一些問題的決定》去檢查工作，實事求是的去糾正錯誤。可是，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人，並非如此。他們藉口糾偏過程中出現新的問題，就颳起一陣所謂反擊“翻案”風，阻撓這兩個文件的正確執行。

總之，1933年，毛澤東對於查田運動提出了許多正確的主張，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又公佈了兩個基本正確的文件，發佈了佈告，對於糾正“左”傾錯誤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由於毛澤東同志當時在黨中央並沒有完全的話語權，所提出的正確的土地革命路線和政策，無法得到很好地貫徹落實，致使查田運動走了一些彎路。

如前所説，1933年9月1日臨時中央政府第27號佈告，首先是內容最能反映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土地革命正確路線、方針、政策和方法，最能體現毛澤東土地革命的思想。

除此之外，27號佈告從發佈到被迫收回銷燬不到一個月時間。佈告的落款日期雖然是1933年9月1日，但從文件的起草，到領導的審批，再從印刷廠製版到真正發行，需要經歷較長時間。從《紅色中華》報1933年9月30日刊登全文，就可以知道，此佈告的最後審批時間應該是在9月底，此後才開始排版印刷。排版印刷時間要多長時間，我們無法準確查找。

但按照一般邏輯推理，至少也得十天半個月吧。所以估計發行時間應在10月中旬左右。而從10月下旬開始，以博古為首的黨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又一次徹底否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掀起來一場所謂的反擊右傾翻案風，把正在糾正查田運動中“左”的做法，全部恢復到原來的狀況。內容被否認了，可想而知，27號佈告自然很快被收回或者銷燬。

由此可見，27號佈告的發行時間是非常短暫的，甚至很有可能此佈告根本就沒有張貼過，剛剛印製出來就胎死腹中。從一個小縣城發現4張同一內容的佈告殘片，足以證明此事。

圖7    修復後的佈告展示

除了上述兩條原因之外，27號佈告印刷使用的紙張是特別巨大的，橫向長度達到138釐米，豎向寬度達到65釐米，拿在手上伸長兩臂還無法完全展開（圖7）。我認真觀察過，長度超過一張標準毛邊紙的長度，使用了粘貼的方法，再粘上了近20釐米長度的紙，才使佈告得以完整刊印。這可能是雕刻印板書寫內容時沒有注意到紙張長度問題，一不小心寫過頭了，超過了一張紙的標準長度，只好另外加一張20多釐米的紙拼接而成了。按面積計算，27號佈告為8970平方釐米。

在福建博物院主編《紅色遺珍》（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裏，有一張蘇區紙質文物，是福建省清流縣四堡區下謝村貧農團分配土地榜示，即蘇維埃政府分配土地公佈表。該表長度117釐米，寬29釐米，面積為3393平方釐米（不到27號佈告的一半大）。這是《紅色遺珍》一書中所介紹的福建博物院館藏文物中，有關佈告、宣言、命令、傳單、標語、漫畫、書報類的71件之最大的一件。也可能就因為這麼大的紙幅，一個級別這麼低的村一級的土地分配公佈表，被確認為國家一級文物。

為了弄清楚這張佈告的珍貴程度，我查閲了著名學者嚴帆先生所著的《中央蘇區新聞出版印刷發行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9月版），其中所列蘇區出版的佈告共9種，沒有提到這張佈告。瑞金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全國解放以後，黨和政府很早就在瑞金建立了博物館，長期收集蘇區紅色文物，是收藏蘇區紅色文物最多的博物館之一。我曾經親自到解博物館查閲有關蘇區佈告的藏品檔案，沒有找到這張佈告。

2015年4月，我專程拜訪了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負責文物的同志，後來，我又查閲了國家博物館和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的網上展覽文物，國家博物館網站沒有此種佈告。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網上的土地革命戰爭館中展出了154件國家一級文物，也沒有這種佈告。由此可見，這種佈告極其罕見與珍貴。根據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對蘇區紅色文物的評定標準推理，這張佈告應該屬於國家一級文物。

因為該博物館有一張類似的佈告已經評定為國家一級文物，即在土地革命戰爭館中的第61號文物（圖8），這件文物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關於發行公債的佈告（第9號）”，發行時間是1932年6月25日，規格為525×347（毫米），也是隻有兩塊殘片。

圖8   軍博網站圖片截圖

黃寧先生是福建革命歷史紀念館的副館長、研究員，長期在博物館工作，幾十年來一直致力於中國革命史的研究，出版過多部專著。在與他聊起這張佈告時，他非常感慨地對我説：這張蘇維埃中央政府頒發的佈告，是紅色蘇區中的頂級文物，它在眾多紅色文物中的地位就像瓷器中的官窯，可以稱之為“紅色官窯”！

官窯，原本是對珍貴瓷器的一種稱呼。官窯這東西，就廣義而言，是有別民窯而專為官辦的瓷窯，其產品為宮廷所壟斷的瓷器。早在宋代就有開始，歷經元、明、清三朝，形成一個極其龐大的神秘莫測的瓷器產業鏈。官窯之所以珍貴，在於它只專門供給帝王將相們使用，老百姓是很難見到也用不起的。即使瓷器破碎了，也有皇家造辦管理機構統一收集，深埋地下，極少流出民間。

​所以，現在有一些拍賣公司便有拍賣官窯器碎片的記錄。收藏瓷器的人，搞不到完整官窯器，碎片也爭相購買，即使是那些不太完整的中國瓷器或者説瓷片。在供求關係緊張的情況下，一個不起眼的瓷片，也許轉身就會成為各大拍行的寵兒，就好比一次在比利時一個小拍賣行的拍賣會上，一件青花殘器（圖9）竟然拍出1800萬人民幣的天價！

圖9   元代青花釉裏紅開光鏤空牡丹紋蓋罐（圖片來源於網絡）

這件元代青花釉裏紅開光鏤空牡丹紋蓋罐，不僅被“砍頭”，又沒蓋，身體部分也是碎片拼接而成，但卻沒有影響它昂貴的價格。真應了那句話：物以稀為貴！

我身邊有不少收藏的朋友，尤其是收藏瓷器的人，千方百計想找到一件官窯器，登上收瓷器收藏的巔峯。可大多數人為之奮鬥一輩子也搞不到一件。由此可見，得到官窯之難！

正因為如此，收藏界常常把非常難得的珍稀之物戲稱為“官窯”。蘇區是中國革命新的起點，在這裏創建了第一支人民軍隊，建立了第一個紅色政權，壯大了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形成了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蘇區所遺留的文物，由於種種原因，已經非常非常稀少了。能在這些珍貴而稀少的蘇區文物中淘到“官窯”般的東西，是收藏生涯中一大幸事，有幸享受此過程，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