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抗中的“政治人”——香港政治認同的解構與重構_風聞

9月8日，香港紫荊廣場。

數千名香港市民聚在一起，觀禮升旗儀式，並高呼中國萬歲，香港加油等口號。那一刻，你會覺得這裏就是香港，真正的中國香港。

2011年一位香港評論人曾撰文，認為換國旗，唱國歌已經表達了香港人最大的愛國熱忱，請恕香港人不知道該如何去表達那份澎湃的愛了。然而同樣的儀式，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中所承載的情感卻已截然不同。一場已時長三個月的動亂縱然給香港社會秩序帶來了衝擊，但正如很多評論人指出的那樣，這場動亂也成為了一場全體國人的愛國教育，並且是包括香港在內的愛國教育。

作為迴歸的前殖民地，政治整合一直是治理香港的核心問題，可以上升到國家系統建設的高度。一國兩制僅僅是解決了初步的框架，更多的問題將體現得更為微妙和繁雜，比如政治認同。政治整合並不僅僅是制度上的接軌，也在社會心理層面的人心向背。對個體而言，一個完整的國民身份大體應該具有族羣意義和公民意義。從柏拉圖到李普塞特都將人作為一種政治動物，只有個體具有潛在的參與政治活動的權利與義務時，個體的意義才會完整，與政治系統之間的關係才能達成一種平衡。

對中國主體的內地而言，由於早於香港完成現代國家體系建設，政治系統的認受性較高，個體的歸屬感也更強。相較之下，香港社會的認同並沒有經歷過這種政治社會化的洗禮。一般而言，政治社會化的主要實現方式是公民教育，但是在港英時期，無論是基於英國視角還是中國視角，公民教育並未包含政治價值、國家認同等高階政治觀念，香港人更具有一種鄉土色彩，而不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政治人”。然而就族羣意義而言，港人在血液裏延續了對中國的樸素認同。因為這種認同，港人可以向殖民當局抗爭中文教育的權利，可以為保衞釣魚島而搖旗吶喊，可以説香港能夠順利迴歸的民意基礎也很大程度來源自這裏。

我們現在驚歎香港對自己中國人身份的認同下滑，然而在迴歸的前十年時間裏，港人對中國的歸屬感一直處在一種上升趨勢，並在2008左右達到將近七成的巔峯。其實這個過程基本和新世紀中國崛起發力的歷程相重疊，基於樸素的族羣情感，港人為國家發展成就感到驕傲，更傾向將自己視作這個國家的一份子，享受國家發展所帶來的尊嚴滿足，而這也是正是福山所認為身份政治興起的社會心理基礎。

不過正如前文所言，這種認同並不是一種完整意義的認同。隨着兩地融合進入深水區，一些觀念分歧逐漸顯現。由於主導的政治系統在香港政治認同領域的話語薄弱，香港的身份認同發展出現了偏差，並最終導致了以新世代為主體的“本土派”興起。他們和建制派涇渭分明，又打心眼裏瞧不上泛民派規範性抗爭的理想主義。原本因為左右政治理念分歧而建構起來的香港政治結構，因新的政治勢力而被重新定義。

政治變遷是當代社會最常見不過的政治現象，然而香港新的政治格局卻具有典型的世代政治色彩。第三勢力的主體構成幾乎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他們基本成長在迴歸後的階段，卻有着在所有年齡層中最低的國家認同。和其他年齡層相比，迴歸一代幾乎很少有殖民地時期的生活體驗，在異族統治下的樸素族羣情感並不強烈。從他們一出生起就面臨着政治整合所帶來的“政治人”的完善，因此對他們而言，其對自我的確認更多體現在公民領域。然而遺憾的是，由於香港公民教育的一些侷限，新一代的年輕人對這個國家的政治系統一知半解，所謂的“政治人”更多以一種革命者的姿態而出現，和“和諧統一”相去甚遠。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並不是香港不重視公民教育，而是公民教育並沒有形成某種體系。實際上，在“反國教運動”之前，香港的公民教育就已經在推行，2004年就已經成立了“國民教育專項小組”，主要工作在於製作宣傳品並舉辦活動。與此同時，香港教統局也在學校教育推廣國民教育課題，並已經在現行教材中加入了許多國情內容。

對當代網絡社會生態多有洞見的卡斯特，將認同的建構模式歸納為合法性認同，對抗性認同以及規劃性認同三種。公民教育很大程度可以歸於合法性認同，是政治體系主導下的認同建構方式。公民教育的後勁不足，很大程度為其他認同建構的方式提供了空間。其實在當代社會，認同更多在對抗過程中產生，因為對自我的認知很大程度需要藉助“他者”的形象來參照，而對抗將會使身份邊界更清晰可見。世界政治最基本的共同體形態——民族以及與民族重疊的民族國家，都發軔於反反覆覆的歐陸戰爭。在當代，互聯網加速了對社會結構與秩序的“解構-重建-再解構”的過程，也使認同建構方式變得複雜和微妙，“對抗”這種簡單的類型學方式也就成為人們認知自我的主要方式。這種方式可能催生新的價值訴求，比如女權主義；也可能迴歸原有的價值理念，比如民族主義。在公民教育欠缺的背景下，新世代在各種政治運動中完成自身的政治社會化，並內向化自身的認同，並形成了與主流價值相迥異的價值觀念。在本次“反修例運動”中撰文聲稱自己“我來自香港，不是中國”的徐穎婷，便自述是因為參加“佔中運動”而改變了人生志向。

不過與之相對的，新世代在某些方面的出格舉動又和香港沉默的大多數產生了張力，使沉默大多數也被納入進了對抗性的棋局當中。那些原本樸素的族羣主義觀念，在與激進本土的對抗當中快速轉化為公民意義的身份認同。香港社會以一種別樣的方式受洗了一場政治社會化，港人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完成向“政治人”的過渡。由於香港的特殊地位，在很多情況下，重大的國際政治事件僅僅能在內地產生情感共鳴，所謂的對全國人民的教育也侷限在內地。但是當這種博弈真切發生在自己身邊時，香港民眾與內地民眾則一起共享了一種認知。史密斯認為族羣轉為民族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共同體內部共享某種公共文化，此次事件引發的對家國故土和平穩定的願望，使香港民眾與內地民眾進一步組成統一的政治共同體。本土勢力對香港社會秩序的反覆衝擊，在團結自己的同時，也在凝聚更多香港民眾的家國情懷。

因此就這個角度而言，這次的全民教育既是對內地的，更是對香港的。儘管受動亂影響，一些香港的民意調查宣告暫停，但若重新開啓，港人的政治認同恐怕會比運動之前更為堅實。經此事件之後，預計香港的民意總體會向建制光譜傾斜，出於對下一代政治行為的擔憂，會使公民教育在相對優勢的民意支持下順利上路，而包括開放港人報考公務員、參軍等公民實踐領域的政治整合方式也會被放進政策工具箱，一國兩制也將會以更多元的面貌得到體現，香港的未來依舊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