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外衣粉飾下的性交易_風聞

前段時間，網絡空間頻頻現身的“女拳”言論屢屢刺激着我的感官神經，事實上，在人口基數如此龐大的中國，無論怎樣不可思議的思想言論都不會缺少繁育土壤，但令人費解的是，如此偏激、極端甚至內含物化女性思想的言論竟能被冠以“女權”的名號大行其道。隨着“女拳”言論得到大量曝光，在受到整個社會的譴責的同時甚至被很多大男子主義的男性進行着惡毒攻擊，直接導致了女權的污名化。如今的網絡空間早已換了另一番天地，在很多涉及兩性問題的事件中，部分評論動輒得咎，很輕易地就會被扣上“女拳師”的名號，這一現象正是對“田園女權”言論矯枉過正的結果，致使很多人罔顧事實，藉由貶斥“田園女權”之名貶低女性地位，假以“自由”的旗幟歪曲女性價值而無所顧忌。

在此，先引出今天我所要談論的一個問題“身體是自己的，在雙方自願協定的前提下，女性進行性交易的行為完全是自由的”還有人認為“應該給予性交易一定的生存空間”。這些言論在形式上似乎並無問題，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該言論內含的物化女性立場，與上文提到的“田園女權”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它披着一層所謂“自由”的外衣，自己的身體，自己的確是擁有處置權的，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所需顧及的不只有個體自由，還有整體自由。性交易和器官交易並無本質上的區別，但除了受益的一方，幾乎沒人會提議器官買賣合法化，很多人都相信在器官買賣合法化之後，會導致暴力強取他人器官的犯罪案件增加，同樣地，放開性交易也會導致誘拐、綁架女性或以其它非正常手段強迫賣淫等嚴重侵犯人權的案件發生。但很多人會發現大家對性交易的寬容度要遠高於器官買賣，之所以對這兩個問題產生不同態度，一方面是前者的受益方遠多於後者且後者的嚴重性遠高於前者，另一方面是對於性的態度的開放化。事實上，很多人對於器官交易市場化的態度甚至是略顯反感的，相對於性交易市場化，他們對器官交易的合法化要敏感得多，因為二者的花費完全不在一個層次，這直接暴露了一個所有人都清楚且必然會面對的問題，大多數人對於器官移植根本沒有支付能力，至此，應該很多人都清楚了一個問題：喬布斯因為依靠肝臟移植成功續命七八年之久，中間的花費超過了5000萬美元，試問，有多少人有能力達到這樣的層次？大多數人只能作為供體而非受體。問題談到這裏就明朗了很多，資本包裝下的權力並未改變權力的本質，況且，社會上還存在着未經任何粉飾的非法強權，性交易形式上的自由與本質上的自由是不等價的，你相信女性走上性交易的道路是主觀選擇的結果嗎？反正我是不信，誰都想擁有風光體面的生活。沒有一個有資本實力的家庭將性交易作為一種正當職業看待，他們更不可能願意看到自己親近的人與這樣的職業扯上關係。

性交易實質上就是性權力的暫時性轉移，但社會上還存在着一種高級的錢色交易形式——“包養”，相比之下，應當算作是性權力的長期性轉移行為。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設想這樣一條發展路徑：出賣勞動力——出賣性權力——出賣人體器官——出賣自由人權利，結果即是變相奴隸的出現。放任自由必然會導致強勢羣體對弱勢羣體的剝奪與傾軋。

以下我來談論一個在討論中會涉及到的一個問題，關於日本AV女優的職業發展歷程。

世界上性交易合法化的國家並不在多數，且其中不包括日本。



日本的AV產業源起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AV影片的誕生並非是日本經濟泡沫破裂，經濟發展低迷的結果（上世紀的中國，洶湧的下崗潮曾將中產階層衝擊得房倒屋塌，甚至出現了丈夫每天上班時將妻子送到風月場所，等到行人稀落的深夜才敢躡手躡腳地接妻子回到家中的場景），反而是在經濟泡沫極度膨脹的時期出現的。日本AV影片最大的催生因素是當時影視行業的不景氣，當時主流的情色影片還是“桃色電影”，以情節為主要賣點，類似於上世紀港台的三級電影，1981年推出主打真實動作的“本番”，在金融泡沫的刺激下，知名AV女星的拍攝片酬甚至達到了一千萬日元，當然這只是影業公司的宣傳噱頭，AV女優的報酬是依據其知名度和影片銷量來劃分的，但即使是被評定為劣等女優的演員一天也能拿到1000人民幣的收入。在日本傳統文化環境中，AV女優的職業並不光彩。至於AV女優的入行原因，多是為外債所逼或是家中出現了重大變故而被迫“下海”，後來一些國立大學高材生也開始入行（即使是在現時代的中國，如果可以提供數十萬的片酬，中國AV產業的發展也完全不是問題），很明顯是資本在推動AV女優行業的常態化發展（資本在AV行業的大量聚集正在改變日本社會對待該行業的態度，自A V女優誕生之日起，要求對待AV女優態度正常化的呼聲就從未間斷過，甚至通過拍攝相關紀錄片來表達這一行業的不易並對其報以同情，但這一系列活動大多都是由成人影視公司在做，以此來推動該行業的發展，但效果並不理想，日本社會對該職業的態度並未有明顯改觀）





拍攝成人影片並不比賣淫高貴，都是在通過出賣性權益來獲取物質回報，在性產業蓬勃發展且性觀念極其開放的日本尚且無法得到尊重，更妄論其他人會對性服務者平等相待。

上文提到了中國上世紀的下崗潮，遺憾的是，上文的場景即使在生產力獲得極大解放的今天依舊未能從世人的視野中隱去。孟加拉是一個與印度相毗鄰的南亞小國，缺少與其龐大的人口基數相匹配的存在感，有着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存在的通病：生產力滯後，缺乏就業機會。這裏的花柳巷設施簡單，服務人員價格低廉，有的女孩兒甚至在16歲的年紀就被父母送來從事性服務業（不人道的行為）。在一些殘垣破敗的小地方甚至連嫖客都少得可憐，但即便如此，還是不難找到在路邊招攬生意的皮條客。事實上，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個角落都不乏出賣身體，尋求經濟回報的人，只是有的人是為了生存，而有的人是為了更高的生活層次。

接下來我們必然要面對另一個問題“他們很清楚自己的性權益在被金錢包裝下的權力所掌控着，卻仍舊希望以此來提升自己的生活層次，他們也願意以聲譽和身體的代價來換取豐裕的物質回報，有問題嗎？”，當然沒有問題，至少在當世的價值系統中是沒有問題的，無論是為了生存，還是享受，都有進行權益交換的自由，但顯然，這個問題和是否允許性交易正常化並不在同一層面，後者影響的是整個社會的大體走向，數千年的滄桑過往託舉着人類經由奴隸時期、封建時代和資本主義階段脱胎於當代，我們不可能允許任何變相的奴隸體制光明正大地踐踏我們的公序良俗、強行扭轉時代的發展態勢。而前者是對於個人權益層面的討論，上文已經提到，權益的自由化必然導致強勢羣體對弱勢羣體的傾軋，如果個人都允許這種傾軋的存在，那麼其他人也沒有理由去阻止，但這並不表明法律對於嫖娼的禁止是對人的自由權利的一種侵犯，金錢驅使下所產生的意願並不能歸於自願，如果承認了錢色交易的合法性，那麼“包養”也同樣具有合法性，進而一夫多妻制或是一妻多夫制也具備了合理依據，同時一些社會問題也就不能稱之為問題但卻違揹着人們的樸素正義觀，當然，這在金錢權力掌控一切的社會里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因為任何事物都只是資本的附庸，包括政治權利。

很多時候人們在談到性交易時喜歡以迫於生計的理由來喚起大家對該行業服務人員的同情，的確，在社會無法保障個人正當的生存權益時，每個人都有爭取生存自由的權利，但是，世界上存在着特徵相異、本質相同的兩種人，即：男人和女人，女人可以出賣身體來爭取生存，男人大多卻根本不具備賣身的條件，又當如何？必定又有人會講男人可以出賣勞動力，那麼問題來了——被當牲畜使喚的男人和出賣身體的女人，誰的處境更悲慘些呢？這樣的比較根本沒有意義，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應當正視性行為，但是不應當以此作為牟利的工具，如果説，身為社會貧弱羣體的他們墮入深淵是為生活所迫，那麼以這樣的方式換取卑微的生存在我看來是對他們的進一步打擊。個人生存權益應當由全社會來保障，給予貧弱者同情與關懷是一個文明社會的基本體現。

對於性服務者所遭受到的異樣眼光是很難消除的，即使有不少標榜自由主義者的“開明之士”天天喊着平權化的口號，要求性工作者獲得平等的職業地位，但一個獨立的人，他的立場傾向性是不會消失的，事實上，國家從未承認這一職業的存在。至於歧視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在出賣身體的同時也在踐踏着自己的人格尊嚴（《憲法》第38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接受金錢的侮辱，並不能改變“侮辱”的本質（會有人説這只是交換，不能稱作侮辱，但根據字典釋義，其中一項即意為用下流的言行來對待男/女性）。

最後，人是具有能動意識和思維活動的主體，我還是願意相信“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