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園台裏沒有香港夢_風聞

香港是摺疊的。

9月7日，楊凡導演的動畫電影《繼園台七號》剛剛拿下威尼斯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的最佳劇本獎。這部極具個人影像風格的電影，延續了楊凡擅講風月的敍事：1967年的香港，繼園台這個地方，一對兒母女同時戀上了一個大學生，三人之間在大時代的洪流當中做愛恨取捨。

同樣是面對1960年代的選題，香港作家金庸和導演劉國昌看到的卻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1962年，第二次逃港潮，面對邊境餓殍遍地無處安放的狀況，金庸頂住壓力派出了明報所有記者跟進報道。5月16日社論寫道，“大陸饑民來港，有如一副悲慘之流亡圖，烙印本港居民腦海，本報昨日社論，高呼‘火速救命’，獲得廣大反響，詢問關於捐款救濟同胞之情況，不少讀者，願參加救援隊上梧桐山救人。本報已定今日再攜帶食物往邊境贈予各同胞。”

1968年，歷任港島，九龍的總華探長呂樂宣佈提前退休，並於1974年攜家人移民加拿大。在香港的混亂時代，呂樂黑白通吃，積累起了驚人財富。後來他的故事被香港電影人們輪番改編，劉國昌拍了一部《五億探長雷洛傳》，“五億探長”也因此成為港片獨有的一支IP。

風月、媒體、黑白羣像，共同構建起了一個“了不起的蓋茨比”式的荒誕香港。這種摺疊與交錯，在50年後依舊存在，並且深刻影響着這座城市的呼吸與脈絡。

繼園台和李嘉誠

1950年，從小熱愛藝術的楊凡隨家人移居香港，後赴美國進修演藝專業。1969年在美國好萊塢當特約演員。1973年返港並創立了花生映社有限公司 。1978年擔任香港佳藝電視台編導及製作人。

在影像風格上，楊凡以細膩唯美的畫面自成一派，而在選角方面他也是獨具慧眼，曾在《美少年之戀》中挖掘了吳彥祖。

在楊凡看來，新作《繼園台七號》是自己獻給香港的一封情書。事實上，在畫面端，《繼園台七號》的完成度的確很高，啓德機場從臨近唐樓上飛過的飛機，穿旗袍和上海口音的名媛，層次豐富的熱帶植物，吹在耳邊的風聲與潮水聲，殖民建築與現代標識交錯的城市，所有這一切都與楊凡對於已經消失了的香港的懷念相得益彰。

這種敍事技巧有點類似於高級版的小時代，通過一個本土大學生與台灣移民母女之間的情慾故事展開，時代氣息是通過各種感性元素帶出來的。

電影同樣帶有某種政治隱喻，比如本土大學生代表着香港，而母女則分別代表着過去與現代化，女主角遊離於母女之間，最終選擇了代表着未來的女兒，也是香港擁抱現代化的比喻。

不過這種擁抱顯然不需要付出什麼努力。“過去的時光並非醜陋的，他們懷念過去的緩慢，但某一天，新時代又必將來臨。”這是典型的繼園台人的想法，他們只需要選擇和接受。正如楊凡從小隨家人移居香港，之後赴美進修，他是典型的世界公民，有足夠資本在世界任何一地過上上等人的生活。

資本無國界，香港只是一個人生的站點，李嘉誠何嘗不是如此。

金庸在1962

1960年代的香港，媒體是分左右陣營的。陣營的區分，反倒給了原先靠連載武俠小説的小報紙《明報》一個大放異彩的機會。

1962年，受三年饑荒影響，第二次逃港潮興起，大批難民逃往香港。由於左派媒體的集體緘默和港英當局對於人口的憂慮，香港媒體對於難民問題選擇視而不見。

明報同樣如此。然而，隨着情緒的壓抑，明報內部的彈壓也到了一個緊急關頭。從1962年4月起，明報的記者都開始抱怨，因為他們所寫的難民消息一律都沒有見報。記者們去邊境採訪之後，個個回來都異常沉重。記者們對報社的不作為不滿，紛紛質疑自己的老闆，“這樣的大消息也不登？”

隨着手下大將採訪部主任雷煒坡和記者陳非以辭職相逼，金庸開始妥協。明報開始以獨家新聞的方式報道逃港潮，初期以小版面報道，之後開始刊載頭條。一時間，明報洛陽紙貴。

5月13日，明報發表頭條《官方公佈偷渡者萬人被捕，港督昨赴邊境巡視難民營》，《港政府首次發表聲明，人潮襲香港數字龐大》，稱“非法入境者包括農民工人及學生……大陸人民非法偷渡入境者越來越多，官方宣佈逮捕者達萬人之眾。”而在《自晨至午捕獲千人，偷渡者如水銀瀉地》中，記者詳細描寫了偷渡者分別由沙頭角落馬洲打鼓嶺滲入，“今日凌晨陸續有大量難民非法逃入邊境已為警察截獲……他們是由中英邊界之梧桐山進入”。

面對饑民的慘狀，和香港容納不下的現狀，社論説：“最近我們很少發表社評，因為事實上，許多問題我們困惑不安，可是又提不出可行的合理辦法……這樣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誰都會感到束手無策。”

5月14日，明報發佈了頭條《邊境採訪記》，介紹“大陸人民非法抵港路途增加，偷渡者繼續源源進入香港境內，自晨至午又有數百人被逮捕”之後，便是一篇《梧桐山中雲愁霧慘，遺下不少傷病婦孺》。明報記者龍國雲等人看到，香港當局出動大批警察攔截難民，導致大量偷渡者被堵在山上，老弱婦幼在山上摔倒跌傷，水盡糧絕，不得已而吃樹皮，木菌，別無他法，只有坐以待斃。

對於60年代的香港媒體人們而言，無力感始終伴隨着他們的思考。

五億探長雷洛傳

對於有能力又想撈錢的人來説，60年代的香港是一個天堂。

1960年代，香港經濟開始騰飛，官僚系統的坍塌式腐敗急需一個華人擔任港英政府和民間生意的話事人，華人探長們由此成為了溝通其中的中間人。呂樂歷任港島，九龍的總華探長，遊走在黑白之間，攫取了鉅額財富和空前地位。當時的一代大毒梟吳錫豪都給呂樂打下手，甚至其他兩位大探長，韓森都需要他提拔，顏雄直接就是他的跟班。香港四大黑幫——新義安，14K，和勝和，潮州幫，全部給他面子。呂樂將香港的黃賭毒高利貸全部統一劃區，公司化運營，統一進行管理。由警察充當保護傘，黑道當打手看場子。

黑金猶如滾滾珠江水，源源不斷的流進呂樂的貪污集團，其中不乏香港總警司葛柏。當時傳言呂樂有五億身價。據香港的資料顯示，呂樂單在香港凍結的資產，80年代的時候就有近一億元，還有1973年留下的800萬現金。1968年，呂樂宣佈提前退休，並於1974年攜家人移民加拿大，最終逃過法律制裁，於2010年去世。

他的故事被香港電影人們輪番改編，“五億探長”也因此成為港片獨有的一支IP，王晶、劉國昌、潘文傑都曾拍過系列電影，其中最為有名的當屬劉國昌版本的《五億探長雷洛傳》。

有趣的是，劉國昌憑藉該片功成名就後，影像風格卻迅速轉向了關注小人物。網易娛樂曾評論道，劉國昌鍾愛現實題材電影，他關注“問題少年”，關注香港最底層的“天水圍”，關注廟街的“性工作者”，亦關注娛樂圈沉浮的男男女女；他的電影中永遠不乏鮮活的小人物，永遠都充滿着人性的關懷。

對於過去的香港而言，不同人羣眼中的影像是截然不同的：楊凡記得花樣年華，金庸記得逃港浪潮，劉國昌記得五億探長的隻手遮天和小人物們的悲歡離合。這種情緒是割裂的，無法共情的，唯有通過獅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串起階層流動，才使得上述一切有了溝通和共存的可能。

如今，香港夢消失了，階層流動也停止了。老人們開始回憶過去的好時光，年輕人們則開始上街毀掉父輩們創造的秩序。這或許是一些事情發生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