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戰場之外：張東蓀與“張東蓀叛國案”_風聞

張東蓀是誰？當代國人已多不知曉，七八十歲的老人或許還有些印象。在歷史的砥礪摩擦中，幾多當時令人震驚的事件和名聲顯赫的人物，只不過留下幾道蒙滿灰塵的劃痕。那麼，拂去歲月的埃垢，張東蓀又給我們留下什麼記憶呢？

　　應該是幾個清晰可見字跡以及不免歧義的辨析——現代哲學家，而且是著名的；政治活動家，確實很活躍；對北平和平解放作出很大貢獻；以及“爾曹身與名俱滅”的“張東蓀叛國案”。

　　一

　　張東蓀原名萬田，字東蓀。1886年12月9日出生於浙江杭縣（今杭州市）一個縣官家庭。其父為官清廉勤政，為仕無望轉治學，詩文造詣不凡，對兩個兒子張爾田、張東蓀產生了很大影響。張爾田文名早著，一度和王國維等並稱“海上三子”。張東蓀在傳統儒家思想的薰染下，形成了舊式知識分子特有的人格氣質。1952年，他在一份檢討中寫道：“孔孟之道、中庸主義在我身上有深厚的根基，養成一種氣質，總是以為清高最好，自命不凡，愛好名譽，有時自以為倔強就是有氣節……”儘管張東蓀包括這份檢討在內的多次檢討都被所在機關的領導和羣眾斥之為“避重就輕”“矇混過關”，但這幾句話倒是由衷之言。觀其一生，可謂“成也蕭何敗蕭何”。

　　張東蓀於1904年獲得官派留學資格，到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學習。在日本，他面對國難日深的嚴重局面，興起了強烈的入世救世之心。1907年，他在日本認識了前來講學的梁啓超，接受了立憲派的改良思想；同時還與同學藍公武等人創辦了一份《教育》雜誌，鼓吹教育救國。此雜誌雖然僅出版兩號，但對於當時介紹引進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堪稱後來以“政論家”著稱的張東蓀“指點江山”的啼聲初試。

　　1911年，張東蓀從日本回國。雖然科舉制在1905年已經廢除，但清政府為了表示“重用人才”，提升“海歸”在士大夫和國民中的認同度，制定了授予一些歸國後表現出色的留洋學生以科舉功名的規定。於是張東蓀等在太和殿面見了小皇帝宣統，進行殿試，並被清政府授予格致科進士功名。這批人可稱是中國的“末代進士”了。

　　數月後武昌起義爆發，此時身居北京的張東蓀正熱心撰寫政論性文章。1912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傾向革命的張東蓀從北京南下，參加了臨時政府並任內務部秘書。隨後南北議和，張東蓀退出新政府，選擇了另一條道路：辦報議政。

　　這一決定與他對當時社會、國情的認識尤其是對現實政治的體察有關。3個月的從政經歷使他看到了眼前中國政局的困境，認為國家此時急需有人在政治理論方面加以指導，同時他也感到自己的興趣和才能並不在做具體行政工作，即“干政治”，而是監督政府啓發民智，即“評政治”。他認為，“殊不知民主國家所需要的不盡是干政治的人才，即坐而論道的批評家亦未嘗不是國家一種需要。”這就是在民國時盛行的“文人論政”“文章報國”吧。

　　從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張東蓀是極為活躍的政論家，其政論主要是評議時局、研究政體、介紹西方政治理論和政治制度。他對當時重大的政治問題，如國會性質、憲法性質、總統制與內閣制、總統權限、行政裁判制度、預算制度、聯邦制度、地方自治制度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成為民國初期著名的政論家。對西方憲政精神有精深造詣的張東蓀，站在社會改良的立場上反對革命和專制統治，在近代中國風雷激盪的語境下，總是力圖堅持自己的立場，發出自己的聲音。如在北洋政府和國民黨人的對峙中，他一方面對袁世凱違反法制破壞共和的行為嚴詞抨擊，另一方面指責國民黨發動“二次革命”是“亂黨之罪”；併為此寫出大量文章對兩邊進行筆伐，好像故意要兩邊不討好一樣。

　　張東蓀作為研究系的大將，自1917年起接替張君勱主編研究系在上海的喉舌《時事新報》。1918年3月，他創辦《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在他的主持下，《學燈》副刊成為與北京《晨報》副刊、《民國日報》副刊《覺悟》齊名的介紹新思潮的三大副刊之一。1920年，他曾參加過陳獨秀在上海組織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但是拒絕參加共產黨。不久，以介紹新思想新文化為名，與梁啓超等人宣揚基爾特社會主義，大量撰寫文章，宣傳社會改良。但當時南北軍閥一味為了各自的政治野心，各路政客們對這位“進士政論家”的呼聲充耳不聞。

　　1924年，張東蓀不再擔任《時事新報》主編，專任中國公學教授。1927年，他有感於“報紙完全變為他人的喉舌不能説自己的話了”，徹底脱離報界而轉入哲學領域。1928年至1930年間，他任上海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教授，兼任中國公學大學部學長兼教授，併兼任張君勱的國立政治大學哲學教授。1930年，他任北平燕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雖然張東蓀一度下決心要捨棄政治而致力文化運動，但跟近現代史上那些富有“救世激情”的知識分子一樣，他始終無法和政治絕緣，始終徘徊在政治與文化之間。為抵制蔣介石政府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也為了反對共產主義，張東蓀、張君勱、羅隆基等於1931年10月在北平發起成立“再生社”，寓“再造中華民國”之意，發行《再生》週刊。1934年10月張東蓀、張君勱在天津召集再生社臨時代表大會，即中國國家社會黨成立大會。國社黨標榜國家社會主義，其理論基礎為“絕對的愛國主義與漸進的社會主義”。在張東蓀起草的國社黨的政治宣言《我們所要説的話》中，提出“修正民主政治”主張，要求國民黨政府結束訓政，還政於民。

　　張東蓀還是中國現代哲學史上著名的“科玄論戰”與“哲學論戰”的健將。

　　“科玄論戰”即“科學與玄學的論戰”，又稱“人生觀論戰”，起源於1923年，歷時兩年。“哲學論戰”又稱“唯物辯證法論戰”，發端於1931年，也持續了兩年，還有餘音嫋嫋。這裏我們不評論“科玄論戰”和“哲學論戰”的是非對錯、功過得失，那實在是非常專業而且非常枯燥的，只能使讀者產生麻煩的感覺和丟掉這本雜誌的行動。只需指出，“哲學論戰”為張東蓀瞭解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並最終接受與其合作準備了思想條件。

　　還需指出，張東蓀在其大作《西洋哲學》中，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辯證唯物法採取了輕蔑、排斥的態度，這在近些年對張東蓀的發掘和研究中，得到了一些人的肯定，“反映了他作為純粹哲學家的氣質——本能地厭煩那些過於物質主義化的關於權力鬥爭的‘哲學’”；他“認為流行的辯證唯物主義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哲學，或者説它與古希臘以來的西方哲學傳統距離太遠”；“以張東蓀的敏鋭，當然不會介紹此名為哲學而實則非哲學的東西”；云云。對此，筆者深不以為然。對馬克思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研究介紹，我們並不要求都是推崇讚揚，質疑甚至反對都是可以的。但前提是要認可這是一門哲學，一門認識論和方法論，是可以而且能夠通過討論甚至爭吵達到加深理解、辨清意義的學問之本的。張東蓀的態度則正好與肯定者説他“不戴有色眼鏡”“貴族氣質”相悖，令人難以接受。由此聯想到他在新中國建立後的遭遇，似乎能夠尋覓出其中影響根本的“立場”與“世界觀”上的端倪。

　　二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中國開始全面抗戰。身為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張東蓀分析了國內外時局，正式形成了調和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共產黨與國民黨，藉以共同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所謂“中間性的政治路線”。1938年初，他與他燕京大學的學生葉篤義等人從北平秘密至漢口、桂林。6月，他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借會議之機準備將意見直接進獻給國民政府。但他有見於“國共合作並不是建立於誠意真心，政府未必採納”，便掃興地返回北平。在燕京大學，他一面教書著述，一面關注和研究國內外時局的發展，與中共地下黨接觸，介紹學生離開北平到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或西南大後方。他預料日美必然開戰，主張提前先行解散燕大，把教員與學生轉移到解放區或西南大後方，但張東蓀自己並沒有撤離北平。

　　張東蓀留在日本佔領的北平（當時已經被傀儡政府改稱北京），一直在燕京大學任教授。1941年，中國國家社會黨和統一建國同志會改組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張東蓀任中央常務委員，後兼任秘書長。同年12月8日，日本對美國宣戰，日本憲兵包圍並強佔了燕京大學，張東蓀與其他10名燕大教授被捕。他被押送到沙灘舊北京大學的紅樓（北平日本憲兵總部所在地），關進牢房。張東蓀是當時中國知名的哲學家和學者，又在日本留過學，日本憲兵企圖拉攏他為日本人做事，請他做“教育部長”“北京市長”。然而，張東蓀利用各種藉口挫敗了日本人的陰謀。他回憶説：日本人“希望我答應與汪政府合作，我便以狡猾的態度對付之。我説：我一向是個國民黨的反對者，汪精衞是國民黨，其政府亦是國民黨，決不能與之合作。”接着日本人“要求我向在拘留中的中國共產黨員加以勸誘，使其感化，可以招供”。張東蓀回答説：“共產黨不是捉、打、殺所能撲滅的。”關押兩個月後，1942年2月，他被移送鐵獅子衚衕日本軍部，然後押解炮局衚衕陸軍監獄。張東蓀先後自殺4次而未遂，並與看守廝打，不屈服於日本侵略者的淫威。

　　1942年6月18日，張東蓀被日軍判處1年半徒刑，緩刑3年。在寫了一紙“出獄以後不離開北平”的保證書後，他被保釋出獄。在此後3年間，他的行動時時為日本憲兵監視，處於被軟禁的狀態，“每日憲兵安達必來我家一次。每次都勸我出山”，實際上是監視張東蓀。儘管張東蓀一度產生“出獄後立即逃上西山”的想法，但因病終未成行，遂一心寫作，構成了其獨立的知識論體系，形成了較完整的文化思想和“漸進的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政治理論。

　　1944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民盟），張東蓀繼續當選中央常務委員。

　　抗戰勝利後，國共之間展開了複雜而激烈的鬥爭。中共提出的通過民主聯合政府的途徑，建立一個獨立、自由、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的主張，在全國得到了廣泛的響應。經過抗戰，國統區的民主力量有了很大的發展；由知識分子組成的具有政黨性質的社團——中國民主同盟，就是其中的一支主要力量。

　　張東蓀和張君勱以國社黨領袖的身份，代表民盟出席1946年1月10日召開的政協會議，針對時局提出中國急需的是實現“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1月16日，他與梁漱溟、張君勱、張瀾等9人代表中國民主同盟提出《實現軍隊國家化並大量裁兵案》。當晚，在滄白堂政協會議講演會場，張東蓀與郭沫若作為報告人介紹政協會議情況時，國民黨特務進行搗亂，他拍案而起，怒斥特務們的無恥行徑。政協會議結束後，張東蓀重回北平燕京大學。

　　政協會議中達成的5項協定並沒有起到束縛當政者手腳的作用，國民黨極力破壞協定的實施，大舉進攻解放區。在內戰已經打響、政協決議根本無從實施的情況下，國民黨並沒有完全放棄輿論攻勢，仍然決定按期於1946年11月召開“國民大會”，這理所當然遭到了中共的抵制，而另外一些中間黨派是否參加便成為一大焦點。如果僅中共不參加，而其他黨派都如期參會，國民黨一方顯然就獲得了道義優勢，因此國民黨對各黨派負責人極盡拉攏之能事，以圖孤立中共。作為民盟和民社黨（國社黨此時已更名為民主社會黨）領袖之一的張東蓀經歷了嚴峻的考驗。而和張東蓀相交多年的民社黨黨魁張君勱頂不住黨內的壓力，決定率民社黨參加“國大”，並派員向張東蓀遊説。張東蓀在這個原則問題上沒有退讓。當民社黨正式宣佈脱離民盟參加“國大”的消息傳來時，張東蓀氣憤地説：“簡直是胡鬧，想做官，想做官罷了！”民盟中央決定將民社黨開除出盟，張東蓀、張君勱這兩個政治觀點相同、興趣愛好相投的多年老友從此絕交，再未相見。

　　和談破裂，張東蓀等人仍然幻想以不偏不倚的第三方立場，調和國共衝突，使中國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蔣介石、宋子文曾專門宴請張東蓀，勸其參加政府，張説，“最好還是保留一個參加和談的身份”，蔣非常生氣。據張本人回憶，“蔣臉色鐵青，氣得踢桌子下的狼狗”。然而和談的最後一線希望終於破滅了。內戰的全面爆發讓張東蓀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中國究竟應該走怎樣的道路？

　　1946年5月，他在題為《一箇中間性的政治路線》的講演中將自己的主張公之於眾，並隨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闡述自己的觀點，其要點有三：一是調和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制度，建立“中間性的政制”；二是改變國共兩大黨性質，建立聯合政府，走民主之路；三是在國際上調和美蘇關係，謀求世界的安定與中國的和平。張東蓀的講演與文章引起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反響和共鳴，在當時輿論界掀起了一股鼓吹“中間路線”的政治思潮，張氏本人成為當時國際國內輿論關注的焦點人物。

　　1947年3月，施復亮發表《中間派的政治路線》一文，引起張東蓀的同感和共鳴，他一口氣寫了3篇文章，進一步闡發中間路線的政治主張。當時，美國副總統華萊士由美赴歐，鼓吹和平；而張東蓀在國內也鼓吹和平，一時引起較大震動。張東蓀被時人稱為“東方的華萊士”。

　　隨着蔣介石集團在美國的支持下挑起國共內戰，張東蓀提倡的脱離實際的“第三條道路”在中國註定是走不通的。1947年10月，國民黨下令解散民盟，抗戰後逐步形成的第三方面勢力瓦解，張東蓀的“中間路線”徹底破產。他開始重新調整自己的政治思路，放棄和修改了部分政治主張，傾向於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此後，張東蓀開始逐步秘密和中共高層接觸，並建立了聯繫。這種思想和行動的調整，為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起重要的牽線人作用準備了條件。

　　三

　　1947年11月，蔣介石任命傅作義為華北“剿共總司令”。到1948年6月，人民解放軍已轉入戰略反攻階段，平津局勢一時十分緊張。傅作義是個有民族良心的軍人，不願北平這座文化古城遭到毀壞，成為國家的罪人。隨着淮海戰役的結束，早已進行的平津戰役開始收尾。傅作義與解放軍就北平的和平解放問題進行談判，由於雙方開出的條件相差太遠，談判一度陷入僵局。為打破僵局，黨組織找到張東蓀，希望他這樣一位有影響的民主人士參與談判，能夠發揮緩衝、調停的作用。傅作義也早就向中共聯繫人表示過他希望請第三方面的黨派和知名人士在他和中共之間斡旋的意願。1948年12月24日，面對尷尬的戰局，傅作義的同鄉老友、辛亥老人侯少白向傅推薦張東蓀、彭澤湘（中國農工民主黨重要領導）作為代表出城與中共談判。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軍委致電平津前線司令員林彪，提出了與傅作義談判的6點方針，並指示説：“唯我們希望傅方派一個有地位的、能負責的代表，偕同崔（崔載之，傅作義老部下及親信，傅作義軍事集團在北平的機關報《平明日報》社社長——編者注）先生及張東蓀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談判。”據傅作義的主要和談代表周北峯迴憶，1月5日晚，傅曾對他説：“民盟曾派張東蓀來勸我與中共接洽，我認為意見適當，想派你作為正式代表，同張東蓀一道秘密出城與中共進行商談。”可見，張東蓀此時已獲得了雙方的信任。

　　中共中央軍委致林彪的電報是毛澤東起草的。早在五四運動前後，毛澤東就是張東蓀辦的《時事新報》的讀者，也是撰稿者。1921年毛澤東寫道：“……對於社會問題的解決，顯然有兩派主張：一派主張改造，一派則主張改良。前者如陳獨秀諸人，後者如梁啓超、張東蓀諸人。改良是補綴辦法，應主張大規模改造。”抗戰期間，張東蓀被日本人逮捕，英勇不屈，大義凜然，是聞名全國的“抗日教授”，贏得包括中國共產黨人在內的各黨派和社會各階層的敬重。毛澤東認為張東蓀説的話，比共產黨人的言論更令知識分子信服；而且，張所代表的“中間色彩”別具意義。毛澤東明確提出請張東蓀聯繫並參加解放軍與傅作義的和談，充任“見證人”這樣一個重要角色。

　　1949年1月5日下午，傅作義派車將張東蓀接到中南海居仁堂，開門見山地問：“張教授，我想與共黨言和，你意如何？”張回答：“言和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傅總司令當機立斷，不受他人甚至南京方面的干擾，實在令人敬佩。言和乃光明前途，不走和談之路，古都危矣，傅總司令也危矣！”張東蓀一番直言，使傅作義堅定了決心。他請張東蓀作為自己的代表出城。但張表示：“我乃民主同盟成員，怎能代表得了您？我可以把您的意見轉達給共方，但需要您再派一名正式代表，與我同往。”

　　1月7日張東蓀與傅作義的代表周北峯冒着嚴寒越過封鎖線，抵達平津前線司令部所在地——薊縣八里莊村。聶榮臻司令員接見了他們。聶問出城前傅作義交了哪些底？周北峯迴答，傅先生表示了幾點想法：平、津、塘、綏一齊解決；平津解決以後能否允許其他報紙發行；軍隊不用投降或在城內繳械方式，採取分批調出城外整編方式。張東蓀接着説，我看傅作義已打不下去了，但傅要面子，得讓他體面投降。傅先生派我們來是希望儘快達成和平協議，以免北京毀於戰火，百姓遭受塗炭。聶司令把談話內容電告中央。

　　9日雙方開始會談。解放軍方面參加會談的有林彪和聶榮臻，傅作義方面是周北峯，張東蓀也參加了。周提出6個條件。林彪根據中央軍委來電，談了中共方面的意見。聶榮臻分析了當前形勢和平津戰局：“傅先生除放下武器，把文化古都北平和工業城市天津保全下來，為人民做些好事，別無出路，希望傅先生早下決心，當機立斷。”10日下午雙方就軍隊出城改編、城市管理、人員安排進行最後磋商。解放軍蘇靜處長整理出一份《會談紀要》，並強調傅作義必須在14日以前答覆。林、聶在《紀要》上簽字，周北峯隨後也簽了字。《紀要》放在張東蓀面前，請他簽字，但張拒絕了：“我是民盟成員，代表不了傅作義將軍，只能在你們雙方之間充當調解人和見證人。我這次不回城裏了，打算返回燕京大學，而後啓程去石家莊拜見毛澤東主席。”

　　張東蓀參加並見證了北平和平解放《會談紀要》草簽的過程，認為自己做了件了不起的大事——這也確實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當天晚上，張東蓀在燕京大學禮堂作了著名的《老鼠與花瓶》的演講：“北平是個花瓶，傅作義是瓶子裏的老鼠。老鼠是可惡的，人人都想消滅它，但它卻躲在一個精美的花瓶中；既要消滅老鼠，又要不打碎花瓶，就不得不採用和平方式，用和談的辦法解決。”朋友們紛紛寫詩讚揚張東蓀的功績，他把這些詩以《圍城題記》為標題，親手抄錄下來，並寫了後記，準備留給子孫——“戊子冬，北平圍城。餘與劉厚同、趙少伯、彭嶽漁、張叢碧倡議罷兵，以保全人民古物。以餘為雙方信任，使出城接洽。當時慮或不成，慄慄為懼，乃幸而一言得解。事後友人義之，有此題詠頌。餘亦自謂生平著書十餘種，實不抵此一行也。因裝成幅，留示子孫。東蓀自識。”“一言得解”，得意之情溢於言表。張東蓀不僅在知識分子眼中增加了威望，在民盟中的地位也躍升到第三位，僅次於張瀾和沈鈞儒。

　　後來，毛澤東在頤和園一次會議上，當着許多人的面豎起大拇指説：“北平和平解放，張先生第一功。”

　　四

　　以張東蓀的學識、資歷、名聲以及對革命事業的貢獻，在新中國成立後，應該有個很好的位置和前程。事實上，作為執政黨的中共很看重並肩作戰的民主黨派的老朋友。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在北平成立，張東蓀以民盟中央常委身份參加；9月21日，新政協第一屆會議開幕，張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9月30日，張東蓀與周恩來等56人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10月19日，張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任命為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但，這只是張東蓀在政壇上的曇花一現。“性格決定命運”這句至理名言，彰顯了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內涵。一方面，性格表現了人們對現實和周圍世界的態度，形成不同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另一方面，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強烈地反作用於人的性格，決定了其做人做事的方法，也就決定了自己的道路和命運。這“另一方面”在張東蓀身上特別明顯，成為當時世人匪夷所思的“另類”。1949年9月30日，中國共產黨建國前夕。集合中共黨內黨外人士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576名代表，在這天選舉新政府主席。毛澤東以575票當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這次不記名投票中，只有一票沒有投予毛澤東。投票結果公佈後，眾人認為毛澤東謙虛，所以少了一票，但毛澤東是投了自己贊成票的。對此，毛澤東從容地説：“缺一票就缺一票，不管什麼人，都有選不選毛澤東的權利，要尊重事實。”但會後，這件事還是被追查了，民盟秘書長張東蓀被查出。

　　這顯然是不正常的。這個“不正常”是不能指向時代氛圍和民心所向的。

　　在此之前，1949年元月下旬，張東蓀與費孝通、雷潔瓊等人到石家莊西部的西柏坡拜會了毛澤東。會談中，毛澤東對張東蓀的“中間路線”主張和反對外交“一邊倒”的觀點進行了批評，認為包括張氏在內的很多知識分子存在嚴重的“親美”“恐蘇”思想。這次談話讓張東蓀的情緒一度低沉，但並未使他改弦更張，特別是他堅持認為中國要想發展就不能和美國交惡，中國不能充當美蘇兩大國衝突的犧牲品。正是這一“頑固立場”，成為他在政協會議投票時“反常”的原因之一，併為後來發生的“叛國案”埋下了伏筆。

　　今看“張東蓀叛國案”，可用“不可思議”一詞——既對其案，亦對其人。

　　自從與毛澤東因“一邊倒”問題發生爭論以來，張東蓀感到説服中共改變外交方針是不可能的，便本着其一貫堅持的“中間路線”思路，企圖藉助個人的聲望，利用民間渠道向美國方面表示，中國並無與美國對抗的意圖，希望美國不要把戰火燒到中國來。正是在這種心理支持下，當張東蓀碰到了自稱與美國方面有聯繫而實為美國特務的王志奇（又名王正伯）時，便寄予了很大的期望。1950年初，王從天津來告訴張東蓀，美國決心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並正在進行計劃，張東蓀認為世界局勢果然按他的預想發展了，充滿了焦慮，他對王志奇説：“能不能把一個意見傳達給美國，就是打起仗來千萬不要打中國，留着中國，且看將來。”在與王志奇接觸的過程中，為了表示自己的分量，張東蓀拿出了一份政協名單，並將其中認為可與他自己合作的人用筆勾出。

　　身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卻幻想依靠個人的力量和聲望打通中美關係，真不知道張東蓀為何有如此之念想！他難道就沒有意識到，當時他提供給王志奇的一些資料將有可能被人利用，這種私底下的運籌國事絕對是不允許的？後來王志奇被公安機關逮捕並承認自己是美國特務，供述中咬定張東蓀向自己提供了國家機密。正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接受重點批判的張東蓀一躍成為叛國罪人。雖然張拒不承認自己是美國特務，更不承認是賣國和叛國分子，認為自己的主觀動機還是為了國家免受戰難，但他還是在“世人皆曰殺”的氛圍中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屢想自殺謝罪。1952年10月，民盟將張東蓀開除，有人並提議將他逮捕法辦，但毛澤東指示：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養起來。就這樣，張東蓀在辭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和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後，其數十年豐富多彩的政治生命宣告結束。雖然名義上還是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教授，但一個“美國特務”怎會有上課的資格？於是只能賦閒家居，從此以作舊體詩詞自遣。

　　據《北京公安史志》記載，1950年初，北京市公安局偵訊處破獲美國間諜王正伯案，王交代了張東蓀向美國原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出賣情報”的情況。偵訊處又經過一年多的偵察，進一步證實了張確實把抗美援朝中國出兵的具體日期和國家財經預算等國家核心機密，編成情報，經人送到香港，然後轉交到司徒雷登手中。本來，張東蓀罪行嚴重，完全可以依法逮捕，受到懲處，但是，黨中央毛主席採取了一種全新的辦法，即對他進行教育，也教育知識界其他一些崇美思想嚴重的人。1952年2月至9月，張東蓀在燕京大學作了5次檢查，最後一次檢查交代了通過王正伯向美國提供國家機密情報的“叛國罪行”。

　　關於“張東蓀叛國案”，還有另外一些版本。

　　當時朝鮮戰爭爆發在即，張東蓀認為中共“一邊倒”的外交方針不符合中國利益，他想利用自己以前曾作為“國共調人”的資格以及與司徒雷登的關係，私下調解中美關係，貿然和一個名叫王志奇、自稱有美國背景的人建立關係。……後來王志奇被捕，交代了與張的關係。張東蓀辯解説，他是出於讓中國避遭第三次世界大戰之災，才進行他的所謂“個人外交”，他拒不承認“叛國”和“美國特務”的罪名，只是就無意泄露國家機密，自請處分。王志奇到底是美國特務，還是騙子，目前尚未澄清。（散木《從“張東蓀案”到“X社案”》）

　　王志奇是個神秘的人物……舊政協閉幕後，國內形勢不僅沒緩和，反而緊張了。王志奇又出現了。他對張東蓀説，先前只與蘇聯有關係，現在通過妻妹，與美國也搭上關係。接着王又消失了，再次出現已經是北平解放之後了。以後不斷被捕又不斷被釋放，總之，行蹤十分詭秘。但張東蓀仍與他保持聯繫。1949年秋冬的一天，……王志奇在張東蓀的桌子上看見中央政府會議印發的材料《國家預算收入和商農所佔的比例》，可見張對王信任到何等程度。……1950年秋中國政府決定向朝鮮派志願軍。張東蓀從會上得知，各民主黨派將於11月3日發表宣言，支持志願軍入朝作戰。2日晚上，張約見王，勸他儘快離開北京，因為中美即將成為交戰國，無法再傳遞消息。……1951年春天，王志奇又出現在北京。他説剛從香港來，得到政府特許，做進出口生意。但幾句話後，他又探詢張東蓀對朝鮮戰爭的看法，並暗示仍有渠道把民主人士的意見轉達給美方。張東蓀終於覺察此人是騙子，請他趕快離開。這是張與王的最後一次見面，此後王志奇便永遠消失。這大概就是“張東蓀出賣情報案”的案情了。從此張東蓀成了壞人。（藍英年《話説張東蓀》）

　　關於張東蓀叛國案，人們説法不一。目前，有關回憶都沒有引述原始文件，這給這樁歷史事件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據一個看過張案審訊材料的人回憶説：“據美國間諜王志奇招供，當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開會時，張東蓀送了一份名單給美國國務院，凡他認為將來可以與美國合作的民主個人主義者，他都做了記號。有的是雙圈，有的單圈。又當中國政府決定抗美援朝時，張把消息透露給王，並叫他趕快離開北京去香港。凡此種種，人證物證俱在，這是現行反革命的罪行，是通敵賣國的行為。”……而張東蓀的親友則稱：“此案的關鍵人物是一個同時為美蘇服務的雙料間諜王志奇。王在解放以後常去張家，但張對他不歡迎，曾勸他馬上離開中國。張在政治上缺乏經驗，他當時在燕京大學工作，常到城裏開會，就隨便把文件置放在長子張宗炳家中，有一次剛好被王志奇看到。王后來被捕，事情就牽涉到張。張亦承認自己於此事有責任，自責不已。”雖然張東蓀親友的説法也未必絕對可信，但比起其他人的説法，似乎較為合理。由於這是一件秘密審理的案件，檔案至今也沒有解密，所以今人也無從得知案件的全貌。（華威《張東蓀其人其事》）儘管有這樣那樣的説法，但一個基本事實是肯定的，即張東蓀確實想通過特務（或騙子）王志奇，與（或是想與）美國建立聯繫，發揮“作用”；並將一份經他畫圈認定可與他“合作”的政協民主人士名單交給王；王確實從張手裏（或家裏或兒子家裏）得到了當時屬於國家機密的文件。這種行為是什麼“罪名”、這樣的“罪名”在當時是個什麼後果，是不言而喻的。而毛澤東對此只是説了句“張東蓀這種人以後不能和我們坐在一起開會了”，其處理意見也是非常寬大了。

　　五

　　作為犯有“叛國罪行”的人，張東蓀的下半生可想而知。

　　張東蓀案發後，全家從住了十幾年的燕東園34號小樓搬到校內朗潤園178號，1952年燕京大學撤銷，文、理科併入北京大學，張東蓀的“工資關係”也隨之轉去。這段時間張東蓀的生活相對平靜，與外人往來稀少，閉門讀書。1960年馬寅初離開北大後，張東蓀也被清出北大，工資關係轉到北京市文史館，但一家仍住在朗潤園。1965年，張東蓀搬到北大東門外大城坊37號一座大雜院裏，在這裏迎來了自己的八十壽辰。第二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在那個瘋狂的年代，張家被抄是意料之中的事。據張東蓀的孫子張飴慈回憶：“兇徒前來翻抄的時候，祖父站在一旁一動不動。罵他反共、反革命，他任憑他們罵去。唯當那些人罵他‘漢奸’，81歲的老人猛撲過去，用頭撞他們，要和他們拼命。”

　　1968年1月，82歲的張東蓀被“逮捕”。他是被幾個軍人帶走了。軍人發現張家有件美軍“皮猴”，拿起來厲聲質問是哪裏來的，張東蓀説是1949年和談時林彪贈送的，軍人趕緊恭恭敬敬放下皮猴。張東蓀被抓走後，其家人5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關在哪裏。直到1973年，家人被通知，張東蓀死在秦城監獄中。

　　當張東蓀被捕入獄時，其長子、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張宗炳也被逮捕，也被關入秦城監獄。但他們父子互相併不知道被關在同一監獄中。張宗炳在監獄中精神錯亂。被秘密關押7年以後，1975年被釋放。出獄後，精神逐漸恢復正常。

　　張東蓀的妻子劉拙如，在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的圖書館工作。張東蓀被逮捕，劉拙如在單位也被“批判鬥爭”，並且被“革命羣眾”“扭送”到海淀公安局，在那裏被監禁了近一年。

　　張東蓀有3個兒子。老大張宗炳是著名的昆蟲學家，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其子張飴慈回憶父親被秘密關押7年於1975年被釋放出獄後的情景“……他已整成神經病。發病的時候，同時裝成兩個人：一會兒是審判員，橫眉怒目；一會兒是犯人，可憐又無奈。那時家裏已經沒有房子，他回來就和奶奶住大城坊——他在病中只相信自己母親一人。”張宗炳在老母親的精心看護下漸漸康復。1981年公安部給張宗炳做了結論，否定特務嫌疑，並補發了關押期間的工資。

　　老二張宗燧於1969年底在“清理階級隊伍”中，不堪凌辱，服安眠藥自殺，終年54歲。張宗燧是著名物理學家，劍橋大學畢業生。曾在劍橋開課，大概是第一個在劍橋開課的中國人。他從事理論物理學研究，文革時是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卓越的科學家，但對中國政治一竅不通。比如毛澤東説“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他説美國的科學非常厲害。遭同事批駁後，他辯解：“如果非要説美帝是紙老虎，那也是厚紙做的。”毛澤東説“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他説：“工人階級不能領導科學研究。”總之，張宗燧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格格不入，難以生存。

　　老三張宗熲學社會學，在天津市文化用品公司工作。他的問題是所謂電台問題。1966年文革開始後，天津“革命羣眾”逼他交出電台。這個問題公安部門早已作出結論，不是敵台。電台是他表姐夫的，用來收聽新華社廣播。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怕日本人查出，早已毀掉了。張宗熲交不出電台，與妻子呂乃樸遭到“鬥爭”後一起自殺，時年46歲。

　　張宗炳之子張鶴慈，1963年時是北京師範學院學生。他與幾個中學同學結社寫詩和議論政治，被公安部門發現，遭到逮捕。經過審訊關押後，張鶴慈被送往茶澱勞改農場“勞動教養”3年。期滿後正逢文革，又被加重處理，“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在勞改農場一共待了16年。

　　張宗熲的之子張佑慈，文革時在天津當工人，其父母在1966年自殺後，他因“企圖給父母報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15年。1978年獲“平反”被釋放時，已經在監獄中被關了10年多。

　　張家第二代健在的只有張東蓀的小女兒張宗燁院士一人了，也已垂垂老矣。

　　文革浩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興風作浪，上至國家主席，下至普通百姓，遭受迫害、家破人亡的比比皆是，張東蓀一家的可怕遭遇雖説不過是林中一葉，但格外驚心悲慘，令人同情感傷。這其中，不能説沒有張東蓀個人命運的牽連。

　　張東蓀晚年多有詩作，其中一句“書生謀國直堪笑”，抒發了對自己一生事業的感慨。筆者詠之思之，百味雜陳，卻怎麼也笑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