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翰墨丨黃仁宇大歷史觀的成功和失敗_風聞

編者按

一本《萬曆十五年》給人們帶來了思想史的全新解讀模式，而在中國備受矚目的黃仁宇先生在美國卻遭遇了被解僱的命運，這其中緣由外人並不知曉，直至今日，張翰墨老師以個人經歷為引，慢慢窺見了其中一些緣由，黃仁宇先生的這一遭遇同他的中國大歷史觀間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張瀚墨老師通過講述自己在黃仁宇先生生前效力過的紐約州立大學新帕爾茲分校中任職的經歷，慢慢挖掘出黃仁宇先生被解僱的原因，這並不是一個意外，而是一系列的連鎖反應，他的軍旅生涯，學術生涯以及道路的選擇都影響了其思維方式和作品風格，而這些在美國人的眼中恰恰是他“不夠美國”的例證，一個表面看來再自由不過的城市面紗下，都隱藏着偏見與狹隘的思想劣根性。“甲之飴糖乙之砒霜”，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概念，尤其他主張的對國家進行數目字管理，雖然在美國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但是在中國史學界餘震猶在。

文章首載於《讀書》，題名為《黃仁宇和他的中國大歷史》，本次推送系完整版，若您閲讀後有所收穫，歡迎關注並分享公眾號“雅理讀書”（yalipub）。

黃仁宇和他的大歷史觀

張翰墨

很多讀者知道黃仁宇是因為他的《萬曆十五年》，一本八十年代初從英文譯介出版、至今仍被廣泛閲讀的歷史著作。我也不例外。書中使用的潛水艇式三明治和夾心麪包等用以描述傳統中國社會形態的類比、以數目字為中介連接上下社會層級實現向現代社會轉變的主張等觀點，想必當時讓很多人都覺得耳目一新。我同樣也不例外。現在回過頭來看，《萬曆十五年》至少從兩個方面影響了當時的我：一是從歷史研究方法的層面，這本書告訴我歷史闡釋的多樣性和闡釋視角的重要性，讓我明白闡釋本身也是創作；二是從歷史哲學的層面，它告訴我任何歷史研究都是當代史，它所關注的問題以及所尋求的解決方案，都跟研究者和書寫者當下的社會情境息息相關。當然，上世紀九十年代讀《萬曆十五年》的時候，我還是個學生，還想象不出許多年後自己的人生軌跡會跟該書的作者有什麼交叉。後來去美國讀書，我主攻的是早期中國歷史和藝術史，跟黃仁宇探究的晚期帝國曆史畢竟隔得有些遠，因此也沒有太關注他的其他作品。但在他去世十多年後，我有幸在他生前效力過的紐約州立大學新帕爾茲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New Paltz，簡稱SUNY New Paltz）謀得了一份教職，入職之後還教過據説是黃先生離開之前教過的一門課，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説，我便成了黃仁宇的同事，儘管我們從未謀面，儘管我是在他離校三十多年、去世十多年後才步他後塵來到他工作和生活過的那個叫做新帕爾茲的小鎮。

《萬曆十五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

這種生活軌跡的交叉喚起我作為一個黃仁宇作品讀者若干年前的回憶，也因此激發我去搜集從熟悉他的人們那裏可能得到的關於他的點滴往事。有意思的是，這個過程在我到達新帕爾茲之前就開始了。得知我拿到了新帕爾茲分校的工作，一位在弗羅裏達大學任教的朋友建議我到任後多瞭解一下黃仁宇當年在那裏的遭遇，比如，他説，黃仁宇是在教授位置上被辭退的，這種情況在美國高校是比較罕見的，因為通常榮升副教授後就意味着拿到了終身職，拿到了終身職就等於取得了鐵飯碗，如果不出醜聞，校方連一名副教授都不敢辭退，更別説是教授。朋友還説，由於諸多方面的原因，黃仁宇講授的中國史課程選課人數不多，有時候，為能保證達到學校要求的最低開課註冊人數，他竟然不得不親自跑到學生宿舍央求貪睡的學生上他的課，等等，反正不像大家後來知道的在中國大陸引發“黃仁宇現象”或颳起“黃仁宇旋風”的《萬曆十五年》的作者那麼風光。我多少有些吃驚。讀其書想見其為人。我很難想象，能寫出像《萬曆十五年》這樣從容而遊刃有餘的作品，其人還會是不成功的人士。當然，著名教授需要親自去學生宿舍央求學生上課湊人數這樣的事，總是被染上軼聞色彩，這在我當時看來，總覺得未必是真實發生的。説實話，朋友説的這兩件事，直到我後來閲讀了《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才敢相信這些果然都不是空穴來風。

讀過黃仁宇回憶錄的讀者肯定會被書中的細節、作者的坦誠、深刻的自我剖析以及隨處可見的自我辯解打動。我對想真正想了解黃仁宇其人其書的讀者的建議，就是要細讀黃仁宇的這部回憶錄。這部回憶錄原本用英文寫成，但不知為什麼，英文版一直沒有出版。現在大家讀到的三聯版的《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是從英文稿本翻譯過來的。這部回憶錄對於黃仁宇的人生和作品，可比《太史公自序》對於司馬遷和《史記》。在託名為司馬遷創作的《太史公自序》和他給待斬死囚任安寫的《報任安書》的信中，作者自比於《周易》、《春秋》、《離騷》、《國語》、《呂覽》、《説難》、《孤憤》等偉大作品的作者，認為凡作文者，“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也就是説，人生不得志，或遭受不測之遇，故不得不發，不得不作；或者如王充所言，士有才華卻不得通經致祿者，才通過著述得以傳名，所以在最開始，作者並不是什麼榮光之事，而是被定義為遭遇不幸的人生失敗者。黃仁宇1980年完全被解聘，《黃河青山》作於1980到1983年之間，正是他失業之後志氣受阻、心有鬱結、在新帕爾茲這樣一個小地方日夜忍受似鈎芒在背般的羞辱和自責的痛苦時期，因此，雖然該書寫成之後屢經修改，希望去些憤懣之氣，奈何一個壯志難酬、憤憤不平、時而雄辯、時而沮喪的黃仁宇形象，每隔幾行輒躍然紙上，為自己的軍旅生涯、學術生涯、道路的選擇、作品的風格、甚至是自己的缺陷而辯護。這些辯護，比他的作品更能告訴我們他真實的思想、他的人生際遇、以及創作這些作品的過程中他所經歷的苦澀和辛酸。《黃河青山》裏的記事，下限截止到1983年，正好符合王充所説的事業失敗者通過著述以傳名的情形，反映的是一個鬱郁不得志的作為學者和作者的黃仁宇形象。

《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在這裏強調《黃河青山》對於瞭解黃仁宇的重要性，跟我一開始試圖通過新帕爾茲小鎮上的人們來了解黃仁宇的經歷有關。新帕爾茲是一個小地方，小到市民之間彼此都沒有秘密可言。舉個例子，2013年8月剛到此地，我就收到鎮上最好的比薩餅店寄來的致新居民的歡迎信，隨信還附有一張贈送整張意大利比薩餅的優惠券。黃仁宇在回憶錄中痛苦地提到，自己失業後，他的太太格爾連開車上街買東西都會感覺到人們在背後議論紛紛，甚至兒子班上的小學同學，也都能從父母那裏得知黃家的遭遇，這讓黃仁宇全家人都不得不忍受那種無處躲藏的痛苦。這種痛苦會莫名其妙地發生轉化，轉化成彷彿自己真的是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的那種羞恥。而這種羞恥感，沒有在新帕爾茲生活過的人恐怕並不能真正體會得到。

剛到新帕爾茲的時候，我想，在這樣一個大家彼此熟識的小鎮，認識黃仁宇的人一定不在少數。因此，我曾樂觀地以為，只要一提到Ray（黃仁宇的英文名），大家肯定都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明史專家。但到達新帕爾茲的當天，我就開始感覺事情可能並不像我之前想象的那樣樂觀。

那天，時任紐約州立大學新帕爾茲分校亞洲研究部主任的施瓦茨教授臨時接待了我。施瓦茨教授是個很健談的以色列人，新帕爾茲的老居民。因為他到大學工作比較早，所以我想當然地以為他會知道黃教授的不少軼事，因此晚飯之後聊天的時候，我就向他打聽黃仁宇的事。哪知道他頗感詫異，推説以後再談，然後就閉口不談學校裏的事情了。幾天後，我參加一個當地華人社區組織的聚餐會，偶遇新帕爾茲分校一位資深華人教授。他説自己很早以前就認識黃教授，黃教授活着的時候他還去黃家吃過飯，但當我説很想知道黃仁宇為什麼被解聘的時候，他的反應竟跟施瓦茨主任的一樣，沉默了一會兒告訴我説：這個我們以後可以找機會詳聊。這位教授是大忙人，辦公室的門幾乎總是關着的，見他並不是很容易的事，所以我後來一直都沒有鼓起勇氣敢再拿這個問題去叨擾他。倒是後來，到新帕爾茲一年多了，我自以為跟施瓦茨主任很熟了的時候，就斗膽向他打聽這件事。當時我們正在談論如何招徠更多的學生選修中文，我就説，我很想知道Ray當年是怎麼推銷他的“中國大歷史”課的，是不是因為選他課的人數量太少他才被解僱的呢？施瓦茨教授不高興地説：那一頁已經翻過去了，沒有人願意舊事重提，我只希望類似的事情永遠都不會再發生。

還有更讓人不可思議的事情。學校的歷史繫有一門中國古代史的課程，據説很多年沒有人教了，歷史系的系主任安德魯教授聽説我研究中國古代史，便問可不可以由我來給歷史系的學生上這門課。我猜想這門課或許跟黃仁宇有關，就答應了，但我提出一個小小的請求，即希望能參考過去講授這門課的教案和所用課本等方面的信息，同時，我請求安德魯主任能幫忙在系裏查找一下黃仁宇教授的相關資料，並強調説：只要是跟黃教授有關的信息，我都需要。

“誰是Ray Huang？”安德魯主任一臉茫然。

“黃教授是大名鼎鼎的明史專家啊，《萬曆十五年》的作者，他可是在中國搞歷史研究的人都知道的大學者啊！”我趕緊向他解釋黃仁宇在中國學界的學術聲望和學術影響。

紐約州立大學新帕爾茲分校

安德魯誠實地坦白，他是作美國史研究的，從未聽説過Ray Huang這個名字，但他願意讓教務秘書幫忙查一下，看歷史系有沒有Ray的資料，同時，他也會給自己的父親打個電話，因為根據我描述的黃仁宇在新帕爾茲分校任教的時間，他估計那時候他父親也在這個學校教書。

第二天，安德魯給我打電話，告訴我係裏沒有任何關於黃教授的資料，“真的，一丁點也沒有，”他似乎感覺到電話這端有些不相信他的話。不過他接着説，他的父親確實記得新帕爾茲亞洲史研究專業被砍掉的事情，而且確實記得當時有一位研究中國歷史的亞裔教授被解職。我説被解職的就是我們的黃教授。“很抱歉”，安德魯説，“他當時一定感覺糟透了。”緊接着，幾乎是用跟施瓦茨主任同樣的語氣，他説：“你要他的信息做什麼用呢？事情畢竟過去這麼些年了，我們應該向前看。”

是啊，我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呢？如果説一開始我是好奇，覺得這麼有名的教授被解職是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以至於忍不住去猜測解職的背後是不是有着諱莫如深的原因，那麼在紐約州立大學新帕爾茲分校工作了兩年之後，我開始覺得自己能夠體味到黃仁宇當初的痛苦了，而且似乎實地弄明白他被解聘的原因了。當然，在這篇文章裏，我個人的故事並不重要，但簡要交代幾個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作為了解黃仁宇當時處境的背景，其實很有必要。

第一件仍然跟我為歷史系學生上的那門中國古代史的課程有關。安德魯跟我通過電話不久，我有機會跟歷史系的另外一位研究中國的教授聊天。我問她知不知道上一次教這門課的教授是誰，有沒有可能是Ray Huang。她想了想，説，她記得之前是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一位老師教過這門課，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她説，但更早是誰她也不清楚。

“也許跟Ray有關係吧，”聽了我的猜測，她回應説，“不過，這畢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於是我順便問起她知不知道Ray為什麼被解聘。她説，那是新帕爾茲分校亞洲研究專業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這跟學校高層的立場、視野和工作作風有關，然而不幸的是，領導層普遍的專斷和無能恰恰是這所學校傳統的一部分，可以説一百年不變吧（SUNY New Paltz的校史一百年多一點）。當然，她説，這或許跟Ray的個人情況也有些關係。比如，學校當局表面上鼓勵教員個人拿校外的資助搞科研，説這是既有利於提高教員個人的教學科研水平、也有助於提高學校的知名度的好事，但事實上他們並不真的這麼認為。Ray因為時常得到校外科研機構的資助，可以用錢買時間搞科研，因此很長時間不用教課。但一個人的方便往往會是他人的負擔。因為系裏要想辦法僱用代課老師，這在客觀上增加了他人的工作量，所以像Ray這樣拿到很多資助的人就很容易令人憎恨，甚至激起公憤。當然，她補充説，Ray的英文好像比較生硬，講的內容大家又不熟悉，所以有時候學生聽不懂他講的東西，這就必然導致選課人數的下降。學校當局並不懂明史，根本不關心明史是什麼，他們甚至在地圖上連中國或者北京在哪裏也不知道，他們唯一能理解和關心的就是選課人數的多少。畢竟，她説，新帕爾茲分校是一所以教學為主的學校，過去是，現在也是，就研究水平而言，中國史的研究既膚淺又邊緣。

《萬曆十五年》英文版書影

不知為什麼，她的話讓我想起來我服務的語文文化系主任唯一一次光顧我辦公室時的場景。那時我剛剛搬進辦公室，寫信詢問系主任有沒有多餘的書架放置我的藏書。我的書比較多，靠牆碼三重一直碼到天花板。她在門框邊看着高高的書牆，並不走進來，不知是對我説還是自言自語：“你看，終於來了一位學者。”之後，她雖然答應幫我忙找書架，但並不理會我後來的催問，儘管我有好幾次告訴她隔壁空閒的房間裏確實有閒置的書架。

當然，更令人匪夷所思的還有，發生在我晉升終身職過程中每兩年進行一次（通常在入職第二學年的第一個學期開始）的教學和科研評估的時候。按規定，先是由語文文化繫系主任和亞洲研究專業的主任跟我談話並瞭解我的科研、教學和學術服務狀況。他們先看了我的教學成績，學生評估成績將近滿分，二人均表示很滿意。當我介紹自己的學術發表情況時，不知道為什麼，介紹到第四或者第五篇論文的發表狀況時，語文文化繫系主任瑪麗把頭掉轉向窗外，而施瓦茨主任則忽然打斷我，説：在我們這樣一所以教學為主的學校裏，六年發表三篇文章就足以榮升終身職了，因此你也就沒有繼續往下介紹論文發表狀況的必要了，“誰都知道你很會寫文章，但是……”施瓦茨目光炯炯地注視着我，“這意味着，很顯然，你在學術服務方面做得不夠。”

我多少有些吃驚。記得在我剛來到新帕爾茲分校的時候，就是在同一個房間，同樣的地方，兩位主任一起告訴我説，根據學校長久以來形成的不成文規定，為保護新來的同事，原則上終身職崗位的老師第一年沒有學術服務的硬性要求。不過，儘管有這樣的規定，我還是承擔了不少服務工作，而這些工作有些是跟施瓦茨主任一起完成的，有些是他直接託付我做的，有些則是我自願參加的。事實上，他根本沒有給我機會來介紹我到新帕爾茲後為學校、學生、甚至新帕爾茲公立圖書館所做的服務。

“您能舉例告訴我哪件事我應該做卻沒有去做嗎？一個例子就行。”我沒有忍住，開始反擊。

“比如……”施瓦茨主任的舌頭和講話時上揚的手僵在了空中，臉憋得通紅。我和瑪麗主任都在等待那個例子。等候的時間或許不到半分鐘，但感覺像過了半個小時，氣氛陡然間變得凝重而緊張。

“那我就先説説我做了哪些服務工作吧。作為‘亞洲研究學生宿舍中西知行合一俱樂部’的指導教師，我幫助學生完善了規章制度並且組織了兩次集體活動；為配合教學，我和另一位中文老師組織了全校範圍的“漢語口語實踐小組”，每禮拜三利用課餘時間幫助學生練習中文口語；在您的請求下，我無償為新帕爾茲分校參加紐約州教師資格考試的學生翻譯了相關文書；此外，我還向新帕爾茲公立圖書館的孩子們介紹中國童話故事，為他們朗讀了《小蝌蚪找媽媽》……”説着，我遞給了施瓦茨主任一張記錄了我過去一年多一點的時間裏學術服務活動的列表，他停在空中的那隻尷尬的手終於可以活動了。我覺得是我救了他。

“即使你可以列出更多的服務活動，施瓦茨主任仍然有權力認為你學術服務方面做得不夠，”系主任瑪麗冷冷地説，“因為學術服務做得夠好不夠好自有其評判標準，這個標準是我們制定的。”

她説的“我們”指的就是他們自己，兩位主任本人。也就是説，我做得夠不夠、好不好全看這兩位怎麼看、怎麼説。

《中國大歷史》英文版書影

兩個禮拜之後，他們對我的評價報告出來了，內容基本一致。兩個人都説我頂撞領導；學生對我的教學質量打分，滿分一百，我得到九十七，瑪麗放過這九十七，目光聚焦在剩下的百分之三，拿其中一位學生説我上課講話有點快説事；當然，兩位都説我過於追求發表文章搞科研，因而忽視了學術服務；更有意思的是，我在個人陳述中提到了我研究《左傳》的一篇文章，説是即將發表在《亞洲醫學》雜誌，並附上該刊主編給我的電子郵件為證，但不知道為什麼，兩位主任硬説我的這篇文章還沒有被雜誌社接受。我於是拿着評估報告請教系裏的資深教員。讀了他們的報告，這位教員建議我立刻去找人文學院院長説明事實真相。院長履新不久，她認真看過我提供的證據，説一定會為我主持公道。不過，院長的話也不能相信，在她提交給校學術委員會的評估報告中，似乎忘記了之前跟我的談話，只是綜合了兩位主任的報告內容而已。儘管由學校資深教員組成的校學術委員會對院長和兩位主任的報告提出了質疑、並且高度評價了我的學術表現，學年結束後的那個暑假，七月份，我回國探親的時候，收到了校長簽發的對我的各方面表現的最後評估。這份評估重申了院長和兩位主任對我的評價，而且着重強調了三份報告中指出的我“謊報”學術論文即將發表一事，認為我的陳述有違背學術誠實之嫌。但真實情況是，在校長簽發那封評估報告的幾個月之前，我的那篇論文就已經印刷出版了。很顯然，校長辦公室無視語文文化系教員委員會和學校學術委員會的意見，只信任兩位主任和人文學院院長的報告，連上網檢索查對核實的工作都懶得做。校長報告的最後決定是，把對我的第二次學術評估時間提前一年，也就是説，兩位主任莫須有的指控成了我的污點，因此不是像正常評估程序的隔一年，而是在緊接下來的一年就要對我的表現繼續進行評估。

我當時覺得這個結論是對我的羞辱。現在也還這麼認為。羞辱我的原因，我至今也沒搞明白。

但那個時候，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前輩，黃仁宇。

近四十年前，同一個校園。雖然當時是不同的系主任、不同的學院院長、不同的教務主任和不同的校長、副校長，如果黃仁宇當時也收到了一份評估報告，他面對的一定是跟我收到的這份類似。在回憶錄裏，他説，像我一樣，他也找領導談話反映事實真相了，但一開始，得到的也是像我從人文學院院長那裏得到的類似的允諾，“你沒有必要擔心，Ray，你的位置是安全的。”然而最終我們面對的都是一紙無法改變的判決，傳達的都是一個我們無法推翻的決定，無論這個決定是尊重還是有悖於事實。當然，我比他幸運，沒有像他那樣被解聘，而且我得到了新帕爾茲分析全體教員的強大支持，但我和黃仁宇的遭遇、我們承受的結果的性質是一樣的。這讓我恍然大悟。我不僅因此理解了黃仁宇為什麼被解聘，而且推廣開去，也明白了他的學術，他的“中國大歷史”觀念形成的初始原因、內涵以及因此他在美國東部學術圈裏遭遇到的那些一直讓他百思不得其解的蹊蹺事。

這層感悟，除了我作為黃仁宇的同事在這個位置上跟他有類似的體驗，還跟黃仁宇在回憶錄中坦白的他當年所處的教學、科研環境和當時美國社會的思想狀況有關。作為一名前國民黨軍官，戰敗的恥辱以及戰後美國民眾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反感，無時無刻不在敦促黃仁宇反省國民黨失敗的原因。國民黨的失敗，不但讓價值數以億元計算的美元援助和無數戰略物資支持打了水漂，而且觸及到了美國經濟和軍事援助的正義性問題。儘管作為副官，黃仁宇曾經有機會接近國民黨軍事權力機構的最高層，但他自己畢竟不是國民黨高官，更不是政策的制定者，因此國民黨慘敗這口黑鍋，不應由他來背。不過，美國的普通老百姓可不這麼看，大學裏的教員和學生也不這麼看，他們所討厭、甚至憎恨的國民黨畢竟離他們很遠，而且對他們來説還有些抽象，而黃仁宇，作為一名直接參與了當時戰爭的前國民黨軍官，就在他們面前。他理應是他們表達不滿和憤怒的靶子。因此要講述中國歷史，這是黃仁宇在課堂上首先要面對的挑戰：

“黃教授，如果國民黨真像你説的那樣進步、那樣主持正義，怎麼會那麼快就被從物資和軍事裝備等各方面都落後於國民黨的共產黨打敗呢？”

而課下，他的同事們，儘管並非中國問題專家，也隨時準備跟他辯論：“Ray，你必須承認，你説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好話，是由你的前國民黨軍官的身份決定的。這是你的偏見，也是你的侷限。”

同事和學生們的問題，與其説是學術探討，還不如説是對黃仁宇研究中國問題立場的質疑。他們認為，黃仁宇之前的國民黨軍官的身份，讓他難以保持一個學者應有的客觀態度。

學生們提出的問題，也是困擾黃仁宇自己的問題。他從自己的明史研究中找到了回答學生問題的靈感。他將明末政治形態看成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縮影。這一政治形態，可以用他在《萬曆十五年》裏抽象出來的社會上層和下層構成的潛水艇式三明治形象來形容：即上下層之間缺少同期歐洲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的那種中層粘合劑，也就是圍繞金融系統形成的一整套可以用數字進行測量的社會和政治組織機構。中國傳統社會通過建立以突出龐大的官僚集團的個人品德修養為特色的價值體系來維繫上下層關係，但與以數目字為中介的管理方式相比，通過意識形態和道德説教、通過宣揚官僚集團的節儉品質來經營帝國是低效的管理方式，不足以維繫整個社會的有機運轉，這就必然造成了中國傳統社會最高權力和下層民眾的分離，因此無一例外最終都會導致整個社會的失控、動亂乃至改朝換代。在黃仁宇看來，國民黨繼承的就是這樣一個有待通過數目字化進行整合的傳統社會，但是軍閥混戰和漫長的日本侵華戰爭最終導致國民黨喪失了這樣一個整合的機會，以至於當蔣介石通過對日宣戰的方式將整個國家至少表面上統一起來的時候，不少地方的税收使用的還是明代的土地和人口信息。但是共產黨則不同，他們是農民的政黨，通過土地改革，從社會的最底層逐步逐級建立起自己的政權，可以説是踩在悲劇地充當了歷史過渡角色的國民黨的肩膀上，成功地消除了中國傳統社會千百年來上層和下層社會的隔離狀態；共產黨政權在戰時的高效運轉，使他們能夠在短時間內迅速動員起大量戰爭資源，因而最終成功地取代了國民黨，走向勝利。

黃仁宇提出的中國大歷史觀念，簡單點説，就是將以上所描述的造成中國政治形態的潛水艇三明治式結構的中國官僚管理的特點推及對秦漢以來歷代王朝問題的研究，並希望最後可以用來回答為什麼歷史上科技的發展沒有引導中國像西方社會那樣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在黃仁宇看來，對意識形態的過度強調和強大的“偽裝能力”，讓龐大的官僚管理將無法解決的問題變成了美學和神學問題，而不是其實質的經濟或社會問題，這樣就不可避免地讓傳統的治國之道帶上了半宗教性質，也就無法形成西方資本主義那種以金融系統為中心的數目字管理模式。

有了這樣一把解釋中國史和中國問題的鑰匙，黃仁宇開始對自己開設的中國史課程有信心了。他認為，對於像新帕爾茲分校這樣美國東部文理學院的本科學生而言，因為他們對中國歷史並不熟悉，所以一定要找到一條“大歷史”的線索，像一把同時能打開很多門的萬能鑰匙，這樣才能幫助他們打開對他們而言仍然是神秘中國的大門，從而提綱挈領地達到了解神秘中國的目的。因此他為自己的課寫了一本教科書，題目就叫《中國並不神秘》。雖然他對這本書期望值很高，而且當時也的確有出版者對他的書感興趣，但最終這本書沒有通過匿名評審。根據出版編輯的建議，他提供了一份包括幾位東海岸常青藤名校裏的中國研究學術權威的名單，希望通過他們的支持來挽救該書的出版。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最初宣判該書死刑的匿名評審者的名字，就出現在黃仁宇提供的這份救援名單中，他就是黃仁宇引以為知己的耶魯大學教授芮沃壽（Arthur

Wright）。黃仁宇驅車直奔芮教授家，幻想着通過面對面解釋能夠説服他改變對本書的看法。芮教授認真聽完了他的解釋，不但沒有被説服，而且慈祥地勸他回頭是岸，“別再固執了，Ray，這本書是沒有希望的，為什麼不幹點別的呢？”

​黃仁宇著作外文書影一覽

這件事讓黃仁宇明白了誰才是這個領域的主人。顯然他自己並不是。箇中原因，除了他執教的新帕爾茲分校無法跟哈佛耶魯相比，還跟他不夠美國有關。二戰以後，西方漢學研究的中心從歐洲轉移到美國，變成了美國高等教育體系區域研究的一部分。不久前聊天的時候，一位美國同行曾經不無自豪地對我説：“漢學是我們（西方人）的學問。”他這麼説的時候，我不由自主地想起瑪麗主任的話：你表現怎麼樣，我們説了算。黃仁宇一定也深切地領悟到了這一點。這是多麼痛的領悟啊。在他看來，他的歸化不可謂不徹底：不但放棄了自己的國籍加入了美國籍，而且娶了美國太太，跟美國人生了孩子，作了美國人的爹，開美國車，吃美國飯，住美式洋房，用美國人使用的語言教學、工作和寫作。但即使這樣，在別人眼裏，他仍然不夠美國。他身上的中國文化基因，本來是漢學研究的對象，如今儘管他心悦誠服地歸化了，不但變成了法律上的美國人，而且連自己也覺得自己很美國了，但他受之前文化的塑造並從中走出來，就像他新帕爾茲分校的同事所指出的：他的身份決定了他無法保持一個研究者應有的客觀態度。當然，對美國人來説，像黃仁宇這樣的學者的視角也很重要。但他必須要守規矩：當時引領中國研究風氣的是個案研究，講究對數據的列表和分析，而不是像他所鼓吹的大歷史，而經濟史研究不能越界到思想史領域，正像明史研究不要踩元史研究的腳。《中國並不神秘》胎死腹中，眾多原因當中，恐怕跟黃仁宇研究中不識時務的越界不無關係。因此，芮教授直言不諱：我槍斃你的書稿，其實是在幫你。

現在回過頭去看，最開始的時候黃仁宇通過費正清拿到的那個研究項目之所以失敗，恐怕跟《中國並不神秘》一書出版夭折的原因類似。委員會的各位專家期待的，是一部能夠通過沉甸甸的數據支撐起來的講求實證的作品，一項讓有能力閲讀《明實錄》的學者耙梳原材料、並通過分析相關濟學史料而展開的明代經濟史研究。但在黃仁宇看來，他的“務實”的西方同行們過於關注研究材料中關於法規、土地、人口以及價格等方面的信息，完全漠視思想史因素在傳統中國官僚管理中的特殊作用，因而看不到他們關注的數據背後的傳統政治形態的半宗教性和意識形態化、以及整個官僚集團在處理具體社會和經濟問題時的虛偽性。從這個角度來看，芮沃壽教授當初槍斃《中國並不神秘》，或許真的是出於對黃仁宇的愛護和幫助，至少在當時美國的中國研究語境下是這樣。而這個語境，是由當時常青藤學校的一批學術權威設定的。無論黃仁宇感覺自己多麼正確，他必須要認同這個語境、並在這個語境下采用合乎潮流的方法展開自己的研究、生產出合乎時宜的學術成果。只有這樣，他才會被同行認可，才會變得更加美國。

凡是知道黃仁宇的人，無論是見過他本人還是通過讀他的書，無論贊成還是反對他的觀點，大概都不會否認他對自己研究的認真和在學術方面的勃勃雄心。過了而立之年跟小他十好幾歲的本科生同班聽課、寫作業，沒有學校資金支助的時候，就放下架子去做家政、去加油站打工，一直到十多年後，在將近知天命的時候才拿到博士學位參加工作，這些事情，都不是一個沒有遠大志向的人所能完成的。如果沒有堅定的目標和強大的動力，如此漫長的求學生涯足以消磨掉哪怕是一個堅強的人的意志。而意識到自己的年齡，黃仁宇比一般學生和學者更具有緊迫感和使命感，就像他在回憶錄中説的那樣，他必須利用新帕爾茲分校靠近哈佛、耶魯等美國東部藤校的地理優勢，通過跟那些學校裏有影響力的教授搞好關係，通過他們手裏

的資源，制定計劃並抓緊時間寫出高含金量的學術著作，從而儘早確立自己在中國史研究領域的學術地位。一開始的時候，如他所願，在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的幫助下，他順利拿到了研究項目經費，得到了圖書資源，整個學期都無需教課，而將精力集中在研究和寫作上。當然，就像上面提到的，那個項目最後沒有像他一開始樂觀估計的那樣按期完成，黃仁宇在回憶錄中也曾抱怨過自己得不到像常青藤學校的學者們可以相對容易地得到的機會，然而跟新帕爾茲分校的其他教員相比，黃仁宇申請到的校外資助已經夠多了。像前面新帕爾茲分校的那個同事提到的那樣，在這樣一所以教學為主的學校，黃仁宇想盡辦法為自己的研究找錢找時間，就不可避免地成為系裏的麻煩，因為他不在學校上課的時候，系裏要負責為他找到相應的代課老師。不幸的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美國並沒有多少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因此黃仁宇缺席的時候，他的課恐怕沒有那麼容易找到人來代教，這最終必然會影響到黃仁宇作為一名教師在新帕爾茲分校的地位，這恐怕也是學校當局解僱他的部分原因。

青年時代的黃仁宇

國民黨軍官

雲南省某地駐軍連長

曾受命到緬甸和印度

參加對日作戰

2016年回國之前，我會經常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即在過去的幾十年裏新帕爾茲的中國研究專業有沒有什麼改變。我不知道如果黃仁宇還活着，他會給我什麼樣的建議。但通過閲讀黃仁宇的回憶錄，我感覺我當時的處境並不比他好。如今，儘管來自國內的留學生數量呈逐年增長之勢，儘管中國對美國的影響越來越大，尤其是對中文感興趣的美國人越來越多，但在新帕爾茲這個地方，對中國歷史感興趣的人依然有限。隨着美國政府和媒體對中國的報道越來越負面，在過去的幾年間，我注意到新帕爾茲分校選修中文的學生數量也在逐年減少。正像我的一位教法語的同事告訴我的：雖然新帕爾茲被稱為一個自由的地方，但事實上只有表面上一小層薄薄的自由。在日常生活中，表面上的這一小薄層自由無法掩蓋現實存在的種族偏見、實質上的保守和人們心中的不寬容。比如説我的系主任瑪麗，她想盡一切辦法阻止我申請研究經費，無論是來自校內還是來自校外的。我的一項研究課題，在紐約州立大學系統評估委員會的初評中得到很高的評價，我也被告知這一課題獲得研究經費的可能性非常大。但該課題在最後的評審中需要徵求申請者所在院系領導的意見。瑪麗寫到：張教授的課題看上去很有潛力，而且，如果果真像他説的那樣，最後的研究成果也將非常可觀。但是，我擔心這項野心勃勃的科研計劃會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他的教學。而人文學院院長的意見，則在預備好的套話之後加上一句：請參考系主任的意見。因此，最後的結果也就不言自明瞭。

我曾經也像黃仁宇一樣迷惘困惑，問身邊的同事為什麼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有同事説是因為瑪麗的嫉妒。我覺得這不太可能。畢竟，瑪麗在新帕爾茲分校工作十幾年，在學校的地位已經非常穩固，她怎麼會去嫉妒一個剛剛畢業的窮博士呢？同事反問：嫉妒還需要理由嗎？再説了，你第一年發表的論文就足以用來評選這裏的終身職了。所以，一位真正關心我的同事給我的誠懇建議是，如果我想以後在這裏順利地混下去，就應該立刻明智地隱藏自己的學術成果。我不可以比他們還好，更不能好很多。

當然，最終選擇回國，跟瑪麗和施瓦茨由於嫉妒或是別的什麼原因給我的研究和教學造成的不良影響好像並沒有多大的關係。緊接下來學校對我的評審進行得非常順利，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的個人陳述讓院長和校長良心發現、終於意識到他們前一年被瑪麗和施瓦茨的評估報告誤導了。我中止為美國服務，更多地跟我的人道主義立場有關。如今的這個世界，財富前所未有地豐富，也前所未有地集中，中東持續幾十年的戰亂——伊拉克的被顛覆、利比亞的混亂、敍利亞的戰亂以及由此引發的歐洲難民潮，尤其是網上流傳的僵卧沙灘的敍利亞小難民艾蘭·科爾迪（Aylan

Kurdi）的照片，讓我重新思考這個曾經代表人類夢想的國家在所有這些災難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確，我在美國的收入不高，但我難以接受自己繳納的税款——無論多麼微不足道——變成戰場上的子彈、變成伊拉克、敍利亞和世界其他地區不穩定的根源。我甚至想，美國已經不是美國人民的美國，而是少數幾個大金融家、大資本家和大軍火商組成的大財團掠奪全世界的工具。這有限的幾個大財團正是通過金錢、現代科技和美國強大的軍事手段，迅速地將整個世界勻質化、數字化，以方便其實現對全世界進行控制和掠奪的目的。

這使我想到了黃仁宇的大歷史概念的核心問題。當他將中國社會的問題歸罪於官僚集團管理國家模式的弊端，他是站在資本主義優越性的立場上為解決中國問題尋找答案的。正因此，他找到的答案並不出人意料：在他看來，與傳統中國的官僚管理體制相比，資本主義數字化管理方式更高效，因此中國現代化的前途也就明朗了：我們的明天就是美國的今天。如果黃仁宇能活到今天，不知道他還會不會為自己預言的實現而歡欣鼓舞。而我最擔心的，是全世界的富人聯合起來，用他們的資本對全世界進行肆意的掠奪，讓窮人更窮，富人更富。日新月異的電子信息技術為資本的擴張提供了便利，從而使資本超越國界、超越地緣政治而擁有對整個世界的絕對統治成為可能。而促成這種可能性的最本質的條件，就是黃仁宇在其大歷史觀念中強調的數目字管理方式。人類在這個世界上建立文明社會的幾千年中，從沒有哪一個時代像今天這樣，見證人們如此普遍而深入、如此迫不及待地對自己實行數目字管理。在數字化、大數據、以及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開始挑戰人類本身地位的人工智能的時代，個人被抽象成一個冷冰冰的數字，可以被蒐集、被遙控、被編輯，而人與人、國與國、文化與文化之間的差異，就在這個數字化的過程中被忽略、被消滅掉了。舉個例子，輸出民主就是這個數字化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因為民主本身實質上是一個數字的遊戲，伴隨民主輸出的是價值觀的打包輸出，這個輸出和傳播的過程，就是將整個世界勻質化以便進行數目字管理的處理過程。

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概念，尤其他主張的對國家進行數目字管理，是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送給中國史學界的一個禮物。這個禮物，出乎黃仁宇意料，超越了歷史學界而被中國的廣大讀者熱烈地接受了，因為當時的中國還沒有他宣揚的數目字管理所代表的一整套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與他在中國短時期內得到大眾認可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美國，尤其是黃仁宇工作和生活過幾十年的紐約州新帕爾茲鎮，這位宣揚鼓吹中國大歷史概念的明史專家卻幾乎不為人所知。其中的原因，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即黃仁宇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原本就是一種單方向輸出的模式；相對於輸出一方，接受一方理應對對方的施與作出更強烈的反應，尤其當送來的禮物正是接受禮物的一方本身缺少的時候就更是這樣。而對於輸出方自己，輸出的東西已經司空見慣，而且正在被升級版的控制財富、控制權力的工具和手段代替，所以就顯得不足為奇。或者更通俗地，就像一句英語俚語中所説的：One man’s trash is another man’s treasure，直譯過來就是：一人眼裏的垃圾，卻是他人心中的寶貝。

*文中圖片均來源於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