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到世界舞台中央，可知有多險_風聞

    公元八世紀，歐亞大陸自西向東矗立着三個盛極一時的龐大帝國，拜占庭、阿拉伯和大唐。

    天寶十年（751年），大唐一支遠征軍深入中亞，與阿拉伯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邊防軍隊在怛羅斯城——大概現在吉爾吉斯斯坦與哈薩克斯坦邊境地區——展開了一場期短而慘烈的接觸戰，結果唐軍大敗。

    俗話説，勝負乃兵家常事。可是，千餘年來，關於這場古代亞歐大陸東部與中部的局部小衝突，有人要麼諱莫如深，要麼爭議不斷，究竟為何。

    具體回看一下這場戰役的前因後果。綜合中國史書記載，怛羅斯戰役的導火線，是大唐的西域藩國石國“無番臣禮”。因此，鎮守西域的安西節度使、大唐名將高仙芝領兵征討，石國請求投降，高仙芝假意允諾談和，趁其不備攻佔並血洗石國城池，虜獲石國國王獻俘於朝廷而後斬首。僥倖逃脱的石國王子向阿拔斯王朝求救。

    高仙芝決定先發制人，主動進攻黑衣大食。其所率軍隊，不僅包括安西都護府下轄四鎮的正規軍，還有葛邏祿部（中亞一突厥遊牧部族）及拔汗那國（漢朝時稱大宛）的軍卒。高仙芝就是率領了這樣的一支聯軍，越過葱嶺，長途奔襲，最後在怛羅斯與黑衣大食軍隊遭遇。

    這段史實在兩百多年後的《資治通鑑·卷216》有過粗略的記載，“高仙芝之虜石國王也，石國王子逃詣諸胡，具告仙芝欺誘貪暴之狀。諸胡皆怒，潛引大食慾共攻四鎮。仙芝聞之，將蕃、漢三萬眾擊大食，深入七百餘里，至恆羅斯城，與大食遇。”

    另據史料記載，恆羅斯之戰時，阿拉伯帝國東部邊陲重鎮呼羅珊以東諸國是支持並聯合阿拉伯對抗唐軍的。

    史載戰鬥持續五日。初始，唐軍佔了上風，但隨後雙方陷入僵持，大唐聯軍中的葛邏祿部臨陣倒戈，投向大食。高仙芝因此受到兩面夾擊，無力支撐，無奈收攏殘部回撤。此役唐軍損失慘重，安西都護府2萬精鋭部隊幾乎全軍覆沒，陣亡和被俘各自近半，只有千餘人得以生還。

    時至今日，史學家和學者們對怛羅斯之戰的爭議主要圍繞以下幾點：

    一、戰鬥力量方面，大唐遠征軍和阿拉伯軍隊的參戰人數到底是多少。阿拉伯軍隊十餘萬眾似乎確定無疑，而就大唐軍隊，有説三萬，也有説七萬。因為戰敗而回的兵將僅千人，出去的到底有多少，茲事體大，事關國家顏面，後世爭論不休情有可原。

    二、國際關係方面，唐朝與阿拉伯的雙邊關係是否直接受到負面影響。不少史學家肯定説沒有。最直接的證據，唐朝留檔文獻《冊府元龜》記載，戰後6年期間，每年均有阿拔斯使臣來朝，前兩次是來講和的，而後753年一年中又來了四次。還有史學家舉證，戰後第四年（755年）“安史之亂”爆發，阿拔斯王朝曾派兵助唐朝平亂。

    三、地區局勢方面，是否導致中亞大部及西域開啓伊斯蘭化歷史進程。眾多史學家亦一口咬定，戰後，唐朝仍未失去對西域的控制，失控那是戰後四十年才變成事實。

    四、經濟損失方面，造紙核心技術是否因此戰役而被阿拉伯世界所得。有人説是，也有人説不是。

    據《全球通史》記載，被俘唐軍士兵中有從軍的造紙工人，阿拉伯人將這些造紙工人帶到中亞重鎮撒馬爾罕，讓他們傳授造紙技術，並建立了阿拉伯帝國第一個生產麻紙的造紙廠。在怛羅斯之戰中被俘的有唐代著名史學家、宰相杜佑的侄子杜環，後來輾轉歸國。在杜環的回憶錄中，記載了這段故事。

    反駁者引用英國漢學家李約瑟的話指出，早在650年造紙術就已經傳入中亞的撒馬爾罕。到了707年，紙張已在阿拉伯半島麥加被阿拉伯人使用。反駁者還例舉了烏茲別克斯坦和匈牙利近年的學者研究。當然，反駁者多數是中國學者。

    我以為，圍繞怛羅斯之戰的諸多爭議，尤其是上述四個方面，都不該成為後世研究和討論的重點，甚至上述諸方面有意無意地模糊了問題的核心，轉移了真正的焦點。關於這場戰役（或衝突）其核心應該是，失敗原因的深刻檢討以及對外部世界的重新認識。

    先來檢討，為何失敗。失敗之中是否可以看到國之將傾的巨大危機。

    《資治通鑑》是一部很老道的史書，作者司馬光借史説事勸諫帝王的用意是明擺着的。儘管説道的是前朝事，司馬光還是謹小慎微。提到怛羅斯之戰，司馬光不經意地用了半句話便涵蓋不可明言的敗仗內情“仙芝欺誘貪暴，諸胡皆怒”。

    高仙芝的欺誘無需多説，貪暴也是不爭的事實。史載高仙芝血洗石國，掠走男丁，屠殺老人、婦女和兒童，搶奪財物。石國是如何“無番臣禮”不得而知，但是西域諸國卻看到高仙芝日夜不停往家裏搬運財寶。可以説，“仙芝欺誘貪暴”將“天可汗”唐太宗的民族政策破壞殆盡，致使西域各國人心所向悄然生變。

    不僅如此，高仙芝還十分自大和狂妄。高的自大與狂妄有其資本。天寶初年，吐蕃以武力迫使小勃律（今克什米爾的吉爾吉特）娶吐蕃公主。小勃律國地處吐蕃通往安西四鎮的要道。天寶六年（747年），高仙芝率唐軍步騎一萬長途遠征，用百餘日到達連雲堡（今阿富汗東北的薩爾哈德）。連雲堡地勢險要，且有萬人吐蕃兵防守，唐軍作戰神勇，僅半天時間攻佔了該城，留3000人鎮守，率不足7000人繼續北上，最終平定小勃律。此役之後，唐軍在西域威名更盛，高仙芝也被提拔為安西四鎮節度使。

    欲複製小勃律之功的高仙芝竟貿然率3萬之眾深入此前從未踏足的胡地，征討正處鼎盛時期的阿拔斯王朝。值得注意的是，高仙芝率軍攻打恆羅斯為何要與葛羅祿部聯軍？史書沒有記載，後人推測，葛羅祿部曾佔據恆羅斯城，對大食腹地情況較熟悉。

    高仙芝在歷史上是一代名將，並非與其同時代的李林甫、楊國忠等奸惡之流，或許正因為此，後人不忍多言其失。中國傳統士大夫歷來有為尊賢者諱的心理，然而，或許也正因為此，高仙芝的怛羅斯戰敗未能引起足夠的警示。

    第一，怛羅斯戰敗之因可以窺見“安史之亂”的端倪。

    史家定論，“安史之亂”直接導火索是楊國忠與安祿山之間爭權奪利的鬥爭，其性質是中央與地方割據勢力的矛盾鬥爭。內亂之前，經太宗、高宗和武則天三代帝王治理的大唐呈現了前所未有的盛世。大唐疆域達到了歷史最大版圖，而割據邊疆的節度使們手握大權，坐擁土地、人民、財賦和軍隊，四處出擊，不可一世，已經形成了外重內輕、尾大不掉的局面。

    據唐代著名史學家、宰相杜佑記載於《通典》，“開元、天寶之際，宇內謐如，邊將邀寵，競圖勳伐。西陲青海之戍，東北天門之師，磧西怛邏之戰，雲南渡瀘之役，沒於異域數十萬人。天寶中哥舒翰克吐蕃青海，青海中有島，置二萬人戍之。旋為吐蕃所攻，翰不能救而全沒。安祿山討奚、契丹於天門嶺，十萬眾盡沒。高仙芝伐石國，於怛邏斯川七萬眾盡沒。楊國忠討蠻合羅鳳，十餘萬眾全沒。”

    一個個在外“欺誘貪暴”成性的好大喜功之徒，在內豈能在天子腳下安於一室，安守本分。與此同時，統治集團日益腐化，社會深陷重賦沉痾，統治集團內部將在外的戰火引家園已是不可避免。

    第二，作為盟友的葛羅祿部反水，根本原因在於民族宗教認同。

    怛羅斯戰役黑衣大食主帥是阿拔斯帝國的呼羅珊總督艾布·穆斯林，其人在阿拔斯家族起義推翻伍麥葉王朝（白衣大食）的改朝換代中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在呼羅珊（今伊朗東北的一地區），大批的阿拔斯王朝或者更準確地説艾布·穆斯林的追隨者，與其説是虔誠的穆斯林，毋寧説是在最後關頭才改信伊斯蘭教的波斯語系各族羣，信仰對他們來説更多的是一種推翻阿拉伯人威權的工具，又或者是凝聚人心、改造組織，去征服新天地的武器。《世界通史》評論此為“狡猾的政治手腕”。

    由此可見，艾布·穆斯林麾下武裝力量所藴含的潛力驚人，對中亞諸小國而言無疑是一個開放的有吸引力的體系，參加它意味着能夠分享到更多戰勝的榮耀和實利。與之相比，成為大唐藩屬並沒有太大的好處。所以，葛邏祿部臨陣倒戈、投向大食的原因大概率是其認同艾布·穆斯林的隊伍和宗旨。這一點，俄羅斯學者巴爾托里德在《中亞簡史》中記載，葛邏祿人尚黑，或許正是投順阿拔斯王朝後使用阿拔斯黑旗。但是，高仙芝顯然未能預見“蠻族性情不定、善變”是常態這一點。

    第三，阿拉伯帝國主動講和，其實是東征心有餘而力不足。

    根據阿拉伯史料記載，阿拔斯王朝建立後，一直忙於解決內訌、叛亂以及與西方帝國的衝突。

    比如，追殺前朝伍麥葉家族後人是新王朝的急務。那個時候，歐洲的西班牙是阿拉伯帝國最偏遠的省份，在伍麥葉王朝搖搖欲墜之時，西班牙總督有心獨立卻心有忌憚。755年，伍麥葉家族一位年輕王子輾轉逃到了西班牙，欲藉此地重振旗鼓。阿拔斯人不能容忍伍麥葉人的餘孽在西班牙興風作浪，於是發兵討伐。兩年後，西班牙最終還是脱離了阿拔斯王朝的統治。阿拉伯帝國新主人處理“家務事”捉襟見肘可見一斑。

    第四，、古代中國通商西域，其本質是為地緣政治服務，而非構建地緣經濟格局。

    “安史之亂”後，大唐急速衰落，從此無力染指西域。以致後世千年的歷朝歷代偏居一隅，華夏軍人再無越葱嶺的記錄，而西域及中亞各國逐漸伊斯蘭化。也許，人們由此感嘆，古絲綢之路自唐中期之後便趨於消亡。

    需要認清所謂古絲綢之路的本質，從漢朝的張騫出使西域，衞青、霍去病北擊匈奴，再到大唐將西部邊疆推進中亞，封建統治者在西北的軍事行動終極目標是要將遊牧民族的威脅驅離中原文明的腹地。與此同時形成的中原通往西方的古代商貿路線，只是這一地緣政治格局下的一個副產品。

    無論怛羅斯戰役是一場當時歷史上最強大的中央帝國與東方帝國間的直接碰撞，還是僅是兩個帝國邊疆上的牴觸和小衝突，其對地緣政治的影響都是根本性的，即使不誇張成所謂“決定中亞千年命運”。只可惜，歷史也未給兩大帝國第二次較量的機會，一次短兵相接留下的教訓也多為皮相之見。

    人類幾千年歷史，在茫茫宇宙間，只是短短的一瞬。事實上，古絲綢之路上的商貿之旅是古代中國通往世界中央的羊腸小道，然而在這條小道上，燒殺搶掠從未間斷，説它是一條血與淚鋪就的商路一點也不為過。這一路，敵友轉眼可變換，永恆的只有利益；豺狼虎豹不止匍匐于山野，而在人心之間。

    千餘年來，民族有遷徙，國家或改名，西方帝國已將昔日的中央帝國“肢解”，然而歐亞大陸地緣政治的格局幾經演變卻又大致未變，這片廣袤土地上承載的人心也大致未變。發生改變的或許只是，格局在“縮小”，危險卻更為迫近。

    作為當今世界重新強盛起來的東方帝國——中國正邁向民族復興的偉大征途，再次向西是走向世界中央的必經通道，因此選擇在中亞腹地之國雄心勃勃地首次提出“新絲路經濟帶”不足為奇。

    前不久，現代世界的超級霸主美國向中東宿敵發出戰爭威脅。波斯老矣，尚能飯否？但是，受威脅者面不改色地回敬了一句，吾國曆經幾千年，什麼樣的腥風血雨沒淌過，什麼樣的殺頭威脅沒見過，而今怎會被一個三歲小兒的恐嚇所嚇倒。強悍之意溢於言表，換句直白的，位居世界中央的依然是“我”，而不是“你”這個黃毛小子。

    中國一路向西，時不我待，一路投資貿易，出手豪闊。中東戰爭的幽靈徘徊，對中國而言絕不益善。有人説，中國人最不缺的是創造財富的能力，而最缺乏的是守護財富的能力。

    以史為鑑，生於憂患。當東方巨龍真正站在了世界舞台中央，可知羣狼環伺、腹背受敵的危險幾何？龍之金甲利爪能否足夠捍衞自己的辛勞所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