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不了的傳奇——陳納德與他的飛虎隊_風聞

丹尼爾·福特辛辛苦苦地寫出了一本讓自己聲名狼藉的書——《飛虎隊：陳納德和他的美國志願者》。在新版前言的第一段，他承認，這本1991年由史密森學會出版社出版的歷史著作，甫一面世就承受了不計其數的抨擊，作家、出版商甚至許多老資格的機構都指責他“把良知賣給了日本人”，該書是一本“日元資助下的修正主義著作”。

本書出版時還健在的當年飛虎隊參與者，包括20名飛行員和80名地勤工作人員，都全面譴責丹尼爾·福特的這本書，認為該書是對1941年秋天辛苦組建飛虎隊的陳納德將軍和他部下的誹謗和中傷。

讓丹尼爾·福特引火燒身的，主要是他在書中提出的這一驚世駭俗的觀點：飛虎隊自己宣稱的在東南亞和中國西南戰場上共擊落近300架日本飛機，並非事實，真實的數字，是115架，上下浮動5架。稍微知道飛虎隊故事的人都知道，所謂300架，其實是一個保守版本，關於飛虎隊的戰績，長期以來還流傳着更具傳奇性的版本，比如有1000架和1500架的説法。而即使按照300架來衡量，丹尼爾·福特提出的115架的説法，也足具顛覆性——它讓這一流傳甚久的傳奇縮水了近2/3。

丹尼爾·福特的“罪孽”還不止此。在書中，他對飛虎隊隊員來華的動機、在華的一些傷風敗德行為也做了細緻的揭示和描繪，使得這一傳統上充滿理想與正義色彩的傳奇，看起來蒙上了一層庸俗不堪的面紗。

丹尼爾·福特本人也當過兵，是美國陸軍的退伍軍人，並曾在越戰期間擔任戰地記者，其旨趣是記錄和研究20世紀的戰爭。按理，對刀頭舔血的同類，若無同情的理解，至少也不應該有何偏見。他為自己辯護説，自己的書中呈現的飛虎隊，是一羣更為真實的英雄，比他們在那些早期的冒險故事和廣告宣傳裏的形象更加有血有肉。他問道：要是飛虎隊隊員真的像宣傳中那樣具有匪夷所思的超人水平，能輕而易舉地打敗敵人，為什麼美國還需要四年的艱苦作戰、投擲兩顆原子彈和蘇聯出兵中國東北才能打敗日本帝國呢？

知人論世，總是效果論而不是動機論才更有説服力。飛虎隊對中國抗戰的幫助，中國人當然最冷暖自知，對此國共兩黨都無異議。2006年，中國國務院新聞公辦室曾編輯出版大型彩印、中英文對照的《陳納德和飛虎隊》一書，書前的獻詞是：獻給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國戰場上英勇戰鬥的美國朋友。書中使用大量少見的資料圖片，對陳納德和飛虎隊在中國抗戰中的作用給予高度評價。台灣方面，宋美齡在陳納德臨終前曾專程去探望。陳納德於1958年7月27日去世後，台北為其豎立了一座雕像，他是唯一獲此榮譽的西方人。

對《飛虎隊：陳納德和他的美國志願者》的閲讀，也的確能支持丹尼爾·福特的自辯。這本篇幅近400頁的書，只是顛覆了一些數字，但沒能顛覆陳納德及飛虎隊的形象。最多，他只是讓我們看到了一羣有缺點的英雄。事實上，英雄與聖人從來不是一回事，他們可能貪財、好色、撒謊，尤其是，他們甚至完全可能貪生怕死。如果我們對這樣的英雄感到意外，那其實不是英雄們有什麼問題，而是因為我們對英雄的定義刻板而不真實。

《飛虎隊：陳納德和他的美國志願者》

丹尼爾·福特/著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縮水的戰績

追問飛虎隊擊落日軍飛機的真實數字，貫穿丹尼爾·福特的全書。他採用的辦法是，將每場空戰後飛虎隊隊員自己宣稱的擊落日軍飛機數量，與日軍自己記錄的這場戰鬥的損失數字對比。為此，丹尼爾·福特查閲了數以千計的日美英三國的戰鬥報告。他認為，日本方面的記錄是可靠而有説服力的，擁有清晰的、無法造假的細節。

飛虎隊組建後，與日軍的第一場戰鬥，發生於1941年12月20日的上午，當天是週六，防控警報系統報告説，有10架日軍轟炸機從越南進入雲南，在陳納德的命令下，飛虎隊的“戰斧”飛機立刻升空迎戰。根據丹尼爾·福特的研究，飛虎隊的這場處女秀，共擊落4架日軍戰機，而不是通常認為的9架。他的證據，是日軍倖存者鈴木五一在1992年的回憶與當時中方的報告，以及日本歷史學家的研究。

鈴木五一的回憶説：“戰鬥持續了約30分鐘，在戰鬥結束前，坐在我後面的射手就被打死了。然後是坐在我左側的射手，他也被打死了······辛虧我們的飛機郵箱有橡膠保護層，沒有着火引燃飛機上的炸彈。我們共有七架飛機成功回到了基地，但許多飛機都被打得稀爛，連起落架都無法降下。有的飛機只能用一個起落架降落，有的則只能用機腹迫降。七架飛機全部降落成功，但每一架都被子彈打得千瘡百孔。我的飛機上也有大約30個彈孔。”

中方的報告與後來的日本歷史學家對此則略有修正，認為這飛回的七架飛機中，有一架在河內的嘉林機場迫降時墜毀。這樣，加上被飛虎隊直接擊落的三架，共有四架日軍戰機在飛虎隊的第一場戰鬥中被擊落，而飛虎隊的代價只是損失了一架飛機。

即使不是一般上認為的九架，但飛虎隊的第一場戰鬥使得日軍遭受四架轟炸機被擊落、14人被擊斃的損失，已是日本空軍在侵華戰爭開始後從未有過的重創。陳納德曾在教室裏向飛虎隊的飛行員保證，如果日本人遭受25%的損失，他們就不敢再來。事實證明，發動這次攻擊的日軍第21飛行團此後再也沒有進犯昆明。

飛虎隊的第一場勝利，於中國人民而言，意義價值連城。昆明人在忍受了日軍狂轟濫炸一年多後，終於挺直了腰身。成百上千的人在市長的帶領下，走上街頭祝捷，每個人身上都帶着一些禮物。“我們排成隊列，聆聽市長的演講·····有着可愛臉蛋和漂亮劉海的小姑娘們走上前來，在我們的脖子上圍上紫色毛巾，還給我們獻上鮮花。”飛虎隊飛行員喬·羅斯伯特多年後回憶説。

幾乎每一場戰鬥的戰績，都存在着被誇大、重複計算的問題。

1941年12月23日，日軍的60架三菱重型轟炸機及一大批護航戰鬥機從曼谷和金邊的機場起飛，對緬甸首都仰光實施轟炸。飛虎隊與英國皇家空軍的飛機昇天攔截，雙方展開激烈戰鬥。戰鬥結束，飛虎隊飛行員宣稱擊落日軍飛機6架，英軍的“水牛”戰鬥隊宣稱擊落了3架，盟軍宣稱的擊落總數為9架。但日方的記錄顯示，這場戰鬥，日方的實際損失是5架。

1942年1月的一週裏，日本空軍抽調75架飛機多次攻擊緬甸，期間，飛虎隊與英軍一道，對日軍的機場發動突襲。飛虎隊的一支攻擊小隊一致認為他們摧毀了4架日軍戰鬥機，英軍“水牛”戰鬥機隊的飛行員則聲稱擊毀了兩架敵機，而且都是輕型轟炸機。而日軍的實際損失為：一架“九七”式戰鬥機被燒燬，一架戰鬥機喪失戰鬥力。

1942年6月12日的桂林空戰，飛虎隊的“亞當和夏娃”宣稱共擊落9架日本飛機，而實際情況是，日軍只損失了5架飛機，4架當時被擊落，另一架在返航途中墜毀。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不過，戰績不實，原因倒不是飛虎隊的有意誇大，而是由戰場上的特定情境所導致，具體而言，就是戰鬥現場很容易造成重複計算。“每架中彈起火的轟炸機都承受了兩三架美國飛機發射的機槍子彈，巨大的火焰與滾滾的濃煙使這些美國飛行員腎上腺素飆升、肌肉收縮、視野變窄。每個人在脱離戰場時都相信自己單獨擊落了敵機，這是可以理解的錯誤。”丹尼爾·福特這樣解釋戰績失實的原因。

事實上，比起飛虎隊來，日軍方面對自己戰績的誇大計算，要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其原因，除了日軍一貫的樂觀、狂妄之外，也是由戰場的特定情境決定的。一個日本軍官在一次戰鬥結束後報怨説：“打擊這些敵人就像消滅蒼蠅一樣難。我們以為······已經一次性地把他們擊垮了，但十天之後卻發現，敵機的數量和以前一樣多。”丹尼爾·福特對此評論説，無論對日本人還是對盟軍而言，這種感覺都是同樣存在的，他們都不明白，對手驚人的恢復能力其實就來自他們自己誇大了的擊落數字。

重賞之下的勇夫們

飛虎隊的正式名稱為志願航空隊。本質上，它是一支僱傭軍，是抗戰時國民政府下大本錢買來的一支特殊部隊，這早就不是什麼秘密。

在中國關於飛虎隊的出版物中，都清楚地寫到了每個從美國招募的空地勤人員的僱傭價格：每人每月工資，飛行員600美元，隊長750美元；機械人員300~400美元，每年30天帶薪休假，外加每月30美元生活津貼。此外，飛行員每擊落一架日本飛機獎勵500美元。

考慮到抗戰爆發不久，當時中國本就弱小的空軍力量很快就近乎全軍覆沒，軍事形勢對中國而言岌岌可危，而培養一個合格飛行員的時間成本與金錢成本都十分可觀，當時的中國實際上做了一筆非常划算的生意。

所以，對於飛虎隊，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出版物上，從來都不吝惜讚美之詞，儘管是一樁付出了真金白銀的買賣，並沒影響中國人對飛虎隊隊員們抱有真誠的感激之情。

倒是丹尼爾·福特，在金錢面前卻顯得有些不淡定了。在《飛虎隊：陳納德和他的美國志願者》一書中，他對飛虎隊成員們拿到的報酬之高，似乎格外在意。在新版前言的結尾，他強調意味頗足地寫道：“1991年，一位為本書製作封面副本的年輕人煞費苦心地記錄道：飛虎隊隊員們為了一個月‘區區”600美元的報酬就奔赴中國戰場。我費了相當大的力氣才説服這位年輕人，600美元在當時已屬高薪，他們的薪酬相當於現在年收入144,000美元的水平。”

問題是，對於一個隨時可能喪失生命的差事，14萬美元的年收入，算得上高薪嗎？

丹尼爾·福特之所以如此強調薪酬水平，似乎意在揭示，飛虎隊隊員們並非出於高尚的動機、為了支援中國人民正義的事業才來到中國的，他們只不過是重賞之下來中國撈一票的賭徒罷了。

事實也大致如此。飛虎隊隊員們來華的理由五花八門，但就是沒有一條與正義沾邊。

布朗大學的工科畢業生帕克·迪普伊説自己當年之所以想前往中國，是因為亞洲的任務似乎要比歐洲的安全些。他告訴丹尼爾·福特：“我認為美國遲早到要參戰，我寧願選擇和日本人對抗也不和德國人打仗。這種想法是錯誤的，但當時我認識不到這一點。”

阿爾伯特·普羅布斯特當時是一名少尉，當時正債務纏身，以為擊落日本轟炸機既安全又有利可圖。他也同樣不想身處與德國對抗的第一線。

弗蘭克·洛松斯基解釋自己參加飛虎隊的原因説：“我不是為了拯救世界或者逃避什麼，去那裏只是為了錢、有補貼的旅行和冒險的希望。”

軍械師查克·貝思登當年剛滿21歲，是一個每月工資只有72美元的上士，他説“·····有人説我們是出於愛國主義而加入的，我敢肯定有這種因素，當時每個識文斷字的人都看出美日關係正急劇惡化。但真相是，我們中的大部分人都只是喜歡冒險的毛頭小子，我們看到了一個掙大錢和旅遊的好機會。”

諸如此類，沒有一個談到解中國人民於倒懸，看不到一絲正義的衝動，都是基於一己私利的計算。英雄光環之下，這樣的真相似乎令人跌破眼鏡。

丹尼爾·福特在書中還詳細描寫了這些身價不菲的飛虎隊飛行員們及時享樂乃至不檢點的行為方式。他們有時過着苦日子，但只要有機會，就會盡情享受奢華、放浪的生活，被人説成“就像富家少爺似的”。在仰光的鄉村俱樂部打高爾夫球，每位飛行員能配備四名球童。他們收購藍寶石，四處飲酒作樂，還與皇家空軍和自己人爭吵打鬧，以至於有一次“銀烤架”餐廳的經營者想把這些美國人趕出去，結果引發了大亂，美國人用槍把餐廳的吊燈打掉，鬧得雞飛狗跳。

更有甚者，1941年秋天，在面臨陷落的仰光，“志願航空隊有一項比較熱門的活動，就是借一輛卡車開到海邊碼頭，看到順眼的東西就讓工人們裝車拉走。”這些東西包括飛機和車輛的零配件、輪胎、工具、無線電裝備、槍支和子彈。而搶掠這些東西的目的，是走私到中國賣個好價錢。一個身處中緬邊境的澳大利亞記者記錄了這些美國人帶着貨物強闖中國海關的情形：“卡車的擋風玻璃上塗有‘AVG’（美國志願航空隊的英文縮寫）這幾個巨大的英文字母，他們大搖大擺地闖過海關。車上的每個人都武裝到牙齒······特權地位和手上的衝鋒槍讓他們能毫無阻礙地把貨物走私進來。”

飛虎隊的飛行員們還發動過一起被稱為“叛亂”的行為。美國正式參戰後，根據美軍的規矩，一個戰區只能有一個空軍指揮，因此決定把飛虎隊由僱傭軍收編入美軍正規軍。儘管在陳納德的安排下，收編後的飛虎隊隊員在薪酬上不變，但由於對收編後的一些任務的價值與必要性不認同，比如讓其開着戰機飛到入緬的中國軍隊上空以鼓舞中國士兵的士氣，就是飛行員們很抗拒的一個命令，飛虎隊的飛行員們投票決定發起罷工，一些人則開始聯繫能開出更高薪水的泛美航空公司。儘管這起後來被定性為“叛亂”的行動，被陳納德恩威並施地彈壓下去，但在正式改編的1942年7月4日前，這批於1941年夏秋之際來到亞洲的99名飛虎隊飛行員，有17人死亡或失蹤，19人返回美國，陳納德手上的花名冊上只剩下了63名飛行員，其中還有10人因為不願意或無法駕駛戰鬥機作戰，而被分配擔任文職軍官或非戰鬥機飛行員。

丹尼爾·福特在書中還斗膽地引用了英國航空史專家克里斯托弗·肖爾斯的研究成果。在《血腥屠場》一書中，專門研究二戰時的東南亞戰場的肖爾斯指出，飛虎隊為分得國民政府的獎金，有從英國皇家空軍那裏“買”擊落架數的事情。儘管他質疑了這些説法，但似乎為自己的引用感到心虛，他説，為此擔心自己很難再結交飛虎隊老兵。

貪生怕死的英雄

戰場上的恐懼與戰鬥的血腥，是丹尼爾·福特在描寫飛虎隊飛行員時不厭其煩的筆墨。

還沒有與日軍交手，飛虎隊隊員馬克斯·哈默就在緬甸的熱帶雨林中墜機身亡，導致七名飛行員行員與一名地勤人員離隊而去。

即使是陳納德，在一開始聽到敵機的巨大引擎聲時，也被手下從其裝煙斗的動作中看出來十分緊張。

至於飛行員們在戰鬥中的反應，也都是五花八門的恐懼，唯獨絕對沒有大義凜然的慷慨赴死。

戰鬥中，R·T.史密斯的反應是“口乾舌燥、心跳加速和尿意洶湧”。帕皮·帕克斯頓在戰鬥結束後發現自己駕駛的機身上有多達61個彈孔，賭咒發誓不再參加下一次任務。即使是經驗豐富的鮑勃·尼爾，也承認説有好幾回因為戰鬥前的神經緊張而感到肚子疼。“我從未如此恐懼，像一個嬰兒似的感到無助，我甚至不敢賭10美分，押自己能夠逃脱。”剛剛經歷過激戰後的約翰·多諾萬，在寫給妹妹的信中，這樣描述當兩架機槍噴着火舌的敵機朝自己飛來時的恐怖反應。

作為曾經的軍人，如今的戰爭史研究者，丹尼爾·福特顯然對戰爭充滿了厭惡。書中，他對不列顛軍人的傳統很不以為然。他説，在不列顛軍人的傳統思維裏，士兵是大無畏的，戰鬥是光榮的，戰爭是莫名其妙地沒有血腥的。他還對宋美齡身上帶有的對空軍飛行員抱有的不自覺的浪漫幻想頗有微詞。因此不難理解，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描寫飛虎隊飛行員們的恐懼，並非為了貶損他們，而是意在揭示戰爭的殘酷與真實的人性。知曉了人在真實戰爭中的狀態，相信世界上會減少幾分對於戰爭的淺薄叫囂。

正如丹尼爾·福特所言，他對飛虎隊的負面描寫，並沒有讓飛虎隊的形象倒掉。相反，正是這些心懷私念、充滿恐懼的人，在亞洲最艱難黑暗的時刻，給兇殘的日本侵略者以重創，極大地鼓舞了亞洲人民。他們身上的污點，並沒有讓勝利貶值，而只能使人感嘆勝利之得來不易。

“他們曾是僱傭兵、賭徒·····黑市商販、戰爭狂·····他們就是一羣害怕得戰戰兢兢的人，他們坐在不可靠的飛機裏，和另外一羣同樣深感恐懼的人鬥了個你死我活。願榮耀歸於美國志願航空隊。”當丹尼爾·福特在書的結尾發出這樣低調的禮讚時，我們願意大聲附和。

轉自：《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