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皇俄國的芬蘭大公國：19世紀的“一國兩制”樣板_風聞

節選自：《風中的森林——芬蘭的近世與戰爭》

　　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三世遇刺後，王儲才13歲，不到法定即位年齡，於是由其叔父查理公爵攝政，4年後才登基，成為古斯塔夫四世。這是瑞典歷史上少有的昏庸無能的國王，一反三百年來的瑞典國策，投靠俄國。1805年，他參加以俄英為首的第三次反法同盟，親赴波美拉尼亞指揮作戰，抗擊拿破崙。只是他志大才疏，上帝沒有賜給他一點軍事頭腦，每戰皆敗。1807年，弒父即位的俄國新皇帝亞歷山大一世 與拿破崙媾和，簽訂了《提爾西特和約》。 　　

　　《提爾西特和約》規定俄國調停英法戰爭，如果英國不同意講和，俄國將宣佈在一切方面支持法國的要求。如果俄法都捲入同英國的戰爭，兩國將要求葡萄牙、丹麥和瑞典拒絕英國船隻進入它們的港口，並對英國宣戰。如果它們拒絕這樣做，所有這三個國家就要被當作敵國看待。

　　這三個小國果然拒絕按照拿破崙和亞歷山大的旨意行事。但是由於英國愚不可及地派艦隊炮轟哥本哈根並奪取丹麥艦隊，丹麥在1807年10月轉到提爾西特同盟陣營中。葡萄牙在1807年11月被法國佔領，這次行動成了法國於1808年入侵西班牙的前奏。 　　

　　在拿破崙的支持和敦促下，俄國於1807年11月11日對英國宣戰。這個季節波羅的海已經冰封，因此在此後的幾個月裏俄軍擁有完全的行動自由。但亞歷山大看來是不願意對瑞典採取軍事行動的，因為不久前對拿破崙的戰爭和正在進行的對土耳其的戰爭負擔很重，因此他試圖依靠外交壓力來勸説瑞典參加反對英國的同盟。古斯塔夫四世拒絕了亞歷山大的勸説，希望在1808年春季英國艦隊進入波羅的海前能夠贏得足夠的備戰時間。亞歷山大一世最後決定先發制人，於1808年2月21日入侵芬蘭。 　　

　　俄國人已開始投入了2.4萬人的兵力，後來又大大增加。由於俄國的攻勢發動得早，瑞典沒來得及進行防禦部署，節節敗退，最後於1808年11月11日同俄國簽訂停戰協定，把在芬蘭的全部防守部隊撤退到瑞典本土。瑞典從此徹底喪失了對芬蘭的控制。 　　

　　在對瑞典的戰爭結束前幾個月，芬蘭未來地位問題就開始引起芬蘭人的不安和關注。亞歷山大一世對於如何處理這塊新佔領的土地舉棋不定。一開始他想將其作為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直接加以歸併，但是由曼納海姆男爵（Carl Erik Mannerheim） 率領的芬蘭代表團在聖彼得堡向沙皇分析了這種做法的弊端。政治方面和其他方面的考慮使得亞歷山大後來採取了另一種方針，即芬蘭保持它以前的憲法、法律、行政和宗教體制，作為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其地位不是一個從屬省份，而是一個自治的、立憲的國家。　　

　　1809年3月28日，來自四個等級的125名芬蘭議會代表在博爾伐（Porvoo）召開了議會，沙皇於次日參加了正式建立自治的芬蘭國家的隆重儀式。他頒佈了一項保證敕令，承認並負責保護芬蘭的憲法：“朕（We），亞歷山大一世，……願以本敕令確認和批准此邦國的宗教信仰和各項根本法，並確認和批准上述大公國內每一等級迄今所特別享有和普遍享有的各種特權和權利。我允諾維護所有這些權益和法律，使之固定不變並具有充分效力……”四個等級隨後舉行效忠宣誓，保證接受並尊崇亞歷山大一世為他們的合法君主（芬蘭大公）。 　　

​俄羅斯帝國第十位皇帝、芬蘭大公國第一位大公亞歷山大一世

　　此後一百多年間，亞歷山大的保證敕令一直懸掛在芬蘭全國各個教堂裏。俄國皇帝關於維護芬蘭法律和憲法不受侵犯的保證，確立了芬蘭與俄羅斯帝國合併的性質和基礎。雖然沙皇在帝國範圍內仍是一個專制君主，但是在芬蘭境內卻是一個君主立憲制下的國君，他不能以命令統治芬蘭，而是必須接受芬蘭議會制定的法律和選任的行政官員。從維斯瓦河到黑龍江，從北極冰原到中亞草原，在沙皇統治的這片巨大而壓抑的專制國度中，芬蘭成為民主立憲的一片小小綠洲。 　

　　有一位芬蘭軍人領袖這樣評價芬蘭被併入俄國的結果：“……幾個世紀以來，芬蘭一直是個戰場。在每一次戰爭中，數以千計的人被殺，對國家造成永久的損失。這就是為什麼我國三分之一的土地至今還沒有開墾的原因。當和平醫治了一些創傷，人口開始增長，物質福利也有所增加的時候……（瑞典發動的對俄）戰爭又降臨了。每一次和平都帶來捐税和負擔的增加，有時比瑞典人所負擔的還要重些……這就是我們作為瑞典一部分時所得到的好處。我相信，只要我們繼續享受俄國統治者的保護，只要俄羅斯君主國繼續存在，芬蘭將永遠不再成為戰場了。就是從這些方面看，我認為芬蘭目前（比過去）要幸運些。”

包含芬蘭的沙俄極盛時期版圖

　　芬蘭在俄羅斯帝國中的地位確實非常獨特。完全由芬蘭公民組成的“欽命芬蘭參議院”既是政府，又是最高法院。由於沙皇住在聖彼得堡，因此他任命芬蘭總督作為其代理人，但是由於不懂瑞典語 ，歷任俄國總督很少參加芬蘭政府的會議。在聖彼得堡的芬蘭國務秘書處和國務秘書大臣負責芬蘭政府與沙皇本人之間的溝通和聯絡，駐芬蘭的一支為數很少的俄國軍隊由總督擔任總司令，他們駐紮在少數幾個駐防地區，與當地居民很少接觸。　　

　　儘管俄國的國教是東正教，但新教路德宗繼續保持芬蘭國教的地位。俄國人只有按照歸化法才能成為芬蘭的公民，因此法律把俄國人與其他外國人置於同樣的地位。芬蘭的全部税收都用於芬蘭本土的公共事務，一分錢也不歸入俄羅斯帝國的國庫 。從1860年4月4日起，芬蘭使用自己的貨幣——馬克和便士，並於1877年採取了金本位，不再和俄國通貨有任何聯繫。甚至原瑞屬芬蘭與俄國之間的海關界限也始終未變，俄國貨物進入芬蘭境內需要繳納關税。1812年，亞歷山大一世還把1721年和1743年割佔的卡累利阿地峽領土與芬蘭合併，成為大公國的組成部分，並納入芬蘭海關轄區。　　

　　由於芬蘭是直接與沙皇本人發生聯繫的，除了共同的君主外，芬蘭與俄羅斯帝國就很少有——或者根本就沒有——什麼共同點。再加上1809年以後，芬蘭與瑞典幾個世紀以來的聯繫被徹底割裂，芬蘭第一次作為芬蘭人真正的祖國而呈現在人們眼前，其民族思想也越來越鮮明。在當時的芬蘭，約有15%的人講瑞典語 ，大多居住在西南和南部沿海地帶，而居住在廣袤內地的85%的芬蘭公民都只會講芬蘭語。儘管許多受過教育的芬蘭人認為語法和詞彙極其簡單的芬蘭語是“不發達的”、“原始的”語言，但在1863年，芬蘭議會還是説服前來巡視的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頒佈敕令，規定芬蘭語與瑞典語同樣成為大公國的官方語言，後來又規定法院、銀行、海關、郵局、鐵路等部門的職員必須能用芬蘭語提供服務。 　　

俄羅斯帝國第十二位皇帝、第三任芬蘭大公亞歷山大二世

　　在1853年至1856年的俄土戰爭期間，瑞典—芬蘭民族主義者再度試圖使芬蘭脱離俄國的統治，加入到斯堪的納維亞的大家庭中來。一本小冊子在芬蘭廣為流傳，其中對芬蘭人的民族性格作了極其詳盡的分析。這本小冊子稱，講瑞典語的芬蘭上層階級根本不是芬蘭人，他們屬於瑞典民族。瑞典人曾經是、而且將繼續使這個國家的統治民族。事實上正是虧得瑞典民族的大恩大德，才有了一個芬蘭。在整個歷史上，芬蘭人表現了他們缺乏征服其鄰國的能力。芬蘭人“具有順從的性格，思想上和行動上非常遲鈍”，“缺乏清楚地思索和勤奮地工作的能力”。他們在被瑞典人征服之前沒有文化，只是在接觸到“瑞典精神”和“瑞典文化”之後才被引上進步的道路。語言學家卡斯特倫的研究結果似乎也證實了自卑的芬蘭人這種妄自菲薄的説法，他的研究成果據説證明了芬蘭人、匈牙利人以及俄羅斯邊遠地區若干少數民族之間的親緣關係，在芬蘭人的這些“親族”中，即使以最寬的標準來衡量，有些還是落後的和原始的。當然，這些説法如今早已被芬蘭的經濟發展成就證明是無比荒謬的。　　

　　1812年，大公國的首都被選在靠近俄國的赫爾辛基 。那時這裏還只是一個小小的岩石漁港，經過兩代人的建設之後終於成為一座重要的城市。市中心的建設規模十分宏偉，德國建築師恩格爾設計了大量新古典主義建築，包括參議院廣場、市政大廳、赫爾辛基大學、國務院和大教堂。聖彼得堡的許多建築也是恩格爾所設計，因此赫爾辛基有些地方和東邊260公里遠的沙皇古都非常相似。1828年土爾庫發生毀滅性的火災後，赫爾辛基又成為芬蘭新的學術中心。 　　

　　為了彌補80年來連綿不斷的戰爭所造成的創傷，芬蘭大公國採取各種措施促進農業和教育的復興。由於採取現代化的耕作方法、農作物的多樣化、興建排灌設施和使用機器耕作，從1810年到1850年，芬蘭裸麥年產量增幅超過了100%，小麥接近100%，大麥約300%，而燕麥為早年產量的10倍。農民開始建造比較大的房子，房子裏有了更多和更好的傢俱，農民的妻子可以睡到早上6點才起牀，麪粉、咖啡喝湯不再是稀有的美味。19世紀70年代以後，由於木材工業的發展，更多的財富流向農民的口袋，尤其是那些擁有森林的農民，變得富有起來。無地農民也分享了新的繁榮，某些地方伐木工人和鋸木工人的工資高達每天兩美元。工業化還帶來了銀行、運輸和交通的現代化，像輪船、電報、電話和郵政儲蓄這些新事物出現後沒多久就被引入芬蘭。可以這樣説，在沙皇雙頭鷹旗下的頭八十年，芬蘭人的生活是安寧而富足的。 沙皇亞歷山大三世十分了解芬蘭，很少插手干涉大公國的內部事務。但他的子，不幸的尼古拉二世卻做不到這一點。從1890年開始，俄國踐踏芬蘭憲法的決心變得明顯起來，芬蘭議會制定並由沙皇批准的一項芬蘭憲法修正案被“帝國敕令”廢除，原因是這條憲法修正案“帶有分離主義性質”。同年，芬蘭的郵政系統在未經芬蘭議會同意的情況下被置於俄國當局監督之下。1894年，芬蘭政府的某些高級機構被命令採用俄文作為辦公語言。　　

俄羅斯帝國末代皇帝、芬蘭末代大公尼古拉二世

　　真正的俄羅斯化開始於1899年。這一年2月15日發出的帝國文告把芬蘭立法機構置於俄國中央政府監督之下，立法、徵兵和税收這些關鍵問題都改由聖彼得堡全權決定，這意味着芬蘭的自主從此將名存實亡。芬蘭人感到難以忍受，僅僅在兩週內，就有52萬多名芬蘭人 聯名向政府遞交了一份請願書。這份請願書得到了英國、丹麥、法國、德國、挪威、瑞典、意大利和其他國家的1千多名著名人士的簽名，簽名者中包括李斯特、斯賓塞、南丁格爾、左拉、易卜生、南森等諸多知名人士。他們在致沙皇的信中寫道，“讀完了芬蘭50萬國民在3月5日提交的請願書，我們被深深地打動了。他們鄭重地請求陛下維護他們的權利……這些權利是亞歷山大一世在1809年授予的，之後，所有傑出的繼任者們也都做出了最莊重的保證。我們冒昧地希望筆下考慮芬蘭臣民的懇求，如果芬蘭大公國最近發生的事影響到‘傑出的倡導者’陛下您同文明世界各國之間的和睦，我們深表遺憾”。 　　

　　但是對於俄羅斯化的浪潮來説，一千人的呼聲一點也不比50萬人的抗議有效。“傑出的倡導者”對此完全無動於衷，並開始封閉報紙，實行新聞檢查制度。1901年，俄國在芬蘭推行違憲的徵兵制度，規定以後從芬蘭徵召的人員將在不得人心的俄國軍隊中服役，而此前這些人一直是在為數約6千人的芬蘭陸軍中單獨服役、部署在芬蘭本土的。這項法律引起了芬蘭人對沙皇的第一次較量。1902年春季徵兵時，50%以上的應徵人員沒有報到。其結果是俄國被迫放棄了強迫芬蘭人服兵役的嘗試，代之以“兵役補償金”。　　

　　1904年，芬蘭學生紹曼（Eugen Schauman）暗殺了以殘暴統治波羅的海省份著稱的波爾尼科夫將軍，隨後吞槍自盡。這反映了芬蘭人在從沙皇手中爭取憲法權利和公民自由的實力懸殊的較量中拚死一逞的決心和勇氣。　　

　　1904年的日俄戰爭和1905年俄國革命暫時緩和了俄芬之間的緊張形勢。1905年11月，陷入困境的帝國政府發出文告，廢除過去6年在芬蘭實行的一系列法案，並同意芬蘭議會重新召開會議。芬蘭人趁機進行了大膽的政治改革：在1906年取消了陳舊的四個等級議會，代之以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的一院制議會；取消了過去對選舉權的財產資格的規定；芬蘭女性擁有選舉權，這在當時的歐洲還是史無前例的第一次，當時世界上只有新西蘭一個國家（地區）給予了女性投票權（在1893年）。 　　

　　但是尼古拉二世一旦從國內的騷亂中擺脱出來，就立即重新幹涉芬蘭事務。從1908年起，俄國政府採取一系列措施侵犯芬蘭的自主權：徵收名目繁多的捐税；安插在芬蘭出生的俄國人到政府中工作；俄國公民被賦予與芬蘭公民同等的地位；俄語成為政府的正式語言。在俄國的干涉下，到1914年時，政府工作又大部分不照常規進行了，芬蘭憲法也失去了它的意義。　　

　　因此，以“積極抵抗黨”為代表的芬蘭獨立運動也應時而生，並展開了與日本情報機關的秘密合作。在日俄戰爭期間，日本陸軍曾動用機密費為“積極抵抗黨”和其他俄國分離主義團體購買了兩艘船隻和大批炸藥、子彈，供其起義使用。總之，由於沙皇本身的愚蠢政策，到一戰爆發時，芬蘭已經從一個温順的、對沙皇感恩戴德的從屬民族，變成了危險的、不滿的、謀求獨立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