籠屋、棺材房、馬桶灶台在一起，香港為何有這樣不人道的地方？_風聞

來源：上觀新聞 作者：上觀新聞特派香港報道組

2019-9-18【上觀直擊香港】

他們不該在城市豔麗色彩之下，被遺忘於繁華世界之中。

沒有一扇可以通風透氣的窗，沒有一張可以平放雙腳的牀，沒有一塊可以堆放用品的地，有的只是一個小鋪位，以及四周用鐵絲網或木板圍成的狹窄空間。一間200多呎（約20多平方米）的單元內，塞進去上下12個牀位。儘管看了這麼多年的劏房，但社工施麗珊每次走入依然很不習慣，“香港怎麼會有這樣不人道的地方？”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17年版的通識教材《今日香港》中是這麼定義“劏房”的：一個住宅單位分割出若干個細小的獨立單位，多見於唐樓（上世紀60、70年代建舊式房屋）與工業大廈，整體生活設備較差，估計全港劏房居民約為19萬人。

“繁華背後的他們不該被遺忘。”與外人眼中高樓林立的現代香港不同，作為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幹事，施麗珊看到了逼仄的劏房和掙扎其中的民眾，“我們努力幫他們有尊嚴地生活，但這更需要全社會的努力。”

​劏房

施麗珊告訴記者，“劏房”是一個大概念，如果要再細分的話，至少還有籠屋、板建房、套房等。籠屋就是用鐵絲網把一個15呎（約1.5平方米）不到的牀鋪圍住。人生活在籠中，四周掛上的布塊守護那僅剩的隱私。出門要把籠門鎖上，否則回來就可能少了東西。

這些年來，隨着港府規範劏房市場，籠屋少了，用木板圍起來的板建房多了。它有另一個稱呼“棺材房”，“我人未死，卻已圍四塊木板”。一個不足400呎（約40平方米）的空間中，可以容納近20個上下格密封的牀位。既然租不起能站起來的房屋，那麼只好屈膝在牀上過生活。

相對而言，套房的條件較好，沒有上下鋪，有獨立的馬桶與灶台。只是，這兩套功能迥異的設施靠得太近了。有人是這麼形容的，“廁板搖身一變成為暫放食物的小枱，食物的味道來自飯菜還是廁所無從稽考，也顧不了衞生問題。環境迫人，百般滋味在心頭。”

“餐廳的服務生、酒店的清潔工、大廈門口的保安、馬路上的大巴司機、街邊無業的老人，這些你身邊的人下班後就有可能住劏房。”施麗珊很無奈地説，還有5萬多18歲以下孩童住在其中。從分佈來看，全港各地都有劏房，位於九龍的油麻地最多，其次是深水埗，私人樓、酒樓、倉庫、工廠大廈甚至養豬場，都能因地制宜改造成不同樣式的劏房。

低廉的租金或許是低收入者選擇的唯一原因。根據面積大小與地段區分，一個牀鋪的月租金可以從1500元到5000元港幣不等。如果你想使用無線網絡或者在夏天用冷氣，那麼還要另外交費。由於業主把空間利用最大化，據説香港單位面積產出最高的房屋，不是港島上的豪宅，而是這種劏房。

惡劣的居住環境會帶來無窮隱患。居住在其中的市民要和蝨子、蟑螂共處一室，要忍受潮濕骯髒的環境，要承擔阻力牆（承重牆）、逃生門拆除的風險，“在那裏，私隱（內地稱隱私）是奢侈品，安睡是奢望，最唾手可及的是源源不斷的木蝨、無比的租金壓力以及被業主迫遷的噩夢。”

公屋

城市的璀璨似乎沒有照進底層民眾的家中。實現“居者有其屋”只有兩條路，一是買私人公寓，二是排隊等公屋。

第一條路顯然是走不通的。新房子就不要去想了，一套已有40多年房齡的300呎（約合30平方米）二居室，也要400萬港幣。施麗珊算了一筆賬，底層打工者每月收入1萬多，四口之家除去日常開銷、孩子花費、租房花費，能存下來的錢也就幾千塊。“銀行不給舊樓9成按揭，首付需要3成，根本拿不出那麼多錢。”香港社會貧富差距懸殊，至少有6萬個千萬富翁，也有137萬市民掙扎在貧困線下。

至於政府提供的公屋，那就做好等的準備了。以單身人士公屋為例，每年政府只能提供2000個單位，但排隊的有12萬人，就為了這套170呎（約17平方米）的“蝸居”。此外，普通4口之家，如果選新界的房子大概要等6年，選港島與九龍的市區房子，可能要等上8年到10年，甚至更長。特區政府對申請公屋家庭有嚴格要求，收入只要超標就會排除在外，一人户的標準前幾年是月收入低於1.097萬元。“問題是，收入就算多一點，但他們家也買不起房子呀！”施麗珊有點激動。

房屋供應偏少的重要原因是能建房子的土地少，這使香港房價長期維持在畸高的水平。翻閲2016年香港土地利用情況，其中綠色用地（林地、灌叢、草地、濕地）佔66.6%，住宅用地只有6.9%。1976年，港英政府制定了《郊野公園條例》，把大量土地劃為郊野公園，任何人不得擅自改變其土地性質。目前，全香港共有24個郊野公園和22個特別地區，總面積達到443平方公里，佔香港約4成的土地面積。

“是不是每一塊地都不能動？是不是每一片海都不能填？”施麗珊有些抱怨：“一説起土地開發，有些人就會説‘環保’，也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其實，即便政府此時拿到地到真正建屋入住，可能也需要10年時間，“這10年裏，這些人依然住得很慘，租金也會越來越貴。”

“不要再被那些好聽的‘道德高地’所困，而犧牲幾十萬人的希望和前景。讓這些基層家庭能夠像我們一樣有個‘家’，能有尊嚴地過日子。”已有港人在媒體上公開呼籲。

香港現已劃定的郊野公園

未來

“你所在的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能做些什麼？”聽着施麗珊講香港“如何居之不易”，記者忍不住問她。

她説，一方面，社區組織協會積極支持政府開發土地，也呼籲應儘快恢復租金管制條例與租客保障條例，前者於1998年、後者於2004年先後被廢止，“業主可以任意漲房租，可以提前一個月通知租户走人，租户的話事權一點也沒有。”

另一方面，社區組織協會也從業主、地產商處租借一些房屋，再以較低的價格租給有實際需求的市民。目前協會大概有100個房間左右，“如果這樣的房屋足夠多的話，市場上的業主話事權就小了，房價或許能低一點。”

不過她也承認，靠一個組織的力量根本難以撬動香港的房市。他們做得更多的是提高居住在劏房內的民眾生活水平。比如，經常走進劏房人家，為他們提供房屋、就業方面諮詢及支援服務。比如，協會每年得到熱心人士捐款200萬港幣，藉此成立了扶貧基金，為極度貧困人家提供米飯及基本食物。再比如，居住在劏房中的孩子缺乏活動空間與交際網絡，協會就在深水埗設立學習中心，讓孩子在裏面學習、玩鬧、交友，感受屋外的世界。

有一點讓施麗珊很感動，“即便困在小小的盒子中，他們還是對未來抱有希望，以堅忍的意志咬緊牙關把日子過下去，儘量過得快樂一點。”

她説：“大部分底層居民的住房要求並不高，只要一張沒有木蝨咬的牀，一個有獨立衞生間的家。”是的，他們不該在城市豔麗色彩之下，被遺忘於繁華世界之中。

（圖片攝影：benny lam，由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提供，特此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