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後的東北抗日鬥爭：偽滿洲遍地烽煙，關東軍如坐針氈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國家人文歷史”

1932年春天，在遼寧省丹東市鳳城縣邊門鄉大東村，22歲的青年閻生堂一面收拾行裝，一面對妻子説：“日本侵略軍佔領了鳳城，殺人放火，壞事做盡！我要出去抗日報仇。”眼看丈夫如此堅決，妻子只能點了點頭：“你抗日我支持！”隨後，閻生堂投入東北民眾自衞軍第35路軍，從士兵幹起，僅僅一年後他便被遼寧民眾自衞軍第6陸軍李春潤提拔為獨立團長，由於作戰勇敢，善用計謀，閻生堂的部隊被中日雙方稱為“閻團”。

1935年12月，閻生堂成為中國少年鐵血軍第1路軍指揮。1936年2月閻生堂在通化與楊靖宇會面。1937年1月30日，在戰鬥中閻生堂被擊中腿部，面對蜂擁而來的日寇，他選擇將最後一顆子彈留給了自己，犧牲時年僅27歲。

抗戰熱情普遍高漲

九一八事變對中國民眾，尤其是關外的社會各階層心理狀態造成了極為巨大的衝擊。

從9月18日開始，由於東北軍缺乏準備，上層普遍缺乏守土抗戰的決心，日本軍迅速佔領瀋陽，僅僅幾個月時間，就侵佔了東北全境。

馬占山騎馬戎裝照。九一八事變後，馬占山在齊齊哈爾就任黑龍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軍事總指揮，率領愛國官兵奮起抵抗日本侵略軍。他指揮的江橋抗戰打響了中國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槍。（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日本陸軍在東北的瘋狂，刺激了日本海軍。1932年1月28日，日本的上海特別陸戰隊悍然發動一·二八事變，雖然中國十九路軍和第5軍在全國人民支持下苦戰一月，最終中國只能與日本簽訂城下之盟。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悲劇，讓中國民眾的民族自豪感受到了極大地刺激。1932年1月，吳晗在給胡適的信中，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看着人家出賣你的父母兄弟，聽着若干千萬同胞被屠宰的哭聲，成天所見到的消息又只是‘屈服’‘退讓’。假使自己還是個人，胸膛中還有一點熱血在着的時候，這苦痛如何能忍受。”

當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威脅的時候，面對日軍的突然襲擊，東北軍政當局中部分民族敗類，例如吉林省軍署參謀長熙洽、遼寧省主席臧式毅等選擇屈膝投降做漢奸。

1931年11月，瀋陽新民高台子附近，被日軍俘虜的馬占山部下將士

但是，另外一部分具有愛國熱情的將領和地方實力派，例如黑龍江代主席馬占山將軍、依蘭鎮守使李杜、遼寧警務處長黃顯聲等，利用掌握的軍警部隊，奮起抗戰。半年光景，東北的抗日義勇軍已經發展到30多萬人。東北的民眾，無論是工人、農民、軍人、學生、城市市民甚至是僑民，都開始紛紛發揮自身的特點，積極投身到抗日救亡運動中來。

這些民眾力量，讓關東軍始料未及，他們原以為只要打垮了東北軍，東北就將成為他們夢想中的“滿洲國”，可實在想不到中國人民如此不屈不撓。雖然這些民眾武裝力量不很強，但是，他們的戰鬥意志讓日軍實在頭大，一次次的“圍剿”消耗了關東軍有限的資源。

國民政府不敢公開同日本侵略者宣戰，也喪失了東北淪陷區的民心士氣。但是，一股自發的抗日洪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結成了東北範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逐漸發展成為一股讓日寇如坐針氈的力量。

工人階級模範帶頭

在中共發出倡議前後，最早被日軍佔領的瀋陽等地的中國工人、學生和市民已經開始與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鬥爭和反抗。例如日軍在佔領奉天兵工廠後，從廠內奪走大批武器裝備和彈藥物資，並且妄圖馬上利用其為侵略戰爭生產武器彈藥。但是兵工廠的工人卻大批辭工，而且據統計辭工的3萬多工人中有相當數量投入了遼西義勇軍中。

1931年9月23日，日軍侵佔長春，長春鐵路工人將300多節車皮疏散轉移，又忍痛對多處鐵路樞紐和道軌進行了破壞。這一行動是日軍放棄憑藉中東路快速衝向哈爾濱計劃的重要原因之一。11月馬占山、謝柯指揮愛國官兵在嫩江橋一線阻擊日軍，著名的江橋抗戰爆發。為了支援江橋抗戰，鐵路工人組織夜間列車，保證彈藥和物資通過鐵路源源不斷運往江橋。時任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軍事部長的王化一後來回憶：“羣眾自動幫助馬占山部隊挖掘戰壕，鐵路工人晝夜不息，輸送軍隊；昂昂溪車站上各方面支援的被服食物和其他物資，堆積如山。”

東北的另一座大城市哈爾濱在9月26日中秋節夜晚，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反侵略大示威。這次示威是由中共北滿地委牽頭組織的。由於張景惠派出軍警封鎖正陽大街等要道，示威羣眾還與軍警發生了衝突。在反侵略大示威教育下，哈爾濱各界反日熱情高漲，幾個月之後當日軍奪佔哈爾濱時，全市舉行罷工，電車等交通遭到全面癱瘓。1932年3月9日，在偽滿“執政”溥儀舉行就職儀式當日，哈爾濱的工人和學生對全市慶祝溥儀上台的標語和宣傳品破壞殆盡，反日標語出現在大街小巷。

東北抗戰中的紅槍會

與產業工人相比，東北農村的抗日活動具有更多的自發性，具有原始平等色彩的會道門組織在其中起到了相當特殊的作用。1932年東北義勇軍在北平設立後援會，後援會諸多任務中“爭取大刀會、紅槍會”是相當重要的一條。

東北的大刀會、紅槍會最早是在1927年出現在遼寧鴨綠江的臨江、通化等地。最初是鄉紳為了保境安民、剿匪自衞，從山東等地聘請大刀會教師。1928年1月，大刀會發動起義，並攻陷通化縣城，隨即遭到奉系軍閥的全力絞殺，轉入地下。九一八事變之後，張學良決定改變以往壓制大刀會的政策，專門聘請紅槍會總教師王鳳閣（王鳴閣）擔任遼東民眾自衞軍副司令，並從河南聘請三百名紅槍會教師進入東北。據統計，在東北義勇軍中有大批紅槍會眾，例如李杜部有1/10左右是紅槍會眾。

當然與關內紅槍會相比，抗日的東北紅槍會也吸收了大批產業工人。同時為了防止日偽特務混入紅槍會，當時抗日的紅槍會對入會者身份和家庭情況進行嚴格檢查，並要求可靠的引薦人。例如山東魯姓紅槍會法師，在本溪、撫順和鞍山大批吸收不願意在日偽企業工作的礦工和伐木工人，這些工人抗日意志堅決，成為南滿地區紅槍會的主力。

當然，由於紅槍會立足於封建會道門，總體上是隸屬於個人的封建民團。同時紅槍會的法師普遍缺乏軍事知識，會眾迷信“請法神到，自會武槍”。因此雖然對農村百姓具有相當大的動員能力，但實際作戰能力極為低下。除了少數與抗聯結合比較好的隊伍外，大部很快潰散。

東北抗聯與紅槍會的聯合，是從1932年開始的。東北抗聯第一軍的前身之一，名將李紅光指揮的磐石游擊隊，就曾多次與紅槍會合作，對日軍發起突襲。而另一位活躍在南滿地區的著名紅槍會黎法師，在遭到日軍圍剿後，退入吉林東山與楊靖宇部匯合。活動在寶清、姚密的鬱法師還曾與悍匪謝文東部發生火併，後被抗聯第3軍趙尚志改編。抗聯第四軍軍長李延祿多年後回憶，當時紅槍會中既有抗日誌士，也有奸細，例如“王大法師、張大法師，就是奸細，但還有個正氣凜然杜大法師，揭發王大師等人的陰謀；所有紅槍會羣眾，本是愛國的農民，劃歸杜大法師領導，裝備給養照發”。

革命學生文武雙全

與工人和農民相比，東北學生由於教育水平較高，在抗日救亡運動中即承擔了宣傳鼓動工作，同時也直接參與了抗戰。九一八事變之後，大批東北學生投入東北軍和抗日義勇軍。例如東北大學法律系畢業生、學生領袖宋黎1932年底與車向沈等同車返回東北，在東北抗日義勇軍總指揮部任職，親歷了秀水河子伏擊戰。第二年又參與組織中華抗日鐵血軍團。

考慮到東北軍和當時活躍在東北的義勇軍成分複雜，許多部隊有着極為嚴重的軍閥甚至土匪習氣，缺乏對民眾進行宣傳鼓動的能力。中共有意識地選派大批革命學生進入東北軍和抗日義勇軍，在接受軍事訓練之後，擔任基層軍官。張學良後來也將一大批曾參與了一二·九運動的東北學生召入東北軍學兵隊。這些革命學生的加入，使得抗日義勇軍等部隊的政治面貌和行事風格得到很大改觀。

除了直接參戰外，還有一大批東北籍學生加入救國會等抗日救亡組織，利用自己的知識、口才宣傳抗戰。這些學生被當時國民黨特務組織誣為“紅色學生”，但是在閻寶航、盧廣績等民主人士甚至地下黨員的領導下，“積極參與到募捐的活動中來”，廣泛發放愛國券、徵集善款，組織義賣。籌集的資金用於“購買抗日前線極度缺乏的彈藥、醫藥、被服等戰略物資，從而有力地支持當前處於抗日前線的各路義勇軍”。

朝鮮僑民的抗日行動

九一八事變之後，抗日烽火席捲中國，而從1881年起大量湧入東北的朝鮮僑民，也與中國人民站在一起，投入到偉大的抗日事業中來。1881年，滿清政府為了開發東北，允許朝鮮僑民進入東北居住。1910年日本侵佔朝鮮半島，大批朝鮮民眾為了躲避日本殖民者的壓榨避居東北。至1929年，延吉朝鮮僑民達到221252人，而中國居民不足77000人。整個東北有朝鮮移民（包括大批非法移民）約137萬，其中遼寧45萬、吉林55萬、黑龍江36萬，這些移民在東北開墾了約354萬畝土地。

1932年1月10日，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的一個村莊搜查抗日軍民。（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1919年朝鮮爆發“三一運動”，要求擺脱日本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同年，旅居東北的朝鮮移民在汪清縣等地組織抗日民團。1920年—1925年，東北朝鮮抗日民團對鴨綠江南側日軍發動了428次襲擊。

從九一八事變爆發，到1932年3月1日日本建立偽滿洲國，東北的朝鮮移民為了不讓家園再次淪喪在日本侵略者之手，開始與東北人民站在一起，投身中國抗戰。1931年11月，李青天領導的韓國獨立軍，與中國抗日義勇軍首次進行聯合作戰。上文提到的李紅光磐石游擊隊，也是在朝鮮共產黨的協助下建立起來的。據史料記載，朝鮮移民的抗日武裝與梁希夫等領導的大刀會多次合作。1933年，完全由朝鮮移民組成的延吉遊擊大隊建立，兵力達到130人。另外以移民為主體的東滿四縣游擊隊，到1933年已經發展到200餘人，僅當年就消滅了上百名日偽軍。

東北抗聯，中流砥柱

從總體上看，東北各階層的抗日活動在1932年至1933年初，曾一度陷入低潮。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在於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東北民眾抗日熱情高漲，但在行動中缺乏保存自己的意識，過分暴露了尚處於萌芽期的抗日組織，在日偽勢力以軍事實力作為後盾的反撲和屠殺面前，缺乏抵抗能力。

在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向滿洲黨組織發出著名的《給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即著名的“一二六指示信”）之前，滿洲黨組織在組織抗日活動中，受到“左”傾錯誤政策的影響。例如在城市不斷組織工人罷工，每逢重要革命紀念日，不考慮現實情況，貿然組織全市進行集會。上文提到的哈爾濱工人，在連續進行六次全市電車工人罷工，成功癱瘓哈市交通的同時，自身組織遭到極為嚴重的破壞，大批黨員和積極分子被日偽逮捕。

在軍事鬥爭中，滿洲黨組織在收到“一二六指示信”前，不斷強調土地革命甚至“武裝擁護蘇聯”的口號，對侵犯羣眾利益的小股抗日遊擊武裝不進行改造而野蠻的採取“繳械政策”，這些錯誤使得其他一些抗日武裝不願意接受中共的領導。

中央的“一二六指示信”明確指出：“日本帝國主義用全部力量把滿洲變為它的壟斷的殖民地”，“不僅滿洲的工人農民苦力小資產階級對日本侵略者機器走狗表示極端仇視，而且有一部分的有產階級直到現在對侵略者抱敵視態度”。為了團結最廣大的抗日力量，該信指出：“我們總策略方針，是一方面儘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統一戰線，來聚集和聯合一切可能的雖然是不可靠的動搖力量，共同的與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鬥爭。”在這一指示下，東北方面在實際工作中採取了更為靈活的辦法，例如將以往沒收一切地主土地的政策，改為只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和民族叛徒的財產，保障工農小資產階級和少數民族的利益。

在正確政策的指引下，東北抗日局面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和發展。1933年9月18日，紅軍第32軍南滿游擊隊（磐石游擊隊）正式改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獨立師，楊靖宇擔任師長兼政委。1934年2月21日楊靖宇在臨江召開有十餘個抗日武裝參加的聯席會議，成立了抗日聯合軍總指揮部。1934年3月，延吉、和龍、琿春等地的游擊隊組成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二軍獨立師。同年7月，獨立師政委王德泰在安圖召集十餘支抗日遊擊隊，成立了抗日聯合軍總指揮部。同時，周保中、趙尚志分別建立了綏寧反日同盟軍辦事處和東北反日聯合軍總司令部。這些司令部和辦事處雖然是臨時機構，但它們的建立標誌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北抗日武裝統一戰線初步形成。

楊靖宇

事實證明，在眾多抗日武裝支援下，我黨領導下的東北抗日武裝能夠與日偽大部隊進行作戰。例如1934年春人民革命軍第一軍獨立師衝破日偽上萬人的圍攻，建立金川、蒙江、柳河、通化、輝南等游擊區，就得到了活躍在當地的各路義勇軍和抗日山林隊的支援。

在統一戰線政策的指導下，東北抗聯得到迅速發展。例如楊靖宇的第一軍在1933年9月僅有300名隊員， 至1935年已經發展到1800人。哈東遊擊隊在1933年1月僅有13名隊員，至1935年1月改編為人民革命軍第三軍時已經發展至500餘人。當然，正式將東北人民革命軍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是1936年2月20日《東北抗日聯軍統一軍隊建制宣言》發佈之後的事情。首批成立了6個軍，隨後通過吸收抗日山林隊和改編了謝文東、李華堂、汪雅臣、祁治中等部，建立了7、8、9、10、11等軍。

至1936年抗聯在東南滿、吉東、北滿等地發動大規模游擊戰，4月抗聯第一軍殲滅邵本良部偽軍。12月抗聯第三軍在海倫縣冰趟子戰鬥中殲敵300餘人。

隨着游擊戰爭的發展，抗聯的游擊區已經發展到70餘縣。部分根據地已經建立起了農民自衞隊、青年模範隊等地方武裝，例如哈東遊擊根據地有自衞隊五千餘人，建有總兵力近千的15個青年義勇軍和模範隊。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表面上，日本人通過全面侵華戰爭，切斷了東北抗日力量的生命線，並在1940年前後把東北抗日力量逼入絕境，但是，日軍此時已經深陷廣袤的中國大地，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