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一個網紅的進化史_風聞

有趣且深度的硬核財經

經史縱論-No.29

浙江，一個網紅的進化史

作者：董指導

數據支持：遠川研究

浙江在古代，是一個網紅。

這片大陸東部沿海的土地，風景秀麗，氣候舒適，歷來為文人墨客們所讚頌。省城杭州坐擁西湖，享有人間天堂的美譽，而桐鄉的烏鎮，湖州的南潯，嘉興的西塘，都是富饒秀麗的宜居之地。甚至連日本野心家豐臣秀吉，都幻想着借道朝鮮征服大明，然後定居浙東的寧波。

南宋時期，江南地區迎來自己的高光時刻，紹興、杭州先後被定為都城，成為政治文化中心，浙江進入了工商鼎盛，思想開放，才俊輩出的時代，誕生了以呂祖謙、陳亮、葉適等人為代表的浙東學派，提倡經世致用，與時俱進，重商富民，對當時的社會產生了很大的衝擊。

但浙江在物質和人文上的繁榮，並不能只歸因於自然稟賦。

浙江面積不大，僅佔中國1.1%，而且70%地貌以山地為主。山地之多，交通之閉，以至於浙江形成了“一村一方言，百里不互通”的狀況，甚至一些語言曾被當做密碼用以情報傳送。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擁有狹長的海岸線，3000多個島嶼佔到了我國總數的2/5左右。

新中國成立後，浙江作為海防前哨之地，一度掉進了“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囧境。在1953-1975年期間，浙江獲得的基礎設施投資額全國倒數第五，人均倒數第一，城鎮化率只有10%左右。雖然政策不多，但是在這方“邊緣”區域裏，浙江人從未停止探索自己的命運之路。

改革開放四十年之後，浙江經濟總量穩居全國第四，人均可支配收入僅次於北京和上海，民營經濟發達，製造業基礎雄厚，義烏生產的塑料軟管佔全世界四分之一、大唐鎮生產的襪子佔全球三分之一、嵊州生產的領帶佔全球年產值的一半……無數隱形冠軍遍佈浙江的大小鄉鎮。

與此同時，浙江也擺脱了貿易產業的束縛，升級換代，鳥槍換炮。自主化國產汽車在這裏誕生，一日即達的“包郵區”令剁手族豔羨，而 “世界互聯網大會”、“雲棲大會”、無杆停車場、城市大腦、數字政府這些科技元素，也不斷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

浙江就像一款產品，每一個時代的“產品經理”，都用各自的方法將她細細打磨，就像一千多年前白居易和蘇軾打磨杭州一樣。從七山一水到鐘鳴鼎食，從江南水鄉到製造強省，從青瓦古鎮到科技城市，這片人傑地靈的土地從來沒有停下迭代和進化的腳步。

比如日後蜚聲海內外的小商品之王義烏，就在1982年迎來了她最重要的一任“產品經理。”

01. 小商品：幾根雞毛飛上天

1982年4月，51歲的謝高華從衢州來到義烏擔任縣委書記，剛到機關大院，他就被“三大”嚇了一跳：粗飯糙菜的大食堂、桌椅破爛的大會堂、對着宿舍窗户的露天大茅坑。隨後他逛了逛僅2.8平方公里的義烏主城區，凋敝的街道，破舊的廠房，仄陋的居民樓，讓他看着直搖頭。

而與此同時，50歲的義烏農村婦女馮愛倩正為吃喝愁破了頭。馮愛倩曾在飯店工作，但工資微薄，完全無法養育老母親和5個孩子。因此，1980年，她打算冒險擺攤賺外快。雖然義烏有着“雞毛換糖”的走商文化，但在當時，擺攤、走商依然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投機倒把。

然而，迫於生計，馮愛倩還是批發了一些紐扣等小百貨，在義烏廿三里街道的空地上鋪了張塑料布，開始叫賣。第一次擺攤，馮愛倩就賺到了6元錢，是以前飯店工作的10天收入。但好景不長，沒幾天她就被迫捲起塑料布，帶着貨物被“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足足追了3里路。

這種貓抓老鼠的遊戲，足足進行了兩年多，馮愛倩無奈但又無門，直到她得知更換了新縣委書記，決定去賭一把。

馮愛倩早早來到了縣委機關大院的門口，把正要外出的謝高華堵在了馬路上，她用着濃重的義烏口音抱怨道“日子沒法過了，你是我們的父母官，你管不管”。一長串的抱怨，謝高華並沒聽懂幾個字，但他感受到了馮愛倩的氣憤，於是趕緊掐滅了香煙，把她請到縣委辦公室。

擺攤問題謝高華也早有耳聞。他和馮愛倩互換了幾根“大重九”和“新安江”的香煙，在雲霧中聊了一個多小時。隨後，謝高華當即決定，“擺攤繼續，有人來查就説謝書記同意的”。送走了馮愛倩之後，謝高華組織領導班子做了幾個月的調查，最後開會決定開放小商品市場。

謝高華甚至放出了兩句狠話，“誰要搞他們（擺攤商户），我就要處理誰”、“出了問題我負責，哪怕丟掉烏紗帽”。這給了小商販們信心，也率先打破了對“姓資姓社”的猶豫局面。不僅如此，謝高華還到處尋找銀行，貸款了50多萬元建設攤位，為商户們裝上了擋雨遮陽的頂棚。

 第二代義烏小商品市場（新馬路，1984年）

一座座堪稱“五星級”的攤位，吸引了源源不斷的商户。當年年底，義烏小商品市場日均交易人數就達到了6000人，商品也多達3000多種。義烏小商品市場不斷拓展、更新，贏得了“華夏第一市場”的美譽。而隨着中國出口貿易的發展，來義烏進貨成為外商們不輕易外泄的秘密。

1997年，意大利商人弗朗奇斯科多次懇求中間商，詢問這些來自中國的小商品進貨地是哪裏，能不能引路拜訪，但對方總是支支吾吾。終於，一次偶然機會，他在貨箱裏看到了一張《義烏日報》，欣喜萬分的他，用圓規圍繞着上海畫了幾個圓圈，最終找到了令他震撼的義烏。

幾年後，常駐義烏採購的外商達到了3000多人，把中國貨物送到了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義烏的名氣逐漸蜚聲全球。

義烏的興盛，也離不開200多公里外的温州。在那裏，落後的制度牢籠，也被改革的思想不斷衝撞着。70年代末，“針頭線腦”的温州人，全家出動，在家庭作坊裏將一批批小產品生產出來，然後被千軍萬馬般的供銷體系推向全國。五金、礦燈、螺絲等領域先後湧現出了龍頭個體户，被譽為“八大王”。

然而到了1982年，八大王們因投機倒把相繼入獄。温州民營經濟噤若寒蟬。時任温州市委書記的袁芳烈，果敢地站了出來。他舉辦了“重點户專業户”千人大會，親自為個體户們頒獎。會後不久，他又帶着20多個幹部，專程到永嘉爬了兩個多小時的山去看望承包林場的個體户。

袁芳烈在關鍵時刻為温州模式撐了腰。温州人敢為人先的熱情被激活，於是有了中國農民第一城龍港；中國首傢俬營包機公司天龍（吉祥航空前身）；新中國第一傢俬人掛牌的金融機構方興錢莊等等。白天當老闆，晚上睡地板，一批批個體户在義烏、温州、全國各地穿梭，成為浙江商品貿易的主力軍，時代的急先鋒。

袁芳烈在温州就任4年，謝高華在義烏任職2年多。雖然時間不長，但他們已經熔進了城市發展的血脈裏。2017年，謝高華受邀參加義烏小商品國際博覽會，義烏商人們駕駛19輛轎車，在高速路出口處迎接謝書記。他們帶來了父輩們走街吆喝用的撥浪鼓和裝着小商品的貨擔。沉甸甸的貨擔裏有圓珠筆、紐扣，也有用糖換來的幾根雞毛。

 

 義烏商人迎接謝高華

正如《雞毛飛上天》裏所講，雞毛最賤，可它養活了義烏的祖祖輩輩；雞毛最輕，但有點風就能飛到天上。這風，就是謝高華、袁芳烈等一批批幹部在關鍵時刻，不顧個人仕途的挺身而出。“關鍵幹部+拼搏個體”成為浙江在貿易年代，突飛猛進的核心代碼。

縫隙再小，陽光都能透過。堅韌的浙江人善於把握任何細微機會，利用成本、先機，快速佔領市場，帶來了民營經濟蓬勃發展的勁頭。然而，在“要追趕、拼技術、講品牌”的製造業，雞毛如何能飛得遠呢？

02. 製造：四個輪子加沙發

1997年，李書福在為自己的命運抗爭。他篤定汽車產業的未來，希望有一番作為。然而，當時的汽車產業進入門檻很高，民企幾乎毫無指望。李書福先斬後奏先一年成立了吉利集團，但隨後多次到有關部門申請資質，得到的回覆不是沒可能，就是請放棄。但是，儘管碰腫了鼻子，李書福依然並不會放棄。

李書福早年通過照相機積累了第一桶金，隨後又在冰箱零部件、建材、摩托車等行業施展拳腳，而且幹一行成一行。如此優秀的創業經歷，怎能少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豪氣。隨後他盯上了四川德陽監獄汽車廠。這家工廠已經停產，具備客車資質，但不能生產轎車。

廠長告訴李書福“通過努力，可以生產出像轎車的兩廂小車”。這對李書福而言，已經足夠了。他自認為造車不過“四個輪子倆沙發一個殼”的事情，沒什麼難度。於是，他出資2400萬和監獄汽車廠合資成立了汽車公司，並起了一個洋氣的名字：四川吉利波音汽車有限公司，彷彿名字和外企沾上邊，就站在了到達人生巔峯的起飛線上。

但很可惜，李書福很快就迎來了當頭一棒。1998年8月8日，大吉大利的日子裏，李書福的“吉利豪情”車正式下線。車頭像奔馳、車身底盤模仿夏利，發動機是豐田8A，變速箱來自菲亞特。而由於組裝拼接工藝差，導致車門厚薄不一。一下雨，燈組就漏水，一上路車內就塵土飛揚。李書福一怒之下，把車都砸了。

李書福並不是掄起錘子的第一人，多年前張瑞敏也在山東砸過自家冰箱。而他們憤怒的錘子，卻折射了浙江乃至中國製造業的尷尬：高端設備製造業卻依然落後於海外，管理一般質量差。僅浙江地區來看，寧波90%的小家電、慈溪90%的燈具、義烏80%的玩具，都是產品部件代加工，沒有品牌，也沒有技術創新。

李書福的夢想是造老百姓也買得起的好車，因此，儘管李書福加大了研發和質量管理，但吉利的價格依然比海外品牌低不少，不料這卻在消費者心中形成了低檔車的印象。以至於吉利在夜以繼日自主研發的CVVT發動機上，印了“世界先進，中國領先”的話語時，卻招致了漫天的辱罵和質疑。

李書福頂着壓力，在一次酒後委屈大哭，“我一不偷、二不搶，每天從早晨6點半工作到晚上11點，辛辛苦苦辦企業，為什麼別人總嘲笑我？” 但酒醒之後，他便又恢復了信心，立下豪言，“要讓中國的汽車走向世界，而不是讓全世界的汽車跑遍中國”。但僅有豪情是不夠的，如何有效提升研發實力，成為李書福日思夜想的事情。

一方面，吉利依然堅持自研，用時間和產品事實來説話。另一方面，吉利也在全球搜尋併購的時機。2010年，瑞典車企沃爾沃財務困難，吉利趁勢以18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沃爾沃轎車，完成了“中國投資”到“歐洲技術”的對接。幾年後，吉利又買入了奔馳母公司的股份。網友們驚歎：無論買沃爾沃，還是買大奔，其實，都是圖個吉利。

依靠着執着、研發而崛起的吉利，只是浙江製造業眾多代表中的一個。改革開放後，率先捕捉到汽車產業機會的魯冠球，帶領工廠員工，大刀闊斧砍去不相干的業務，專心撲向萬向節的生產。而為了研發先進工藝，全廠上下幾個月沒領工資，報廢了幾十萬元的舊產品。技術創新，成為萬向集團發展的利器。

餘姚第二光學儀器廠的王文鑑，在光學研發道路上堅持走了四十多年。他篤定“21世紀是光電世紀”，面對90年代的相機熱潮巋然不動。他一邊利用浙江高校資源做研發，一邊積極開拓海外市場。如今，餘姚第二光學儀器廠改名舜宇光學，成為全球光學的巨頭、高檔鏡頭的代名詞，而其股價也在香港創出了10年300倍以上的漲幅。

這些在研發上堅持、執着的企業，成為浙江製造業的中堅力量，而這也是浙江省政府引導升級的成果。在2006年，浙江開始部署品牌大建設，2014年還啓動了“浙江製造”的認證環節。依靠着外部政策扶持引導、內部企業家自我要求，浙江廣而散的製造業，開始由創新驅動，邁向品質品牌。

2001年商界大佬和李書福同時參加了央視財經節目《對話》。李書福在台上講述了自己造汽車的規劃後，台下的大佬便笑着調侃道，“可笑”，是“汽車瘋子”。時光點滴流逝，十七年後在亞布力企業論壇上，大佬感慨道，“瘋子”給中國企業家們長臉了。

幸運的是，浙江的“瘋子”企業家還有很多。他們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推動浙江經濟突出重圍，屹立製造業的舞台。他們熱愛新事物，敢於堅持勇於創新，為浙江經濟趟出了一條科技大道。

03. 科技：不過是時間問題

1995年的一個普通夜晚，留着中分長髮的馬雲騎着自行車回公司加班。

在騎車的路上，他看到幾個彪形大漢圍着一個水道口，用木杆抬着井蓋準備離去。馬雲想到了前幾天一則小孩子溺水而亡的報道，就是因為掉進了沒有井蓋的下水道。他頓時怒火燃起，準備上前阻止。但那時候他還沒拜訪過華山派，功夫尚淺，出於穩妥考慮，他趕忙去找警察。

馬雲來來回回好幾趟，卻沒有碰到一個警察。眼瞅着井蓋就要被抬走，他徑直走了過去，氣沉丹田地喝了一聲“你給我抬回去”。話音落地後，馬雲原以為會招致一頓毒打，沒想到卻迎來了攝像頭和話筒。原來，這是杭州電視台做的心理測試，而馬雲成為當晚為數不多敢於站出來制止的人。

這種果敢，成為馬雲日後創業的法寶。1999年，創業第二年，馬雲就被潑了冷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失敗，出口貿易似乎在退潮。但馬雲卻十分樂觀地鼓勵同事，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不過是時間問題，就像阿里巴巴成長也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兩年後，中國成功加入世貿組織，阿里巴巴業務突飛猛進，並先後孵化出淘寶、天貓等平台。

阿里巴巴的發展何以從浙江起步，這曾經是一個“大拷問”，“為什麼沒有出現在上海？”、“為什麼沒有出現在廣東？”等此類疑問也連珠炮般出現在各個論壇。但越瞭解阿里、越瞭解浙江，人們才意識到阿里和浙江的文化特質休慼與共。

阿里早期業務是電子商務，即服務他人在網絡上做生意。這個模式，在早期被叫做“水泥+鼠標”，並沒有那麼純正的硅谷範兒，因此被北京互聯網大本營所輕視或忽視。以至於馬雲請來金庸搞出了“西湖論劍”，才勉強將互聯網的聚光燈從北京間或移照到了阿里巴巴的身上。但這反而更成為北京圈子斷定阿里“不互聯網”的又一大例證。

不過，阿里倒也沒那麼在乎血統是否純正，只是一心想做好“店小二”的定位。這個定位在當時看起來毫不起眼，但卻成為日後各行各業和互聯網技術結合的典範——持之以恆地將互聯網基因與傳統產業進行契合。

淘寶是為了讓用户購物更便捷，支付寶是為了讓用户交易更便捷。然而網紅活動“雙11”，卻成為阿里的困境。每年的那幾天，都會帶來流量的激增，服務器偶爾會不爭氣的掛掉。一些用户因此秒單失敗，大為不滿。這些評論被阿里碼農們看在眼裏，急在心裏。

如果配置更多服務器，平時就會用不到，造成浪費。而如果不配置更多服務器，用户就會不滿意。更何況，阿里巴巴意識到今天遇到的問題只不過是客户會遇到乃至全社會都會遇到的問題的先兆，自己趟出一條路就是為社會提供服務的基礎。店小二，以服務用户為宗旨。

因此，2008年馬雲便決定對公司技術架構進行一次大換血，把原有的IBM+ORACLE+EMC組合，更換為自主研發的雲架構。這個決定在當時並不被人看好，甚至有大佬指責這不過是“舊瓶裝新酒”、“等到阿凡達那個時候吧”。然而，阿里巴巴知道，這不過只是時間問題。

  淘寶雙11銷量（單位：億元）

雲計算是IT行業的集大成者，但研發困難重重。投資支出大、技術難點多、試錯風險高。項目負責人王堅甚至被指責為騙子和瘋子。但幸運的是，雲業務堅持了下來。2013年6月，阿里雲5K項目終於成功。

雲，為阿里提供了充足的算力，也為AI、芯片等業務提供了沃土。就像一架馬力十足的火車頭，帶着阿里從電商公司，駛向了全方位的科技公司。如今，阿里雲位列全球前三、亞太第一。從電商到雲，表面上是個技術問題，但深層次裏一脈相承的都是服務意識。

阿里發展如火如荼，但杭州政府對科技的呵護支持，並不單單體現在阿里的發展之中。早在千禧年之際，杭州市就提出要從“西湖時代”，走向“錢塘江時代”，在天堂杭州，造出科技硅谷。

2001年，開源電腦公司創始人許光明準備自主研發一套系統，需要資金大概1000萬元，而此時公司年利潤還不到百萬。許光明看好技術突破後的空間，卻侷限於財力不足。就在他糾結之時，杭州市科技局等相關部門紛紛伸出援手，給予了數百萬資助。5年後，這套系統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許光明激動地稱，政府扶持功不可沒。

杭州政府還為中小軟件開發公司構建了專用的“公共服務與技術支撐平台”，覆蓋了全市40多個樓宇和359家企業。平台上有團購的微軟正版開發軟件，企業隨時可以借用。而且不僅是開發資源的共享圖書館，也是業務分發渠道。眾多企業匯聚在一起，互通有無、協作互助。小規模企業，再也不用擔心訂單規模太大了。

而如此前瞻的理念，可能是國內雲業務的最早形態。不僅如此，杭州相關部門還聯手海外IT公司、浙江高校等相繼成立了微軟軟件學院、思科網絡學院以及各類開發實驗室，為企業提供各類人才培訓、諮詢服務。而今，杭州也是第一個提出“萬企上雲”的城市，創新性地舉辦了之江實驗室、西湖大學，實踐了第一個特色小鎮：雲棲小鎮，並建設工業互聯網平台Sup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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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看準城鎮化和安防需求的海康威視、大華股份，成為國際安防雙子星；為金融系統做開發支持度恒生電子、同花順，成為金融科技的代表。寧波人丁磊也把網易研究中心落地在了杭州，並定義這裏是創新的孵化基地。杭州互聯網氛圍日益濃厚，咖啡店裏也多起了講流量、變現、迭代之類的興奮。

靠着“民營當家、政府輔助、自主產權、應用為主”的十六字方針，浙江再次立足於IT時代的舞台。而千年古鎮和互聯網跨越前年的邂逅，卻也絲毫沒有違和感。數字科技已經宛如一條條穿梭的小河，一座座橫跨的石橋，成為浙江必不可缺的要素，也為浙江帶來了新的使命。

04. 未來：把浙江數字化運營

過去幾年奇葩的新聞很多：有人辦護照需要返鄉6次，跑了3000公里；有企業蓋一棟辦公樓跑了39個部門，蓋200多個章，歷時4年仍未能動工；有人帶着媽媽出國旅遊，卻被要求開具材料證明“你媽是你媽”；有人為去世的哥哥辦理號碼過户，卻被要求“雙方本人到場”。

網友們氣憤地評論到：人死如何復生？本人真的到場了，你敢辦嗎？這些荒唐無奈的“公章馬拉松”、“宇宙最難證明”，折射的是城市快速發展後，管理能力的不足。這既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不足。例如奇葩的證明，一方面是懶政行為，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各個部門之間信息互不相同。浙江也遇到一些類似問題。

在阿里建立的1999年，浙江省GDP只有5400多億，而2017年時已經高達51700多億，增長了近9倍。這數字的背後，是一座座高樓大廈林立、一條條地鐵高架蔓延，一個個通信基站鋪設、一座座學校醫院建造；也是上下班爭分奪秒的車輛、春運時歸心似箭的旅客、節假日西湖摩肩接踵的遊人。如此大的人流，對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而科技的發展，也帶來了新的羣眾需求。十幾年前錢包被偷是一件常見之事，但如今，出門的人可能就只有手裏握着一部手機。沒手機，甚至連要飯都困難。當羣眾都離不開手機時，能否讓城市服務也利用手機便十分關鍵。

如果把每個城市都看做一個產品，最符合的形態便是淘寶店鋪。城市管理者，就是一個淘寶店主，為老百姓提供各式各樣的商品。一個皇冠賣家朋友曾告訴我，經營店鋪最重要的有兩點：態度上是店小二，業務上是孫悟空。

店小二，意味着交談、做事都要以客户為主，要想想老百姓需要什麼、為什麼需要。而孫悟空則指提供的商品多姿多彩、有質有量、同時要善於變化。而回到科技時代的城市管理而言，店小二意味着管理者要態度轉變為“服務”，思路轉化為“運營”；而孫悟空則意味着要與時俱進，管理有好智慧、巧方法、妙工具。

要付出成本改善管理服務方式，還是讓市民們自我調節默默忍受，這對於浙江各級政府而言，並不是一個問題。浙江的管理者，早就要求自己成為社會中的“店小二”，謝高華、袁芳烈等人更是用自己的烏紗帽在為企業探路。但僅有服務意識是不夠的，如何用科技更好的運營一座城市？

運營城市並非企業所長，但在這片敢為人先的土地上發展起來的阿里巴巴，又是更加愛折騰愛嘗試。一方面，阿里不斷在技術上尋求革新，另一方面，在運營好平台方面也不斷嘗試、積累了不少心得。

比如將用户的服務與賬户打通，通過一個賬號提供所有服務；將內部有共性、可複用的業務環節，抽離出來，並專門管理開發，形成了強大的中台體系，為前台創新提供快速、有效的支撐。這便是當下企業管理中熱門的“數據中台”、“業務中台”概念的由來。

而在城市管理中，面對前端快速變化的需求，後端散落的業務數據，也需要有一套中台政務體系，有一套互聯網產品經理思維：將繁複的業務簡化抽離、重複的業務合併統一、對外的服務快速更新改善。

如果讓老百姓們“最多跑一趟”，就必須把各部門間的“信息孤島”變成“信息環島”。而實現如此多數據的動態互通，就必須有足夠強的運算、支撐能力。如果城市是個大腦，那雲計算就是其必不可少的神經元。

浙江和阿里，雙方一拍即合。

2017年10月22號，阿里雲的工程師們，和省26個廳局的工作人員，集體入駐環島賓館。在不到一千米的房間內，地上散落着密密麻麻的網線，而網線連接的是不同部門之間的70億條信息。這些信息中涉及到TOP 100項和老百姓辦事最密切的高頻事項。每個部門都拿着需求任務表，緊張地調試、修改，終於形成了信息共享平台。

  阿里雲和省廳工作人員交流

杭州的市民周先生是兩個孩子的奶爸。第一個寶寶出生時，為拿到相關證明，填寫了60多項信息、提交20多分材料、跑5個窗口、耗時兩天。而現在第二個寶寶出生，僅需在醫院點點手機就能全部搞定。而停車場出口排隊繳費的長龍總是被大家詬病，現在也被先離場後支付的便捷所取代，用時從23秒縮短至2.6秒。

浙江政府很早就有了互聯網“免費”的思維。2002年，杭州拆掉了西湖環湖圍牆，將景區向公眾24小時免費開放。這個行為雖然獲得了好評，但也給西湖帶來了極大的管理壓力。每一年節假日，西湖斷橋上的風景，往往會變成“人擠人”。為此，阿里旗下的高德地圖和西湖合作，推出了“西湖一鍵智慧遊”。

這款應用，可以監控流量，提醒用户做出安排。而且還可以告訴遊客，景區亮點是什麼、哪裏適合老人、小孩，哪裏有吃貨最愛的網紅美食等信息。遊玩的網友們將手機、充電寶、高德地圖，稱為遊杭州的必備神器。用免費引流、用互動工具運維、用口碑裂變，西湖景區這套完美的組合，是互聯網產品經理們做夢都想要的。

科技時代的城市管理，不僅需要革新理念，也需要技術支撐。而阿里作為互聯網企業，有技術有平台運營能力，能夠為城市管理貢獻力量，對於阿里和浙江而言，都是一次幸運的歷史性交匯。而交匯的核心點便是雙方一致的文化：店小二服務精神。

05. 尾聲

斗轉星移，經過700餘年的砥礪，浙東學派提倡的“與時俱進，思辨求變”的思想，滋潤着浙江人，使得他們在“七山一水二田”的土地上，實現逆襲，書寫奇蹟。

1980年代，浙江讓個體户們在舊政策邊緣探索，於是有了琳琅滿目的小商品；1990年代，浙江選擇為企業提供政策引導，夯實提升了製造業；2000年代，浙江鼓勵企業自主創新，於是，有了“天堂硅谷”。2000年代後，浙江為新興行業保駕護航，於是有了杭州這座數字經濟第一城。

回顧當代浙江經濟的發展歷程，會有人提出，這是“小政府、大企業”的模式。顯然，這裏的小，並不是指規模和收入的“小”，而是意味着，管理者們日常中躲在企業身後默默服務，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為企業擔當，儘可能少運用公權力干預企業經營，儘可能多地給予企業發展空間。

南宋浙東學派之一的“永嘉學派”，在一千多年前就提出了“事功思想”：主張"農商並重"，強調“四民平等”，認同商人在社會經濟發展和國家強盛中的作用，倡導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呼籲施行有利於百姓利益的種種措施，從而實現藏富於民，最後達到民富而國強。

這就是浙江這個古老的“網紅”省份，在每個時代都能持續迭代的力量源泉：**深藏在這個江南省份文化內核中的事功主義。**換句互聯網的話來説，就是做好一方水土的“產品經理”，重視每一個用户（人）的“產品體驗”，從用户中來，到用户中去，及時反饋，敢於創新。

無論是浙江的企業，商人還是官員，都會在中國的歷史舞台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