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九一八：日本為什麼一直不對罪行懺悔？_風聞

   來源：新京報 2019-09-18

     1931年9月18日，在日本關東軍安排下，鐵道“守備隊”炸燬瀋陽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路軌，並栽贓嫁禍於中國軍隊。日軍以此為藉口，炮轟瀋陽北大營。是為“九一八事變”。史稱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開端。

    自此以後，直到1945年，中國大地上慘遭侵略。暴行讓無數生靈失去了生命。

             

“九一八事變”歷史圖片。

如今88年過去了。然而，同為侵略國，戰後德國和日本“應對”各自戰時罪孽方式卻並不同：一個是以悔罪的方式承受責任；另一個則是以抵賴和健忘來躲避報應。歷史失憶同樣時刻伴隨着罪孽的重負，不拿起只會變得越加沉重。

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的《罪孽的報應：德國和日本的戰爭記憶》是一部政治性的遊歷思考記錄，他通過回溯德國與日本的戰爭記憶，追尋懺悔與逃避背後的政治解釋，呈現日本何以不懺悔罪行。

比如，日本不悔罪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受害者”心態，從戰前到戰後，日本一直存在着“日本人領導亞洲對抗西方”的神話。就在日本人選擇了“受害者”記憶的同時，他們消除了自己作為對亞洲其他國家人民“加害者”的記憶。阻礙日本充分認識侵略戰爭和人道災難罪行的再一個政治因素，便是日本的天皇制度。只要天皇還擺在這個位置上，“日本人就會在坦白過去一事上扭扭捏捏。因為天皇對發生的一切均負有正式責任，而通過免除他的罪責，所有人都得到了赦免。”

我們今天重新推送這篇文章，回望這一段沉重的記憶——勿忘九一八，勿忘歷史。

  《罪孽的報應：德國和日本的戰爭記憶》

   作者: （荷）伊恩·布魯瑪

   譯者: 倪韜

   版本: 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 2018年2月

“日本是戰爭受害者”的神話建構

    日本不悔罪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受害者”心態——不僅是受害者，而且還是英勇抵抗的受害者。從戰前到戰後，日本一直存在着“日本人領導亞洲對抗西方”的神話。“反西方”是日本人國家認同的一個元素。在戰後的日本，“反美”成為一個從“反西方”翻新而來的國族認同元素， 焦點是美國加於日本的《和平憲法》：鷹派憤怒於美國人把日本變得一蹶不振；……鴿派則恨美國人閹割了《和平憲法》（指冷戰時美國讓日本擁有軍隊）。雙方都很反感被人當成幫兇，且都感到自己是受害者，這也從一個角度解釋了要日本人承認他們的戰時問題記憶是有選擇性的，就在日本人選擇了“受害者”記憶的同時——也因為他們選擇這一記憶——他們消除了自己作為對亞洲其他國家人民“加害者”的記憶。這是日本人歷史短視和拒絕承認戰爭罪行的主要原因。

日本的“歷史失憶”與德國對悔罪的念念不忘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其中特別典型的便是“廣島記憶”。日本人每年有兩個紀念日： 一個是8 月6 日的廣島原子彈爆炸紀念日，另一個是8 月15 日的日本戰敗投降紀念日。廣島成為美國“戰爭罪行”的證明，也成為“和平”反對一切戰爭的“民眾抵抗”旗幟。廣島記憶成為日本人作為二戰受害者和犧牲者的象徵。

       

原子彈爆炸後的廣島。

布魯瑪指出：

“日本人就算要討論戰爭， 通常也是指和美國的戰爭。許多對侵華戰爭持強烈保留態度的日本人在1941 年聽到日本進攻美國後，心中都洋溢着愛國主義自豪感。對南京大屠殺心懷愧疚，絕不意味對偷襲珍珠港也抱有同樣的罪惡感。德國人一遍遍地被提醒要牢記納粹和屠猶歷史；反觀日本青年， 他們想到的只有廣島和長崎—興許還有南京，不過僅僅是在得到了自由派學校老師和新聞記者的開導之後。”

在許多日本人看來，現在的廣島，特別是廣島的和平博物館， 是“世界和平的麥加”，一個具有宗教色彩的紀念中心，絡繹不絕的來訪者來此見證戰爭的罪惡和對日本平民犯下的巨大罪行。廣島的一位教授稱美國投擲原子彈是“20 世紀最大的犯罪”。在廣島， 日本是受害者的看法被小心翼翼地守護着，人們堅稱廣島死者是無辜的，這種“無辜受害者”的記憶排斥了日本是侵略者的記憶。布魯瑪指出，“和平廣島”其實是一個神話。他寫道：

“廣島根本談不上無辜。1894 年，日本同中國打響‘甲午戰爭’時，部隊正是從廣島出發、開赴前線的，明治天皇也把指揮部搬到了廣島。這座城市因此變得富有，十一年後的日俄戰爭則讓它更加富庶。廣島一度還成為軍事行動的中樞……在遭到核打擊時，廣島是帝國軍隊第二大本營（第一在東京）。簡言之，這裏遍地都是軍人。”

布魯瑪進一步指出：“廣島市民的確是受害者，但兇手基本上是他們自己的軍事領導人。”諷刺的是，1987 年，當廣島當地一夥和平活動人士向市政府請願，要求把日本侵略歷史納入和平紀念館展覽內容時，這個要求被拒絕了。

        

《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

作者：（日）丸山真男

譯者：陳力衞

版本：商務印書館 2018年3月

丸山真男親身經歷了日本從法西斯主義興起到瘋狂對外侵略，再到覆滅的全過程。點擊書封查看往日文章《丸山真男：保持對政治的懷疑精神與決斷能力》（作者：任劍濤）。

“日本是戰爭受害者”，這個神話能被日本不同意識形態的陣營所接受並各自做出解釋，他們之間雖然有分歧和對立，卻能在這個神話周圍結成某種同盟的關係。日本的保守派把由美國主導的日本憲法視為對日本主權和尊嚴的侵犯，日本的左派雖然反對日本軍國主義，但一樣對美國抱有敵意，他們反美，認為冷戰期間華盛頓干預了日本憲法第九款，迫使日本成為冷戰衝突的幫兇。即使政治自由派也經常聲稱，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擲的兩顆原子彈清洗了日本的戰爭罪孽，使日本人獲得道德權利，可以“審判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布魯瑪指出，這種態度成為日本一些“和平教育”的基調 （當然在日本國內也是有爭議的），在相當程度上，美國介入日本政治的方式應該為此負責。但是，日本的“和平主義” 將國家罪孽變成了美德，在與他國相比較時，幾乎成了優越感的記號。這種和平主義也會造成歷史短視。

當日本人把目光從廣島轉向南京時，這種歷史短視尤為明顯。許多日本人否認有南京大屠殺，這與德國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在德國，只有極少數人不承認大屠殺，但在日本，相當龐大的保守勢力堅持認為，對日軍大規模屠殺中國平民的報道是誇大其詞，平民傷亡是戰爭必然造成的結果。日本年青一代對日軍罪行的認識之所以模糊而不完整，日本的教科書迴避歷史事實是一個主要原因。保守的教育部（文部省）和左派教師的爭論對峙陷入僵局。德國教科書把對納粹的抵抗提升到政治德性的高度，相比之下，在日本，當年支持戰爭的信仰價值觀（神道教）和天皇制度至今仍然沒有受到實質性的批判和否定。

從天皇脱罪到日本人赦免

阻礙日本充分認識侵略戰爭和人道災難罪行的再一個政治因素，便是日本的天皇制度。布魯瑪敏鋭地看到，日本國內對南京大屠殺的看法和立場就涉及天皇制度。這是他從對南京大屠殺的多種説法中一點一點仔細剝離出來的—像這樣的分析例子在《罪孽的報應》中還有許多，細心的讀者不妨根據自己的問題意識細細體會。

         

《天皇與日本國命》

作者: （美） 戴維·貝爾加米尼

譯者: 王紀卿

版本: 讀行者·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2016年10月

作者論述了日本裕仁天皇是怎樣領導一幫軍國主義分子制定全球戰略，策劃和發動針對西方國家的戰爭和侵華戰爭的。

伊恩·布魯瑪彙集了多種關於南京屠城的觀點。有一種觀點是，由於經過精心策劃，廣島原爆的罪行要比南京屠殺嚴重得多，“不像歐洲或中國，在整個日本歷史中，你都找不到一起（像廣島那樣）有預謀、系統性殺戮的事件”。布魯瑪認為這種觀點並不是簡單地否定南京大屠殺，是值得關注的，因為“既然作為暴行符號的南京屠城被一些人視為日本實施的‘屠猶’，對二者加以區分就顯得很重要”。就連反對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日本人士也認為這場屠殺並不具有系統性。其中一位寫道，他不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規模之大和慘絕人寰，“但這或許是對淞滬抗戰中守軍激烈抵抗的一種報復”。另一位則認為：

“在戰場上，人面臨生存的終極選擇，要麼生，要麼死。儘管一些極端行徑為天理所不容，但心理上可能無法避免。然而， 在遠離戰場的危險和無奈後，若仍按照一項理性計劃實施暴行，那麼便是邪惡的兇殘行為。我們的德國‘盟友’設立的奧斯維辛毒氣室，以及我們的敵人美國投下的原子彈，都是理性暴行的經典案例。” 還有一種説法同樣把南京屠城與希特勒滅猶加以區別：“南京屠城的元兇並不是某種足以毀滅世界的超自然力量，它也不能算是滅亡整個民族計劃的一個步驟。”

面對這些“理解”南京屠城的説法，布魯瑪一針見血地指出， 南京屠城是“在意識形態的教唆下”發生的，“侵略者殺死‘劣等民族’ 是符合神聖天皇旨意的”。否認南京大屠殺不是一個簡單的歷史認識問題，而是涉及維護天皇制度的合法性和權威。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看法。

認識納粹德國與天皇日本的不同，是理解戰後德國和日本在悔罪問題上出現巨大差異的關鍵之一。納粹德國是現代極權的一黨統治，它的宣傳和組織對人民所進行的洗腦是與德國人的自由精神相違背的，德國人被納粹意識形態改造了。日本是一種古老的宗教（神道教，它也是天皇制度的核心），日本人並不是在裕仁天皇時期才被神道教改造，一直到今天，這種國家宗教仍在延續，仍然是許多日本人的信仰。戰後德國與希特勒的納粹極權制度完全切割，戰後日本則無法與天皇制度完全切割。二戰期間，德國犯下的是“反人類罪”，而日本犯下的則是戰爭罪行，釐清這一罪行的最大障礙， 是天皇在戰後日本政治制度中的位置。日本的浪漫民族主義核心是天皇，由於天皇的存在，日本的浪漫民族主義一直延續至今。德國放棄了這種浪漫民族主義，代之以“憲法民族主義”，甚至比許多其他西方國家更加堅持和強調憲政和自由民主政治的普世價值：自由、平等、人權和人的尊嚴。

日本之所以難以與過去斷絕，一個主要的原因是曖昧不明的政治體制——日本並不是一個真正的“法西斯”國家。

           

《審判山下奉文：戰爭罪與指揮官責任》

作者: （美）理查德·L.雷爾

譯者: 韓華

版本: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2016年9月

作者探討了馬尼拉特別軍事法庭審判日本陸軍大將山下奉文這一存有爭議的案例。

布魯瑪指出：

“比較容易做到的是改變政治體制，繼而希冀人們的習慣和偏見會隨之變化。這點在德國比在日本更容易做到。整整十二年，德國被控制在一個罪惡的政權手中，掌握政權的是一羣興風作浪的政治流氓。剷除這一政權算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而在日本，這個國家的法西斯主政前後並沒有明確界限。事實上，日本從來就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法西斯國家，它既沒有法西斯或國家社會主義執政黨派，也沒有希特勒式的元首。最接近這一角色的是天皇，但不管他有過哪些頭銜，都算不上是法西斯獨裁者。”

日本也沒有德國那種明確的責任制度，在日本起作用的是一種被稱為“不負責任的體制”（構成它的是“神轎”“官吏”“浪人” 三種角色），日本的指揮系統“根本就是一筆糊塗賬。因此，儘管戰後德國的納粹領導層被一鍋端，但反觀日本，不過是少了幾位海陸軍將領罷了”。天皇是這個不負責任的體制中最大的“神轎”，“1945 年後，麥克阿瑟將軍選擇保留的恰恰就是這種權威象徵，這一最神聖的‘神轎’…… 利用帝制象徵鞏固自己的權力。結果，他扼殺了日本民主制度運轉的希望，並嚴重扭曲了歷史”。既然要保留天皇的權威，“裕仁的過去就不能沾上任何污點；可以説，象徵物必須和以其名義犯下的罪行撇清干係”。所以，東京審判時，裕仁天皇不僅逃脱了制裁，法庭甚至都不能傳喚他出庭作證。日美兩國達成協議，最高“神轎”不得受一絲牽連。這是一筆政治交易，犧牲了戰爭受害者的正義，其非正義的後果一直延續至今。只要天皇還擺在這個位置上，“日本人就會在坦白過去一事上扭扭捏捏。因為天皇對發生的一切均負有正式責任，而通過免除他的罪責，所有人都得到了赦免”。

《暴走軍國: 近代日本的戰爭記憶》

作者: 沙青青

版本: 東方出版中心 2018年5月

“甲午戰爭後，日本走上了軍國主義的快車道，乃至最終‘暴走’。”

政治不成熟與浪漫主義民族主義

任何簡單、粗糙的對比都無法解釋為什麼戰後會出現德國悔罪和日本不悔罪的差別。《罪孽的報應:德國和日本的戰爭記憶》為我們深入細緻地理解這一差別提供了幫助。他對這個差別的解釋不是“歷史化”的， 而是有着明確的記憶倫理和人道價值取向，那就是，德國的悔罪是一種日本至今未能取得的政治成熟和道德進步。

歷史化可能成為逃避歷史責任的藉口，它的目標是“拉開與過去的距離，冷眼看待歷史”，其結果往往是以常規歷史來看待並非常規的、非常邪惡的事情。這樣的歷史態度會讓“冷眼看待”變成 “冷漠旁觀”，甚至讓旁觀者因為“理解”加害者而對他們產生認同感。認同加害者是不道德的，也非正義的。

日本的保守勢力就是這樣對日本二戰侵略戰爭進行歷史化處理，進而為之辯護的。他們説，戰爭是為民族存亡而進行的鬥爭， 日本軍人並不比其他國家的軍人更壞，就榮譽心和犧牲精神而言， 他們甚至更加優秀。這種歷史化使得南京大屠殺這樣慘絕人寰的殺戮正常化了。

然而，拒絕對過去罪惡歷史化並不等於已經替受害者説話，事實上，今天的後人是無法代替當年的受害者説出真相的。我們今天所能做的也許正是像布魯瑪那樣，不只是從個人道德良心，而且是從國家政治制度的優化來期待絕大多數人有意識地改變他們舊有的思考習慣和偏見，也就是布魯瑪所説的，在政治上成熟起來。

這不僅是針對日本的二戰罪責，而且也適用於其他國家的嚴重政府過失或罪過。德國戰後的悔罪在世界範圍內獲得了普遍承認和讚許，也成為政府改正錯誤的道德決心和行動勇氣的象徵。尤其是在政府仍拒絕對過去罪行懺悔的國家裏，人們不斷用德國的悔罪作為正面榜樣，要求政府悔罪並要求政治制度有相應改變。這是20 世紀以來世界範圍內人們在政治上變得更加成熟的一種表現。

《日本的對外戰略》

作者: （日）石井寬治

譯者: 周見 周亮亮

版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8年7月

“1853～1937年，帝國主義思想的演變。”

政治上的成熟包括道德上的成長，表現為—用歷史學家巴坎（Elazar Barkan）在《國家的罪過》（The Guilt of Nations ）中的話來説：

“以越來越強的政治意願，甚至緊迫感，來承認自己的歷史罪過。承認罪過可以讓加害者的良心更乾淨，也直接有助於他的政治效益。無論是其一還是其二，道歉都表達了一種因造成他人傷害而揹負罪孽重負的痛苦，以及對受害人的同理心（empathy, 即換位思考）”。

瞭解日本戰後在道歉和悔罪道路上所遭遇的障礙，不是為了單純的道德譴責，而是為了對國家之罪和歷史非正義有一個更好的認識，也是為了看到，在新的國際人權道德環境下，加害者對受害者所作的正式道歉已經是一種必需的道德義務，也是一種對未來仇恨化解和道德秩序重建的真誠政治承諾。在國際間是如此，在國家內部也是如此；對日本是如此，對所有其他國家也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