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在製造一種普遍的 "無力感"？ | 文化縱橫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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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柏 | 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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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全球化是一個在釋放市場力量與保護社會之間，飄搖未定的鐘擺運動。本文作者分析指出，在生產要素全球化流動的背景下，高企的失業率、緩慢的經濟恢復週期、貧困難題的擴大以及基於文化政治認同差異的移民難題的湧現，使得發達國家內部矛盾爆發，精英圈與社會底層之間的分化和撕裂愈益嚴重。資本收益高度集中導致普遍的收入不平等，高技能勞動者和高資本收入者融為一體則進一步惡化這種不平等，而財富的集中強化了富人的政治權力，使得有利於窮人的政策和國家公共投入與以前相比變得更不可能。如此，公眾開始出現對民主制度的失望情緒，很多人對因隨全球化而來無力感感到憤怒，轉而支持那些在政治競爭中拿這些問題説事的政治人物。這些都為全球性的民粹主義運動提供了土壤。上述變化，為我們思考當下處境提供了深刻視角。本文原載《全球化VS逆全球化：政府與企業的挑戰與機遇》，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讀者思考。

▍全球化：鐘擺運動的雙重面向

波蘭尼將全球化視為一個鐘擺運動，它受釋放市場力量和保護社會這兩種方向完全相反的作用力所驅動。有人或許會進一步追問，全球化為什麼會逆轉？

全球化導致重要結構性變化，這些轉變對不同社會羣體的影響並不相同。全球化過程中的受益羣體與受損羣體之間的矛盾是全球化逆轉的政治過程中重要的推動力。

全球化鐘擺運動的內在邏輯其實很明確：釋放市場力量必然帶來更多的競爭；當市場競爭對不同社會羣體造成不同影響時，社會內部就會形成緊張的政治矛盾。如果把這種現象再與阿瑞基關於全球化由生產和貿易的擴張向金融的擴張發展的討論聯繫起來，我們可以發現一個突出的現象：那些可以直接或間接參與跨境經濟活動的人們，和那些不能參與跨境經濟活動的人們，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的地位完全不同。資本所有者、高技能工人和職業白領能夠自由地把自身的資源用在對這些資源需求最高的地方。相反，非技術與準技術工人和大多數中層企業管理人員對工作要求和工作環境不得不展示出更多的彈性，因為他們很容易為其他跨國境供給的工人所替代。全球化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僱主和僱員的關係。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體現的社會分裂是一個長時期積累的結果。在長達40年的全球化過程中，發達國家已經經歷了極為深刻的結構性變化。底層的社會羣體面臨着失去就業機會、收入不平等、以及新移民和東道國某些社會羣體之間日趨緊張的關係等種種問題。金融危機的爆發使他們的處境更為困難，而民主政治的失序使他們失去了解決問題的正常渠道，從而刺激了民粹主義的崛起。

全球化對發達國家的就業有消極影響。跨國公司把生產轉移到海外，無論是離岸生產，還是外包，其結果都帶走了製造業的工作機會。在1977年到1999年間，美國的跨國公司在國內製造業的就業崗位減少了300萬個，同時卻在發展中國家增加了的就業機會，這種影響對那些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明顯。一般而言，一個跨國公司的海外分部在實際資本上每增加10%，其在美國所提供的就業就會減少0.1%－1.8%。如果跨國公司在其海外分部的實際注資額增長超過100%時，它在美國國內製造業的就業機會可以減少多達18%。

在全球生產和外包的時代，發達國家的經濟從衰退階段復甦也出現了新類型。自1990年代初以來， 與以前相比，就業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恢復到經濟衰退前的水平。在1991-1993年的美國經濟衰退中，產值僅僅用了兩個季度就恢復到衰退前的水平，但是就業卻用了23個月。在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滅導致的衰退中，產值只用了一個季度就恢復，但就業數據卻耗時38個月才恢復到衰退前的水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的大衰退中，美國實際GDP總值在當年第三季度開始下跌，在2010年就已經出現再次增長。與此相反，失業率卻一直到2016年5月才恢復到與2006-2007年度的4.6%相近的4.7%。正如印度央行總裁拉加恩（2010:85）指出的那樣，當工作機會變得匱乏時，“脆弱的社會保障體系和失業型復甦的出現意味着，美國選民與其他發達國家的選民相比，更難以容忍經濟的衰退。”

全球化對發達國家底層社會的另外一大影響是貧困。查爾斯·穆裏（2012）的一項研究顯示，新的下層階級主要由如下三類人構成：無法謀生的男人、有小孩的單身母親和與世隔絕者。在第一類人羣中，謀生的定義是有在貧困線以上的中位收入，以2010年的標準兩人收入為14634美元。以此為參考，即使一個人掙取清掃員的小時工資（2010年為11.6美元），如果這個人一週工作40個小時，他（她）在2010年需要工作31周就能達到我們關於謀生的定義。這看上去似乎是一個很難達到的標準，但是穆裏以美國費城東北部漁鎮（Fishtown）為例調查了白人生活處境的變化：

30至49歲的白人男性無法謀生的比例，從1970年不足10%上升到了2009年的超過30%；30至49歲之間的單身且需撫養未成年子女的白人女性的比例從1960年的5%竄升至20%，增加了四倍；30至49歲的沒有加入任何世俗和宗教組織的白人，其比例從1970年的12%增至2005年的接近35%。根據穆裏的估算，30至49歲面臨着一個多方面生活困境的白人，其比例由1960年代末的10%上升到2007年（大衰退前一年）的33%。

由移民產生的問題是發達國家面臨的另一大挑戰。這個挑戰有兩個側面，一個是對就業的影響，另一個是新移民融合失敗帶來的社會問題。

移民對美國就業機會的影響主要是集中在非技術工人羣體。根據一份研究報告（NPR 2006），一般而言非法移民對美國的工資標準沒有多大影響。最值得重視的新近研究顯示，如果非法移民突然間從美國消失，美國人的工資水平只會發生微小的變化。這是因為大多數美國人並不直接與非法移民競爭工作機會。然而，“美國高中輟學的人會從非法移民的急劇減少中獲益。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同意，低技能的高中輟學者的工資會因為合法和非法移民的競爭，而減少3%到8%。經濟學家推測，對高中輟學者而言，如果沒有來自移民的工作競爭，他們的週薪會平均增加25美元。非法移民看上去對失業率只有極小的影響。非法勞工當然會拿走原本屬於合法工人的工作，但是他們也會為新工作的產生創造需求。非法勞工會購買食物、汽車和手機，他們也會去理髮、到餐館就餐。平均下來他們對失業率幾乎沒有淨影響”。支持特朗普反移民政策的社會羣體，事實上是那些自身利益已經為美國移民政策所傷害的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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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在移民問題上面臨的挑戰集中體現在新移民由於文化宗教的原因融入主流社會失敗出現的問題。歐洲穆斯林移民的貧困和他們融入東道國社會時遭遇的困難導致了較大的社會衝突。在法國，來自非歐盟國家的勞動力移民在1974年被叫停，使得家庭團聚成為移民進入法國的主要通道。在2005年，70%進入法國的移民是因家庭團聚，只有7%的人是工作移民。同時，大約70%進入法國的移民來自其在北非和西非的前殖民地，其中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又是這些移民的最大來源國。此外，大概400萬的穆斯林佔法國人口總數的7%，法國是歐盟成員國中穆斯林人口比例最大的國家。

法國的移民政策長期受當地共和傳統的影響，它強調平等、普世主義和世俗化，並強調移民同化的重要性。官方在實踐上不承認少數族裔的地位，認為法國公民在語言和文化上沒有差異，甚至宗教信仰也被限於私人領域。批評家們指出，早在法國二戰後為經濟重建大量招募海外勞工之前，法國就有着悠久的種族主義和仇外的傳統。這些傳統並不是來自法國前殖民地的移民帶來的產物，而是“法蘭西帝國，尤其是在第三共和時期（1987-1940），試圖穩固在非洲和亞洲地區的擴張和殖民主義”並將其合法化帶來的結果。這些傳統基於一種在殖民地實行文明開化的使命感，它主張歐洲文化，尤其是法國文化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因此應該將其在未開化的人民中傳播。它因此進一步主張，“法國文化天生要比移民的母國文化優越”，法國期待這些移民“儘快地完全同化到法國社會中，主動地擺脱原來的身份認同，擁抱單一的、排他的法國身份”。

參與法國最近騷亂的人不是第一代移民，而是移民二代或三代；在這個他們位處邊緣而且沒有希望改變的社會里，暴力被視為一線希望。這些移民住在政府在城市郊區建造的公共住房裏。在19世紀晚期，由於工業化擴張，法國政府在城市郊外專門為工人修建了住宅區。二戰以後為了推動國家的經濟擴張法國政府又為來自非洲的工人建設了住宅區。在1980年代末，法國政府決定減少超過30萬個由財政補貼的公共居住單元，結果導致這部分人的居住環境過度擁擠。更有甚者，這些公共住房中80%以上存在防水、冬季保暖、電梯損壞和其他結構性的房屋缺陷。負責管理這些住宅區的準公共公司推行在同一棟樓裏避免任何單一國家羣體過度集中的政策，結果卻經常造成居民自治非常困難。此外，非歐洲國家的移民還經常要面對失業、教育匱乏和低收入的問題。

與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相對應，在與移民有關的案件大量在法國出現前很久， 就出現了一種新的關於同化的意識形態：它強調變得與參照羣體（本國居民）相似的過程，而不是強調移民在文化上完全被吸納這一最終狀態。歐洲關於保護社會的呼籲強調的是保護本國的文化認同、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的重要性。

▍底層視角：金融危機與全球化的月亮背面

這些在全球化過程中長期積累的負面影響由於金融危機的發生使底層民眾的境遇更為艱辛。

住房貸款抵押證券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導火索。這一輪私營部門金融擴張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歐洲美元市場的建立。在1970年代之前，由於匯率受到嚴格的限制，實際上是各國的央行在負責管理國際匯率的風險。自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所有發達國家都轉向浮動匯率體制，央行不再統一管理匯率風險，私人部門不得不自身承擔風險管理的責任。因為需要隨時改變自己海外資產在不同貨幣之間的配置，以避免因匯率浮動帶來的損失，各發達國家的銀行和企業紛紛遊説本國政府實現金融自由化。隨着1980年代全球債券市場的創建和1990年代全球股票市場的形成，信貸在世界範圍內出現爆炸式的增長，跨國流動資本像洪水猛獸一樣地氾濫。

美國政府創造出住房貸款抵押支持證券（MBS），一方面是為了促使更多人去購置房產，另一方面是為了避免約翰遜政府時期的鉅額財政赤字。當時約翰遜主導的“偉大社會計劃”和越南戰爭耗費了美國政府大量的財政資源，而約翰遜總統卻又不願增加税收。

隨着冷戰結束，全球化開始加速，銀行開始將其業務重點由向客户發放貸款並且長期持有這些債權，向賺取各種交易活動所產生的費用轉變。正如一項研究指出的，“金融機構意識到，他們可以通過以下業務收費：出售抵押貸款、將貸款打包到貸款抵押擔保債券（MBSs）中然後將之出售、以使用借款的方式繼續持有有利可圖的貸款抵押擔保債券(MBSs)等等”。

在1983年到2003年間，商業銀行在美國房地產貸款投放總額裏的份額由32%增加到54%，銀行業務重心脱離貸款發放的商業動機是，貸款發放只佔銀行總利潤的10%，而持有貸款抵押擔保債券（MBSs）卻能創造出70%的利潤，為貸款提供抵押又能帶來20%的利潤。

不僅如此，整個行業也出現了一個產業集中的趨勢。在1996年到2007年間，就經營規模而言，全球最大的五家貸款機構在行業內佔比由16.3%上升至40%；同一時期，全球排名前25的貸款機構的市場份額從原來的不到30%竄升至90%。

美國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對沖基金、保險公司和私人投資者前仆後繼地投身住房抵押擔保貸款，這在2003年遇到了分水嶺。常規抵押貸款以2.3萬億美元在2003年達到頂峯，一年後就降至1.35萬億美元，降幅接近50%。這產生了各種住房抵押貸款組合的短缺。與之相反，許多潛在的買家仍然持有大量現金尋找合適的產品。在這種環境中，那些為從常規抵押貸款中吸入住房抵押擔保貸款而建的機構已經不能停止自己的腳步，只能進入風險更高的非傳統抵押貸款的領域。這就是後來聞名全球的次貸危機的起點。

這次金融危機對美國中產階級產生了重大影響。根據一項關於次貸危機的評估，“在2007年6月到2008年11月間，美國家庭資產淨值的損失超過四分之一。2008年11月初，標準普爾500指數這個包容度很高的美國股票指數，與2007年的高點相比已經下跌45%。房屋價格從2006年的最高點下跌了20%，而且未來市場預期還將有30%到35%潛在的下跌空間。美國房屋淨值在2006年最高點時估價達13萬億美元，在2008年中期已經下跌到8.8萬億美元，而且在2008年後半年還在下跌。作為美國家庭第二大資產的退休金，其總值下跌了22%，從2006年的10.3萬億美元跌到2008年中期的8萬億美元。在同一時期，儲蓄和投資資產（除養老金之外的）損失了1.2萬億美元，退休基金損失了1.3萬億美元。合計損失8.3萬億美元。”

過去的四十年裏，政界、商界、學術界和媒體界的精英圈與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工人階級之間的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面對生產過程中不斷增加的資本密集度，資本與勞動之間更高的替代彈性提高了國民收入中資本所有者的份額，”“資本收益高度集中導致了個人收入不平等越來越嚴重，”“高技能勞動者和高資本收入者日益變為一體，進一步惡化了整體的收入不平等，”“勞動力和資本充裕的高技能人士傾向於在本階層內通婚，”“財富的集中強化了富人的政治權力、使得有利於窮人的税收政策和使國家對公共教育和基礎設施支出的投入與以前相比變得更不可能”。

最終引爆反全球化民粹運動的是發達國家的公眾對民主制度本身失去信心。他們不僅相信自己是全球化的受害者，而且還相信自己已經喪失在國內政治層面去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能。全球化直接讓人們重新思考主權和領土這些概念，因為民族國家不能再有效地控制那些通過全球供應鏈生產和組裝的產品的安全。原始設備製造商（OEM）模式在諸多國家的擴散意味着，全球供應鏈已經發展到超出任何單一國家可以控制的範圍。

換言之，金融和生產的全球化已經導致國土邊界變得沒有意義，因為經濟活動完全處於民族國家領土的控制範圍之外。在這種形勢下，當全球生產使得領土從經濟活動中分離，國家面臨如何進行税收和繼續恪守承諾和履行職責的困境，而“業務精湛的會計師事務所和諮詢公司找到越來越巧妙的辦法去幫助客户規避國家控制和税收”。很多人對全球化導致的無力感感到憤怒，他們開始支持那些在政治活動中拿這些問題説事的政治家。

本文原載王輝耀、苗綠主編《全球化VS逆全球化》，篇幅所限，內容有所刪改**。**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與版權方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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