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後青少年志願者團隊的組建有必要嗎？（上）_風聞

編者按：本期向大家推薦的是新西蘭學者Nicola S. Pine等人發表在Journal of Loss and Trauma的Teenagers’ Perceptions of Volunteering Following the 2010—2011 Canterbury Earthquakes, New Zealand一文的上半部分。文章通過對31名經歷過地震的青少年開展焦點小組活動，發現志願工作可減少青少年災後的心理困擾，同時瞭解到組織以青少年為中心的志願團體的重要性。

這是社論前沿第S1408期推送

微信號：shelunqianyan

文獻綜述

大多數心理學家認為，壓力是災後心理病理的主要原因（例如，抑鬱和焦慮；Gibbs&Montagnino，2007）。與其他類型的主要壓力相比，災害壓力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涉及到對生存的威脅、財產的破壞和其他基本的生命變化（Solomon，1989；Weinrich，Hardin&Johnson，1990）。

根據文獻資料，自然災害發生後的志願服務或幫助他人行動是有助於解決與災害壓力有關的重要因素。當災難發生並在隨後的緊急時期，志願者的行為要麼自發出現，要麼作為組織的一部分出現（Mileti，1999）。根據Lindell、Tierney和Perry（2001）的研究，自發志願者在災難研究文獻中很少受到關注。已經確定“整個社區的災難會引發一種治療性的社區反應”（O’Brien&Mileti，1992），災難受害者通過這種反應幫助其他受害者。

最近的研究還表明，社區的“心理感覺”是志願活動背後的一個重要動機（Omoto&Snyder，2002）。據報告，志願工作取得了一些積極成果，包括增進了福利（Wheeler、Gorey&Greenblatt，1998）、增加了社會責任（Hamilton&Fenzel，1988）和加強了對社區的承諾（Avalos、Sax&Astin，1999）；然而，關於社區志願服務在自然災害情況下的結果的研究有限（Lowe&Fothergill，2003）。Lowe和Fothergill（2003）在紐約911災難後進行的研究發現，志願服務對個人康復有積極影響。根據Lowe和Fothergill的研究，這是因為志願者產生了一種使命感覺，幫助他們從無助感轉變為效能感。換言之，他們的角色從痛苦的被動受害者轉變為社區康復的積極參與者。

之前的志願者研究主要集中在成年人身上。在過去的災難研究文獻中，青少年參與災難的準備、反應和恢復階段、以及激勵他們成為志願者的因素(Peek, 2008)很少受到關注(Anderson，2005；Bokszczanin,，2012；Peek, 2008)。志願服務不僅對成年人有益，而且對青少年也有益。例如，志願活動可以保護年輕人免受無助和失去希望等情緒的傷害。它還可以幫助青少年重新獲得一些控制感和自我效能感，同時努力應對自己的問題和損失(如，Jacobs, Vernberg& Lee, 2008；Margolin，Ramos& Guran，2010)。青少年可以在災後恢復和清理工作中發揮作用。例如，波蘭在1997年千年一遇的洪水之後，青年的參與得到了證明，在這期間，媒體經常報道青少年志願者(平均年齡在16.7歲)的救援行動和其他災後活動，包括情感、行動和信息支持(Bokszczanin，2012)。

基於這些原因，本文特別關注2010-2011年新西蘭坎特伯雷地震後青少年參與志願服務的情況和對志願服務的看法。這些研究結果將強調志願服務對地震災區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有重要意義。

研究方法

1、設計

這項定性研究採用了對2010年9月地震三年後青少年組建焦點小組活動的方法。之所以選擇這種方法，是因為：

(a)焦點小組提供了大量的數據，使給定的主題具有更深層的含義(Litoselliti，2003)，並允許參與者用語言和情境表達自己的觀點，以定量研究的方式限定自己的回答(Stewart，Shamdasani & Rook，2007)；

(b)根據Strother(1984)的説法,與其他的研究方法相比，在焦點小組獲得的準確的信息，可能是由於小組參與者可以澄清不確定性的想法，可作為後續觀點的擴展示例(Vaughn，Schumm & Sinagub，1996)；

(c)焦點小組研究以調查所不能的方式使參與者互動(例如，互動可以用來揭示特定話題的多個不同觀點；Litoselliti，2003)；

(d)焦點小組在調查青少年時可能特別有用。研究發現，當年輕人成為羣體的一部分，而不是成為單獨採訪的對象時，他們更容易自我表達(Yin，2010)，這可能是因為同伴提供了更多的支持(Vaughn 等人，1996)。由於焦點小組鼓勵公開和自發的回應，因此他們也提供了聽取各種意見的場合和機會(Byers & Wilcox, 1991)。

2、小組成員招募

人類倫理委員會通過項目審核後，對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市(Christchurch City)的高中根據非概率目的性抽樣策略進行了選擇。選拔標準包括升入13年級的高中學生（新西蘭的高中是從九年級到十三年級），分佈在克賴斯特徹奇市的不同地區，以確保該地區的全面覆蓋。通過電子郵件與選定的學校取得聯繫告知他們關於這項研究的情況，並要求他們幫助確定和聯繫13年級及以下的潛在學生。共有七所學校獲邀，其中四所學校同意參與。同意協助的學校情況説明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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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參與者

總共有31名學生(男性13人，女性18人)，年齡在16至18歲之間，分佈在6個焦點小組。所有人都至少經歷過一次坎特伯雷大地震(即2010年9月，2011年2月，或者兩者都有)。種族包括歐洲人(77%)、太平洋島民(13%)和亞洲人(10%)。如表2所示，6個焦點小組中每組成員從3人到6人不等；其中5人是同性，1人是混血兒。由於每一組的參與者都來自同一所學校，而且年齡相近，所以他們彼此認識。

4、步驟

小組活動於2013年9月在學校操場進行(2010年9月地震後約36個月，2011年2月地震後約30個月)，小組持續時間為50-60分鐘。研究者就一系列與參與者的地震經歷和隨後的恢復有關的話題開展活動，提出了具體的開放式和半結構化問題，這些問題根據羣體具體情境進行調整（例如羣體內的互動）。研究人員逐字轉錄了錄音，並刪除了所有姓名和其他識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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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數據分析

由於數據集的全面性和豐富性，採用了基於Braun和Clarke（2006）的六階段程序主題分析數據。轉錄本被導入dedoose（在線軟件程序），以幫助編碼。對代碼進行分析，並仔細考慮如何將不同的代碼組合成研究的主題。這些主題是基於語義方法來確定的，因為研究者關注的是數據的表面意義（即參與者陳述的內容是以表面價值為基礎的），而不是詳細的語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