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寫給六級幹部的信曾被阻止傳達——《毛澤東年譜》札記之七_風聞
桃花舍主人-中国人2019-09-21 20:27
《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四卷載:西元1959年“4月29日,關於農業方面的六個問題,寫一篇給省、地、縣、公社、隊、小隊六級幹部的《黨內通信》。上午九時,為徵求對這封信的修改意見,批示:‘劉、鄧、周、陳、林、朱、譚、彭各同志:心血來潮,寫了一篇《黨內通訊》,請你們斟酌,看是否可用。如有修改,請直作改動。’‘柯慶施、曾希聖、周林、劉仁四位同志看一看,是否可行,請求修改。’三十日下午,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劉少奇、鄧小平、譚震林、柯慶施、曾希聖、林鐵、烏蘭夫、吳芝圃、周林開會,討論《黨內通信》。五月二日上午,為下發經過修改的這封信,批示:‘劉、鄧閲後,交尚昆同志:此件請你在今天或明天,用電話發去。再另印如前示。’並將《黨內通訊》改為‘黨內通信’。” 《年譜》隨後引用了毛主席的這封信,但有刪節。據網上披露的資料,毛主席的這封信全文如下: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 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例如,去年畝產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説,是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年青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植,有些人竟説愈密愈好。不對!老年人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只供下面參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閒時少吃,閒時半乾半稀,雜以蕃薯、青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後年,這三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實驗,加以改進,試製新式農具。試製成功,在田裏實驗,確實有效,然後才能成批製造,加以推廣。提到機械化,用機械製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的假話。收穫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的。應當説,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志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麼叫自由?自由就是對必然的認識。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裏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經核對,《年譜》中所引部分與網上資料完全一致,可證網上披露的毛主席這封信是真實的。從信的內容可知,毛主席較早指出了農業“浮誇風”的問題,重視糧食安全問題,並關注農業生產的科學性,比如合理密植、農具改進、增加化學肥料等。這封信的發放對象從省直至基層生產小隊,顯然是想提醒各級幹部要實事求是考慮農業工作,並希望獲得及時的反饋。 據《年譜》載:“這封通信,在五月三日由中共中央辦公廳正式發出。”然而,這封信的傳達曾在某種程度上遭到阻止。 《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載:西元1965年“1月13日,閲馬建猷一月三日來信。信中説:我將深藏心裏已五年的隱憂疑問,大膽向您反映。一件事是:一九五八年夏湖北等省放出了水稻畝產數千斤的高產,四川省組織參觀團前往取經,我在參觀中看出這些高產是浮誇虛報,仿學必然造成生產上的巨大損失,於是向參觀團的領導提出,但卻當即遭到批判。參觀後給省委寫報告也不準講真實情況。回省後,我用私人信函向有關領導反映參觀見到的真實情況。後來,瀘州專署的一位副專員建議我給毛主席寫信反映情況,信未寫就遭到追查,問這位副專員要我向毛主席反映什麼事。我對此一直想不通,難道不準一個革命幹部向主席反映情況嗎?難道向主席反映情況的內容還有什麼限制嗎?另一件事是:一九五九年三月我下放瀘縣石洞公社,四月初看到一封主席寫給生產隊長的信。當時我迫不及待把這封信向社員宣讀了,社員們無不歡天喜地。接着,我又回本單位向職工讀了。沒想到,不幾天,聽説主席這封信不往生產隊發了,許多生產隊根本不知道主席寫過這封信。我單位支部書記還批評我,説我向社員和職工宣讀主席的信是歪曲主席寫這封信的意圖。把主席的信收起來不宣傳的事,在四川不是個別縣、個別單位,幹部對此很不滿,但又不敢説。這裏面究竟是什麼原因?值得主席注意瞭解。毛澤東批示:‘印發工作會議同志們。這位人民代表的信寫得很好。他提出的批評是正確的。今後千萬不要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 馬建猷是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四川省農業科學院水稻研究所所長,當時正在北京開會。他信中提到的“主席寫給生產隊長的信”顯然就是指上引致六級幹部的信,不過他把讀到信的時間——五月——誤記為“四月初”。他信中反映的毛主席致六級幹部的信被阻止傳達,以及向主席寫信反映情況卻遭到追查等事實,能使我們瞭解“八大”後的某種狀態。瞭解這種狀態,或許有助於後人理解“文革”之初提出“批判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歷史緣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