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寫給六級幹部的信曾被阻止傳達——《毛澤東年譜》札記之七_風聞

《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四卷載：西元1959年“4月29日，關於農業方面的六個問題，寫一篇給省、地、縣、公社、隊、小隊六級幹部的《黨內通信》。上午九時，為徵求對這封信的修改意見，批示：‘劉、鄧、周、陳、林、朱、譚、彭各同志：心血來潮，寫了一篇《黨內通訊》，請你們斟酌，看是否可用。如有修改，請直作改動。’‘柯慶施、曾希聖、周林、劉仁四位同志看一看，是否可行，請求修改。’三十日下午，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劉少奇、鄧小平、譚震林、柯慶施、曾希聖、林鐵、烏蘭夫、吳芝圃、周林開會，討論《黨內通信》。五月二日上午，為下發經過修改的這封信，批示：‘劉、鄧閲後，交尚昆同志：此件請你在今天或明天，用電話發去。再另印如前示。’並將《黨內通訊》改為‘黨內通信’。” 《年譜》隨後引用了毛主席的這封信，但有刪節。據網上披露的資料，毛主席的這封信全文如下：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 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例如，去年畝產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説，是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年青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植，有些人竟説愈密愈好。不對！老年人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只供下面參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閒時少吃，閒時半乾半稀，雜以蕃薯、青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後年，這三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實驗，加以改進，試製新式農具。試製成功，在田裏實驗，確實有效，然後才能成批製造，加以推廣。提到機械化，用機械製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的假話。收穫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的。應當説，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志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麼叫自由？自由就是對必然的認識。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裏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經核對，《年譜》中所引部分與網上資料完全一致，可證網上披露的毛主席這封信是真實的。從信的內容可知，毛主席較早指出了農業“浮誇風”的問題，重視糧食安全問題，並關注農業生產的科學性，比如合理密植、農具改進、增加化學肥料等。這封信的發放對象從省直至基層生產小隊，顯然是想提醒各級幹部要實事求是考慮農業工作，並希望獲得及時的反饋。 據《年譜》載：“這封通信，在五月三日由中共中央辦公廳正式發出。”然而，這封信的傳達曾在某種程度上遭到阻止。 《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載：西元1965年“1月13日，閲馬建猷一月三日來信。信中説：我將深藏心裏已五年的隱憂疑問，大膽向您反映。一件事是：一九五八年夏湖北等省放出了水稻畝產數千斤的高產，四川省組織參觀團前往取經，我在參觀中看出這些高產是浮誇虛報，仿學必然造成生產上的巨大損失，於是向參觀團的領導提出，但卻當即遭到批判。參觀後給省委寫報告也不準講真實情況。回省後，我用私人信函向有關領導反映參觀見到的真實情況。後來，瀘州專署的一位副專員建議我給毛主席寫信反映情況，信未寫就遭到追查，問這位副專員要我向毛主席反映什麼事。我對此一直想不通，難道不準一個革命幹部向主席反映情況嗎？難道向主席反映情況的內容還有什麼限制嗎？另一件事是：一九五九年三月我下放瀘縣石洞公社，四月初看到一封主席寫給生產隊長的信。當時我迫不及待把這封信向社員宣讀了，社員們無不歡天喜地。接着，我又回本單位向職工讀了。沒想到，不幾天，聽説主席這封信不往生產隊發了，許多生產隊根本不知道主席寫過這封信。我單位支部書記還批評我，説我向社員和職工宣讀主席的信是歪曲主席寫這封信的意圖。把主席的信收起來不宣傳的事，在四川不是個別縣、個別單位，幹部對此很不滿，但又不敢説。這裏面究竟是什麼原因？值得主席注意瞭解。毛澤東批示：‘印發工作會議同志們。這位人民代表的信寫得很好。他提出的批評是正確的。今後千萬不要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 馬建猷是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四川省農業科學院水稻研究所所長，當時正在北京開會。他信中提到的“主席寫給生產隊長的信”顯然就是指上引致六級幹部的信，不過他把讀到信的時間——五月——誤記為“四月初”。他信中反映的毛主席致六級幹部的信被阻止傳達，以及向主席寫信反映情況卻遭到追查等事實，能使我們瞭解“八大”後的某種狀態。瞭解這種狀態，或許有助於後人理解“文革”之初提出“批判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歷史緣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