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幫與弄堂：《江南》裏的上海身份構建_風聞

楊愛紅上一篇《<江南>：重新認識日本和中國》中有個判斷：在中國的年輕人眼裏，1980年代也已經徹底成為了歷史——與1890年代一樣遙遠的歷史。這一點不但體現在《江南》裏用1980年代的國營工廠風貌擬構1890年代的官辦企業，甚至也體現在《江南》的人物設定中。今天楊愛紅就來聊聊這一點。

本文有少量劇透，但不會影響觀影效果，各位可以放心閲讀。

在《江南》的前期宣傳中，男主角阿榔被稱為“弄堂少年”。然而，影片中的阿榔甫一登場便是從黃浦江邊的一條小木船上醒來、這小木船看起來就是他的家，片尾決戰時還自報家門稱出身於漕幫。從“出身漕幫”到“弄堂少年”，這其中的微妙差異，體現出的便是上海作為移民城市的歷史。

出身漕幫的“弄堂少年”？

早在鴉片戰爭之前，上海就已經是中國國內沿海航運業的中心：通往天津、牛莊的沙船、豆船（東北航線，沙船多以運送大豆和豆餅為主業，故稱豆船），通往山東威海衞等港口的衞船，通往寧波的寧船，通往福建的鳥船，跑南洋的南船，走長江的鴨尾船，千帆萬櫓、鹹匯於滬。（此時雖然朝廷不準外國船來做生意，但本國各港口之間的海運貿易還是很發達的。）

1825年，黃河決口、運河梗阻，朝廷在上海僱傭沙船1562艘，重新利用海路運送漕糧。此後，經過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等戰亂，大運河時開時閉、愈發不穩定。1855年，黃河又大改道、從黃海入海改為從渤海入海，徹底切斷了大運河。另一方面，《南京條約》簽訂後，上海開埠、從國內航運中心進一步躍升為國際航運中心，需要大量勞動力從事碼頭運輸等相關工作，漕幫人士遂大量湧入上海。

漕幫，因大運河而起（運河古稱“漕”）。清代雍正、乾隆年間，中國人口暴漲，農業社會擠出了大量富餘勞動力，去運河上討生活成了很多青壯的選擇。就業壓力之下，大運河沿線也在這一時期形成了較為統一、嚴密的漕幫組織，提供江湖秩序，而江湖秩序中最重要的便是就業秩序：不加入幫會，“沒人罩”，便會被暴力排擠出碼頭、沒得飯吃；而加入幫會，又要經過複雜的流程、付出不小的代價（比如交保護費）。

——原本門檻很低的就業市場（本來只要有一身力氣便可去碼頭當搬運工），便被加上了一道高一些的准入門檻，以此來控制從業人數、保證業內都有一口飯吃。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講，這就是阻止“產業後備軍”投送到就業市場、從而維護從業者利益。

近代之前，航運業集聚大量青壯年人口，是農業社會最活躍的經濟力量之一，實質上超出了封建官府的治理能力範疇。自發而生的行會，或者説幫會、黑社會，填補了官府的管制真空、成為了江湖秩序的主宰。無論中外，航運業都有過一段受行會/幫會/黑社會控制的歷史，歐美一些國家衍生自舊行會的碼頭工會甚至綿延至20世紀下半葉仍在發揮影響力。漢語中與黑社會相關的名詞，如“江湖”“碼頭”“舵爺”等，多與航運業脱不開干係，就是這段歷史留下的痕跡。

漕幫湧入上海後，經過與本地原有地頭蛇及其他各路神仙的鬥法和融合，控制了上海碼頭的勞動力市場，並涉足各路合法的和不合法的生意，最終在進入民國後衍生出了大名鼎鼎的青幫——沒錯，就是那個黃金榮、杜月笙的青幫。

也是《上海灘》裏許文強的原型、共產黨員汪壽華烈士（右）打入其中組織工人運動的青幫。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夜，王壽華赴杜月笙家中談判，杜月笙背信棄義將其活埋。電影《建軍大業》開頭便是汪壽華遇害的故事。

説回《江南》裏的阿榔。他在劇中那麼能打，有一半可能是因為主角光環，另一半大概就是因為漕幫暴力傳統留下的拳腳功夫。不過，《江南》所描繪的1890年代，上海漕幫尚不如民國青幫那麼聲勢煊赫，弄堂也還沒有成為上海新老移民普遍的居住環境：直到1940年代，石庫門之類的弄堂，也仍然起碼是上海中產人家才住得起的。

《江南》的宣發把阿榔稱為“弄堂少年”，大概只是想説他是個普通上海人。但絕大多數漕幫成員，斷然是享受不起弄堂生活的。原本是精英小區的“弄堂”，也能成為上海平民文化的符號和上海市民生活的象徵，非常典型地體現瞭解放之後、尤其是1980年代之後流行影視劇文化對歷史的重構。

出身漕幫的阿榔能住船上還不算是最差的，來自蘇北、皖北等災區的難民普遍只能住“滾地龍”：幾根竹竿兩頭插進地裏，再在竹竿上鋪設竹蓆稻草

不但居住環境被現代人的想象重構了，舊中國的人際關係也被重構了。《江南》開頭，阿榔帶着小夥伴一起偷偷闖入江南製造總局看寶貝，其中一人被劇中台詞明確指出是小店老闆的兒子，還有一個小胖墩戴着眼鏡、穿着揹帶褲、梳着分頭、腦後沒有辮子，一看就是買辦子弟的打扮。出身漕幫、住在船上的“弄堂少年”，小店老闆的兒子，買辦子弟，這三種人的階級身份差異之大，在舊中國可以説完全就是生活在三個不同的世界，彼此之間本不該有交集。但《江南》裏還是讓他們玩在一起了，大概也是把1980年代國企大院裏廠長的兒子與工人的兒子一起搗蛋的場景嫁接到了舊中國——1980年代，儘管城鄉之間壁壘森嚴，大院內部的身份界限還是比較模糊的，廠長的兒子與工人的兒子仍然可以玩到一起。

（不過，阿榔入職江南製造總局之後，小店老闆之子與買辦子弟就再未登場，不知是不是階級鴻溝最終起了作用。）

碼字至此，楊愛紅又想起《江南》裏的一處安排：阿榔入職江南製造總局的緣由，居然是因偷闖入廠引發火災、沒錢賠償而不得進廠當學徒工、用工錢抵債。這又是為了照顧現代觀眾的世界觀而對歷史進行了想象式重構：在今天，進廠當工人對很多人來説是因為沒考上大學、沒得選；而上海早期技術工人非常金貴，多來自於寧波、廣州等地（這些地方當時造船業、冶金業等手工業比較發達），他們也有自己的行會、也會設置就業門檻，一個漕幫子弟能端上工匠的飯碗，約等於中了彩票，絕非“打碎餐館瓶子沒錢賠償、被迫留下來洗碗抵債”式的懲罰。而阿榔當上學徒工之後，師傅卻一直不認可他、直到最後一刻才收他為徒，看起來是不近人情，實際上卻符合舊式行會嚴苛的准入門檻，算是歪打正着地體現了歷史真實。

進入1910年代後，上海船舶修造業大發展，一批新的外資船廠和民族資本家開設的船廠成長起來，對勞動力的需求大增，上海本地人（此處的“本地人”指的是浦東、松江等上海城郊區域居民）和新移民才衝破了老移民舊式行會的就業壟斷、大量進入船舶修造業，新的工人運動也逐漸發展起來，並誕生了馬小弟等新一代工人運動領袖。“多炮塔艦隊”2018年發佈的《船廠風雲90年（2）：馬小弟與6621型導彈艇》簡單介紹過這段歷史，感興趣的朋友可以點擊一閲。

最後插句題外話啊：馬小弟跟英國資本家鬥過、跟日本侵略者鬥過，1950~1960年代還主持了中國仿製蘇聯最先進型號導彈艇的工作、為新中國的國防事業立下了不小功勞，這樣的傳奇故事、傳奇人物，拍成電影應該很好看才對。——宮崎駿拍的《起風了》為什麼那麼有感染力？楊愛紅認為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真實：堀越二郎與日本社會的真人真事，再加上適當的藝術加工，自然能喚起觀眾對歷史的思考。

《起風了》牛車拉飛機，如此強烈對比的鏡頭語言講的就是一個真實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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