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魔幻洗腦:最後上頭的只有我自己_風聞
乌鸦校尉-乌鸦校尉官方账号-2019-09-24 17:13
1938年,莫斯科舉辦了一場震驚世界的審判。
當時正值蘇聯的“大清洗”運動,幾名被告被押上了法庭。
檢察官安德烈咆哮着怒罵他們都是“瘋狗”,應該“拉出去槍斃”。
讓人意外的是,被告們沒有爭相恐後地反駁,而是瘋狂地點頭。
一個人主動承認自己策劃了謀殺斯大林的行動,痛罵自己是**“國家的渣滓”;**
一個人説自己十惡不赦,根本不配做辯護;
一個人説:我跟我的夥伴們不光是殺人犯,還是法西斯分子;
一個人説:我是黨的叛徒!**請槍斃我吧!**還有我的前妻,也請斃了她!
他們請求法官給他們最嚴厲的刑罰。最後這些人全部被槍決,還感謝檢察官對他們處以極刑。
聽聞這場審判的美國人感到震驚,他們覺得“莫斯科公審簡直就是在做戲”,而所有的供詞經過調查,都是子虛烏有。
蘇聯人,是不是對這些犯人實行了**“精神控制”?**
10年後的1948年,一場近似的戲碼在匈牙利上演。
東歐最高樞機主教(紅衣主教)敏澤迪被逮捕。
5周以後,他站在被告席上搖搖晃晃,目光呆滯,夢遊似地有一句答一句,他説他偷了這個國家最珍貴的聖物——聖斯提芬的皇冠,他還説,他要推翻匈牙利的共產主義政府,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
當他的老母親去獄裏去探監的時候,他連媽都不認識了。
而他的簽名也變了樣,再也寫不出從前的筆跡。
有人説這個人不是敏澤迪,是個冒牌貨。
但更多的人開始相信,主教被人下了藥——那是“用於逼供的麻醉、鎮靜劑”。
美國陸軍情報顧問説:“他們偷走了他的靈魂。”
1
怖之花
敏澤迪被判處無期徒刑3年後,美國人終於看到:共產主義開始對我們動手了。
1952年,美國一架戰機在朝鮮被擊落,4個月後,美國飛行員供認,他們“一直在朝鮮部署炭疽、霍亂、鼠疫病菌等生化武器。”
“我對朝鮮人民和中國志願軍犯下了可怕的罪行。”
更離奇的是,到戰爭結束的時候,一批美國戰俘宣佈“反對資本主義,擁護共產主義”,拒絕回美國,要留在共產主義中國。
一個西方士兵甚至説:中國軍隊是如此關心敵人們的安危,他們只朝着敵軍頭頂上空射擊,生怕射傷了他們。
美國政府的驚懼之情被徹底引爆:這還得了?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還逮捕了兩名俄國間諜,從他們身上搜出的塑料筒裏,裝着灰白色的黏稠液體。
兩名間諜宣稱這些液體**“能把人變成行屍走肉”,**沒人能抵擋強勁的藥效。而沒有一個美國實驗室能化驗出其中的成分。
中情局認為,他們正在見證某種可怕現象的誕生。
他們決心務必要做點什麼。
50年代,美國記者愛德華·亨特連續出版圖書,大肆宣傳共產主義陣營的“精神控制”魔法,他説中文裏有這麼有一個詞——**“洗腦”(hsi nao),**他給翻譯成了英文——Brainwashing。
美國《新共和》雜誌上的大標題赫然寫着:
共產主義洗腦,我們準備好了嗎?
中情局的評估報告也認為,有明顯的跡象顯示,東方陣營在使用安非他明、苯丙胺、巴比妥酸鹽等藥物,從犯人身上榨取信息的**技術“已先進得超乎我們的想象”,**研究人員勾兑“粉末、飲料、烈酒和各種注射劑”,製作招供藥物,實施催眠術。
在蘇聯成功試爆核武器之後,美國可能隨時遭到共產陣營打擊的恐懼,更是深深地攫住了每個人的心。
中情局局長杜勒斯宣佈,冷戰已經進入了心理攻防戰的時代。
美國要為人類思想而戰,為大腦而戰。
中情局前副局長(Ray Cline)回憶説:
“如果中情局在50年代不想整明白蘇聯人的‘洗腦神藥’是啥玩意兒,那局長早就該捲鋪蓋走人了。”
為了研究“洗腦”,中情局成立了專門的絕密機構,代號“藍鳥”(Bluebird),後來更名為“朝鮮薊”(Artichoke)和**“精神控制計劃”(MKULTRA)。**
從那一刻開始,他們舞出了魔鬼的步伐,這一跳就是20年。
而多年以後,當這場荒誕的鬧劇尷尬收場、曲終人散之時,他們也沒有意識到一件事:
這世上真正被“洗腦恐懼”洗過腦的,只有中情局自己。
2
惡之花
1960年,生了4個孩子、陷入深度抑鬱、失眠的傑妮,在丈夫的鼓勵下,走進了維多利亞皇家醫院,找到了精神科的主治醫師卡梅隆。
傑妮並不知道,這個著名的加拿大醫生,3年間收了美國中情局75000美金,要拿他的病人做“活體實驗”。
卡梅隆是當時美國心理協會的主席,還是加拿大精神病學協會主席,在圈子裏名聲斐然,卻也是出了名地急躁。
他不願意花大把時間傾聽你的煩惱,**而是用一台錄音機把病人的話都錄了下來,**然後把他們最難受的心裏話,再一遍遍放給病人聽。
他把這種方法叫做“全自動精神療法”。
很多病人聽自己吐露的隱私,比如“當時我媽媽是怎麼狠心拋棄我的”,聽了成千上萬遍,聽到崩潰。
卡梅隆卻從不善罷甘休,而是變本加厲,**把錄音機放到病人的枕頭底下,**睡覺的時候也必須聽。
“我恨我媽媽。”
“我婆婆不會毒死我的,她是個好人。”
一遍又一遍,有人收聽同一條信息多達50萬次。
有的病人開始產生幻覺,朝着空氣要糖吃,掀開被子,驅趕裏面的“小狗和小鳥”。
一個19歲的優秀女大學生,變成了一個吮吸大拇指、餵食用奶瓶、在地板上撒尿的人。
“在過去兩年,一百多個病人都被洗了腦——用的就是加拿大技術。”
為了不讓病人各自的“洗腦神曲”互相干擾,他給每個人每天戴20個小時的耳機;
為了不讓病人扯掉耳機,他用美式橄欖球的**頭盔鎖住了病人的腦袋,**想不聽都不行。
15年間,他像餵飯一樣給病人們喂各種致幻劑、鎮靜劑——阿米妥鈉、LSD、酶斯卡靈、五氯酚、氯普馬嗪、裸蓋菇鹼……甚至用非洲的箭毒木毒液麻醉、癱瘓人體,強迫他們接受錄音帶的洗腦。
50年後,當記者採訪傑妮的時候,她依然記得耳機裏那段恐怖的夢魘:
“傑妮,你是在逃避責任!為什麼?你不想照顧丈夫!不想照顧孩子!為什麼呢?”
箭毒木、冬眠靈、一氧化二氮,隔着頭盔上的縫隙塞到了她的嘴裏。
“耳朵裏的聲音太吵了,我不想聽,可誰又有堅不可摧的意志呢?”
她像個受了驚的孩子一樣,蹭到牆角里瑟瑟發抖。
有一次她逃了出去,到一樓的咖啡廳點了杯咖啡,結果被卡梅隆撞個正着。
“傑妮!回去聽耳機!”當她全力反抗時,卡梅隆像慈父一樣,環抱着她的肩膀:“傑妮,難道你不想早日康復嗎?”
美國中情局十分期待卡梅隆的“療效”,希望他的“治療”方法在沖垮病人的心理防線以後,能“樹立起新的東西”。
但“可惜”的是,他除了能讓人精神錯亂,多數都**“沒有什麼正面效果”。**
他可以“摧毀”一個人的大腦,卻沒法“重建”它。
他沒有能力完成“洗腦”的第二步——對人新的行為能力進行“編程”,創造出操縱者想要的言談舉止,但他依然堅稱自己和蘇聯的洗腦術“別無二致”。
中情局一直想找辦法,讓那些離職的前特工們忘掉各種機密。
而受到卡梅隆的啓發,中情局想出來一招——**用“鉛棍”猛擊特工,**製造腦震盪,讓他失憶,但是“大力不一定出奇蹟”,下手太狠把人打死了也不行,所以後來也沒有推行下去。
中情局又問卡梅隆:電擊失憶行不行?他説電過火了可能會變成植物人。
就這樣,卡梅隆拿錢從不客氣,療效全靠嗶嗶。但中情局並不介懷,因為卡梅隆的所作所為,只是中情局“精神控制計劃”中的一小小小部分——第68號子計劃而已。
“我們是在為戰事做準備。”
類似這樣的變態實驗和藥物研發,**總共多達150餘項,參與研究的機構遍佈全美和加拿大,其中包括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伊利諾伊大學等44所知名高校,馬薩諸塞州總醫院、西奈山醫院等12家醫院,15家研究機構,還有3個懲戒所。
通過各類巧立名目的基金會,中情局得到了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
為了在戰後快速掌握細菌、病毒等生化技術,推進研究“精神控制”秘法,美國人甚至把屠殺猶太人的納粹生物戰研究中心主任布魯姆,還有在中國東北做活體生化實驗的日本731部隊負責人石井四郎,通通免罪,把他們招到美國中情局的麾下效力。
布魯姆開發的神經毒氣,在波蘭的囚犯營地裏殺死了35000人,而他很快就要向美國科學家“傾囊傳授”沙林毒氣的研製秘法;
石井四郎在得到美國特赦承諾以後,交出了私藏的15000張顯微幻燈片,每一張幻燈片上包含着一小塊人體器官組織——腎臟、肝臟、脾臟,它們在感染了炭疽、鼠疫、霍亂、肺結核、壞疽、梅毒之後呈現的病變形態——那每一張幻燈背後,都是一條中國人鮮血淋漓的生命。
而美國科學家欣喜若狂、如獲至寶,他們説這“極大地補充了”美國對生物戰的研究成果。
為了讓“科學無國界”,美國給納粹科學家敞開大門,為他們特地簽發了1000多張簽證,史稱**“回形針行動”。**
而“精神控制計劃”的研究範圍極廣,目的也遠不止“洗腦”這一項,而旨在**動用一切手段,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比如:
怎麼讓一個人突然情緒激動,口不擇言,在公眾面前名譽掃地?
怎麼讓一個人喝一點點酒就“斷片兒”倒下?
怎麼讓一個人沒病的時候也能生出病來,至少在化驗單上看着“有病”?
怎麼讓一個人短時失憶?又怎麼讓一個人永久性失憶,變成白痴?
怎麼讓一個人慢慢地精神錯亂?
怎麼讓一個人改變人格,突然變得“黏乎人”,對另一個人依賴得不行?
……
這些全都在他們的研究範圍內。
中情局投入了上千萬美金,真的把這些東西做出來了嗎?
現實情況一言難盡。
在藥物實驗中他們發現,先往人的一條胳膊裏注射巴比妥酸鹽(鎮靜劑),瞌睡以後,再往另一條胳膊裏注射安非他明(解除憂鬱疲勞的藥),這人就會開始**胡言亂語,**有時候一不小心就能“説禿嚕嘴”,説點兒有用的真話出來。
然而問題在於,在他們把各種“吐真劑”(讓你説實話)——東莨菪鹼、咖啡因、苯丙胺、酒精和大麻,全試了一圈兒之後,**發現沒有一個真能用到刑訊當中的,**其中效果最好的是大麻,但如果滿分10分的話,大麻的效果也就是1-2分。而巴比妥酸鹽也會“受到幻覺、歪曲和謊言的干擾。”
換句話説,用不用“吐真劑”對於刑訊差別不大。
“沒有吐真劑能迫使受審者説出他所知的全部情報。”
“像大眾觀念中‘吐真劑’這樣的魔法藥水根本就不存在。”
不光是“吐真劑”吃了癟,中情局在催眠項目上也是“一頓操作猛如虎,一看戰績0.5”。
在跟催眠師學習了催眠術之後,催眠實驗負責人開始在女秘書身上做實驗,成功讓她**“被一口想象中的海水嗆醒”。**
緊接着,他催眠了兩個秘書:讓張三躺下睡覺,聽到暗號才能起牀;而李四負責叫醒她,但不給暗號。
結果李四叫不醒張三,勃然大怒,**從桌上抄起一把手槍就朝張三開槍,**當然槍裏並沒有子彈。
在很多小範圍的實驗記錄中,中情局“精神控制計劃”的確取得了一些進展,但讓人感到崩潰的是,當他們走出實驗室,想把這些手段進行“大規模應用”的時候,就總是出問題。
培養一個“催眠殺手”的想法,讓中情局激動不已:如果我們能催眠一個殺手,讓他去執行任務,**被敵人抓了以後卻什麼也交代不出來,**因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受了誰的指使、為什麼這麼做,這豈不非常完美?
沒有記憶的殺手才是完美的殺手。
60年代初,他們抓到了一個敵方特工,想在他身上實施催眠大法,具體操作是“坐在椅子上,把手放在他的額頭上,告訴他睡吧睡吧。”
結果兩個辦案人員按着這個特工,把他的椅子摔了個後仰,重重砸在了地上。
催眠師本應衝出來實施催眠術,但他竟被現場“哐嘰”一聲巨響給震住了,沒敢出來。
這是一個容易讓人犯尷尬症的實驗,結果非常失敗。
“工作人員的巨大努力付之東流,精力熱情都白白浪費了。”
70年代的文件顯示,雖然50到60年代催眠研究紅極一時,“卻沒有實際應用的記錄”。
中情局在催眠手段能夠應用於間諜行動前,就已經放棄了開發。
雖然“搞砸了”很多項目,但是中情局覺得自己還是做成了很多事情的——比如在“坑害同胞”這件事情上,他們就非常不遺餘力。
搞大規模的户外生化實驗,中情局總喜歡拿同胞下手。他們給出的理由是:不能在國外做這種實驗,怕蘇聯人知道。
於是為了測試一種細菌怎麼在擁擠的大城市裏發揮作用,他們選擇在舊金山這座城市,**連續6天往海岸線的薄霧中噴灑紅色的粘質沙雷氏菌,**擴散影響了舊金山80萬居民,而當地官員沒有接到任何通知。
幾周以後,11個人因為尿路感染住進了醫院,他們的尿液變成了鮮紅色,其中一人在前列腺小手術後的恢復期內死亡,主刀醫生一臉懵,查不出原因。
中情局卻覺得這次城市實驗“非常成功”。
在街頭巷尾的酒館裏,中情局特工給數以千計的平民百姓,(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在酒水和食物裏摻了致幻劑,**試圖觀察普通人服用以後的行為變化。
來自哈佛、麻省理工等知名院校的數百名學生協助研究致幻劑,收15美元報酬,喝下“一小瓶無色無味的液體”,多人出現負面反應,一名學生在廁所裏上吊自殺。
紐約精神病學研究所的一個大夫,給一個離婚後抑鬱的網球運動員隨意注射了超量14倍的麥司卡林,運動員當場暴斃身亡。
對不知情民眾的致幻劑試驗一直持續到1966年。
而在肯塔基州的大型戒毒所裏,中情局資助的醫生拿癮君子們做上了毒品實驗,凡是能幫他測試致幻劑的,醫生會送給他們更多的毒品——這真是“戒”毒所嗎?
與此同時,在“精神控制”領域沒有“突破進展”的中情局,藉着尋醫問藥的機會,**成了美國官方的“絕命毒師”,**凡是需要配置毒藥的部門都來找他們:一片就能毒死一頭牛的樹葉,非洲某湖裏鱷魚膽中的毒汁,能讓人暫時失明的汁液……
而刺殺外國領導人的配藥任務也很自然地落在了他們的肩上。
用來刺殺周恩來的毒藥,差一點就滴到了周恩來的米飯碗裏,美國高層怕此舉引起東西方對峙衝突升級,緊急叫停了這項刺殺行動。
往剛果總理盧蒙巴的**牙刷上抹上致命的肉毒桿菌,**還沒等盧蒙巴回來刷牙,他就已經在路上被人綁架殺害了。
還有往卡斯特羅的雪茄裏下毒,往他的潛水服裏下毒,往他的圓珠筆裏下毒等等,都是計劃過的,但由於各種原因,一件也沒做成。
在已經公開的領導人刺殺行動中,看不到中情局施毒成功的案例。
他們甚至考慮讓催眠殺手去刺殺卡斯特羅,但過了很久才意識到:卡斯特羅閉着眼都知道幕後主使是誰,催眠有毛線用?簡直就是“脱了褲子放屁”多此一舉。
自己家不成功不要緊,“送人玫瑰,手留餘香”也是一種選擇。
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跟美國中情局關係很要好,他們向中情局學習了“洗腦”技術,**花了3個月製造了一個催眠殺手,**讓他去暗殺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
結果這兄弟剛放出去5個小時,就主動向警方自首,**交出手槍説:以色列人想給俺洗腦,**讓俺去殺阿拉法特。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明眼人早就看出來了,中情局“精神控制計劃”拿着納税人的錢,坑害老百姓不説,幾乎沒做出什麼“成績”來。究其原因,是當時對腦科學的研究還停留在比較粗糙的階段,底層研究不紮實,中情局像沒頭蒼蠅一樣亂試,毫無章法——催眠、毒藥、致幻劑,哪個讓研究人員“感到興奮”就做哪個,而不是哪個理論基礎紮實做哪個,結果都是可以預見的。
他們把改造人腦想得太簡單了。
但他們怎麼也沒想到的是,“精神控制計劃”的迅速墜落,竟然和一個磕了藥的“自家人”有關。
3
謎之花
1953年11月,中情局的生化學家奧爾森博士被同事引到了一個隱蔽的地方,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服下了致幻劑。
當時他目睹了同事用沙林毒氣殺人的實驗,感到內心惶惶不安,正想要離開中情局。
一週以後一個寒冷的清晨,他從紐約市一個酒店的13層縱身越下,墜樓而亡。
葬禮上用的是封死的棺材,究竟是自殺還是他殺也不得而知,整件事情都被掩埋了起來,直到十幾年後才徹底引爆輿論。
1963年,美國逮捕了一名**蘇聯間諜諾申科,**肯尼迪總統遇刺後,諾申科聲稱克格勃裏只有他一人清楚刺客奧斯瓦爾德的底細,要跟美國人談條件。
美國人擔心他是蘇聯人故意讓他們抓到、假意投誠的間諜,於是對他進行各種刑訊,但他就是不招,中情局似乎也黔驢技窮了。
“我們採取所有已知手段(剝奪睡眠、飲食紊亂、辱罵吊打等等)讓他招供,從來就沒斷過”,**但使用藥物並未獲得批准,“因為沒有一種藥看起來有效,**而它們可能全部都有害。”
結果單獨囚禁了他1277天后,諾申科於1967年獲釋,而“精神控制計劃”中的電擊、催眠等一樣都沒給他上過,即便是用過藥物,也幾乎沒見到效果。
中情局研究“吐真劑”研究了十幾年,在諾申科的案子上也是一無所獲。
這讓“精神控制計劃”顏面盡失。
1970年,白宮的一紙法令讓中情局如蒙雷劈。
尼克松總統宣佈,由於害怕“全球流行病”的爆發,命令所有政府機構銷燬庫存的生物武器和化學毒劑,“精神控制計劃”只能照辦。
1972年,水門事件爆發以後,尼克松向中情局求助,但中情局拒絕編故事為尼克松開脱,尼克松一怒之下炒掉了中情局高管。
高管們在捲鋪蓋走人之前,大肆銷燬各種檔案記錄,共7大箱、152份有着“實質性內容”的**機密報告被付之一炬,**而剩下的只有7箱發票、財務賬目之類的東西。
如果今天的故事有個別讓你看得“不盡興”的地方,那鍋都只能讓這7箱被焚燬的“絕密乾貨”來背了。
我們今天能看到的“精神控制計劃”檔案,都是經過刪改、塗抹,還有後人的回憶和採訪,一點點拼湊出來的。
在中情局換帥之後,奧爾森(被中情局注射致幻劑後)跳樓自殺的醜聞被《紐約時報》曝光,同時中情局在美國公民身上做的一些**非法實驗也遭到曝光,**引起舉國譁然。
白宮迫於輿論壓力,成立調查委員會,卻暗中把刺殺外國領導人等**醜事都壓了下來,**説“時間不允許全面調查”。
委員會的調查報告提到了奧爾森跳樓的事情。但為了控制輿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福特總統和中情局局長向奧爾森的家人道歉,還特批了75萬美元的“和解費”,讓他們放棄法律訴訟。
中情局“精神控制計劃”沒有為白宮分多少憂,**反而留了一屁股翔讓白宮替他們擦,**這個計劃難堪的結局已不難想見了。
20世紀70年代中期,隨着研究經費不斷萎縮,核心成員紛紛離職,重要資料悉數焚燬,中情局持續了20年之久的“精神控制計劃”徹底走向了末日。
因為卡梅隆替中情局在加拿大人身上做的變態實驗,加拿大政府還向127名受害者每人賠償了10萬美金。
中情局的心理學專家(John Gittinger)在1977年面對參議員委員會時公開承認:
“早在1962年,我們就證明了所謂的‘洗腦’神藥、‘洗腦’裝置根本就不存在。”
美國情報界的結論是:無論是蘇聯人還是中國人,當年都沒有大量使用藥物或催眠。
而無論是紅衣主教還是大清洗中的囚犯,他們可能都只是在常規的殘酷刑訊手段的組合拳下,在精神上受到了極大的摧殘和扭曲。
白宮和中情局編造出的“洗腦”謊言嚇了自己二十年,也坑了美國人二十年。
心理學家卡寧漢説:“洗腦,只是用來嚇唬人的妖怪。”
當時被冷戰緊張局勢攫住的美國,需要找到一個戲劇化的詞語,它既要能引起恐懼,又要為普通美國人“講出一個好故事來”,讓蘇聯人變成世人眼中十惡不赦的魔鬼——而“洗腦”這一概念再合適不過了。
一個在中情局授意下誕生的詞語,就這樣被兜售給了美國政府、聯合國、媒體和全球公眾。
但如果你就此以為,這一場20年的“洗腦”鬧劇,沒有給美國社會留下任何“遺產”,那你可就大錯特錯了。
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關塔那摩各地的秘密監獄裏,繼續改良、發展、完善着“精神控制計劃”留下的刑訊手段,在2014年才解密的中情局《庫巴客手冊》裏,滿滿地記載着如何對受審者實施電擊、感官剝奪、激發恐懼、催眠、用藥的刑訊手段。
宗旨只有一個:不擇手段**“把受審者拋向孤立無援的絕境,**加快自我認同感的毀滅過程”,最終使之屈服。
一位中情局前任官員(Victor Marchetti)在1992年,也就是計劃破產近20年後表示,中情局的精神控制研究活動仍在暗處繼續。
2002年,前FBI局長還在鼓勵關塔那摩監獄對塔利班俘虜使用“吐真劑”,來掌握更多恐怖組織情報。
而在民間,“精神控制計劃”(MKULTRA)的“品牌認知”已深入人心,無數的影視、歌曲中把它作為“洗腦”的代名詞。
在小説《滿洲候選人》裏,一個美國人被共黨俘虜,被催眠以後返回美國暗殺總統候選人。
在遊戲**《紅色警戒》中,蘇聯陣營的特色單位“尤里”具有心靈控制的能力,而且長得很像列寧**。
動畫裏有一張斯大林和“尤里”的合照,就是用列寧和斯大林的照片P成的。
在漫威的美劇《特工卡特》(卡特是美國隊長的女友)中,展示了蘇聯人怎麼在動畫片裏插幀來給蘇聯兒童“洗腦”。
在網飛(Netflix)2017年的新劇《追緝:炸彈客》中,描繪了“精神控制計劃”研究員對16歲哈佛學生實施的心理折磨。
英國繆斯樂隊直接把“MK Ultra”當做他們的歌曲名。
當代人試圖用今天的視角,去理解“洗腦”的迷人與荒誕。
然而我們也不該忘記,那些在20年“洗腦”實驗中被反覆摧殘的生命。
當傑妮擺脱了卡梅隆的魔爪,終於回到家的時候,她已經徹底變了一個人。
她害怕自己的親生孩子,她不懂得該怎麼抱抱他們,該怎麼跟孩子説話。
一場所謂的“治療”,把她自己變成了一個孩子。
“我十分恍惚。我開始害怕很多事,怕過街、怕母親不在身邊,我也不再做飯。”
“我得和母親一起睡,讓丈夫睡另一張牀。母親不在,我就會驚慌失措。”
她回家後變成了一個廢人,既不能做飯、打掃,也不能送孩子上學,她能做的僅僅是呆坐終日,虛度光陰。
一天她帶傘出門,有人説:沒下雨打什麼傘呢?她陡然驚醒,不知身在何處。
“我還記得女兒問我:媽咪,你為什麼不笑呢?”
多年以後,大女兒米歇爾告訴她:“我覺得你根本就不愛我們。”
丈夫鮑勃不能忍受這樣的妻子,常常外出喝酒直到深夜。
高昂的治療費用幾乎讓他傾家蕩產,工廠也慘淡關門。
“我能理解。我丈夫太可憐了!”
而傑妮還算是幸運的,因為有更多的人,在卡梅隆的“洗腦”電擊中徹底喪失了記憶。
而她最起碼還知道,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還能認得自己的親人。
就在她接受治療的幾年前,中情局局長杜勒斯在演講中高談闊論:
“我們西方國家在大腦戰方面太落後了,我們急需人類‘小白鼠’(human guinea pigs)來為我們嘗試這些非凡的新技術。”
杜勒斯信誓旦旦地説,決不會在不情不願的人身上實施殘酷的實驗。
然而從早期的“藍鳥計劃”開始,他已經這樣秘密做了2年。
中情局所做的一切,究竟是為了什麼?當二十年揮霍而去,留下滿目瘡痍,恐怕連他們自己也説不清楚。
因為你相信什麼,你就會看到什麼。
而恐懼和野望,會讓你看不到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