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魔幻洗腦：最後上頭的只有我自己_風聞

1938年，莫斯科舉辦了一場震驚世界的審判。

當時正值蘇聯的“大清洗”運動，幾名被告被押上了法庭。

檢察官安德烈咆哮着怒罵他們都是“瘋狗”，應該“拉出去槍斃”。

讓人意外的是，被告們沒有爭相恐後地反駁，而是瘋狂地點頭。

一個人主動承認自己策劃了謀殺斯大林的行動，痛罵自己是**“國家的渣滓”；**

一個人説自己十惡不赦，根本不配做辯護；

一個人説：我跟我的夥伴們不光是殺人犯，還是法西斯分子；

一個人説：我是黨的叛徒！**請槍斃我吧！**還有我的前妻，也請斃了她！

他們請求法官給他們最嚴厲的刑罰。最後這些人全部被槍決，還感謝檢察官對他們處以極刑。

聽聞這場審判的美國人感到震驚，他們覺得“莫斯科公審簡直就是在做戲”，而所有的供詞經過調查，都是子虛烏有。

蘇聯人，是不是對這些犯人實行了**“精神控制”？**

10年後的1948年，一場近似的戲碼在匈牙利上演。

東歐最高樞機主教（紅衣主教）敏澤迪被逮捕。

5周以後，他站在被告席上搖搖晃晃，目光呆滯，夢遊似地有一句答一句，他説他偷了這個國家最珍貴的聖物——聖斯提芬的皇冠，他還説，他要推翻匈牙利的共產主義政府，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

當他的老母親去獄裏去探監的時候，他連媽都不認識了。

而他的簽名也變了樣，再也寫不出從前的筆跡。

有人説這個人不是敏澤迪，是個冒牌貨。

但更多的人開始相信，主教被人下了藥——那是“用於逼供的麻醉、鎮靜劑”。

美國陸軍情報顧問説：“他們偷走了他的靈魂。”

1

怖之花

敏澤迪被判處無期徒刑3年後，美國人終於看到：共產主義開始對我們動手了。

1952年，美國一架戰機在朝鮮被擊落，4個月後，美國飛行員供認，他們“一直在朝鮮部署炭疽、霍亂、鼠疫病菌等生化武器。”

“我對朝鮮人民和中國志願軍犯下了可怕的罪行。”

更離奇的是，到戰爭結束的時候，一批美國戰俘宣佈“反對資本主義，擁護共產主義”，拒絕回美國，要留在共產主義中國。

一個西方士兵甚至説：中國軍隊是如此關心敵人們的安危，他們只朝着敵軍頭頂上空射擊，生怕射傷了他們。

美國政府的驚懼之情被徹底引爆：這還得了？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還逮捕了兩名俄國間諜，從他們身上搜出的塑料筒裏，裝着灰白色的黏稠液體。

兩名間諜宣稱這些液體**“能把人變成行屍走肉”，**沒人能抵擋強勁的藥效。而沒有一個美國實驗室能化驗出其中的成分。

中情局認為，他們正在見證某種可怕現象的誕生。

他們決心務必要做點什麼。

50年代，美國記者愛德華·亨特連續出版圖書，大肆宣傳共產主義陣營的“精神控制”魔法，他説中文裏有這麼有一個詞——**“洗腦”（hsi nao），**他給翻譯成了英文——Brainwashing。

美國《新共和》雜誌上的大標題赫然寫着：

共產主義洗腦，我們準備好了嗎？

中情局的評估報告也認為，有明顯的跡象顯示，東方陣營在使用安非他明、苯丙胺、巴比妥酸鹽等藥物，從犯人身上榨取信息的**技術“已先進得超乎我們的想象”，**研究人員勾兑“粉末、飲料、烈酒和各種注射劑”，製作招供藥物，實施催眠術。

在蘇聯成功試爆核武器之後，美國可能隨時遭到共產陣營打擊的恐懼，更是深深地攫住了每個人的心。

中情局局長杜勒斯宣佈，冷戰已經進入了心理攻防戰的時代。

美國要為人類思想而戰，為大腦而戰。

中情局前副局長（Ray Cline）回憶説：

“如果中情局在50年代不想整明白蘇聯人的‘洗腦神藥’是啥玩意兒，那局長早就該捲鋪蓋走人了。”

為了研究“洗腦”，中情局成立了專門的絕密機構，代號“藍鳥”（Bluebird），後來更名為“朝鮮薊”（Artichoke）和**“精神控制計劃”（MKULTRA）。**

從那一刻開始，他們舞出了魔鬼的步伐，這一跳就是20年。

而多年以後，當這場荒誕的鬧劇尷尬收場、曲終人散之時，他們也沒有意識到一件事：

這世上真正被“洗腦恐懼”洗過腦的，只有中情局自己。

2

惡之花

1960年，生了4個孩子、陷入深度抑鬱、失眠的傑妮，在丈夫的鼓勵下，走進了維多利亞皇家醫院，找到了精神科的主治醫師卡梅隆。

傑妮並不知道，這個著名的加拿大醫生，3年間收了美國中情局75000美金，要拿他的病人做“活體實驗”。

卡梅隆是當時美國心理協會的主席，還是加拿大精神病學協會主席，在圈子裏名聲斐然，卻也是出了名地急躁。

他不願意花大把時間傾聽你的煩惱，**而是用一台錄音機把病人的話都錄了下來，**然後把他們最難受的心裏話，再一遍遍放給病人聽。

他把這種方法叫做“全自動精神療法”。

很多病人聽自己吐露的隱私，比如“當時我媽媽是怎麼狠心拋棄我的”，聽了成千上萬遍，聽到崩潰。

卡梅隆卻從不善罷甘休，而是變本加厲，**把錄音機放到病人的枕頭底下，**睡覺的時候也必須聽。

“我恨我媽媽。”

“我婆婆不會毒死我的，她是個好人。”

一遍又一遍，有人收聽同一條信息多達50萬次。

有的病人開始產生幻覺，朝着空氣要糖吃，掀開被子，驅趕裏面的“小狗和小鳥”。

一個19歲的優秀女大學生，變成了一個吮吸大拇指、餵食用奶瓶、在地板上撒尿的人。

“在過去兩年，一百多個病人都被洗了腦——用的就是加拿大技術。”

為了不讓病人各自的“洗腦神曲”互相干擾，他給每個人每天戴20個小時的耳機；

為了不讓病人扯掉耳機，他用美式橄欖球的**頭盔鎖住了病人的腦袋，**想不聽都不行。

15年間，他像餵飯一樣給病人們喂各種致幻劑、鎮靜劑——阿米妥鈉、LSD、酶斯卡靈、五氯酚、氯普馬嗪、裸蓋菇鹼……甚至用非洲的箭毒木毒液麻醉、癱瘓人體，強迫他們接受錄音帶的洗腦。

50年後，當記者採訪傑妮的時候，她依然記得耳機裏那段恐怖的夢魘：

“傑妮，你是在逃避責任！為什麼？你不想照顧丈夫！不想照顧孩子！為什麼呢？”

箭毒木、冬眠靈、一氧化二氮，隔着頭盔上的縫隙塞到了她的嘴裏。

“耳朵裏的聲音太吵了，我不想聽，可誰又有堅不可摧的意志呢？”

她像個受了驚的孩子一樣，蹭到牆角里瑟瑟發抖。

有一次她逃了出去，到一樓的咖啡廳點了杯咖啡，結果被卡梅隆撞個正着。

“傑妮！回去聽耳機！”當她全力反抗時，卡梅隆像慈父一樣，環抱着她的肩膀：“傑妮，難道你不想早日康復嗎？”

美國中情局十分期待卡梅隆的“療效”，希望他的“治療”方法在沖垮病人的心理防線以後，能“樹立起新的東西”。

但“可惜”的是，他除了能讓人精神錯亂，多數都**“沒有什麼正面效果”。**

他可以“摧毀”一個人的大腦，卻沒法“重建”它。

他沒有能力完成“洗腦”的第二步——對人新的行為能力進行“編程”，創造出操縱者想要的言談舉止，但他依然堅稱自己和蘇聯的洗腦術“別無二致”。

中情局一直想找辦法，讓那些離職的前特工們忘掉各種機密。

而受到卡梅隆的啓發，中情局想出來一招——**用“鉛棍”猛擊特工，**製造腦震盪，讓他失憶，但是“大力不一定出奇蹟”，下手太狠把人打死了也不行，所以後來也沒有推行下去。

中情局又問卡梅隆：電擊失憶行不行？他説電過火了可能會變成植物人。

就這樣，卡梅隆拿錢從不客氣，療效全靠嗶嗶。但中情局並不介懷，因為卡梅隆的所作所為，只是中情局“精神控制計劃”中的一小小小部分——第68號子計劃而已。

“我們是在為戰事做準備。”

類似這樣的變態實驗和藥物研發，**總共多達150餘項，參與研究的機構遍佈全美和加拿大，其中包括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伊利諾伊大學等44所知名高校，馬薩諸塞州總醫院、西奈山醫院等12家醫院，15家研究機構，還有3個懲戒所。

通過各類巧立名目的基金會，中情局得到了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

為了在戰後快速掌握細菌、病毒等生化技術，推進研究“精神控制”秘法，美國人甚至把屠殺猶太人的納粹生物戰研究中心主任布魯姆，還有在中國東北做活體生化實驗的日本731部隊負責人石井四郎，通通免罪，把他們招到美國中情局的麾下效力。

布魯姆開發的神經毒氣，在波蘭的囚犯營地裏殺死了35000人，而他很快就要向美國科學家“傾囊傳授”沙林毒氣的研製秘法；

石井四郎在得到美國特赦承諾以後，交出了私藏的15000張顯微幻燈片，每一張幻燈片上包含着一小塊人體器官組織——腎臟、肝臟、脾臟，它們在感染了炭疽、鼠疫、霍亂、肺結核、壞疽、梅毒之後呈現的病變形態——那每一張幻燈背後，都是一條中國人鮮血淋漓的生命。

而美國科學家欣喜若狂、如獲至寶，他們説這“極大地補充了”美國對生物戰的研究成果。

為了讓“科學無國界”，美國給納粹科學家敞開大門，為他們特地簽發了1000多張簽證，史稱**“回形針行動”。**

而“精神控制計劃”的研究範圍極廣，目的也遠不止“洗腦”這一項，而旨在**動用一切手段，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比如：

怎麼讓一個人突然情緒激動，口不擇言，在公眾面前名譽掃地？

怎麼讓一個人喝一點點酒就“斷片兒”倒下？

怎麼讓一個人沒病的時候也能生出病來，至少在化驗單上看着“有病”？

怎麼讓一個人短時失憶？又怎麼讓一個人永久性失憶，變成白痴？

怎麼讓一個人慢慢地精神錯亂？

怎麼讓一個人改變人格，突然變得“黏乎人”，對另一個人依賴得不行？

……

這些全都在他們的研究範圍內。

中情局投入了上千萬美金，真的把這些東西做出來了嗎？

現實情況一言難盡。

在藥物實驗中他們發現，先往人的一條胳膊裏注射巴比妥酸鹽（鎮靜劑），瞌睡以後，再往另一條胳膊裏注射安非他明（解除憂鬱疲勞的藥），這人就會開始**胡言亂語，**有時候一不小心就能“説禿嚕嘴”，説點兒有用的真話出來。

然而問題在於，在他們把各種“吐真劑”（讓你説實話）——東莨菪鹼、咖啡因、苯丙胺、酒精和大麻，全試了一圈兒之後，**發現沒有一個真能用到刑訊當中的，**其中效果最好的是大麻，但如果滿分10分的話，大麻的效果也就是1-2分。而巴比妥酸鹽也會“受到幻覺、歪曲和謊言的干擾。”

換句話説，用不用“吐真劑”對於刑訊差別不大。

“沒有吐真劑能迫使受審者説出他所知的全部情報。”

“像大眾觀念中‘吐真劑’這樣的魔法藥水根本就不存在。”

不光是“吐真劑”吃了癟，中情局在催眠項目上也是“一頓操作猛如虎，一看戰績0.5”。

在跟催眠師學習了催眠術之後，催眠實驗負責人開始在女秘書身上做實驗，成功讓她**“被一口想象中的海水嗆醒”。**

緊接着，他催眠了兩個秘書：讓張三躺下睡覺，聽到暗號才能起牀；而李四負責叫醒她，但不給暗號。

結果李四叫不醒張三，勃然大怒，**從桌上抄起一把手槍就朝張三開槍，**當然槍裏並沒有子彈。

在很多小範圍的實驗記錄中，中情局“精神控制計劃”的確取得了一些進展，但讓人感到崩潰的是，當他們走出實驗室，想把這些手段進行“大規模應用”的時候，就總是出問題。

培養一個“催眠殺手”的想法，讓中情局激動不已：如果我們能催眠一個殺手，讓他去執行任務，**被敵人抓了以後卻什麼也交代不出來，**因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受了誰的指使、為什麼這麼做，這豈不非常完美？

沒有記憶的殺手才是完美的殺手。

60年代初，他們抓到了一個敵方特工，想在他身上實施催眠大法，具體操作是“坐在椅子上，把手放在他的額頭上，告訴他睡吧睡吧。”

結果兩個辦案人員按着這個特工，把他的椅子摔了個後仰，重重砸在了地上。

催眠師本應衝出來實施催眠術，但他竟被現場“哐嘰”一聲巨響給震住了，沒敢出來。

這是一個容易讓人犯尷尬症的實驗，結果非常失敗。

“工作人員的巨大努力付之東流，精力熱情都白白浪費了。”

70年代的文件顯示，雖然50到60年代催眠研究紅極一時，“卻沒有實際應用的記錄”。

中情局在催眠手段能夠應用於間諜行動前，就已經放棄了開發。

雖然“搞砸了”很多項目，但是中情局覺得自己還是做成了很多事情的——比如在“坑害同胞”這件事情上，他們就非常不遺餘力。

搞大規模的户外生化實驗，中情局總喜歡拿同胞下手。他們給出的理由是：不能在國外做這種實驗，怕蘇聯人知道。

於是為了測試一種細菌怎麼在擁擠的大城市裏發揮作用，他們選擇在舊金山這座城市，**連續6天往海岸線的薄霧中噴灑紅色的粘質沙雷氏菌，**擴散影響了舊金山80萬居民，而當地官員沒有接到任何通知。

幾周以後，11個人因為尿路感染住進了醫院，他們的尿液變成了鮮紅色，其中一人在前列腺小手術後的恢復期內死亡，主刀醫生一臉懵，查不出原因。

中情局卻覺得這次城市實驗“非常成功”。

在街頭巷尾的酒館裏，中情局特工給數以千計的平民百姓，（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在酒水和食物裏摻了致幻劑，**試圖觀察普通人服用以後的行為變化。

來自哈佛、麻省理工等知名院校的數百名學生協助研究致幻劑，收15美元報酬，喝下“一小瓶無色無味的液體”，多人出現負面反應，一名學生在廁所裏上吊自殺。

紐約精神病學研究所的一個大夫，給一個離婚後抑鬱的網球運動員隨意注射了超量14倍的麥司卡林，運動員當場暴斃身亡。

對不知情民眾的致幻劑試驗一直持續到1966年。

而在肯塔基州的大型戒毒所裏，中情局資助的醫生拿癮君子們做上了毒品實驗，凡是能幫他測試致幻劑的，醫生會送給他們更多的毒品——這真是“戒”毒所嗎？

與此同時，在“精神控制”領域沒有“突破進展”的中情局，藉着尋醫問藥的機會，**成了美國官方的“絕命毒師”，**凡是需要配置毒藥的部門都來找他們：一片就能毒死一頭牛的樹葉，非洲某湖裏鱷魚膽中的毒汁，能讓人暫時失明的汁液……

而刺殺外國領導人的配藥任務也很自然地落在了他們的肩上。

用來刺殺周恩來的毒藥，差一點就滴到了周恩來的米飯碗裏，美國高層怕此舉引起東西方對峙衝突升級，緊急叫停了這項刺殺行動。

往剛果總理盧蒙巴的**牙刷上抹上致命的肉毒桿菌，**還沒等盧蒙巴回來刷牙，他就已經在路上被人綁架殺害了。

還有往卡斯特羅的雪茄裏下毒，往他的潛水服裏下毒，往他的圓珠筆裏下毒等等，都是計劃過的，但由於各種原因，一件也沒做成。

在已經公開的領導人刺殺行動中，看不到中情局施毒成功的案例。

他們甚至考慮讓催眠殺手去刺殺卡斯特羅，但過了很久才意識到：卡斯特羅閉着眼都知道幕後主使是誰，催眠有毛線用？簡直就是“脱了褲子放屁”多此一舉。

自己家不成功不要緊，“送人玫瑰，手留餘香”也是一種選擇。

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跟美國中情局關係很要好，他們向中情局學習了“洗腦”技術，**花了3個月製造了一個催眠殺手，**讓他去暗殺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

結果這兄弟剛放出去5個小時，就主動向警方自首，**交出手槍説：以色列人想給俺洗腦，**讓俺去殺阿拉法特。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明眼人早就看出來了，中情局“精神控制計劃”拿着納税人的錢，坑害老百姓不説，幾乎沒做出什麼“成績”來。究其原因，是當時對腦科學的研究還停留在比較粗糙的階段，底層研究不紮實，中情局像沒頭蒼蠅一樣亂試，毫無章法——催眠、毒藥、致幻劑，哪個讓研究人員“感到興奮”就做哪個，而不是哪個理論基礎紮實做哪個，結果都是可以預見的。

他們把改造人腦想得太簡單了。

但他們怎麼也沒想到的是，“精神控制計劃”的迅速墜落，竟然和一個磕了藥的“自家人”有關。

3

謎之花

1953年11月，中情局的生化學家奧爾森博士被同事引到了一個隱蔽的地方，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服下了致幻劑。

當時他目睹了同事用沙林毒氣殺人的實驗，感到內心惶惶不安，正想要離開中情局。

一週以後一個寒冷的清晨，他從紐約市一個酒店的13層縱身越下，墜樓而亡。

葬禮上用的是封死的棺材，究竟是自殺還是他殺也不得而知，整件事情都被掩埋了起來，直到十幾年後才徹底引爆輿論。

1963年，美國逮捕了一名**蘇聯間諜諾申科，**肯尼迪總統遇刺後，諾申科聲稱克格勃裏只有他一人清楚刺客奧斯瓦爾德的底細，要跟美國人談條件。

美國人擔心他是蘇聯人故意讓他們抓到、假意投誠的間諜，於是對他進行各種刑訊，但他就是不招，中情局似乎也黔驢技窮了。

“我們採取所有已知手段（剝奪睡眠、飲食紊亂、辱罵吊打等等）讓他招供，從來就沒斷過”，**但使用藥物並未獲得批准，“因為沒有一種藥看起來有效，**而它們可能全部都有害。”

結果單獨囚禁了他1277天后，諾申科於1967年獲釋，而“精神控制計劃”中的電擊、催眠等一樣都沒給他上過，即便是用過藥物，也幾乎沒見到效果。

中情局研究“吐真劑”研究了十幾年，在諾申科的案子上也是一無所獲。

這讓“精神控制計劃”顏面盡失。

1970年，白宮的一紙法令讓中情局如蒙雷劈。

尼克松總統宣佈，由於害怕“全球流行病”的爆發，命令所有政府機構銷燬庫存的生物武器和化學毒劑，“精神控制計劃”只能照辦。

1972年，水門事件爆發以後，尼克松向中情局求助，但中情局拒絕編故事為尼克松開脱，尼克松一怒之下炒掉了中情局高管。

高管們在捲鋪蓋走人之前，大肆銷燬各種檔案記錄，共7大箱、152份有着“實質性內容”的**機密報告被付之一炬，**而剩下的只有7箱發票、財務賬目之類的東西。

如果今天的故事有個別讓你看得“不盡興”的地方，那鍋都只能讓這7箱被焚燬的“絕密乾貨”來背了。

我們今天能看到的“精神控制計劃”檔案，都是經過刪改、塗抹，還有後人的回憶和採訪，一點點拼湊出來的。

在中情局換帥之後，奧爾森（被中情局注射致幻劑後）跳樓自殺的醜聞被《紐約時報》曝光，同時中情局在美國公民身上做的一些**非法實驗也遭到曝光，**引起舉國譁然。

白宮迫於輿論壓力，成立調查委員會，卻暗中把刺殺外國領導人等**醜事都壓了下來，**説“時間不允許全面調查”。

委員會的調查報告提到了奧爾森跳樓的事情。但為了控制輿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福特總統和中情局局長向奧爾森的家人道歉，還特批了75萬美元的“和解費”，讓他們放棄法律訴訟。

中情局“精神控制計劃”沒有為白宮分多少憂，**反而留了一屁股翔讓白宮替他們擦，**這個計劃難堪的結局已不難想見了。

20世紀70年代中期，隨着研究經費不斷萎縮，核心成員紛紛離職，重要資料悉數焚燬，中情局持續了20年之久的“精神控制計劃”徹底走向了末日。

因為卡梅隆替中情局在加拿大人身上做的變態實驗，加拿大政府還向127名受害者每人賠償了10萬美金。

中情局的心理學專家（John Gittinger）在1977年面對參議員委員會時公開承認：

“早在1962年，我們就證明了所謂的‘洗腦’神藥、‘洗腦’裝置根本就不存在。”

美國情報界的結論是：無論是蘇聯人還是中國人，當年都沒有大量使用藥物或催眠。

而無論是紅衣主教還是大清洗中的囚犯，他們可能都只是在常規的殘酷刑訊手段的組合拳下，在精神上受到了極大的摧殘和扭曲。

白宮和中情局編造出的“洗腦”謊言嚇了自己二十年，也坑了美國人二十年。

心理學家卡寧漢説：“洗腦，只是用來嚇唬人的妖怪。”

當時被冷戰緊張局勢攫住的美國，需要找到一個戲劇化的詞語，它既要能引起恐懼，又要為普通美國人“講出一個好故事來”，讓蘇聯人變成世人眼中十惡不赦的魔鬼——而“洗腦”這一概念再合適不過了。

一個在中情局授意下誕生的詞語，就這樣被兜售給了美國政府、聯合國、媒體和全球公眾。

但如果你就此以為，這一場20年的“洗腦”鬧劇，沒有給美國社會留下任何“遺產”，那你可就大錯特錯了。

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關塔那摩各地的秘密監獄裏，繼續改良、發展、完善着“精神控制計劃”留下的刑訊手段，在2014年才解密的中情局《庫巴客手冊》裏，滿滿地記載着如何對受審者實施電擊、感官剝奪、激發恐懼、催眠、用藥的刑訊手段。

宗旨只有一個：不擇手段**“把受審者拋向孤立無援的絕境，**加快自我認同感的毀滅過程”，最終使之屈服。

一位中情局前任官員（Victor Marchetti）在1992年，也就是計劃破產近20年後表示，中情局的精神控制研究活動仍在暗處繼續。

2002年，前FBI局長還在鼓勵關塔那摩監獄對塔利班俘虜使用“吐真劑”，來掌握更多恐怖組織情報。

而在民間，“精神控制計劃”（MKULTRA）的“品牌認知”已深入人心，無數的影視、歌曲中把它作為“洗腦”的代名詞。

在小説《滿洲候選人》裏，一個美國人被共黨俘虜，被催眠以後返回美國暗殺總統候選人。

在遊戲**《紅色警戒》中，蘇聯陣營的特色單位“尤里”具有心靈控制的能力，而且長得很像列寧**。

動畫裏有一張斯大林和“尤里”的合照，就是用列寧和斯大林的照片P成的。

在漫威的美劇《特工卡特》（卡特是美國隊長的女友）中，展示了蘇聯人怎麼在動畫片裏插幀來給蘇聯兒童“洗腦”。

在網飛（Netflix）2017年的新劇《追緝：炸彈客》中，描繪了“精神控制計劃”研究員對16歲哈佛學生實施的心理折磨。

英國繆斯樂隊直接把“MK Ultra”當做他們的歌曲名。

當代人試圖用今天的視角，去理解“洗腦”的迷人與荒誕。

然而我們也不該忘記，那些在20年“洗腦”實驗中被反覆摧殘的生命。

當傑妮擺脱了卡梅隆的魔爪，終於回到家的時候，她已經徹底變了一個人。

她害怕自己的親生孩子，她不懂得該怎麼抱抱他們，該怎麼跟孩子説話。

一場所謂的“治療”，把她自己變成了一個孩子。

“我十分恍惚。我開始害怕很多事，怕過街、怕母親不在身邊，我也不再做飯。”

“我得和母親一起睡，讓丈夫睡另一張牀。母親不在，我就會驚慌失措。”

她回家後變成了一個廢人，既不能做飯、打掃，也不能送孩子上學，她能做的僅僅是呆坐終日，虛度光陰。

一天她帶傘出門，有人説：沒下雨打什麼傘呢？她陡然驚醒，不知身在何處。

“我還記得女兒問我：媽咪，你為什麼不笑呢？”

多年以後，大女兒米歇爾告訴她：“我覺得你根本就不愛我們。”

丈夫鮑勃不能忍受這樣的妻子，常常外出喝酒直到深夜。

高昂的治療費用幾乎讓他傾家蕩產，工廠也慘淡關門。

“我能理解。我丈夫太可憐了！”

而傑妮還算是幸運的，因為有更多的人，在卡梅隆的“洗腦”電擊中徹底喪失了記憶。

而她最起碼還知道，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還能認得自己的親人。

就在她接受治療的幾年前，中情局局長杜勒斯在演講中高談闊論：

“我們西方國家在大腦戰方面太落後了，我們急需人類‘小白鼠’（human guinea pigs）來為我們嘗試這些非凡的新技術。”

杜勒斯信誓旦旦地説，決不會在不情不願的人身上實施殘酷的實驗。

然而從早期的“藍鳥計劃”開始，他已經這樣秘密做了2年。

中情局所做的一切，究竟是為了什麼？當二十年揮霍而去，留下滿目瘡痍，恐怕連他們自己也説不清楚。

因為你相信什麼，你就會看到什麼。

而恐懼和野望，會讓你看不到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