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會讓他們來告訴我是誰_風聞

前段時間上映的動畫電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獲得了口碑與票房雙豐收，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宣言，撩動了不少渴望掙脱束縛、追求自由的當代人的心絃。Joyce Tan 在哪吒身上看到了他與美國作家、黑人民權運動者詹姆斯·鮑德温的相通之處，為百姓所斥責的哪吒的處境，就如為白人壓迫的美國黑人。

要擺脱生來就伴隨自身的為主流所建構的各類符號並非易事，每個人也不可能徹底脱離他人的目光而存在，但是我們必須抗爭，哪吒與鮑德温都給我們做出了示範，不斷地書寫自我的命運。

《下一次將是烈火》

[美]詹姆斯·鮑德温 著

吳琦 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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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吒與鮑德温：我不會讓他們來告訴我是誰

Joyce Tan

“我不會允許這個國家的白人來告訴我自己是誰，並且用他們的那種方式來約束我、收拾我。當然與此同時，我已經被吐了口水，被他們定義、描述和限制，被他們不費吹灰之力地打敗了。”

這句話來自詹姆斯·鮑德温的《十字架之下》，最早發表於 1963 年的《紐約客》，當時正值美國民權運動的高潮。我是在看到這句話的時候第一次將鮑德温跟哪吒聯繫起來的。這封來自他“腦海中某個區域的信”，講了鮑德温的成長、信仰（及其崩塌）、美國的種族矛盾和美國黑人在其艱難處境中的承受與反抗。

基於中國傳統神話的電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當然不旨在針砭別國的時弊，但它極力烘托的主題——自定義、不認命，讓我看到某種與美國種族現實進行對照的可比性。如果我們將陳塘關百姓解讀為代表社會主流的多數族裔，而天庭代表了維護主流規範的建制，那麼哪吒和敖丙同為異類，一體兩面，都可視為少數族裔的代表。如果我們將哪吒作為美國黑人的象徵，那麼敖丙則代表某種模範少數族裔（model minority）。在美國種族政治中，黑白二元始終對立——正如百姓與哪吒的對立，非黑人的少數族裔也是被邊緣化、被擠壓的對象——正如敖丙再風度翩翩，他所屬的龍族總歸是異族，在身份曝露後同樣被排斥，被壓制。

▲動畫電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哪吒形象

▲動畫電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敖丙形象鮑德温從小出入教堂，耳濡目染，一度是虔誠的基督徒和狂熱的佈道者。但當他意識到“《聖經》是由白人寫成的”，他也就意識到，“人們對未來世界的認識，不過是他們現在所處的世界的倒影，而且他們會按照自己喜歡的樣子扭曲它”。黑人的膚色是一種原罪。他——鮑德温——首先是一個黑人，是含的後代。含在聖經裏是一個被詛咒的人，因此鮑德温“註定要成為一個奴隸”。他的命運一開始就被永遠“封印”了，這和他是誰、是一個怎樣的人、將成為怎樣的人毫無關係。

同樣地，哪吒孕育於魔丸，自降生起便被人“描述、定義和限制”。出生後三年天雷降臨之際，就是魔丸被摧毀之時。這是哪吒被下咒的命運。有了混世魔王的污名，人們毫不關心他究竟是怎樣的人，確信他將為禍人間。哪吒想要打破世人對他先入為主的想象，卻又始終囿於此。他有一顆想做英雄的心，盼着跟小妹妹踢毽子，渴望跟敖丙交朋友，但人們不瞭解他、更不會嘗試去了解他。

鮑德温説的——“他們把黑人當做符號和犧牲品，而不把他們當人”，在陳塘關百姓們對哪吒的態度上也適用。對他們來説，哪吒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是集冥頑邪惡為一身的符號，他就應該被關在家裏，永遠不出來危害百姓。當所有人把他當做魔的時候，哪吒做什麼，不做什麼，都是錯，只會招來恐懼、譴責、躲避或羣起而伐。哪吒一不做二不休，乾脆頑劣，這更加固了人們的成見。正是在對哪吒作為“非我族類”的構建中，陳塘關百姓們實現着同仇敵愾的意淫。

當成長過程中所有人和符號都試圖告訴一個人他是怎樣的人的時候，接受和內化那些訊息是很自然的。拒絕外界加之於他的描繪和定義，需要極強的自我意識和清醒的自覺。鮑德温一直追求突破人們基於膚色和種族對黑人下的定義。而一出生就“被吐了口水”的哪吒，當他説出“是魔是仙我説了算”的時候，也就是在説，我不接受世人對我的定義，我不允許他們左右我成為怎樣的人。

▲詹姆斯·鮑德温

暴力的雙重標準

鮑德温深知一個種族主義的社會是怎樣系統性地恐嚇、規訓、施暴於黑人的。他“暗自下定決定，絕不接受在貧民窟的命運，與其讓白人朝我吐口水，讓我接受自己在這個國家的位置，我寧可去死，寧可下地獄”。

這種不服命運的決心，讓我想到影片《黑豹》中反派人物艾瑞克·克爾芒戈（Erik Killmonger）的堅定——寧可去死，也不接受被壓迫的命運。《黑豹》中特查拉(T’Challa)國王和他的堂弟艾瑞克分別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政治願景。特查拉從沿襲“瓦坎達第一”的孤立主義，逐漸過渡向一種和平的全球主義，希望將瓦坎達納入現有的世界秩序及其政治框架內，輸出技術和教育援助，同時保持自己特有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艾瑞克成長於奧克蘭，還是男孩的時候，他的父親被叔叔殺死，艾瑞克成為孤兒。貧窮、幫派暴力和戰爭，滋養着他復仇和反抗種族不公的鬥志。

▲艾瑞克（左）與特查拉（右）

艾瑞克在影片中的虛擬命運，跟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導人物之一馬爾科姆·X（Malcolm X）的真實命運極其類似。馬爾科姆·X 在父親去世（有傳言稱其父是被白人至上主義者謀殺的）之後，混跡於街頭，後因盜竊罪名入獄。獄中，X 自學了種族主義和伊斯蘭的歷史，加入了“伊斯蘭民族”黑人組織（The Nation of Islam），出獄後他成了反向種族隔離和武裝自我防禦的主張者。X 不認同非暴力策略，認為那隻會讓眾多黑人在種族暴力面前手無寸鐵、沒有自衞能力。

《黑豹》中艾瑞克成長的奧克蘭，正是 1966 年黑豹黨成立的地方。黑豹黨是一個活躍於上世紀 60 年代的黑人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團體，以促進美國黑人民權為宗旨，主張美國黑人積極武力自衞，最終實現政治自決。如果説黑豹黨的激進主張受到馬爾科姆·X的啓發，那麼在《黑豹》中，這種主張則在艾瑞克的政治理念中彰顯出來。作為影片中的反英雄（anti-hero）角色，他致力於改變全世界黑人被壓迫的現狀，而手段是武裝暴力。

馬爾科姆·X 曾説，只有在黑人爭取權利時，美國人才會大聲斥責其暴力。鮑德温雖然並不認同反向種族隔離和黑人至上主義，但他表示，X 所言美國在暴力問題上基於種族的雙標，是確鑿的。“在美國，暴力和英雄主義幾乎總是同義的，只有在遇到黑人問題時例外”。《黑豹》中艾瑞克被描繪成一個為實現目的不擇手段的人，一個濫殺無辜的人。通過突出他對暴力的濫用，影片實現了這一反派角色的塑造。但實際上，暴力扮演的角色遠遠沒有這麼單純。

歷史對於暴力往往有着不同的書寫——是被簡化為仇恨和好鬥，還是被作為推動結構性壓迫的手段而正當化，這往往取決於使用暴力的是誰、結果如何。《黑豹》的觀眾或許會因為艾瑞克濫用武裝暴力不符合道德倫理而將他看作是邪惡的。固然，艾瑞克的帝國主義願景顯然仍是一種父權的、隱含壓迫的願景。但是，暴力本身作為道德譴責的理由並不充分。否則，如何看待公權力機關的暴力呢？那些被權力加持的結構性暴力，不比作為反抗的暴力更加值得譴責嗎？那些剝奪了黑人的自由並隨時隨地從這種剝奪中獲利的白人，有什麼道德立場譴責黑人對這種剝奪的反抗呢？“那些被白人世界宣揚但並不實踐的道德，” 鮑德温寫道，“只不過又成了另一件制服黑人的工具罷了”。

《黑豹》的結尾，特查拉在國際會議上發表演講，瓦坎達這個高度發達而又充分保留傳統文化的烏托邦，似乎與歐美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無縫對接了。艾瑞克死了，他所追求的全世界非裔人羣聯合起來、武力干涉種族歧視現狀的目標，被弱化了。在這一點上，《黑豹》是建制的、缺少革命性的。但齊澤克對《黑豹》結尾進行了一個更激進的解讀，揭示了一種別樣的可能。新世界的產生，需要與歷史包袱徹底告別。

▲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導人物之一馬爾科姆·X（Malcolm X）

非洲人被綁架販賣到美洲之初，姓氏被剝奪，被強行替換成白人奴隸主或者奴隸販的姓氏；幾個世紀以來，非裔美國人的文化、語言、傳統都被策略性地剝奪。因而馬爾科姆·X將自己原本的姓氏改為“X”，正寓示着一種自創的新生。“X”意指美國黑人喪失家族和族裔歷史之根的同時，也指向一種機遇，一種重新自我定義和自我創造的希望。齊澤克指出，影片中艾瑞克臨死的場景有幾分難得的温柔：在瓦坎達的美麗夕陽前，他與堂兄特查拉並肩而坐，向着自由，不懷悔意。這也許意味着，艾瑞克背後的歷史隱喻，不應該在“邪不壓正”的敍事巢臼中被掩埋。那種致力於解放全世界黑人的政治理想，不應該被忽視或否定。

膚色之“罪”

在給侄子的一封公開信中，鮑德温寫道：“你生命中的那些細節和符號，都是被故意建構出來的，好讓你相信白人們對你的看法是對的。”從奴隸貿易開始到今天，黑人一直扮演着低人一等的角色——他們是野蠻的、動物性的、危險的、未經教化的。鮑德温從小成長於紐約哈林區，那是非裔美國人的聚居地，也是美國黑人的文化、商業和宗教中心，飽受貧窮和犯罪之苦。鮑德温説，當黑人走出哈林的時候，他發現外面的世界更寬敞，更富有，更美好。他會以為那些區別是真實的、天然的、正當的，他會以為他真的低人一等，真的不配擁有白人的生活，真的是被上帝放在了他該呆的地方。

鮑德温於 1987 年離世。他去世後的兩年，發生了震動全美國的紐約中央公園慢跑者案。當時被定罪的五位少年，也生長於哈林區，其中四位是非裔，一位是拉丁裔。1989 年 4 月 19 日，一位慢跑途中的白人女性在中央公園被殘暴地襲擊、強姦，以致生命垂危， 昏迷多日。同一個晚上，中央公園的另一端，一羣青少年在公園聚集， 其中一些對行人實施了搶劫和毆打，警方陸續收到報案。部分當事青少年當時便遭到警察的逮捕。這些青少年很快便成為慢跑者強姦案的嫌疑犯。最後，五位嫌疑犯被確定下來，媒體稱其為“中央公園五人幫”。

審問過程中，警方用語言和肢體暴力脅迫五位青少年編造參與犯罪的證詞。五人“屈打成招”的證詞之間存在大面積矛盾，無法互證，而當時也並沒有其它任何人證物證能夠證實這五位少年參與了強姦。最終，他們被判有罪。接下來的 6 到 14 年，五名少年在紐約州的牢獄中度過。2002 年，被判終生監禁的強姦慣犯 Matias Reyes 供認其 17 歲時曾強姦一名慢跑者，他描述的作案過程與警方掌握的中央公園慢跑案情況相符，經核實其DNA也跟當年現場蒐集到的精液 DNA 吻合。此時，距案件發生已 13 年。Netflix 出品的“When They See Us”四集劇，就是對這個真實事件始末的講述。

▲When They See Us 劇照

如果那一年的春夏之交鮑德温還在世的話，他會是怎樣的心情？鮑德温曾説，當一個白人面對一個黑人，尤其當這個黑人孤立無援時，可怕的事情就會發生。當時在沒有監護人和律師在場的情況下，被警察審問的五個少年正經歷了這種隨着孤立無援而來的至暗時刻。但鮑德温也説過，他不能悲觀——因為他還活着。倘若見證了這個正義被偏見和仇恨挾持的至暗時刻，要有多大的勇氣，才能保持對種族問題的樂觀呢？對於鮑德温來説，那些將黑人構建得低白人一等的符號，是教堂，是學校，是工會，是監獄……而到了中央公園案這裏，這個符號如此龐大，已經蔓延到整個美國的司法體系、媒體、社會輿論——它們之間的共謀如此蓄意和殘暴，不是簡單的推波助瀾。合力之下，這些哈林區的青少年們被輕易地送進了監獄。

當時的許多媒體將這五位少年刻畫成動物一樣的捕獵者、強姦犯。而所有輿論的聲音中最惡意的，來自當時還是房地產商的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他用 85000 美元的價格買下紐約四家主流報紙整版的廣告版面，刊登題為“BRING BACK THE DEATH PENALTY. BRING BACK OUR POLICE!”（《恢復死刑！請警察回來》）的文章。文章寫道：“我不是來分析、理解他們的心理的，我是來懲罰他們的……我不想理解他們的憤怒。我想要他們知道我們的憤怒。我要他們害怕”。在後來的一次電視採訪中，特朗普更説，“我當然恨這些人，我們都來恨這些人吧，因為有時把事情搞定就需要仇恨”。

這段視頻被“When They See Us”的導演用在劇中。當時的場景是，五位少年其中一位的母親坐在電視機前，屏幕上特朗普發表完這番言論，身旁友人安慰她説，他（指特朗普）那出名的“15 秒”很快就會結束。然而那 15 秒並沒有結束，而是被無限延長，從上個世紀到這個世紀，在他當選總統的 2016 年迎來頂峯，一直到今天那 15 秒還在走着。特朗普當年所宣稱的那些少年應該被判死刑的理由，正是基於他“宣揚但並不實踐的道德”，被他作為武器加害於無辜的少數族裔青少年。這個要置無罪之人於死地的人，跟那個吹噓自己可以隨時對女性上下其手的人，跟那個説墨西哥人是強姦犯的人，跟那個叫非洲國家作“屎坑”的人，跟那個對極端右翼勢力十分寬容、對以不下跪的方式抗議種族主義的運動員十分刻薄的人，都是同一個人。30 年前，他用金錢散佈種族主義言論；30 年後，他用權力煽動着種族歧視和暴力。

鮑德温給侄子的信中寫道，“你別害怕，我説過你原本註定要死在貧民窟裏，永遠不被允許超過白人對你的定義，永遠不能體面地拼出自己的名字，而你和我們當中的許多人，都已經打敗了這個預謀……這些相信對你的監禁將使他們安全的‘無辜者’，正在失去他們對現實的把握”。2002 年，中央公園案曾經的錯判被撤銷。2014 年，蒙冤數年的五人得到 4100 萬美元的和解金。但是在獄中度過大部分青春的他們，得到了該有的正義嗎？他們真正擺脱了偏見和污名嗎？如果在鮑德温寫那封信的時候——在解放黑人奴隸一百週年的時候，白人就已經開始“失去他們對現實的把握”，那這個失去把握的過程，也太漫長了。2017 年, 只佔美國成年人口 12% 的黑人，佔獄中犯人人數的 33%；而佔美國成年人口 64% 的白人，在獄中只佔 30%。從監禁率來看，黑人的監禁率幾乎是白人的六倍、拉丁裔的兩倍。

“When They See Us”裏，電視機前的母親用低沉卻憤怒的聲音説：“They want to kill my son.”（“他們想殺死我的兒子。”）。她説的“They”當然不只是特朗普，還包括對黑人青年“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制度和文化。那樣的制度和文化不僅滋養着針對黑人的種族仇恨，也滋養着黑人對自身的懷疑、貶低、自暴自棄。母親在少管所看望服刑的兒子 Yusuf 時，Yusuf 説“People hate us out there”（外面的人討厭我們）。母親回答：“They hate us. But we are not going to hate ourselves.”（“他們討厭我們。但是我們不會討厭自己。”）這種在不公面前的自尊和自愛，也是鮑德温在公開信中敦促他侄子的：“要在最可怕的不平等中，獲得一種絕對而不朽的尊嚴。”

在那五位重獲自由的人身上，我看到了這種絕對而不朽的尊嚴。

哪吒和鮑德温的自我書寫

《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為洗脱“生來為魔”的原罪，一方面要與外界的偏見作鬥爭，另一方面要與內心的掙扎作鬥爭。一句 “是魔是仙我説了算，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台詞，透露出反抗命運的電影主旨。

哪吒在多大程度上體現了反抗天命的精神呢？他的一系列行動到底多少是自主自決，多少是在參考和服從世人的期望理想呢？哪吒有沒有真的實現“自定義”呢？有豆瓣影評評論，哪吒最後將自己活成了別人期待的模樣，並未擺脱他人眼光的束縛，天劫來臨時束手就擒，更沒有對天命的反抗。哪吒剛開始覺得自己是異類，表現叛逆；後來以為自己是靈珠，很高興；得知自己是魔丸，憤怒出離；李靖以命換命打動哪吒，到哪吒對抗敖丙——這個過程中哪吒的每次改變都是由外而內的應激反應，他其實一直在乎的都是別人對他的看法，都在被別人定義。

我同意哪吒的自我認同仍很大程度上受到外界影響，但我並不認為這就否定了哪吒書寫自我命運的能動性和主體性。的確，哪吒極其渴望被接受、被認同、被喜愛，他的確做不到完全不顧外來偏見。但是，有誰能獨立於他人的眼光進行完全自由的自我書寫？身份嵌於歷史而非來自真空。每個人的自定義都在特定的語境和譜系當中展開，不可能脱離主流的評判標準。我們可以不認同世俗的標準和主流的座標，但沒有人可以超越這個座標所處的時空。每一次“我是誰”的提問，都伴隨着“我不是誰”以及“我不想成為誰”的詰問。對偏見的矯正固然是一種回應性的反抗，但仍是反抗，孕育着自定義的潛能。

▲哪吒

​在種族問題上，黑人身份認同的塑造，始終都在與歷史的商討中進行，與其它身份的博弈中進行，與種族現實的應對中進行。要回答“什麼是黑”，必然要回答“什麼是白”，以及“黑”和“白”如何在互文中被生產出來。黑人要打破狹隘定義的枷鎖，必然要面對他們如何被他人想象、這種想象如何塑造了他們的歷史的問題。

不認命地去書寫自我，是《哪吒之魔童降世》極力烘托的，也是鮑德温諄諄敦促的。但不論要反抗的是天命還是他人的狹隘定義，自由是在反抗中獲得的。馬爾科姆·X 將自己改姓為 X 的時候，冀望在一種無根性中去尋求新的、真正普世的身份認同。不同於 X 決絕的姿態，鮑德温認為“一個虛構的過去是永遠無用的”。美國黑人始終是“這個國家動盪的一部分”。要改變非裔美國人的處境，“必須真正地認識它……黑人已經被這個國家所塑造，不論好壞，他們不屬於別人，不屬於非洲，也絕不屬於伊斯蘭。一個悖論，一個殘酷的悖論在於，只要美國黑人不願意接受自己的過去，他們在任何地方任何大陸都不會有未來”。

解放沒有終點，自由不在別處。美國黑人被鐐銬着帶去那片大陸，他們全力以赴去改寫自身命運的歷史，“恰恰見證了人類對不可能之物的永恆追求”。“在我們這個時代，”正如鮑德温所説，“一如任何時代，不可能之事是一個人最起碼的要求”。

▲詹姆斯·鮑德温參考資料1.【美】詹姆斯·鮑德温（James Baldwin）著，吳琦譯：《下一次將是烈火》（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2.馬景超：《理想化的非洲自主與流散的美國非裔現實：《黑豹》中忽視的激進歷史》，界面新聞（2018年）。3.Bennett, Jessica, “How ‘Blakc Panther’ Desects Tension Between African & African Americans (Spoiler-Free Review)”, Ebony (2018). 4.Žižek, Slavoj, “Quasi Duo Fantasies: A Straussian Reading of Black Panther”,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2018).  5.Dwyer. Jim and Flynn, Kevin, ”New Light on Jogger’s Rape Calls Evidence Into Question,”The New York Times (2002). 6.Foderaro, Lisa W., “Angered by Attack, Trump Urges Return of the Death Panelty”, The New York Times (1989). 7.Gramlich, John, “The Gap Between the Number Between Blacks and Whites in Prison is Shrinking”, Pew Research Center (2019). 8.殘月帶三星：《名過其實，瑜難掩瑕（大量劇透，慎入）》，豆瓣網（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