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你不試試用數字量化生活？_風聞

編者按

計算和量化一直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與科學、市場和管理密切相關。在過去的三十年裏，量化的速度、目的和範圍都有了很大的擴展，量化方面的學術也相應地增加。作者提供了一個關於量化的廣泛分佈的文獻評估，涉及四個領域，本次推送主要介紹“個人生活”方面。

這是社論前沿第S1413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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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8年，軟件開發員Mark Koester發表了《數字的一年:我2017年的數據》一文(a Year In Numbers: My Data from 2017)。在吸引眼球的視覺效果中，他透露自己完成了33個項目中的2137項任務，即每小時查看電子郵件約9次，跑步2941公里，每天看54分鐘的電視或電影，閲讀62本書（共計21687頁）。九月是他讀書的高峯期。這些只是他測量的18個變量中的一部分。馬克認為量化自我是自我跟蹤運動的一部分，人們收集和分析關於自己的數據是為了娛樂或自我提升。量化自我運動由加里·沃爾夫和凱文·凱利於2007年發起的；現在有數百萬人使用某種形式的跟蹤設備來測量從血液生物標誌物到日常工作效率。這樣進行的計算，大腦皮層可以改變我們對自我的理解，我們關注什麼，以及我們如何組織自己的生活。

計算和量化一直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與科學、市場和管理密切相關。在過去的30年裏，量化的速度、目的和範圍都有了很大的擴展。行政、管理，甚至日常的活動都越來越多地圍繞着性能度量、成本效益分析、風險計算、評級和排名來構建。專有算法會定期跟蹤我們的購買行為、網絡活躍度和政治立場，從而決定我們購買什麼、去哪裏、讀什麼。

量化方面的研究也相應增加，它分散在許多領域，研究的主題包括社會學和相關學科(包括人類學、社會法律研究、公共行政、科學和技術研究以及統計)的數字治理、績效衡量以及估值和量化之間的關係。對量化的興趣如此濃厚，套用法國社會學家Luc Boltanski的話，伴隨而來的是對量化的信心危機，本世紀頭十年末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有關金融化、經濟化和新自由主義的辯論加劇了這種危機。這種信任危機還反映出，我們越來越意識到自己的機會、選擇和關係是由專有算法構成的。

量化研究本身是否構成一個研究領域，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本推送主要介紹“量化個人生活”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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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個人生活

社交媒體似乎沒有留下任何未被模仿和利用的痕跡。個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量化自己，在生成和審查自己的數據時，將自己變成實驗和自助項目。

自我跟蹤包括記錄和測量“人們有意識地、有目的地收集關於自己的信息，然後回顧並考慮將這些信息應用於他們的生活行為”。日記和浴室磅秤的歷史證明，自我跟蹤並不新鮮。然而，計算機量化和數字化使自我跟蹤具有了新的品質和可能性。數字化和自動化促進了對身體和日常生活的實時更詳細、更快速的測量和監控。這為數據流通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因為智能手錶、腕帶和手機等數字跟蹤設備的開發人員可以訪問這些數據，而且隨着數據轉移到社交媒體網站、自我跟蹤平台或計算雲的存檔中。因此，隱私的概念受到挑戰和轉變，併為監視和商業利用創造了新的可能性。

Pasquale（2015）描述了黑盒社會的概念，強調數字化的自我跟蹤，而他人對自我的追蹤，則牽涉到可見性的新政治。數字化的自我跟蹤創造了新的可視性，而生活的數據基礎設施，即對數據進行分析，變得越來越不可見。這些數據為分類、定位、分析、節約、和商業開發；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不知道他們幫助生成了什麼數據，他們的數據存儲在哪裏，或者這些數據是如何被第三方使用的。

Neff 和 Nafus（2016）強調了這些數據在生物醫學化中的嵌入性，生物醫學化是對事物存在方式的醫學或生物學解釋的延伸。生物醫學是數字化自我跟蹤的一個顯著特徵，它是一種“思維模式、一種思維習慣，使醫學成為解釋事物為何如此的最容易獲得的解釋”。它使身體的近距離測量成為可能和可取的。正如Rose（2007）所説，它將身體實踐與“生命本身”的度量和治理聯繫在一起。當然，福柯已經證明，在數字化自我追蹤出現之前，生物計量學和生物政治學就已經在生命的管理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然而，正如比爾所寫的那樣，在數字化的自我跟蹤方面，人們對數字的熱情已經與新型數據基礎設施的可能性融合在了一起，這些數據基礎設施使人體測量的範圍和深度得以擴大和加強。

遊戲化是數字化自我跟蹤的另一個關鍵方面。通過在跟蹤設備中引入類似遊戲的功能，並使用有趣的數據可視化，使用數字意味着成為日常消費的一個有趣部分，並促進有關個人生活的國家和市場信息的積累。與遊戲類似，數字化的自我跟蹤為用户提供精確的實時反饋，記錄他們的進展，並決定如何在與他人或與自己的競爭中提升自己。這樣做，這些工具不僅僅是吸引用户繼續參與。Gerlitz和Lury在他們對Klout(一種影響力的衡量方法)的研究中表明，量化的自我技術是如何積極地改造他們所追蹤的行為的。

用户參與自我跟蹤的動機各不相同。許多人開始自我跟蹤，以管理他們的健康和幸福，或提高他們的生產力。還有一些人純粹是出於好奇或虛榮心才這麼做的。有健康問題和慢性疾病的人可能會被他們的醫生強迫、推動或強迫進行自我跟蹤。公司使用數字化、可穿戴設備來跟蹤員工的身體活動、工作時間、主觀幸福感和壓力，以管理他們的表現。

Rettberg（2014）展示了卡車司機如何使用自我跟蹤數據來挑戰對他們執行某些程序所需時間的估計。與此同時，它也會讓人覺得他們正在失去控制；它可以導致痴迷和不足感。

Moore & Robinson（2016）研究了在工作場所引入量化自我跟蹤是如何伴隨着競爭加劇、不穩定和焦慮情緒的。雖然自我跟蹤的做法可能顯得高度個人主義，但它們受到權力、安全和不安全以及生活管理等更廣泛問題的制約。學者們利用福柯來強調自我追蹤的這些政治和生物政治維度，並展示了企業家自我服務、自我優化、節約和競爭力等新自由主義理想是如何與之深深交織在一起的。

有關數字化自我量化的文獻對我們更廣泛地思考數據與測量、分類與聚合以及人的構成之間的關係具有重要意義。日常生活的數據化為量化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它加速並強化了數字在我們生活中的作用。

與Desrosieres（1998）在二十年前所述相反，分類並不先於測量，而是成為測量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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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量化的情景、範圍和形式對於理解其效果至關重要。一個明顯的趨勢是，量化越來越多地擴展到所有領域，包括人們的個人生活。

量化學者面臨的挑戰之一是跟上技術的變化，特別是在數據設計、建模、人工智能和新金融工具的生產方面。科學研究學者們已經表明，瞭解新技術的產生是多麼重要，以及這些新技術是如何吸引那些利用它們達到各種意想不到的目的的選民的。除了專業化，似乎別無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