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綱 | 最後的江流_風聞

編者按

本文為1998年王志綱工作室首次出版文集中《行成於思》一書的序言，它系統闡述了王志綱老師個人在創立工作室前的人生經歷和思想軌跡。當時邀請時任南風窗總編的秦朔先生擔任本套文集的主編，本文為秦朔先生與王志綱老師的對話。

一九九四年九月，王志綱老師正式下海前一月，完成了廣東方面委託的大型七集電視片“南方的河”，“最後的江流”一詞，既是對該片的總結，也是對昨天記者王和一個時代留下的“輓歌”。

2003年王志綱與吳曉波、秦朔於深圳東方玫瑰園討論書稿

**編者：**秦朔（《南風窗》雜誌社總編輯，以下簡稱編）：有幸擔任這部文集的編輯很高興。

您這部本書定名為"行成於思"很有意思，與前一本介紹您的書《謀事在人》一樣頗有些哲理。用這樣一個書名是基於什麼考慮呢？

王志綱（以下簡稱王）：“行成於思"出自唐•韓愈的《進學解》，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意思是要想做成事，必須善於思考。經常有人問我，為什麼做什麼都比較成功，我認為恐怕與我愛想問題的毛病有關。

我當記者那十來年正碰上改革開放年代，社會鉅變所引發的諸多新問題，迫使我去思考，而且是超強度的思考，從而強化了我的思維能力，為我日後從事頭腦產業奠定了基礎。從這些文章中不難看出我的思想軌跡，希望對讀者有所稗益。

**編：**通讀了這部書稿，我覺得各種文體的文章幾乎涵蓋了鄧小平改革開放時代主要的熱點問題，透過這些文章，不僅從中看到了"王志綱眼裏的中國”，更看到王志綱式的觀察思維方式。因此，我想就有關這些文章的台前幕後，及您本人的思想歷程提一些問題，我想這也許是讀者想了解的。

古人説：“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代表了一種知識分子的狀況。在大家的印象中，您是一個關心國事、天下事的記者，曾馳騁南北、縱論天下。但自從前年有關寫你的策劃生涯的書《謀事在人》風行中國後，在許多人心目中，您現在可能是隻問家事，不問國事，只顧策劃賺錢而很少寫文章了。那麼，為什麼您在策劃業已經一帆風順，忙得不亦樂乎的時候，要推掉很多業務，花不少時間和精力出這樣一本書呢？

**王：**這有幾個原因，一是《謀事在人》這本書出來以後影響很大，除了正版發行的幾十萬，加上盜版書恐怕有上百萬，而每一位買下書的讀者不僅自己看，還推薦給別人。其中很多讀者不止看一遍，我遇到的一些讀者甚至能整段地背誦，並隨時帶在身上翻閲。更有些讀者把這本書作為生日禮物送給自己朋友。同時我收到了大量的讀者來信，他們不滿足於一本粗線條的書，非常想了解我這十多年的思想軌跡，具體説就是想讀到我過去寫的書，可惜已出的五本書現在手裏都沒有了，很難滿足這些讀者的要求。所以最初的出發點就是應讀者之邀，出版一個集子。

《謀事在人》這本書之所以那樣暢銷，首先得感謝譚啓泰先生。沒有他那傳神的文字和洞燭入微的剖析，是很難有一本描寫普通人經歷的書能得到讀者如此歡迎的。遺憾的是啓泰先生不幸英年早逝，而我前些年不少文章最早是經他編輯發表的。現在出版這部書，也是我對啓泰先生無盡哀思的一種寄託吧！

另一方面，我認為我所做的一切只是實踐，但作為知識分子我更看重的是把一種精神財富獻給社會，有一種“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心理。那麼文章和書作為最直接的精神產物，不可獨享、獨藏，而應變成大眾共享的東西，才能對社會有所作用，同時使自己的生命得到釋放。所以，作為我生命的主旋律，我想應該保證每年都有一本書，現在既然社會需求甚殷，不妨趁此時，從我當記者十來年和這兩年搞策劃的200萬文字中，精選出自己不覺臉紅的30萬字，奉獻給讀者。

希望讀者能從這本書的字裏行間，從另外的角度，去評驗、去分析、去探討、去研究一個真誠的中國知識分子，他的心靈軌跡和一個所謂的策劃家，經歷的從偶然到必然的轉變和發展過程。同時，從另一種視野瞭解我們中國人，是如何從改革開放的鄧小平時代這個時空隧道走過來的。

至於有關我禁不住金錢的誘惑，一門心思下海撈錢的説法，可能解釋起來會越描越黑。有時連我自己也感到奇怪，從骨子裏我一直認為自己是當記者的最好材料。當初從事新聞有一個簡單的追求，就是像西方的一些名記者那樣，當專欄作家，用自己獨立的觀察和思想來影響並推動歷史。但走了一段後發現好像走不通了，於是命運開了一個大玩笑，40歲的時候我正式離開了新聞界，走上了一條所謂策劃之路。

中國有句古話，叫做殊途同歸，走上策劃這條路，相對於記者舞文弄墨，似乎是一條新路，其實都是靠思想攀登，只是表現方式不同而已。亦是説，在人生道路上，原來我是從南坡往上攀，現在改成攀北坡，原來走陸路，現在改為走水路。作為一種文化的追求，就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個目標根本沒變。

中國的文化人，中國的知識分子，歷來就強調一種自尊、自立、自強。但事實上，知識分子往往只能依附於其他階層，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完全沒有自主性。

而今這個時代，正處於一個重大的轉型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廣闊的天地和嘗試的機會。前面一條路走不通，總不能停下來自暴自棄。有沒有第二條路呢？我認為是有的，能不能通過我自身的實踐，為知識分子走出一條路來。在命運的推擁下，我走上了策劃之路，新聞界把我這種選擇稱為第三條路，即不走紅道，也不走黃道，一條不亞於權力、金錢的第三條路。如果這條路走得通，對很多知識分子意義都是非同一般的。

我把知識分子“下海”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下淺海”，80年代初當計劃經濟開始鬆動的時候，在計劃經濟邊緣出現了一些裂痕，開始有水進來。比如説市場經濟，這時候下海的多是一些本來就是體制外的人，大多是無業人員、農民甚至勞改釋放犯，也混雜了一些被排斥在主流社會邊緣的知識分子。他們由於生存所迫，也成為個體户，練攤做小生意，倒買賣，這是一件很尷尬的事。講吃苦，他們比不上進城農民，講打架，他們幹不過勞改釋放犯，搞得狼狽不堪。

第二個階段從80年代中到80年代末，這時候商品的大潮已經漲到肚臍眼兒了。這時候一些好衝動的知識分子跳入海中，由於水還是不夠深，一個猛子紮下去頭碰到海底，碰了幾個包，啃了一嘴泥，魚沒撈到，只撈到了一些小蝦，有些人嗆了幾口水就開始往岸上爬。

一直到鄧小平南巡，商品經濟的大潮終於形成了一種撼天之勢。黨的十四大已經決定中國走上市場經濟的不歸路，不僅體制外的市場之海要漫延，要越過一切，就連體制內也由陸地變成海。所以必須轉向，必須主動對接，由陸上行車改為水中行船。這是一個大的客觀環境和背景，也不可避免地影響了我，一個實事求是的人應該順應潮流。在這種情況下，我不知不覺進入了商海，但嚴格地説我當時的目的是不明確的。

在1992年以前我一直是一個虔誠的無冕之王，當時我只知道埋頭寫稿，連做夢都想不到有一天我會下海。但這次因為種種原因我也一個猛子扎到海里，並不是為了成為億萬富翁，當時只不過是為了尋找一種鬆綁的機制。下到海里"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當時我給自己的定位是三個獨立：獨立製片人、獨立策劃人、獨立撰稿人。本想“爬格子”是我的老本行，走出體制後可以更自由地寫文章，但是光舞文弄墨、咬文嚼字養活不了家小，家裏有一對雙胞胎，要吃飯。

怎麼辦？就必須要當策劃人，通過策劃掙點錢來維持生存。除此之外，還有剩餘的潛力和興趣，那就再搞搞電視。沒想到兩三年走下來之後，被命運所推擁，不知不覺地做了專業策劃人，而且坐在策劃公司老闆這個位子上。

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上，處於巨大轉變的中國，呼喚這個產業的誕生，但傳統體制不能滿足這種需求，我們的社科院、研究所和經濟學家的理論，企業接受不了，這種情況就好像是，“一邊捆着草，一邊餓着牛”，時代呼喚這種利器，但是它在哪裏？於是，命運對我開了一個玩笑：牀底下抓出個黎元洪。武昌起義突然宣佈革命成功了，回頭一看全是當兵的出身，沒有一個能撐起枱面，總得請個有頭有臉的人出面。突然發現牀底下有個人在發抖，正是督統黎元洪，他原以為是革命的對象，嚇得鑽進牀底，像鴕鳥似的，沒想到大家跑來説：革命成功了，請你來做大總統，他一下子成了領頭羊。我和他一樣，從企業的謀士，成了策劃業的領頭羊。我扮演這個角色是由於很多因素造成的。

第一是天時。整個中國處於市場經濟的大轉型，呼喚策劃這種產業，但是沒有這種產業怎麼辦？只能在這個過渡時期中，尋找具有這種亮點、有號召力、有説服力的人，命運之神發現了這個王志綱。除此之外，還有地利、人和。廣東由於轉型比較快，對市場經濟最有發言權。長期生活在廣東這塊中國市場經濟的熱土上，作為一個前線衝殺的記者不可避免地要扮演和客串一種傳道、授業、解惑的角色。在這個過程中，我無意中發現和開發了這種特異功能。加上自己不甘寂寞的性格及比較豐富的閲歷和活躍的、發散型的思維方式，從而在這個過程中客串了許多成功的案例，通過這些策劃更確立了自己的自信。

我深信通過策劃不僅能養活家小，還能闖出一條自立、自強的道路。可我沒料到，當我一走出來，就被往前推，不以你的意志為轉移，既然你掛出牌子來，市場就向你集中，忙不過來就逼得你把個人行為變為團體行為、企業行為，從個人追求變為羣體的追求，從而產生一種使命感，創建一種策劃產業。

可能有人認為我是撈錢去了，我覺得"撈錢"是沒有什麼罪惡可言的，但對於我來説它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而我給工作室的定位，既是公司又不是公司。為什麼呢？因為必須是公司才能獲取經濟效益、才能維持工作室運轉，保證事業向前進。但又不能完全是公司，純粹的公司就要唯利是圖，什麼賺錢幹什麼，如果這樣我就不用搞策劃了，也許做生意搞房地產更賺錢。公司必須受利益機制的驅使，但這又違背了我的使命感，同時我還要考慮社會效益和個人的興趣愛好。

所以我講，我這一輩子是發不了大財，但又不缺錢花。一心發財我就走偏了，不缺錢花，是因為我對自己充滿了自信，市場經濟完全可以給知識分子落實政策。

當時有些人認為我離開新華社這塊牌子就會完蛋了，沒想到居然兩年時間就迅速站立起來，樹起了自己的品牌；於是有些人回過頭來問我是否出來時就做好了準備，我説恰恰錯了。宏觀上、大趨勢上我充滿自信，但微觀上我心裏一點數都沒有，我只是想，作為知識分子中優秀的一員，如果連我下海都會被淹死，都養活不了自己，那就沒救了，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就沒救了；知識分子沒救了，中國也就沒救了；中國都沒救了，我王志綱被淹死還有什麼關係。基於這種反推理，我才義無反顧，而不是縮頭縮尾，在社會上的推擁下，經過我自身的努力，走到今天這種狀態。

總之，今日出書，是出於一種交待，不僅是對社會的一種交待，也是對自己生命歷程的一種交待。因為作為一個骨子裏仍是文化人的人，出書，永遠是一件非常崇高而又神聖的事！

**編：**從您的文章中看出您對市場經濟的問題提得比較早，旗幟比較鮮明。較早地總結出廣東經濟的發展是擺脱計劃經濟束縛，發展市場經濟。您對這一問題很敏感，反覆作這個文章。寫出的一些東西越往後看越對頭。您怎麼會有這種預見呢？

**王：**在幾年前出版的一本書中，我曾這樣寫道：“歷史，常常是在悲劇和喜劇交替出現中前進的。中國這個最早發明了貨殖（即經商）的國度，竟因商品經濟的不發達而長期陷於貧困落後。經過一位走過長征路，又諳於現代世界政治經濟的老人指點，市場經濟才大張旗鼓地搞了起來。”

其實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確立了改革開放方針時，在這位老人的心中也許已朦朧地意識到，中國遲早要走市場經濟之路。整個80年代，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廣東人，已率先體驗到了隆隆滾來的商濤市潮，以及那令人手足無措的、撼天動地的嘯聲和衝擊力，同時，享受到了提早趕海的收穫和喜悦。出於一個記者的敏感，我開始捕捉記錄人們當時的活動和心態。同時，也得益於我的經濟理論和知識，當我把紛繁的感性認識提升為理性認識時，我越來越明顯地感到市場經濟的無窮威力。

因此，在這一段時間我的報道和文章一直以這個觀點為主線，並在當時推出一本對話集《走向市場經濟的中國》。這不僅是預見，更要有一種勇氣。

如同我前邊已説過的，我這個人，做人行文不喜奉迎。有道是無私才能無畏，無畏則用不着奉迎。不奉迎者若又能有一套較為科學的觀察問題的方法，那他離真理的距離就會近得多。要説我有什麼經驗之談，我想訣竅就是這個，説白了，老話一句：做事先做人。

**編：**在您探索中國命運的過程中，廣東是一個重要的出發點，同時也是你很常用的一個參照系，當談論外部世界時廣東往往成為您參照的一個座標。您不斷地走出廣東又走入廣東，在這裏留下了你新聞生命中最多筆墨。現在你的事業已遍及全國，您已走出廣東，回首昨天，廣東對您有何意義？廣東在中國這個座標系中的位置是什麼？

**王：**如果我是一艘船，廣東就是我經常停泊的一個碼頭。正因為如此，我這艘船可以輕易地離它而去，又可以很容易地靠泊它。因為它是一個碼頭，所以我對廣東沒有歸屬感，只有登陸感、靠岸感。我同廣東是一種若即若離的感覺，有時候是很難談清楚的，但是我感激命運的安排。

由於主觀上我總想搏擊風口浪尖，有所作為，那麼，就像篩米一樣，在社會的篩選中，我這種米必然會靠向一邊，走到風口浪尖上來。這個風口浪尖80年代就是廣東，改革開放的前沿。生活中常有人問我，如果你不到廣東命運會不會改寫？我説命運可能不同，但成就絕不會低於廣東。在內蒙我也可能照樣幹出一番事業來。當時我曾排列一系列的任務，其中為寫一本書我已跑了三個月，做了大量的準備，書名都想好了，就是《走上這高高的興安嶺》，寫中華民族生成史的。百步之內必有芳草，只要是顆種子扔在哪裏都會發芽。在內蒙我可能長成一棵松樹，而在廣東我可能成為一棵紅棉。總的來説在廣東的這十幾年令我今生無悔。

第一，我可以立足廣東寫中國。雖然我坐在廣東，但每年都全中國跑。通過了解中國回過頭來看廣東，站在廣東回過頭再看中國，由此獲得一種宏觀的、超常的觀察問題的視野。由於當時廣東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使我的這種判斷方式和辨別方式有了一種客觀的參照系，這是我的作品每年能攪起一兩次全國性的風潮的重要原因。

第二，新華社提供的特殊背景，使我的理論根底發揮了作用，使我獲得了一套指揮我打仗的方法和理論。比如，我們在採寫《中國走勢採訪錄》時，當時使用的三者採訪法：分別採訪記者、學者、領導者，和東西南北大抽樣的調研方法，因為這種全國性的題材寫一本書都寫不完，而我們僅以一萬字就寫出來了，這得益於一種特殊的方法。從空間上，東、西、南、北大抽樣，因為此時的中國已形成了一種多元化的格局，僅記錄哪一家都是不夠的。用這種方法，別人認為是老虎吃天無從下口的問題，我們卻能容易地找到切入點，在短時間內調查得比較全面和深入。

1992年6月新華總社小分隊,在廣西採訪之後撰寫中國走勢採訪錄

第三，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廣東一直是新思潮的登陸點和發源地，所以，我到廣東經歷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

剛從北方到廣東時，作為年輕人青春做賦、激揚文字，對新生活非常敏感和嚮往，我比一般人更看好廣東，更讚美廣東的這種新生命和新生活，能寬容地對待外界帶給廣東的一些污泥濁水。這體現了一種不保守的年輕人對未來的一種看法。但這時我對廣東的概括，仍是把廣東這種鮮活的東西放在舊框子裏來概括的，沒有逃離舊框子的痕跡。

但經過短短的兩三年後，當我融入廣東、理解廣東之後，我就站得更高了一層，對有些方面，我同流而不合污，我同廣東交上了朋友，打成了一片。但我並沒有因此屁股坐在廣東，還是坐在中國，這是我引以為自豪的事情。

我把廣東放在全國的角度去看待，因此才能揮灑自如，臧否從容。當覺得廣東有問題時該説得説，該講得講，寫廣東的許多文章都是在這種大前提下寫成的。

而這些作為區域性的文章，能在全國引起震動和衝擊，説明把握住了整個中國的神經點和脈搏。不是我的文章寫得怎麼好，而在於它同社會的發展同頻合拍。我的寫作過程是從對一種單純的新鮮事物的看好，到冷靜的、條分縷析的思考，最後把它昇華到中國未來命運的大趨勢、大方向上來看廣東。經過了這樣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我對廣東的看法，就能超脱而不粘糊、理智而不單相思、同流而不合污。

廣東是我這條小船停泊的一個碼頭，我可以離開它而去，我與它雖沒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但我與它有一種漁歌互答的關係，畢竟我在這裏躲過颱風，避過風雨，我也曾參與這個碼頭的建設。

**編：**看了書有種體會，從80年代中到90年代，當代新聞史上少了王志綱這個名字，會少很多份量。您到廣東不久就出手不凡，奠定了自己的位置。份量從何而來呢？這是否涉及到做什麼樣的記者，怎樣當記者的問題？

**王：**記者有三種。一種是快槍手，這是要提倡的。每個新聞單位，每支隊伍都需要一些快槍手，但不能因此就否定長槍手和炮手。因為新聞隊伍是組合軍團，要有短槍、長槍，甚至重炮。我很幸運趕上了一個大炮威風的時代，中國處於"數千年未遇之變局”，短槍、長槍不能解決戰役的根本勝利，不能在複雜紛呈的世界中給人們以根本性的回答。正是由於社會的需要，為我這個炮手提供了機會，使我痛快淋漓地放了八年重炮。客觀地説，短槍吃香時，你沒有上場，一上場正好輪到需要大炮火力，所以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你身上了。

**編：**這恐怕還與您主觀上用什麼眼光看問題有關吧？

**王：**是啊，傳統的記者優點是聽話，按黨的需要説話，作黨的耳目喉舌，不會出錯。但缺點是他不能多角度的思考，當慣了工具，就疏於獨立思考，行文不敢放開。這類習慣性惰性影響了不少記者才能的發揮。

一個記者才能能否充分發揮還同性格稟性有關，是患得患失，還是算大賬。新華社當時考核主要是以篇數多少發獎金。有的記者每天下班前總要翻閲各種報紙再編幾條小稿，一條五塊錢，可給孩子買瓶奶粉，經歷都花費在算小賬上。一般人不願做我這種費力不討好的事。從篇數上説，我上萬字的一篇稿在數量上也等於一，在時間上花兩個月，在效果上，由於談宏觀問題，不會有哪家企業買賬，而費的勁是前者的上千倍，要嘔心瀝血、絞盡腦汁。

按傳統的患得患失的觀點，我絕對是個傻冒。但換一種算法呢？比如説民工潮，我第一個把它的來龍去脈説清楚，關於妓女問題的解剖，關於中央和地方的關係，關於廣東和浦東的比較，諸侯經濟的矛盾等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解釋。這種做法要花很大的功夫，用傳統的算賬方式是虧的，但作為一個記者的追求是賺了。

**編：**您的作品往往體現出，把深度的社會調查和宏觀的理性把握相結合的特點。在探索這種新的寫作方法的過程中，有沒有受到什麼挫折？

**王：**有，受到主流媒體不認同的挫折。越是權威的越是保守的，越是主流的越是遲鈍的。任何一種新生事物，一種新的探索常常很難在權威或主流的陣地上率先獲得生存。常常萌生在不起眼的、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從這一點來説要感謝廣東這塊土壤，感謝廣東的一些傳媒，如當時的《南風窗》和《現代人報》，給我提供了探索的條件。

2011年，王志綱與吳曉波、秦朔於上海討論書稿

1987年我在蛇口蹲了一個多月，寫了一篇蛇口啓示錄《放眼向洋看世界》，為黨的十三大獻禮。辛辛苦苦寫完送到總社，由總社社長親自把關修改，人民日報的一些領導看後曾認為是不可多得的一篇好稿子，打算隆重推出並配評論。當時我已累得大病一場，聽到這個消息後，就放心回家養病去了。可左等右盼，一個月過去了也不見登出，反而得到個消息説人民日報不用了，原因是等着用自己的稿子，儘管內容相同但遠遠不如這篇稿。

為什麼要用自己的？《人民日報》的一位副總編當時説過一句話：“新華社的稿子越好越不能用”，新華社社長親自幹預也沒有用。後來只能在《暸望》上發，同時為搶在《人民日報》的文章之前，早一天在羊城晚報上轉載，總算得了半勝。當然最後的結果，《蛇口通訊報》全文轉載了我的一篇，認為比《人民日報》那篇好得多。

這件事對我的刺激非常大，使我深刻反思，如果人的生命整天都耗費在追逐這一超級名店的櫃枱，企圖通過擺上這一櫃台而被承認，成為名牌，這無異於把自己的命運系在不可知的因素上。你必須善於迎合，摧眉折腰事權貴，這違背了我的生活原則，從這以後我決心再不做這種事，我的文章你願意就登，不登拉倒。我想：如果你自信，能自創名牌，比如可口可樂，放在個體户的攤檔上，和放在北京燕莎商場的貨架上一樣毫不遜色。如果你是偽劣品，你倒只有爬上名店的櫃枱，才能確立你的身份，我就當前者而不當後者。

這觀點一定，此後我徹底轉向。但凡好的東西，先給廣東發，使這些文章得以完整保留下來，由此搶救了十多萬字不感到臉紅的原始之作。當時，如果我不及時轉向，還是整天揣着稿子跑北京，文章要麼被肢解，要麼被強姦，要麼被改得面目全非，根本不是我自己的了。

這是我的一個重大轉變，但這一轉變利弊兼得。利：我終於找到了一條自我放逐之路，甩開膀子往前走，逃離射程，該怎麼寫就怎麼寫；弊：在新華社造成了"王志綱現象"，説王志綱不寫通稿，不是好同志，不會寫小稿，只會寫大稿。以至在我評高級職稱時引起很大爭論。

回頭看，我感到非常欣慰，一個人活在世上要為歷史活、為人類活、為自己活，如果一個人為總編活、為編輯活、為某個報紙活，這個人再才高八斗，學富五車，回頭一看留下一堆殘磚亂瓦，什麼都不是自己的。

**編：**您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能獲得不斷成功，這與您十幾年探索中國命運的氣勢密不可分。在這種過程中，您不斷超越過去，角色不斷轉移，是否每一次轉換都對你認識中國，把握中國走勢及瞭解社會有幫助？是否隨着角色的調整會有若干失落？

**王：**中國有句古語：有所為就有所不為。有所得，就必有所失，什麼都想得到，只能是生活中的侏儒。要想獲得某種超常的發揮，就必須揚棄許多東西。

我經常舉一個例子，瞎子的耳朵最靈，因為眼睛看不見，他必須拼命地豎着耳朵聽，久而久之，耳朵的功能達到了超常的發揮。會計的心算能力最差，2加3也要用算盤打一遍，小販相反是速算的專家。生活中也一樣，當你的某種功能充分發揮時，其他功能就可能退化，這叫物質不滅定律。

有的人一輩子可能只能活一次，有的人一輩子可能活若干次，我是渴望活若干次的人，經常想到何不換個活法。如果一輩子幹一種工作，對於有潛力的人來説，我覺得是很遺憾的、很可惜的事情。

我的命運是螺旋形上升。別人説當記者一年上路，三年掌握十八般武藝，我説為什麼不能一個月上路，三個月掌握十八般武藝。我這個人的毛病就是，要想做到的事老是先説出來，惹得別人説我狂妄，即使做到了，還是被加上狂妄的帽子，但是我不想改，因為我認為只有説出來，沒有退路了，才可能背水一戰，達到目標。

從三個月掌握十八般武藝，到一年寫深度報道，到三年時已經不滿足了，開始嘗試對話體新聞，這種文體從開始時不被承認，到成為一種新聞武器庫中的常用利器，這個過程我是領頭羊。

當這些冷兵器都舞完時，有兩條路，一條是當山大王，吃老本，擺老資格，另一條是尋找新的突破點。由此我開始涉足電視界。當你坐而論道時，可能有人説你"坐着説話不腰疼，你來練練看"，正所謂"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只有親口嘗一嘗”。於是我一拍就是五六部片子，佔領了電視這個陣地之後，再換一種活法，轉入策劃業這也是很正常的。

1994年，王志綱受廣州市委託拍攝《南方的河》

總之，我沒有重複自我，阻擋後人，不斷轉換的結果是得大於失。我過去的角色主要是思，但搞策劃，迫使我不僅要勤于思，還要敏於行，逼着我學習很多新知識。當然對宏觀的把握可能有所減弱，但我覺得現實生活中的微觀案例照樣能提供大量的宏觀信息。

舉個例子，就好像原來我在中央氣象台做天氣預報，但不知道這些預報是怎麼來的，現在我得不到官方的宏觀預報，但我卻身為崑崙山口氣象站的站長，各種寒流、暖流是怎麼過來的，我有非常清楚的把握和認識。又由於我是中央氣象台下來的，我有宏觀的氣象理論和理解力，也許通過這種交叉和碰撞使得我所獲得的信息更有價值。

我曾説50歲後我可能去當教授，或者重操舊業爬格子，有人認為那是不可能了。你現在已與文化越離越遠，可能寫不出東西了，我説這話也對，也不對，也許我自己爬格子不可能了，但並不意味着我不能指揮別人爬格子。為什麼總是要以一種個人勞動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一格一格地從30歲爬到80歲，也許若干年後智能電腦的出現，也許我們哇哇地對着電腦説一遍，一部專著就出來了。現在有人已預言：伴隨着電子化浪潮，以後將再也沒有報紙和圖書了，爬格子只是一種手段，重要的是永不枯竭的大腦。

至於是你自己爬格子，還是別人代你爬格子，還是電腦為你爬格子，都是很簡單的事。所以我要保持的是永不自滿、永不枯竭的大腦。為此，衡量一個人，特別是一個文化人，人生轉換中是得大還是失大，我認為最有效的價值尺度只能是：他是否又一次超越了自我，是則為得，否則為失。

**編：**有人説似乎王志綱搞哪一個行當都能成功，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方法？這種方法能否被複制，並造福於大家？

王：前年8月份我去貴州，人家請我講演，我當時所説的第一句話就是：“性格即命運”；第二句是：“思路定成敗”，這兩句話最簡略地回答了你剛才對我的提問。

我覺得我所幹的一切，都與我不甘寂寞的性格有關。勇於迎接挑戰，不惜代價，包括離開體制。

但光有這股勁也不行。生活中有許多不甘寂寞的人，為什麼總是碰得頭破血流呢？所以補充第二句話，“思路定成敗”。光敢於挑戰命運，挑戰自我還不夠，還要有科學的方法論，科學的人生觀，但這不是生來就有的，要學習。除了通過書本的學習，還要以能者為師，通過比較，通過結合自己的生活經歷，最後提煉出一套較為科學的方法論和一套分析問題的方法。並且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地調整自我，不斷地揚長避短。

生活當中比我聰明的人很多。據專家分析，只要不是先天智愚，人和人在智力上的差異是非常有限的。更有人提出：一個人的成功不在於他的IQ（智商），而在於EQ（情商），也可理解為適應社會的能力。EQ越高的人，就是自己的能力、創造力能得到最大發揮的人，其實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一個分工協作理論。市場經濟就是體現一種分工協作，而自然經濟則是自給自足，小而全。各種人中，有的人可能長於思維，有的人可能長於行動。在善思者中，可能有的人長於抽象思維，有的人卻長於形象思維，各種人怎麼扮演自己的角色，怎樣揚長避短，取長補短，與各有長處的人們組合在一起，產生一種團體效應，這可能算是一種人生的竅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