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港、李家城——香港教父簡史_風聞

本文首發：商業史記（shangyeshiji）

作者：張小遷

文|小遷

Asian Godfathers 

   「 人受困於歷史，而歷史也受困於人 」

當教父一屁股坐進汽車緩緩離開時，透過透明的車窗，他的表情一覽無餘。

全世界大概只有香港有這樣的規定：汽車車窗必須是透明的，這並不是為了狗仔們拍攝方便。

曾經發生過兩起震驚世界的綁架案，一位名叫張子強的匪徒，先後綁架了兩位教父的兒子。

這是一座自由港，最近20年來，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

美國傳統基金會連續多年，將香港評選為全球最佳自由經濟體。

如果僅僅用眼睛看，自由無處不在。

但如果像Joe Studwell那樣，通過對教父們的近身觀察和研究，看到的是一個完全不透明的商業世界——在自由資本主義世界，沒有比香港更享受卡特爾盛宴而不受約束的。

任正非批評説，小到一個報亭、地下車庫和咖啡館，都在教父們的掌控中。

自由港、李家城。

這是香港命運的一體兩面。人們呼吸着自由的空氣，卻住在狹窄逼仄的空間。吃穿住行，無不受教父垂青。

靈魂自由，肉身受困。抑或是靈魂壓抑，肉身自由。

東方之珠的繁榮一如黃台之瓜，何堪再摘；李家城的自由盛宴，何時散場？

孫中山在香港

01

自由港

中英南京條約簽署之後，1841年4月，英國人義律宣佈，香港為自由港。

自由港的自由有三個含義：

貨物和資本進出自由——沒有關税，沒有資本管制，沒有資本利得税；

實行普通法系法治——早期，香港本地居民除了英國法律保障自由，還有鄉規民約保障下的自由。法官的權威無可置疑，人們對法治充滿信心。

150年來，流傳的一句寓言是，只要提供穩定的法律保障，就會奇蹟般吸引富裕的華人來香港。事實證明所言不虛。

新聞出版結社遊行自由——這不言而喻。

簡明香港地圖

02

香港人

香港還有半個自由：遷徙與居住自由——

一開始時，中國內地人去香港來去自由，內地與香港之間，沒有邊界關卡。外國人去香港需要簽證。

1940年代，一大批上海有錢人選擇了香港落腳，上演了張愛玲筆下的傾城之戀。像包玉剛家族，董浩雲家族，榮氏家族紛至沓來，像霍英東、李嘉誠這樣的普通人在香港也趕上了好機會。

1951年，香港和內地首次設置了邊界。

沒有合法簽證的內地人從此不能像過去那樣自由進入香港，獲得長期居住資格。但依然留了一個口子：如果偷渡入境不被抓到，到達市區後就可以成為香港居民。

這條政策叫抵壘政策，來自壘球比賽規則：跑到下一個壘時只要及時觸壘就可以過關。

1960年代，自然災害後期，大批內地人漫山遍野從陸路湧入香港。許多香港居民帶着乾糧到邊界熱淚盈眶迎接他們，並引至市區。那時的香港居民，主要是內地來的移民第一代。

1977年到1980年，趁着內地改革開放先機，又有40萬內地人湧入香港，抵壘政策隨後被取消了。

自此以後，大規模的移民結束，淡化了移民城市的標籤，經歷了兩三代人的沉浮，香港人作為一種身份符號，站在了歷史舞台。香港從一個功能城市變成市民城市。

1960年代排隊過羅湖海關

03

愛國商人

1950年代初，朝鮮戰爭爆發。

1922年出生的霍英東是戰爭的最大獲益者。作為一名船工的兒子，靠自學成才，進入殖民地精英學校，隨後在生意上風生水起。

霍英東成為香港和內地都受尊敬的大亨，既有獨特性，也有典型性。

獨特性是在本地大商人中最早展現了愛國精神，無論是朝鮮戰爭期間，還是改革開放之後，都義無反顧，這也讓其葬禮備極哀榮。霍英東一大筆生意來自於國家的信任——擁有將廣東的沙運到香港特許權。

典型性是，一如其它本地教父，必須要有可持續的壟斷利潤，或者説不受經濟週期影響的持續現金流。霍氏家族擁有澳門賭場的股份，享有豐厚的現金流。

在香港，利潤豐厚的商業領域，無不需要許可，或者特許經營。那些可以稱之為教父的家族，至少擁有一項以上的產生持續現金流的特許經營。

香港是資本主義世界，唯一一個沒有公平競爭法的地區。

教父們不喜歡競爭。本地稱得上教父的家族為數不多，當競爭損害彼此利益時，教父們之間會快速達成合作，共謀是彼此的共同語言。

如每一張澳門賭場牌照都有兩三個香港教父家族共同參與。

公認的香港本地華裔教父名單如下：

霍英東家族、包玉剛家族、李嘉誠家族、郭得勝家族、李兆基家族、鄭裕彤家族、邵逸夫家族、董浩雲家族、陳啓宗家族

……

霍英東葬禮備極哀榮

04

滙豐銀行

香港有四大商行：怡和、太古、和記、會德豐。

四大商行壟斷了香港的經濟命脈，包括港口、電力等公共部門。最讓人垂涎的是，四大商行囤積了大量的土地。

時代的機會出現了。

從1960中期，香港發生了社會BD，四大商行開始考慮有序又確保高利潤退出，唯一可以擔此重任的便是上海香港滙豐銀行，香港當時唯一擁有特權的銀行：發行港幣、扮演票據交易所角色，替政府理財，坐擁香港50%的儲蓄。

對於教父們來説，要確保成功，必須取得滙豐銀行的支持。對於滙豐銀行來説，選擇華人教父作為合作伙伴，已無可避免。

問題的關鍵是，誰能勝出？

儘管種族偏見已經淡化，但是會説英語的教父佔據先機。

05

船王的誕生

1918年包玉剛出生於浙江寧波富裕家庭。父親擁有製鞋廠。

包玉剛自學了英語，這為他後來與鬼佬打交道無礙提供了方便。

1949年，包家移居香港，併成功將大部分資金撤到了香港，然後開了一家小貿易公司，在朝鮮戰爭時期，賺了一些錢。1955年買了第一艘運輸船。因為與滙豐銀行的經理關係密切，獲得資金支持又買了第二艘運輸船。

時代的機會來了。1960年代，正值日本經濟崛起，為了扶植造船業，日本政府向外國人出售為期8年、利率固定的出口信用證書，這類似於一筆貸款，佔造船成本的80%。

與此同時，日本大型綜合商社，願意簽署長期包租合同，一般長達10年以上的租約，這份租約有銀行的保證函。

用日本政府的錢造船，船造好了日本大公司租，租期滿了，船就完全歸屬了，這麼好的買賣，這麼慷慨的機會，只欠一個條件：誰能搞定剩下的20%資金，誰就是船王了。

包玉剛看到了這個機會，他需要更多的錢。滙豐銀行決定支持他。

 會英語、有銀行工作經驗、家族很富有，這讓滙豐銀行上下都很滿意，更何況在日本投資從來不會虧損。

滙豐銀行持續向包玉剛提供資金，到1979年，包玉剛擁有了202只總載重量超過2000萬噸的船隊，這是世界上最大船隊。

包玉剛成為滙豐銀行歷史上第一位華人董事，後來又成為滙豐銀行副主席。

1980年代初，在滙豐銀行的支持下，包玉剛家族一舉拿下了怡和商行旗下最重要的資產九龍倉，然後又鯨吞了會德豐商行。

包玉剛有五個女兒，有兩個女婿頗為知名，一位叫吳光正，在首次香港特首的競爭中敗給了董浩雲的兒子董建華。

董浩雲也出生於浙江寧波富裕家庭，娶了更為富有的顧家小姐為妻。顧家擁有往往香港、上海、台灣的航運公司，董浩雲將其發展壯大。但到了1980年代，一代船王債台高築，大兒子董建華幾乎使其破產，後來由霍英東擔保獲得內地銀行貸款才渡過了難關。

出生於1925年的鄭裕彤，娶了周大福創辦人周至元的女兒，從而繼承了其財富，併發揚光大。

教父們有多少是靠自己打拼，有多少是靠姻親和關係網絡，遠比外界想象得複雜。

06

超人的崛起

滙豐銀行沒有忘記其使命。

一方面讓英資商業有序高利潤退出，另一方面千方百計尋覓可靠的華人大亨。

正當包玉剛成為滙豐銀行座上賓時，1977年滙豐銀行主席換人了。

新任滙豐銀行主席沈弼看重的年輕人叫李嘉誠。1928年出生的李嘉誠，一開始也是為其有錢的岳父工作。平日努力自學英語，隨後自創了塑料花公司完全了原始積累，並進軍房地產，創立了長江實業。

戰後香港三十年，許多人成為了有錢人，但是有錢人成為大亨和教父，則鳳毛麟角。李嘉誠儘管有一個有錢岳父，但創業基礎完全來自其特別的經商才能和超高稟賦的關係經營能力。

1970年代初，沈弼將滙豐銀行持有的22%股份的和記黃埔，以非常慷慨的價格賣給了李嘉誠。為什麼説慷慨呢？因為成交價6.39億港元不及該股份淨資產的一半。而且更為有利的是，李嘉誠獲得了和記黃埔的控制權，但不需要馬上付款。

這筆交易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一條是，李嘉誠取代了包玉剛，成為香港新一代首席教父，此後四十年無人超越。

擁有了香港主要的集裝箱碼頭和大批土地儲備，意味着可以源源不斷獲得港口壟斷利潤和發展房地產所需要的土地。在1980年代地產泡沫破裂的時刻，以優先股的方式，李嘉誠從和記黃埔獲得了近3億美元的紅利，避免了一次重要危機。

香港的教父們越來越清楚一點：儘管房地產利潤豐厚，但是風險也無處不在。最重要的是要有持續穩定的現金流來源。保持與滙豐銀行的良好關係，以及擁有壟斷公共事業，則是理所當然的選擇。

1986年，沈弼退休，李嘉誠藉此將一個約1米高的新滙豐銀行總部的純金複製品作為告別禮物送給了他，以此表示兩人的親密關係。

在希爾頓酒店就餐的貴賓們對李嘉誠如此高調錶示感情驚奇不已，這並不符合李超人的日常風格，但僅此一次的高調也表明李超人留給世人的態度：賺錢和行事風格要低調，但是感恩可以高調，這是一種融入了東西方文化的自信，是一種宣示和態度：那些幫助他的人，不會人走茶涼。

李嘉誠退休，他依然是香港的偶像

07

自由的黃昏

儘管教父們擁有億萬身家，卻很少為財富納税。自由港成就東方明珠，自由經濟政策，成就李家城。

教父們開發的房子，考驗居住者的空間想象力和試聽幻覺。

香港大學附近的翰林軒，是長江實業開放的樓盤。

為了擴大一房一廳的活動空間，房主做了這樣的設計：卧室裏的牀是電動升降式的，白天要把牀升到天花板，才能方便打開衣櫥。晚上睡覺時，再把牀放下來。

升降牀時，衣櫃門必須緊閉，否則卡殼就非常麻煩。

在香港，判斷是不是土豪，一個指標即可：是否有三面下牀的房子。

這已經是香港中產家庭合意的居住環境。

人們戲謔説，在香港，可以三面下牀的，可以算得上土豪了。

在真實的香港，依然有20萬人生活在這種房子裏：棺材房、劏房或者籠屋，而且租金不菲。

一個頗為殘酷的現實是，一位從事20年獵頭工作的人士説，90年代，一位香港畢業生起薪是一萬多港幣，上海是1000多人民幣。20多年過去了，香港畢業生的起薪還是一萬多港幣，上海是7000多人民幣。

與此同時，香港上海的房價都飆漲了。

1997年，香港迴歸。船王的兒子董建華擔任首任行政長官提出了八萬五計劃，修建公屋。50萬人上街反對。

自由反對自由，底層反對底層。

房價綁架了香港人，而房價的唯一受益者是教父們——房價低，他們可以低價拿地，房價高，他們順勢賣房。

香港不應該是教父們的城邦，香港不能是“李家”們之城。

儘管香港實行普通法，但法律的魔鬼在於細節。長江實業永遠擁有和記黃埔49%的股份，根據香港法律，在此股權比例之下，長江與和黃合作的項目可以不披露。

人們從上市公司長和那裏永遠無法獲悉一個個地產項目的真實情況。像諸如李兆基的恆基地產、郭氏兄弟的新鴻基地產這些香港大地產商，人們總是難以管窺其貌。

在香港，法律不如美國市場那樣保護中小股東，但卻可以讓教父們遊刃有餘。箇中款曲差異需要另一篇專業文章闡述。

簡而言之，沒有正義的自由，自由必將走向黃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