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港、李家城——香港教父簡史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628230-2019-09-24 13:26
本文首發:商業史記(shangyeshiji)
作者:張小遷
文|小遷
Asian Godfathers
「 人受困於歷史,而歷史也受困於人 」
當教父一屁股坐進汽車緩緩離開時,透過透明的車窗,他的表情一覽無餘。
全世界大概只有香港有這樣的規定:汽車車窗必須是透明的,這並不是為了狗仔們拍攝方便。
曾經發生過兩起震驚世界的綁架案,一位名叫張子強的匪徒,先後綁架了兩位教父的兒子。
這是一座自由港,最近20年來,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
美國傳統基金會連續多年,將香港評選為全球最佳自由經濟體。
如果僅僅用眼睛看,自由無處不在。
但如果像Joe Studwell那樣,通過對教父們的近身觀察和研究,看到的是一個完全不透明的商業世界——在自由資本主義世界,沒有比香港更享受卡特爾盛宴而不受約束的。
任正非批評説,小到一個報亭、地下車庫和咖啡館,都在教父們的掌控中。
自由港、李家城。
這是香港命運的一體兩面。人們呼吸着自由的空氣,卻住在狹窄逼仄的空間。吃穿住行,無不受教父垂青。
靈魂自由,肉身受困。抑或是靈魂壓抑,肉身自由。
東方之珠的繁榮一如黃台之瓜,何堪再摘;李家城的自由盛宴,何時散場?
孫中山在香港
01
自由港
中英南京條約簽署之後,1841年4月,英國人義律宣佈,香港為自由港。
自由港的自由有三個含義:
貨物和資本進出自由——沒有關税,沒有資本管制,沒有資本利得税;
實行普通法系法治——早期,香港本地居民除了英國法律保障自由,還有鄉規民約保障下的自由。法官的權威無可置疑,人們對法治充滿信心。
150年來,流傳的一句寓言是,只要提供穩定的法律保障,就會奇蹟般吸引富裕的華人來香港。事實證明所言不虛。
新聞出版結社遊行自由——這不言而喻。
簡明香港地圖
02
香港人
香港還有半個自由:遷徙與居住自由——
一開始時,中國內地人去香港來去自由,內地與香港之間,沒有邊界關卡。外國人去香港需要簽證。
1940年代,一大批上海有錢人選擇了香港落腳,上演了張愛玲筆下的傾城之戀。像包玉剛家族,董浩雲家族,榮氏家族紛至沓來,像霍英東、李嘉誠這樣的普通人在香港也趕上了好機會。
1951年,香港和內地首次設置了邊界。
沒有合法簽證的內地人從此不能像過去那樣自由進入香港,獲得長期居住資格。但依然留了一個口子:如果偷渡入境不被抓到,到達市區後就可以成為香港居民。
這條政策叫抵壘政策,來自壘球比賽規則:跑到下一個壘時只要及時觸壘就可以過關。
1960年代,自然災害後期,大批內地人漫山遍野從陸路湧入香港。許多香港居民帶着乾糧到邊界熱淚盈眶迎接他們,並引至市區。那時的香港居民,主要是內地來的移民第一代。
1977年到1980年,趁着內地改革開放先機,又有40萬內地人湧入香港,抵壘政策隨後被取消了。
自此以後,大規模的移民結束,淡化了移民城市的標籤,經歷了兩三代人的沉浮,香港人作為一種身份符號,站在了歷史舞台。香港從一個功能城市變成市民城市。
1960年代排隊過羅湖海關
03
愛國商人
1950年代初,朝鮮戰爭爆發。
1922年出生的霍英東是戰爭的最大獲益者。作為一名船工的兒子,靠自學成才,進入殖民地精英學校,隨後在生意上風生水起。
霍英東成為香港和內地都受尊敬的大亨,既有獨特性,也有典型性。
獨特性是在本地大商人中最早展現了愛國精神,無論是朝鮮戰爭期間,還是改革開放之後,都義無反顧,這也讓其葬禮備極哀榮。霍英東一大筆生意來自於國家的信任——擁有將廣東的沙運到香港特許權。
典型性是,一如其它本地教父,必須要有可持續的壟斷利潤,或者説不受經濟週期影響的持續現金流。霍氏家族擁有澳門賭場的股份,享有豐厚的現金流。
在香港,利潤豐厚的商業領域,無不需要許可,或者特許經營。那些可以稱之為教父的家族,至少擁有一項以上的產生持續現金流的特許經營。
香港是資本主義世界,唯一一個沒有公平競爭法的地區。
教父們不喜歡競爭。本地稱得上教父的家族為數不多,當競爭損害彼此利益時,教父們之間會快速達成合作,共謀是彼此的共同語言。
如每一張澳門賭場牌照都有兩三個香港教父家族共同參與。
公認的香港本地華裔教父名單如下:
霍英東家族、包玉剛家族、李嘉誠家族、郭得勝家族、李兆基家族、鄭裕彤家族、邵逸夫家族、董浩雲家族、陳啓宗家族
……
霍英東葬禮備極哀榮
04
滙豐銀行
香港有四大商行:怡和、太古、和記、會德豐。
四大商行壟斷了香港的經濟命脈,包括港口、電力等公共部門。最讓人垂涎的是,四大商行囤積了大量的土地。
時代的機會出現了。
從1960中期,香港發生了社會BD,四大商行開始考慮有序又確保高利潤退出,唯一可以擔此重任的便是上海香港滙豐銀行,香港當時唯一擁有特權的銀行:發行港幣、扮演票據交易所角色,替政府理財,坐擁香港50%的儲蓄。
對於教父們來説,要確保成功,必須取得滙豐銀行的支持。對於滙豐銀行來説,選擇華人教父作為合作伙伴,已無可避免。
問題的關鍵是,誰能勝出?
儘管種族偏見已經淡化,但是會説英語的教父佔據先機。
05
船王的誕生
1918年包玉剛出生於浙江寧波富裕家庭。父親擁有製鞋廠。
包玉剛自學了英語,這為他後來與鬼佬打交道無礙提供了方便。
1949年,包家移居香港,併成功將大部分資金撤到了香港,然後開了一家小貿易公司,在朝鮮戰爭時期,賺了一些錢。1955年買了第一艘運輸船。因為與滙豐銀行的經理關係密切,獲得資金支持又買了第二艘運輸船。
時代的機會來了。1960年代,正值日本經濟崛起,為了扶植造船業,日本政府向外國人出售為期8年、利率固定的出口信用證書,這類似於一筆貸款,佔造船成本的80%。
與此同時,日本大型綜合商社,願意簽署長期包租合同,一般長達10年以上的租約,這份租約有銀行的保證函。
用日本政府的錢造船,船造好了日本大公司租,租期滿了,船就完全歸屬了,這麼好的買賣,這麼慷慨的機會,只欠一個條件:誰能搞定剩下的20%資金,誰就是船王了。
包玉剛看到了這個機會,他需要更多的錢。滙豐銀行決定支持他。
會英語、有銀行工作經驗、家族很富有,這讓滙豐銀行上下都很滿意,更何況在日本投資從來不會虧損。
滙豐銀行持續向包玉剛提供資金,到1979年,包玉剛擁有了202只總載重量超過2000萬噸的船隊,這是世界上最大船隊。
包玉剛成為滙豐銀行歷史上第一位華人董事,後來又成為滙豐銀行副主席。
1980年代初,在滙豐銀行的支持下,包玉剛家族一舉拿下了怡和商行旗下最重要的資產九龍倉,然後又鯨吞了會德豐商行。
包玉剛有五個女兒,有兩個女婿頗為知名,一位叫吳光正,在首次香港特首的競爭中敗給了董浩雲的兒子董建華。
董浩雲也出生於浙江寧波富裕家庭,娶了更為富有的顧家小姐為妻。顧家擁有往往香港、上海、台灣的航運公司,董浩雲將其發展壯大。但到了1980年代,一代船王債台高築,大兒子董建華幾乎使其破產,後來由霍英東擔保獲得內地銀行貸款才渡過了難關。
出生於1925年的鄭裕彤,娶了周大福創辦人周至元的女兒,從而繼承了其財富,併發揚光大。
教父們有多少是靠自己打拼,有多少是靠姻親和關係網絡,遠比外界想象得複雜。
06
超人的崛起
滙豐銀行沒有忘記其使命。
一方面讓英資商業有序高利潤退出,另一方面千方百計尋覓可靠的華人大亨。
正當包玉剛成為滙豐銀行座上賓時,1977年滙豐銀行主席換人了。
新任滙豐銀行主席沈弼看重的年輕人叫李嘉誠。1928年出生的李嘉誠,一開始也是為其有錢的岳父工作。平日努力自學英語,隨後自創了塑料花公司完全了原始積累,並進軍房地產,創立了長江實業。
戰後香港三十年,許多人成為了有錢人,但是有錢人成為大亨和教父,則鳳毛麟角。李嘉誠儘管有一個有錢岳父,但創業基礎完全來自其特別的經商才能和超高稟賦的關係經營能力。
1970年代初,沈弼將滙豐銀行持有的22%股份的和記黃埔,以非常慷慨的價格賣給了李嘉誠。為什麼説慷慨呢?因為成交價6.39億港元不及該股份淨資產的一半。而且更為有利的是,李嘉誠獲得了和記黃埔的控制權,但不需要馬上付款。
這筆交易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一條是,李嘉誠取代了包玉剛,成為香港新一代首席教父,此後四十年無人超越。
擁有了香港主要的集裝箱碼頭和大批土地儲備,意味着可以源源不斷獲得港口壟斷利潤和發展房地產所需要的土地。在1980年代地產泡沫破裂的時刻,以優先股的方式,李嘉誠從和記黃埔獲得了近3億美元的紅利,避免了一次重要危機。
香港的教父們越來越清楚一點:儘管房地產利潤豐厚,但是風險也無處不在。最重要的是要有持續穩定的現金流來源。保持與滙豐銀行的良好關係,以及擁有壟斷公共事業,則是理所當然的選擇。
1986年,沈弼退休,李嘉誠藉此將一個約1米高的新滙豐銀行總部的純金複製品作為告別禮物送給了他,以此表示兩人的親密關係。
在希爾頓酒店就餐的貴賓們對李嘉誠如此高調錶示感情驚奇不已,這並不符合李超人的日常風格,但僅此一次的高調也表明李超人留給世人的態度:賺錢和行事風格要低調,但是感恩可以高調,這是一種融入了東西方文化的自信,是一種宣示和態度:那些幫助他的人,不會人走茶涼。
李嘉誠退休,他依然是香港的偶像
07
自由的黃昏
儘管教父們擁有億萬身家,卻很少為財富納税。自由港成就東方明珠,自由經濟政策,成就李家城。
教父們開發的房子,考驗居住者的空間想象力和試聽幻覺。
香港大學附近的翰林軒,是長江實業開放的樓盤。
為了擴大一房一廳的活動空間,房主做了這樣的設計:卧室裏的牀是電動升降式的,白天要把牀升到天花板,才能方便打開衣櫥。晚上睡覺時,再把牀放下來。
升降牀時,衣櫃門必須緊閉,否則卡殼就非常麻煩。
在香港,判斷是不是土豪,一個指標即可:是否有三面下牀的房子。
這已經是香港中產家庭合意的居住環境。
人們戲謔説,在香港,可以三面下牀的,可以算得上土豪了。
在真實的香港,依然有20萬人生活在這種房子裏:棺材房、劏房或者籠屋,而且租金不菲。
一個頗為殘酷的現實是,一位從事20年獵頭工作的人士説,90年代,一位香港畢業生起薪是一萬多港幣,上海是1000多人民幣。20多年過去了,香港畢業生的起薪還是一萬多港幣,上海是7000多人民幣。
與此同時,香港上海的房價都飆漲了。
1997年,香港迴歸。船王的兒子董建華擔任首任行政長官提出了八萬五計劃,修建公屋。50萬人上街反對。
自由反對自由,底層反對底層。
房價綁架了香港人,而房價的唯一受益者是教父們——房價低,他們可以低價拿地,房價高,他們順勢賣房。
香港不應該是教父們的城邦,香港不能是“李家”們之城。
儘管香港實行普通法,但法律的魔鬼在於細節。長江實業永遠擁有和記黃埔49%的股份,根據香港法律,在此股權比例之下,長江與和黃合作的項目可以不披露。
人們從上市公司長和那裏永遠無法獲悉一個個地產項目的真實情況。像諸如李兆基的恆基地產、郭氏兄弟的新鴻基地產這些香港大地產商,人們總是難以管窺其貌。
在香港,法律不如美國市場那樣保護中小股東,但卻可以讓教父們遊刃有餘。箇中款曲差異需要另一篇專業文章闡述。
簡而言之,沒有正義的自由,自由必將走向黃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