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回頭路”取消軍銜制——《毛澤東年譜》札記之八_風聞

《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載：

　　西元1965年“1月下旬，批示同意中共中央軍委一月十二日關於取消軍銜制度給毛澤東並中央的請示報告。報告説：經軍委辦公會議第七次擴大會議和軍委第二二三次辦公會議研究，並徵求了各軍區、軍兵種、院校黨委的意見，一致同意取消軍銜制度。大將以下各級軍銜一律取消，元帥軍銜予以保留。”

　　西元1965年“4月28日、29日，連續兩個下午在武昌東湖客舍聽取賀龍、羅瑞卿、楊成武有關作戰計劃和改變軍隊帽徽、領章問題的彙報，董必武、王任重參加。……在楊成武彙報關於改變人民解放軍帽徽、領章問題時，毛澤東説：我贊成走回頭路，恢復到老紅軍的樣子，只要一顆紅星，一面紅旗，其他的統統都吹了。過去搞什麼將、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興趣的。毛澤東當即在中共中央軍委關於改革現行帽徽、領章和軍帽式樣的請示報告上批示：‘照辦。’”

　　毛主席所説的“走回頭路，恢復到老紅軍的樣子”，是指解放軍指戰員的軍裝式樣恢復到類似於紅軍時期的樣子：軍服為中山裝，佩兩塊紅領章，軍帽為解放帽，戴紅五星帽徽。這次取消軍銜制和改換軍裝從西元1965年6月1日起正式實行。在此前軍委辦公會議討論同意的《關於取消軍銜制度的意見》認為：“我軍的軍銜制度，是照搬蘇聯和其他國家的。過去沒有這種制度，也一樣打勝仗。實踐證明，這種制度不符合我軍的優良傳統，它是一種資產階級法權，等級表面化，助長了個人名位思想和等級觀念。不利於我軍的革命化建設，不利於同志之間、上下級之間和軍民之間的團結。同時增加了各級黨委和政治機關不少繁瑣事務。”這個看法顯然是基本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的。西元1929年12月毛主席主持召開紅四軍“古田會議”，通過了紅軍的建軍原則，其中規定的人民軍隊內部關係準則，用《長征組歌》的一句歌詞表述就是：“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於天。”應該説，軍銜制及由此帶來的官兵軍服質地、樣式差異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對這種人民軍隊內部關係準則起到了削弱作用，助長了等級觀念和等級表面化，説“它是一種資產階級法權”自有一定道理。毛主席決策“走回頭路”，取消軍銜制、改換軍裝，至少在着裝上官兵一致的作風回來了，這是鞏固人民軍隊建軍原則的努力之一。當然，僅僅這樣是不夠的，更主要的是在思想上如何保持革命精神？這應該是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初衷。

　　西元1988年又恢復了軍銜制，其理由是“為加強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有利於軍隊的指揮和管理，增強軍官的責任心和榮譽感”，當時某些文章中還為此舉出了一些生動形象的具體例證，比如沒有軍銜不利於軍隊的對外交往，在對越反擊戰中某指揮員試圖整頓行軍秩序但因沒有軍銜標識而不被服從，紅色帽徽領章不利於戰場隱蔽，等等之類。應該説這些理由也自有一定的合理之處，但並不是軍隊建設的關鍵所在。隨着我國人民軍隊的建設發展，適當增強級別區分、改進軍裝式樣也是有必要的，但這一切應該是在人民軍隊的傳統、中華民族的靈魂的基礎上進行。恢復軍銜制後軍裝式樣一改再改，到零七式軍服已完全“接軌”到與西方國家一樣了，推動這些“改革”的郭、徐之輩安在哉？“與國際接軌”的軍銜和軍服或許還算“現代化、正規化”的組成部分之一，但與“革命化”完全是不同的兩碼事。西元2014年11月在古田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應該就是在這方面的某種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