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訪】錢永剛：父親錢學森的最後22年_風聞

來源：上觀新聞 —上觀訪談

作者：高淵  2019-9-17

倡議組建國家總體設計部，建議大幅縮短學制，服用超大劑量維生素，拒公開回應“畝產萬斤”舊作……錢學森鮮為人知的最後22年。

20年前。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會，隆重表彰23位“兩彈一星”科技功臣。其中，錢學森無疑是最受關注者之一。他因已卧牀未能出席，大會後在家中舉行了授勳儀式。

10年前。

2009年10月31日，98歲的錢學森走完了他的傳奇人生之路，病逝於北京解放軍總醫院。就在兩個月前，中央領導去家中探望時，錢學森還欣然表示：“我要活到100歲！”

這麼多年過去了，錢學森的名字始終未被淡忘，他的經歷與思考還常常被提起。但人們瞭解最多的是他當年留學、歸國，以及研製“兩彈一星”的往事。而他於上世紀80年代逐步淡出公眾視野，除了著名的“錢學森之問”，他的晚年生活外界知之甚少，似乎頗為神秘。

今年，擔任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館長的錢永剛教授與記者作了一番長談，詳細回顧了父親錢學森的晚年生活與學術探索。錢學森與夫人蔣英育有一子一女，女兒錢永真於上世紀80年代中期移居美國，兒子錢永剛當年也曾留學美國5年，回國後一直陪伴在父母身邊，直到雙親去世。

在錢永剛眼中，父親是位嗜書、喜靜、樂觀的老人，耄耋之年雖常年卧牀，但他安之若素，從未抱怨生活質量不高。同時，他的思考並未停止，晚年不僅發出了“錢學森之問”，還在諸多領域，提出了相當富有遠見的新論述。

“父親的思考並不侷限在航天領域，他不僅是科學家，也是思想家，他的許多戰略思考是跨時代跨領域的。”在錢永剛看來，父親錢學森退休前體現的是一位大科學家的風采，而退隱之後的思考，更多展現了他作為思想家的一面。

從這個意義上説，錢學森的最後22年是他98歲人生的重要拼圖，值得後人關注。

1987年4月，錢學森、蔣英夫婦在德國留影。

人物檔案

錢永剛： 1948年10月生，錢學森、蔣英夫婦之子，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計算機科學系理學碩士，長期從事計算機應用軟件系統的研製工作。現任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館長、中國航天錢學森決策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西安交通大學錢學森學院榮譽院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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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後從未停止思考：“從1987年起，父親就不再去辦公室了，但退下後思考從未停止，形成了他晚年學術思想的高峯。”

高淵：錢老真正退休是哪一年？

錢永剛：因為他是院士，當時院士是不退休的，所以並沒有辦過正式的退休手續。1982年，他卸任國防科工委副主任，5年後又卸任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從那時起，他就不再去辦公室了。不過，那個辦公室一直保留了22年，直到他2009年去世。

高淵：1987年以後，他不再去辦公室了，還會參加一些社會活動嗎？

錢永剛：他卸任之後，先後擔任國防科工委科技委高級顧問、中國科協名譽主席等職務，但都是榮譽性的，活動他一般都請假。後來，包括黨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他都是特邀代表，但他都通過秘書向組織請假，他説年事已高，腿腳不便，不能參加了。

高淵：但他那個時候還是全國政協副主席？

錢永剛：對，他是在1986年第六屆全國政協第四次會議上，被增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當了兩屆多，一共12年，到1998年卸任。

1986年的時候，我父親還能走動，組織上找他，要提名他為政協副主席的推薦人選，他一開始沒答應。當時政協主席是鄧穎超，她親自找我父親談。他們有特殊的淵源，我父親上小學的時候，鄧穎超就在那個小學當老師，雖然沒有教過他，但我父親後來一直管鄧穎超叫鄧老師，有一份師生情。

鄧穎超問我父親為什麼不願意當，他説想用有限的精力多做一些學術研究。鄧穎超就説，提名還是要提名，當選後你有事可以請假。

高淵：後來政協開會，錢老去得多嗎？

錢永剛：剛開始那幾年，全國政協的開閉幕式他都參加的。1988年的全國政協七屆一次會議上，他還代表六屆全國政協常委會作了工作報告。但後來，他慢慢要坐輪椅了，就讓秘書代他請假，有文件也讓工作人員去取，拿回來他會認真看，並附上自己的建議。

高淵：今天我們對錢學森的瞭解，主要是他對於中國航天事業作出的貢獻。到了上世紀70年代末，他逐步淡出了航天科研一線。到了80年代末，又逐步遠離公眾視野。這就引出一個問題，錢老晚年到底在做些什麼？

錢永剛： 應該説，從行政領導崗位上退下後我父親的思考從未停止。從1982年卸任國防科工委副主任，到1996年的那14年，是我父親晚年學術思想的高峯。1996年後，也就是他85歲以後一直到去世的13年，主要亮點就是2005年發出的“錢學森之問”。

1989年3月，錢學森參加全國政協七屆二次會議。年近八旬的他依然思路清晰、思維活躍，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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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的複雜巨系統：“他曾建議組建一個國家級的總體設計部，跳出職能部門視野的侷限，抓住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戰略問題進行研究，為國獻策。”

高淵：那14年，錢老做了哪些事？

錢永剛：從1982年到1990年，他研究的重點是系統科學、思維科學，還有人體科學、社會科學。

系統工程的概念萌芽於上世紀40年代初，1978年5月，我父親在國內第一次提出了系統工程，他和另外兩位同志合作發表了《組織管理的技術——系統工程》。全文一萬多字，沒有一個數學公式，深入淺出地闡述系統工程，把系統工程的理論擴展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系統工程、法治系統工程等14種在不同領域可以實踐的系統工程。

當時“文革”結束不久，這是他近十年來的第一次發聲，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也迅速在全國掀起了學習系統工程理論的熱潮。

高淵：他一生研究航天，很多人説，“天上的事，去找錢學森”，為什麼這時候轉向研究系統工程？

錢永剛：這跟周總理有很大關係。周恩來生前曾跟我父親説，學森同志，你們航天的這一套，是不是可以推廣到社會的其他行業，讓他們也都來學學呢？周總理去世後，我父親一直惦記着總理的囑託。他對那些年從事航天事業的經驗與教訓進行了梳理，提煉出系統工程理論。

論文發表後，他又花了很大的力氣，做系統工程普及宣傳工作，讓更多領域裏的人都瞭解系統工程，運用系統工程。但他發現，其他行業所面對的系統遠比航天領域複雜，如果簡單地把航天領域提煉出來的系統工程理念，推行到其他領域，肯定是要碰釘子的。所以他説，他知道退下來以後幹什麼了。

高淵：他卸任後，就着手對系統工程理論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和充實？

錢永剛：他用了三年時間，先是歸納出系統科學體系，隨後提出構建開放的複雜巨系統，提出了認識和解決開放複雜巨系統問題所應該遵循的方法論，這就是他的“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方法”。到了1990年。他和其他兩位同志在《自然》雜誌發表了《一個科學新領域——開放的複雜巨系統及其方法論》，就是他那一階段研究成果的一個總結。

高淵：在錢老看來，系統工程理論不僅可用在航天工程領域，還可推廣到各行各業，甚至是國家頂層設計層面？

錢永剛：應該説，1990年那篇文章的發表，標誌着我父親把工程系統工程提升到了社會系統工程。緊接着，他向中央彙報，建議組建國家總體設計部，組織一批國內一流的專家，按照社會系統工程的理論，從全局出發，討論宏觀的戰略問題，並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

這樣做的好處就是站位高，不再由一兩個部委提出方案，而是由一個國家級的諮詢班子出主意，可以跳出職能部門視野的侷限，抓住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戰略問題。這就像上世紀50年代，當時世界上誰會相信中國能搞航天，但由老一代領導人果斷決策，老一輩科學家與廣大科技人員艱苦奮鬥，最終實現了中央決策，這就把國防安全的主動權抓在了手裏。

高淵：當時錢老有沒有用總體設計部的思維方式，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問題提出過改革方案？

錢永剛：他曾指導中國航天710所做過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試驗。就是運用總體設計加計算機信息技術，對國家糧油補貼方案做數據模擬。

那時候，中央希望提高農民生活水平，途徑就是適當提高糧食收購價。但這會使城市糧價產生波動，進而直接影響城市居民的生活。所以，怎樣既讓農民增收，又讓城裏人減少損失，就需要在城鄉之間找出一個最佳平衡點。

710所的方案做得很漂亮，實際誤差在3個百分點之內。當時有領導説，如果我們國家的政策都用這套辦法來驗證，就能大大降低拍腦袋決策帶來的風險。後來，錢學森將710所運用的這套辦法，總結歸納為“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方法”。其實，這就是認識和研究開放的複雜巨系統問題的方法論。

高淵：是否可以説，錢老剛退下來的那幾年，他最想做的事，就是把工程系統工程發展為社會系統工程？

錢永剛：對，他是接地氣的，這就是他當時的目標，由此也引出了他在系統科學和思維科學的兩大學術亮點，現在越來越被學術界所認可。用他的話來説，今天的科學已經不是自然科學那一點東西，而是人類認識客觀世界、改造世界的整個知識體系。他希望大家能用這樣一個體系，去觀察、分析、研究和解決問題，而不僅僅只運用幾門學科的知識。

到了1991年10月份，我父親80歲的時候，中央授予他“國家傑出貢獻科學家”榮譽稱號，這個稱號迄今為止我們國家只授予了我父親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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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學森之問”探源：“往小了説，這個問題他準備了好幾天；往大了説，是他很多年來對大成智慧教育的思考。”

高淵：對於錢老的晚年，人們最熟悉的就是他發出的“錢學森之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他發出此問經過了怎樣的深思熟慮？

錢永剛：往小了説，他思考了好幾天。

那是2005年7月下旬，我們接到通知，説中央領導過幾天要來看望我父親。那年他94歲，當時住在解放軍總醫院。他問我，是誰來呀？我説電話裏沒説，我也不好問。過兩天我再去醫院看他，他問我，到時候我説什麼呢？其實，這只是他的習慣，實際上心裏應該早有譜了，我就沒吭聲，知道他一會兒自己會説。

果然他就自問自答了。他説，要不我到時候講講加州理工學院吧。這是我父親讀研究生的母校，對他一生有着巨大的影響，他對母校印象很好。他接着説，行了，我知道説什麼了，我就説説教育吧。

第二天，温家寶總理一來，我父親就把他對教育的思考都説了：“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這是很大的問題。”

高淵：當時温總理聽了之後，有什麼反應？

錢永剛：那天温總理從我父親病房出來，他就説，錢老的講話一聽就是有備而來，不用花功夫整理，稍微順一順，這個發言就是一篇好文章。

高淵：剛才你説，往小了説準備了好幾天。如果往大了説，錢老對這個問題思考了多久？教育問題是他晚年重點思考的領域嗎？

錢永剛：這個問題是他2005年發問的，其實可以追溯到1994年，那年他首次提出了“大成智慧教育”。

在我父親看來，我們的教育太傳統，只是教授人們簡單系統裏的科學與技術知識，以及如何學會用還原論的方法來認識和解決簡單系統的問題。但我們面對的，不僅是簡單系統，還有簡單的巨系統，更有開放的複雜巨系統。

而系統科學發展的成果，使我們有可能結合現代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集人類知識和經驗之大成，實現古人所説“集大成，得智慧”的夢想。智慧比知識更高一個層次，如果我們在21世紀真的能把人的智慧儘可能地激發出來，我們就能培養出真正一流的人才。現在回頭過來看，“大成智慧教育”是他晚年做的第二件事。

高淵：“大成智慧教育”的核心是融會貫通的通才教育嗎？

錢永剛：很多人只知道錢學森是 “兩彈一星”元勳，其實他還是一個難得的、在各方面融會貫通的通才，他的學識是非常系統的。

“大成智慧教育”理念的核心之一，就是新的通才教育觀。他對通才的認識運用的是唯物主義辯證法，強調“通”是在“專”的基礎上通，“專”是在廣博的基礎上再專。學生的跨學科跨度越大，創造性才會越大。他提出，不僅理工科要結合,而且要理工文結合，甚至科學還要與藝術結合。因為科學培養的是邏輯思維，藝術培養的是形象思維，邏輯與形象思維要相輔相成。

“大成智慧教育”思想的另一核心，就是現代科學教育體系。客觀世界的知識太多，新知識層出不窮，我父親晚年將現代世界上的知識劃分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軍事科學等11大部類，縱向分又有基礎科學、應用技術、技術科學等。如此一來，再多的課程也能容納在這個橫縱的體系中。

高淵：如何具體操作，錢老當時有設想嗎？

錢永剛：他認為，我們現在的教育體制成才週期太長。一般來説，都是小學6年、中學6年，大學本科4年、碩士研究生3年、博士四五年，唸完都快30歲了，腦瓜最好使的階段被耽誤了。

他以他自己讀書和後來教學、科研幾十年的經驗，認為這個過程可以大大縮短。他提出，從4歲到12歲用8年時間完成小學和初中學業，從12歲到17歲5年讀完高中和大學本科，然後18歲做一年論文，取得碩士學位即可工作了。如果要念博士，可以再學三四年，20歲出頭畢業。這就是他理想中的“大成智慧教育”的學制。

高淵：這樣的學制會不會只適合於智商比較高的學生，這些年在國內有沒有“大成智慧教育”的試點？

錢永剛：現在全國有46個大學、中學、小學分別設立了錢學森班，遍佈19個省市自治區。學校根據自身具體情況，結合錢學森大成智慧教育理念，提出各自“錢學森班”的建設方案，並付諸實施。

我父親曾經説過：“我相信，我們中國科學家從系統工程、系統科學出發，進而開創的大成智慧工程和大成智慧學在21世紀一定會成功，因為我們有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指導。”

錢學森晚年在家中書房撰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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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於重建人體科學：“他認為人體也是開放的複雜巨系統，西醫還是把人體當作一個簡單的系統，考慮問題太簡單。”

高淵：1999年9月18日，中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隆重儀式，為“兩彈一星”科技功臣授勳。錢老為何沒有出席大會，而是在家裏接受勳章？

錢永剛：因為他當時已經卧牀三年了。在1996年，也就是他85歲的時候，他去醫院體檢，醫生明確跟他説，錢老您得卧牀，骨質疏鬆了。

高淵：他卧牀後還活動嗎？

錢永剛：一開始，他上午和下午會起牀在屋子裏走走，大約半小時。後來這點路也走不動了，坐在輪椅上推着走走，讓他別老躺在牀上，體態有個變化。

以前，他喜歡跟我母親到樓下航天大院裏散散步。但自從卧牀後就不下樓了，他可能不想讓別人看到自己的老態。

高淵：錢老年輕時身體好嗎？

錢永剛：他以前身體很好，中年時期幾乎不生病，連感冒都很少。到了80年代初，當時取消了中午休息，下午一點就要上班。他那段時間很不適應，因為很多年來有個習慣，就是中午眯一會兒。而且，他不習慣在機關吃飯，中午回來吃完飯，就要坐上車往辦公室趕。那時候，他身體狀況明顯變差，很容易感冒。

從那時起，他開始關注人體科學。他從行政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以後，更是花了很多精力研究醫學。他認為，人體也是開放的複雜巨系統，也要用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的方法來研究，要重建人體科學這個科學大類。

我父親甚至認為，醫學現代化的實質就是中醫現代化。他覺得，西醫還是把人體當作一個簡單的系統，考慮問題太簡單，人體哪有這麼簡單。

高淵：他有沒有為自己對症下藥？

錢永剛：這方面他是中西醫並行的。中醫方面，他跟我母親學習做氣功，做了一段時間以後，感冒次數明顯減少了。

西醫方面，他的老朋友——加州理工學院鮑林教授曾來看望他。鮑林是位化學家，拿過兩次諾貝爾獎，他有個理論是老年人服用超大劑量維生素有利健康。我父親信他，便開始服用。當時保障他健康的醫生都持謹慎態度，認為劑量太大。我父親説，我的健康我自己保障，不向解放軍總醫院領維生素，我自己買。

高淵：超大劑量維生素的劑量到底達到什麼程度？

錢永剛：比如維生素C，他吃的是正常劑量的100倍。傳統醫學理論認為這是不對的，因為人體吸收不了那麼多，吃下去又排泄出來了，等於沒用，甚至可能產生副作用。但我父親認為，在化學中，有一種東西雖然參與化學反應過程，但自身不損失一釐一毫，這就是催化劑，維生素就是起催化劑的作用。

從上世紀90年代到我父親去世，他一直服用超大劑量的維生素C、維生素E和複合維生素B。國內藥廠生產不了這麼大劑量的維生素，正好我妹妹錢永真生活在美國，就讓她定期買了寄回來。

高淵：你觀察下來，這麼大劑量服用維生素，對錢老身體到底好不好？

錢永剛：應該這麼説，他98歲去世，到最後腦子沒糊塗。他90多歲的時候，有時候我跟他聊天，他就會問哪個老朋友還在嗎？我説，走了。他説，你看他們不聽我勸啊。後來，醫院也不攔着了，説錢老您就吃吧。我們從美國買的維生素，組織上還讓我們報銷，父親説，算了算了，就讓永真掏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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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輩子不喜歡高朋滿座：“到了晚年，甚至和早先的朋友也來往很少了，但他有個學術小班底，7個人不定時在一起討論。”

高淵：錢老晚年性格怎樣，喜靜還是好熱鬧？

錢永剛：他這一輩子從來不喜歡高朋滿座，這一點和他導師馮·卡門完全不一樣。馮·卡門不僅科研做得好，還特別喜歡社交，他每到週末一定要開家庭派對，他的日本廚師每週五就把菜買好了，跟他交往的都是政府高官、軍隊將領、企業家、好萊塢明星等等。

而我父親上世紀50年代回國後，朋友圈就非常小，到了晚年，甚至和早先的朋友也來往很少了。但他有個學術小班底，有中科院自動化所的，有總裝備部的，還有他的堂妹錢學敏教授，再加上他的秘書，連他一共7個人。他們不定期聚會，我父親想起來了，就寫信請他們來討論問題。因為我父親年紀大了，耳朵不好使，打電話聽不清楚，所以他寧可寫信。他們管這叫“小討論班”，我父親晚年的思考，不少都是跟他們一起討論過的。

高淵：錢老最大的愛好是什麼？

錢永剛：他一輩子喜歡安靜，最愛的是讀書。有一次家裏裝修，我怕把書弄髒，就全部封起來了。他沒説什麼，但一天下來都很不高興。我説，誰又惹您啦？他説，你知道我一天不看書有多難受。我趕緊認錯，從一個書櫥裏抱出一摞書，給他慢慢翻。

他看書的面很廣，可以説什麼書都看，而且他看書效率很高。他有個在國外養成的習慣，看書不是從頭看到尾，而是認認真真看完序言和第一章，然後翻翻中間部分，再看最後的結論，這本書的內容他就知道了。但你説他看得快吧，哪裏有錯別字他都能指出來。

他喜歡思考問題，話也不多。但到了晚年，他性格有點變化，也知道悶了，需要有人陪伴。有一次吃晚飯，他問我媽，怎麼永剛不露面，又出去了？我媽説，永剛有飯局，請假了。我父親説，你跟他説，不能老不回來吃飯，以後定個規矩，不能連續兩天在外面吃飯。

高淵：錢老對你們兄妹倆從小要求嚴格嗎？

錢永剛：談不上嚴格，基本上屬於不太管。一是他退休前太忙，沒時間管；二是他大概認為用不着管，孩子們挺自覺的，唸書也不錯，管那麼多幹嘛。我念書的時候，是5分多、4分少，3分絕對沒有的，在他眼裏，這就行了。

有一次，新學年開學前，我的成績冊需要家長簽字退給學校。一般這種事都找我媽，那次正好我爸在家，我媽説給你爸籤，估計是想讓我爸瞭解一下我的學習情況。我爸一翻，説怎麼數學只得了4分？我趕緊自我批評，最後一道題粗心了。我爸説了句下回注意，就沒再説啥。我知道，在我爸心目中，語文考4分可以，但其他課是一定要考5分的。

高淵：你母親蔣英是著名聲樂教授，她跟錢老是一種怎樣的相處模式？

錢永剛：我母親基本上是夫唱婦隨，更多是陪着我父親。有時候，父親看書看累了，她陪他聊聊天，也會説説文藝界的情況，父親還會給些建議。

母親是70歲從中央音樂學院退休的，但還會在家裏給學生上課。有的學生唱得好，她會説，去給伯伯唱一首，這主要是想轉移我父親的注意力，放鬆一下。

高淵：聽説他們的房子住了快半個世紀，一直沒有搬過家？

錢永剛：我父母是1955年回國的，開始在北京飯店住了幾個月。到了1956年初，搬到了中關村，一直住到1960年10月，從中關村搬到現在的航天大院。那以後就沒有動過，到我父親去世，一直住了49年，佔他整個98歲人生的一半。

上世紀90年代，組織上曾打算給他蓋個帶院子的小樓，這樣他不出門就能在院子裏曬曬太陽。但我父親堅決不肯，他説我在這裏住了幾十年，習慣了，感覺很好，你們別再折騰我，把我折騰到新房子去，我於心不安，身體能好嗎？

高淵：老房子大概多大面積？

錢永剛：300來平方米吧。原來樓裏頭還住了另外兩户，後來搬走了，就給其他工作人員住，包括炊事員、司機等。我父親卧牀以後，還要給護理人員住的地方。

高淵：錢老故去沒幾年，你母親也走了。

錢永剛：兩年多一點吧。我父親是2009年10月份去世的，到了2011年12月是他百年誕辰。我母親一直等着這一天，她在家裏祭奠了我父親，到了第二年春天就走了。

上世紀70年代中期，錢學森在外地考察時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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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畝產萬斤”之謎：“我父親回信説，先生是聽了不實之辭而輕信了，用今天的眼光來看，畝產一萬斤遠遠小於理想數。”

高淵：還有件事，這些年大家議論得比較多。1958年6月16日，錢老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一篇短文《糧食畝產會有多少?》，明確提出：稻麥畝產量可以達到2000斤的20多倍。後來社會上都説，錢學森提出糧食畝產可達4萬斤。對此，錢老晚年是怎麼看的？

錢永剛：我父親在1958年第6期《科學大眾》雜誌發表《展望十年——農業發展綱要實現以後》一文，提出糧食畝產可達4萬斤的觀點。當時，我們國家的農業發展綱要中，提出黃河以北糧食畝產400斤，淮河流域畝產500斤，長江以南畝產800斤。那時候，我父親回國沒幾年，但他一直很關注農業現代化。我父親曾設問：如果更好地利用太陽能，是否可以突破“4、5、8”？他在那篇文章中還説，提高糧食產量的關鍵是依靠科學技術的發展，畝產萬斤糧是可以實現的。

這篇文章被一個記者看到，就摘錄“加工”成一篇豆腐塊文章，發在了《中國青年報》上。當時是大躍進時期，這話一下子就傳開了，都説大科學家錢學森説畝產萬斤沒問題，傳着傳着味道就變了。

高淵：錢老沒有親筆寫那篇短文？

錢永剛：首先，我父親有個習慣，但凡報刊、雜誌刊登他寫的文章，他都會做記錄，而這篇沒有記錄；其次，他寫的都是大文章，怎麼可能寫一小段文字來論述這麼大的問題，這不符合他作為一位科學家治學的一貫嚴謹風格。

高淵：錢老晚年的時候，有人在他面前提過這事嗎？他怎樣回應？

錢永剛：當然有人提，但他基本不吭聲。只有一次，有位海外學者給他寫了封信，問他這件事的真偽。我父親回信説，先生是聽了不實之辭而輕信了，用今天的眼光來看，畝產一萬斤，才5噸，遠遠小於理想數……這封信，清楚表明了他對於畝產萬斤糧的堅信。

到他90多歲的時候，他的秘書有一次問他，現在又有很多人提當年這件事，是不是寫篇反駁文章，您不寫的話，我來寫。我父親説，我不寫，你也不準寫。秘書又説，那等您百年之後我再寫？我父親説，我走了以後你們也不能寫，不然別人都會認為這是我走之前交代你們寫的。

高淵：從你的角度來分析，錢老為何不讓公開撰文反駁？

錢永剛：我是這樣理解我父親的心思：雖然我當年的講話被曲解，但冤枉就冤枉了，這麼多年過去了，不用再來為這事翻案。同時，他堅持他的觀點，就是以科學的、發展的眼光來看，糧食畝產萬斤是可以實現的。

上世紀70年代末，錢學森在參加學術會議時思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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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時刻：“去世前不久，我們還説老爺子您加把勁，當個航天百歲老人。他笑眯眯地説，説不定我還真成。”

高淵：錢老人生最後那幾年，基本上住家裏還是醫院？

錢永剛：以家裏為主。他晚年確實身體不那麼好，很容易感冒。但我們也摸到了一些規律，他一感冒就會發低燒，我們馬上送醫院，一般掛個水就可以回家了。

高淵：他是2009年10月31日去世的。去世前幾個月，身體狀況有明顯變化嗎？

錢永剛：那年他98歲，身體狀況都還正常。有一次我們逗他説，老爺子加把勁，咱們當個航天百歲老人，這也光榮啊。他笑眯眯地説，説不定我還真成。

他不覺得自己老了，也沒覺得躺在牀上生活質量低，他喜歡看書看報，後來還愛看電視。他以前是不看電視的，但有一次跟我提出來，在他卧室裝個電視機，還問我買個電視機多少錢。我説別算錢，我孝敬您吧。他聽了哈哈一笑。

但他耳朵不好，就讓我把音量調到最低，反正也聽不清楚。他是真正的“看電視”，視力好。他愛看新聞和體育節目，偶爾看會兒電視劇，就會説不看了，盡瞎編。

高淵：那時候，有沒有反映他傳奇人生的電視劇？

錢永剛：他生前不許拍。有幾次秘書説有關方面想拍他的人物傳記片，他説你們咒我死你們就拍，這都是死了以後再拍的，你們着什麼急？所以，我們看到的拍他人生的電影和電視劇，都是他去世以後拍的。

高淵：錢老卧牀多年，一般每天生活怎麼安排？

錢永剛：他的生活很規律，早上6點到7點做一個小時氣功，然後吃早飯，吃完再睡一覺，到10點鐘坐起來看報，然後坐着輪椅在家裏轉轉。午飯後再睡一覺，起來繼續看報，坐輪椅轉幾圈，躺下再做一小時氣功。一般6點吃晚飯，晚上聽廣播或者看電視，9點就睡了。

高淵：他睡眠很好？

錢永剛：對，這是他最大的特點。晚上9點睡了，至少要睡到早上5點多。

高淵：去世前幾天發生了什麼？

錢永剛：10月28日和29日，他出現了嘔吐，伴有感冒。根據以前的經驗，我們肯定立即就送解放軍總醫院了。但那次特別不巧，醫院高幹病區出現甲流，院方説他們要先派呼吸科醫生上門，確診錢老是不是甲流。醫生來了，一看説不是，然後再送醫院。

更不巧的是，平時他住的二樓病區那天滿員了，只能住在一樓。但一樓的醫生對他的身體情況不瞭解，需要重新做檢查。一開始情況還穩定，但後來急轉直下，馬上就發病危通知了，但沒能搶救過來。

高淵：作為錢老唯一的兒子，而且晚年一直陪伴在他身邊，在你心目中，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錢永剛：1986年到1991年那五年我在美國，回來以後，我就一直陪着父母。我父親把畢生智慧和心血都奉獻給了國家，國家也給了父親崇高的榮譽。應該説，沒有以錢學森為代表的老一輩科技工作者就沒有“兩彈一星”，就沒有現在中國航天事業的發展。他是一個以祖國為重、以家庭為輕；以科學為重，名利為輕；以集體為重，個人為輕的人。

他的思考並不侷限在航天領域，他不僅是科學家，也是思想家，他的許多戰略思考是跨時代跨領域的。總後勤部原政委張文台上將曾這樣評價我父親：“思想的先驅、科技的泰斗、育人的導師、做人的楷模。”我覺得，這是在21世紀對錢學森的一個新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