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他們！一切都是為了“蠻可愛蠻可愛”的中國……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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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新聞週刊 瞭望智庫 今天
中華民族曾飽受苦難，但其深藏於心的精神力量被激發後，激勵着無數先賢與勇士不畏犧牲、矢志拼搏，最終推動了中國命運的轉折，使中華民族實現了從“趕上時代”到“引領時代”的偉大跨越。
為此，庫叔選取了一組十篇稿件，希望庫友能感受到，在歷史深處，總有一羣人轟轟烈烈、銜命而出。他們或許普通平凡，亦如你我，卻令人仰望、催人奮進。
本組稿件轉載自《瞭望》新聞週刊2019年9月23日第38期。
1
為了可愛的中國
文 | 徐歐露 劉娟 /《瞭望》新聞週刊記者
流動的時間，凝結為歷史。歷史深處，總有一羣人轟轟烈烈、銜命而出。他們或許普通平凡，亦如你我，卻令人仰望、催人奮進。
他們，是新中國的創造者。“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絕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他們堅如磐石、前仆後繼，為了期盼中“可愛的中國”，他們在血雨腥風中點燃革命的火種，在敵人的絞刑架前笑對死亡，用生命高擎起信仰旗幟，感召全民族共同奮起，在浩然天地間，鳴奏成一曲永不褪色的精神禮讚。
**他們，是新中國的建設者。**為了國家“不受人家欺負”，捨棄名利，訣別家人，隱姓埋名投身戈壁灘，不顧生命安危“捧”出一顆顆“爭氣彈”。他們忍受風霜，不言辛苦，背上行囊趕赴荒原，不惜用身體攪拌滿是燒鹼的泥漿池，克服萬難“鑿”出了油田。“用自己的雙手把落後的帽子甩到太平洋裏”，為後人留下了一個充滿希望的國家。
**他們，是改革開放的弄潮兒。**從賭上身家性命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衝刺”打贏脱貧攻堅戰；從深圳蛇口的“開山第一炮”到共建“一帶一路”；從洋貨“引進來”到中企“走出去”……無數時代先鋒的敢闖敢試，成就了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關鍵一招。他們以敢為人先的膽識，創造了中國的摩登氣韻，他們以“殺出一條血路”的決絕，帶來了中國命運轉折的驚世崛起，使中華民族實現了從“趕上時代”走向“引領時代”的偉大跨越。
**他們，是新時代的奮鬥者。**偉大夢想不是等得來、喊得來的，而是拼出來、幹出來的。千千萬萬個平凡普通的共產黨人默默無聞地風雨兼程、披荊斬棘，讓中國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讓中國人民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讓五星紅旗能夠在月球背面、在蒼穹那頭，熠熠發光。他們挺起的堅實脊樑，如綿延羣山巍峨聳立，佇立於新時代的精神高地。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70載揚鞭奮蹄，5000年長歌未央。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幸事，就是有一羣砥柱中流的逐夢赤子。9月1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主席令，授予42人國家勳章、國家榮譽稱號。以國家的名義，向他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魯迅先生曾説：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84年前，身陷囹圄的方誌敏在受難前，曾用熾熱的情感寫下：“假如我還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為中國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瘞骨的地方，或許會長出一朵可愛的花來……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搖擺，那就可視為我在提勁兒唱着革命之歌，鼓勵戰士們前進啦！”
這也是一代代“位卑未敢忘憂國”的中國人的寫照。當他們發憤忘食、沐雨櫛風，與之共振的，是《可愛的中國》的精誠寄託。
**如今的中國，早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好想對方誌敏説：無數人像您一樣，接續奮鬥，奉獻犧牲，將您心中可愛的中國化為現實，真希望您能看見！
“地底藴藏着未開發的寶藏是無限的”——幾代人的努力讓中國甩掉貧油國的標籤，成為世界能源生產第一大國。
“中國土地的生產力是無限的”——我們從解決温飽到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糧食生產國，創造了以不足世界10%的耕地養活佔世界18％的人口的奇蹟。
“中國民族有偉大無比的創造力”——從復興號日行千里到衞星巡天攬月，從研發首台千萬億次超算“天河一號”到5G專利申請數量居全球首位，來自中國的創新與開拓，正使世界受益。
“中國是無地不美，到處皆景”——脱貧攻堅、鄉村振興讓充滿生機的畫卷在大地上鋪展。在方誌敏創辦的革命根據地所在地江西省橫峯縣，村級光伏電站和萬畝葛根園，讓“歡歌”“笑臉”遍佈鄉間。
“呼喊”飄蕩84載，沒有落空——“我們民族可以無愧色的立在人類的面前”。
沒人能計算出，為了理直氣壯地説出這句話，多少人付出了一輩子。以沉默，以奉獻，以倔強。
在稻田，在工廠，在纖塵不染的實驗室，在揮汗如雨的腳手架，在如火如荼的競技場，在風寒料峭的哨卡所，在一間又一間普通的辦公室……在這個古老國度每一寸土地上，在這個頑強民族每一次前進的腳步中，我們只是看到，成片的花在大地上“搖擺”。每一朵都那麼渺小，當他們連成一片，風也要駐足，雲也要致敬。那是可愛的中國。那是為了可愛的中國的“可愛的你們”。
2
在暗夜中堅信光明
文| 徐歐露 《瞭望》新聞週刊記者
方誌敏同志大義凜然地站在敵人法庭上
3 月28 日，失明老兵程樟柱在江西省德興市龍頭山革命烈士紀念館內給前來參加革命傳統教育的學生講解方誌敏精神（胡晨歡攝/ 《瞭望》新聞週刊）
一邊和死亡打着照面，一邊勾勒出朗日晴空，在“江山破碎，國弊民窮”的時刻，方誌敏相信，“蠻可愛蠻可愛”的中國，“一定有個可讚美的光明前途”
**大多數紅軍戰士，像方誌敏一樣，沒能見到他們為之拼命的“好日子”，沒能等到春風拂柳燕歸來。**他們只是摸着黑，用自己的命為這個國家的誕生探好了路。
牆上，對着天空有兩道玻璃窗，屋裏的光線空氣都不算壞。很多時候，方誌敏會站在窗前，望着“圍牆外那株一半枯枝，一半綠葉的柳樹”。
一看到濃綠的柳葉，他就“猜想出遍大地的樹木，大概都在和暖的春風吹噓中，長出豔綠的嫩葉來了”，然後，“似乎得到一點兒春意”。
但只能遙遙感受了。這是一間囚室，而他知道，自己不能活着出去了。
1934年10月，因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離開江西瑞金，被迫實行戰略性轉移。由方誌敏擔任軍政委員會主席的紅十軍團，成為牽制敵人兵力、掩護主力轉移的北上抗日先遣隊。方誌敏清楚使命的兇險，他在遺稿中寫道：“黨要我做什麼事，雖死不辭。****”
11月，長征開始一個月後，北上抗日先遣隊遭國民黨軍重兵圍困。1935年1月，方誌敏被俘。
英國人在中國出版的《字林西報》的記者曾到監獄中探訪方誌敏，他寫道：“這是一個奇特卓絕的人物。他向我説：‘各人都有自己的信念，我很高興為自己的信念而犧牲生命。’”
1899年，方誌敏在江西上饒出生。一年後，八國聯軍的鐵蹄踏破北京。斷壁殘垣、滿目瘡痍記錄下了一個民族的恥辱：“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
為了救亡圖存，中國的先進分子帶領中國人民在苦難和挫折中上下求索。究竟哪一種主義才是拯救國家的良方，究竟哪一個政黨能夠承擔起民族復興的使命？1921年，中國共產黨，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政黨誕生了。至此，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當1924年方誌敏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後創建贛東北革命根據地時，“信仰是鐵一般的堅硬”。
憤於上海租界公園“華人與狗不準進園”，根據地一創立，他就為老百姓修了一個公園，裏面有游泳池，每年舉辦運動會。根據地內教育免費，“隔日有肉吃”，還發行了股票。
他要“為光明奮鬥”。就像囚室開了窗，有人遙看柳葉，嚮往春天。
同一個囚室中，還有劉疇西等三個紅軍高級幹部，他們下棋、談天、寫文章。“死是無疑的了，我們為革命而生，更願為革命而死。砰的一槍，或啪的一刀。我們常是這樣説笑着。”幾人早早準備好了臨刑前的口號。即使當時沒人知道，為之赴死的那個新的中國到底會不會來。
不過，這個中國應該已在方誌敏的心裏描繪過無數次了。生命的最後時刻，用敵人讓他寫“供狀”的紙筆，方誌敏寫下一篇長文，不是遺書或對摯愛女兒的交代，而是《可愛的中國》。
在“江山破碎，國弊民窮”的時刻，他相信，“蠻可愛蠻可愛”的中國，“一定有個可讚美的光明前途”。
這是一邊和死亡打着照面，一邊勾勒出來的朗日晴空：“到那時，到處都是活躍的創造，到處都是日新月異的進步，歡歌將代替了悲嘆，笑臉將代替了哭臉，富裕將代替了貧窮，康健將代替了疾病，智慧將代替了愚昧，友愛將代替了仇恨，生之快樂將代替了死之憂傷，明媚的花園將代替了暗淡的荒地。”
明白自己“沒有機會為中國民族盡力了”，他用詩一般的語言來寫自己的“死”：“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瘞骨的地方，或許會長出一朵可愛的花來……在微風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點頭，那就可視為我對於為中國民族解放奮鬥的愛國志士們在致以熱誠的敬禮；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搖擺，那就可視為我在提勁兒唱着革命之歌，鼓勵戰士們前進啦！”方誌敏寫下這段話時，紅軍正在搶渡金沙江。
96天后，方誌敏犧牲。被押解至刑場時，他在贛江邊默默站了幾分鐘，然後轉身説：“來吧。”
**“我的父親，畢生都在為一個可愛的中國而奮鬥。”**方誌敏的女兒方梅説。
他犧牲那天，中央紅軍正在召開沙窩會議，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第一次使用“長征”一詞，並重申北上方針——他們正想盡辦法將革命火種延續。
到1936年紅軍三大主力在甘肅會寧成功會師，這支隊伍已經跨越了中國15個省份，翻越了21座雪山。他們走過了世界上海拔最高人跡罕至的草地，渡過了三十多條河流。他們一路遭遇戰鬥四百場以上，平均每三百米就有一名紅軍戰士犧牲……
這羣指揮員平均年齡不足25歲、士兵平均年齡不足20歲的革命者，展示了人在死亡來臨時坦然無畏的種種可能：會用流暢的英文花體字給妻子寫賀年卡的紅軍軍官，為掩護軍團機關轉移犧牲；過草地時只能以草充飢，為避免毒草，他們專門成立了試吃小組，參加者必須是黨員；翻雪山的路上，缺衣少糧，軍需處長將棉衣都給了別人，自己被凍死……
他們不知道這座山後還有幾座山，不知道漫漫長途何時結束，甚至不知道革命能否成功。“延安五老”之一的謝覺哉，踏上長征路時已經50歲，他隨身帶着一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內務部”的印章。過草地時，禦寒的毯子都扔了，他仍把印章掛在脖子上，完好地帶到了陝北。
很多人心裏都“掛”着那枚“章”。被問到為何要長征時，一位老紅軍説：“為了讓子孫後代過上好日子。”
這段總里程遠超兩萬五千裏的征途最終開啓了中國革命的新階段。13年後，新中國成立。
大多數紅軍戰士，像方誌敏一樣，沒能見到這個他們為之拼命的“好日子”，沒能等到春風拂柳燕歸來。他們只是摸着黑，用自己的命為這個國家的誕生探好了路。
後來，方梅常常問自己：1935年的初秋，行刑前的最後幾分鐘，父親方誌敏站在贛江邊想了些什麼？
已經八十多歲高齡的她曾告訴記者：“那幾分鐘裏的思緒，父親想的肯定是他夢中的新中國。****”
3
為了新中國，前進
文| 劉娟 《瞭望》新聞週刊記者
董存瑞捨身炸碉堡（繪畫作品)
海軍某艦載航空兵部隊一級飛行員張超（2016年1月27日攝） 李力強攝/ 本刊
“我就是死後化成泥土，也要填到隆化中學的外壕裏去，讓大家踩着我把隆化拿下來！****”
**他們，如你我一般有着血肉之軀，卻為了信仰捨生忘死；**他們，以自己的鮮血與生命，矗立為中華民族最閃亮的座標。
1948年5月25日凌晨，蒼茫天地間剛露出一線曙光，河北隆化城外的陣地上一片寂靜。19歲的董存瑞和他的戰友們靜靜等待着總攻開始。
這一年的2月，大部隊東進遼寧朝陽，董存瑞所在連改編為東北野戰軍第11縱隊第32師96團2營6連，他被任命為6班班長。
5月初，為了配合即將開始的遼瀋戰役，掩護華北戰場楊羅耿兵團東進，11縱隊奉命以迅速果斷的行動消滅國民黨十三軍，解放全熱河，切斷華北與東北的聯繫。
隆化，是冀東戰略要地，承德的北大門。解放隆化，對解放承德、解放熱河，牽制東北敵軍，扼住敵人咽喉至關重要。
在隆化周圍，國民黨部隊修了坑道、塹壕和密集的碉堡羣，有些特殊構築的暗堡還被稱為“模範工事”。隆化中學是敵人防守的核心。
**“我就是死後化成泥土，也要填到隆化中學的外壕裏去，讓大家踩着我把隆化拿下來！****”**開戰前，練兵比武中的“爆破元帥”董存瑞向連長請纓：“打隆化，我要爭取送第一個包。”
三顆紅色信號彈騰空而起，戰鬥開始了。我軍強大的炮火，壓住了敵人火力，董存瑞帶領的爆破組連續摧毀了三個炮樓和五個碉堡，掃清了隆化中學外圍工事。
突然，敵人的機槍像暴雨般橫掃過來，把戰士們壓在一條土坡下，抬不起頭來。隆化中學東北角橫跨旱河的一座橋上，噴出6條火舌。橋上有個偽裝得十分巧妙的暗堡，攔住了衝鋒的道路。
負責突擊的3名爆破手中彈負傷，一位戰士衝上去時被敵人擊中炸藥包，犧牲於一片火光中。
**“連長，我去!”**看着戰友犧牲，董存瑞急得滿頭大汗。連長搖了搖頭，他知道董存瑞剛完成艱鉅任務，需要休息。
時間一分一秒逝去。不拿下暗堡，就不能攻破敵人陣地。
**“請批准我去!”**董存瑞又喊起來。
連長緊緊握着他的手點點頭，囑咐道：“小心點!”
董存瑞挾起炸藥包，彎腰衝了出去。在戰友的掩護下，他一會兒匍匐前進，一會兒又藉着手榴彈的煙霧站起來一陣猛跑。暗堡裏，國民黨軍的機槍越打越緊，子彈帶着尖利的嘯聲，從他的耳邊掠過。
董存瑞中彈撲倒了，戰友站起剛要向前衝，卻見他猛然爬起，一陣快跑跳進旱河溝，進入了國民黨軍的火力死角。
他顧不上鮮血直流的傷腿，抱着炸藥包衝到橋下。這橋離地面有一人多高，兩旁是磚石砌的，沒溝、沒稜，找不到安放炸藥包的地方。如果把炸藥包放在河牀上，又炸不着暗堡，河牀上又找不到任何東西代替火藥支架。怎麼辦？
這時，嘹亮的衝鋒號聲響起，進攻的時間到了。
董存瑞抬頭看了看橋頂，又看了看身後一個個倒下的戰友，身子向左一靠，站在橋中央，左手托起了炸藥包，使其緊緊地貼着橋底，右手拉燃了導火索，高喊：“為了新中國，衝啊！****”
火光閃過，巨大的爆炸聲震得山搖地動，濃烈的硝煙把太陽都遮住了。煙霧散去，只能看到一堆破碎的水泥、磚石和還在燃燒的木頭。
暗堡被炸塌，進攻的通道打開了，戰友們跳出戰壕勇猛衝鋒，將紅旗插進了隆化中學。
董存瑞犧牲的地方，戰友們徒手扒了很久，沒有找到他的遺體，哪怕是一塊零碎骨肉、一片衣服布料……
董存瑞，是河北懷來縣南山堡村的一個貧苦農民家裏的“四虎子”；是兒童團裏的“抗日小英雄”；是“我把這輩子交給了黨”的共產黨員。他，更是一名戰士，一個軍齡剛滿兩年又10個月的兵。在短短的歲月裏，他立了三次大功，四次小功，獲得三枚勇敢獎章和一枚毛澤東獎章。
**爆炸聲消弭於歷史中，英雄的魂魄長眠於隆化縣北郊。**蒼松翠柏中，矗立着一座雄偉的紀念碑，碑上銘刻着朱德總司令的題詞：“捨身為國，永垂不朽！”四尺長的棺木裏，安放着一塊紅布包裹的楠木，上面用硃砂寫着“以此木代替烈士遺骨”。
陵園西側有個角亭，是為紀念在解放隆化戰鬥中犧牲的五千餘名烈士而修建的。隆化縣總面積5497.30平方公里，在這場戰鬥中，每一平方公里就有一名戰士犧牲。
**“一個人的勇敢來自他的覺悟。****”**曾任董存瑞所在的32師副師長的天津警備區原政治委員曾威少將這樣追思他的戰士。
“我們這三千多人就是全犧牲了，也要牽制住敵人，讓紅一、紅四方面軍順利北進！”這是紅25軍長征時對戰友的承諾。
“我犧牲了我的一切幸福為我的事業來奮鬥，請你相信這一道路是光明的、偉大的……”這是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犧牲前給叔父寫的一封信。
“為了人民，願作勝利前的最後一批犧牲者！”這是第三野戰軍解放上海時的誓言。
“讓我去”“跟我上”“向我開炮”“我在陣地就在”“鐵軍來了”“讓我再救一個”“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國”……鏗鏘的話語裏，燃燒着忠魂。一個個烈士的名字，山河記取，天地見證。據不完全統計，自革命戰爭年代以來，約有2000萬名勇士為國捐軀，有名可考的僅193萬餘人。
從解放戰爭中的董存瑞，到抗美援朝戰場上的黃繼光，到建設發展時期的雷鋒、李向羣，再到新時代的林俊德、張超、申亮亮、杜國富……**他們，都是肉體凡胎，因為信仰捨生忘死；**他們，以自己的鮮血與生命，矗立為中華民族最閃亮的座標。
4
我把青春獻給你
文 | 徐歐露 《瞭望》新聞週刊記者
在大慶會戰初期，“鐵人”王進喜為了保住鑽機，不顧左腿重傷跳進泥漿池，用身體攪拌泥漿，奮戰3 個多小時制服井噴（資料照片） 攝影/ 本刊
大慶一處湖邊的採油機正在作業（資料照片） 王建威攝/本刊
**“我沒有文化，看資料也不懂，我就不相信，石油都埋到他們國家地下了？**我們國家就沒有油？才怪了！”
**這些人發誓，“要用自己的雙手把落後的帽子甩到太平洋裏去”。****大多數人，沒能在歷史上留下名字。**他們留下的，是新中國的朝氣蓬勃。
1959年9月。北京沙灘紅樓。36歲的石油工人王進喜蹲在馬路邊哭了。
作為全國“工交羣英會”代表，他來首都參加國慶觀禮，卻發現街上的公交車都頂着一個大包。包裏是煤氣——因為缺石油，公交只能靠煤氣行駛。
“北京汽車上的煤氣包，把我壓醒了。”王進喜説。
**石油是現代工業的血液，彼時，石油的短缺正卡住年輕共和國的咽喉。**1952年，國產石油產品只能滿足所需的1/4，進口油品所花外匯上升至進口產品第一位。隨着國外封鎖日緊，空軍飛機甚至因油料緊張不能進行正常訓練和執勤。
王進喜被煤氣包震撼的同一月，松基三井噴出工業油流，大慶油田正式發現，一場規模空前的石油會戰隨即展開。王進喜從玉門油田趕來，要到大慶“一拳頭砸出個井來”。
**僅用5天零4小時，王進喜就率隊打完第一口井。**新華社記者穆青當時寫道，“這是用世界上從來沒有見過的方法打出來的油井”：鑽機到了，裝卸工具不夠用，王進喜説，“拿腦門子拱地也能把井架拱起來！”繩子拉、撬槓撬，真把38米高、22噸重的井架豎立在了荒原上。
要開鑽了，水管沒接通。大夥兒説，用盆端。有人不同意，“你們見過哪個國家端水打井的？”
**“就是我們的國家。****”**王進喜説。一天一夜，一羣人用臉盆、水桶、頭盔，往井場端了50多噸水，提前開鑽。
第二口井鑽到700米淺氣層時，突發井噴。壓井要用水泥提高泥漿比重，可水泥加進去不能融合。王進喜拖着傷腿，帶頭跳進泥漿池，用身體攪拌。因為裏面有燒鹼，被拽上來時，疼得幾乎昏過去。
他心裏始終憋着一口氣，“有些外國人，看不起我們中國人，就説我們中國是貧油國。我們聽見就生氣。我沒有文化，看資料也不懂，我就不相信，石油都埋到他們國家地下了？我們國家就沒有油？才怪了！”
“才怪了”，成了新中國的倔強。
“鐵人是個突出的代表，廣大職工實際上也都那麼幹的，不怕苦，不怕累，甚至也不怕死。”大慶石油化工總廠黨委書記朱鼎科曾回憶。
在大慶會戰之前，已有上萬青年，穿着露着棉絮的破棉襖、坐着馬車，匯聚到玉門油田、克拉瑪依油田。僅大慶油田會戰，就有來自石油系統37個廠礦、院校的石油人，和退伍解放軍戰士、轉業軍官等4萬多人蔘與。一位普通工人聽説新疆克拉瑪依發現了大油田，通宵睡不着，打包行李，要去支援。
大概在戈壁灘還是海洋時，才有過可以比擬的熱鬧：夜晚的燈火像是新出現的星座，荒原上到處飄蕩着年輕的歌聲：
背起了我們的行裝，攀上了層層的山峯，
我們滿懷無限的希望，為祖國尋找出富饒的礦藏。
油田都在戈壁荒灘上。大慶的冬天，最低氣温到零下四十多度，鑽井邊、棉襖邊掛着長長的冰楞，十八九歲的“娃娃工人”凍得哇哇大哭。哭完了，用凍僵的嘴喊：“北風當電扇，大雪是炒麪！”
**缺糧，職工家屬自己開荒種。****缺房，向當地人學“乾打壘”。**缺衣，自辦縫補廠，“一件棉衣裏子用40多塊舊布拼成”。
更難的是國外封鎖，設備和人才奇缺。
沒有量油桶，就用罐頭盒改裝；修井設備不足，七八十人揹着鋼絲繩，把四五噸重的抽油杆和油管從井底一節一節往上拉；井打完了要用水泥固井，沒有運輸帶，新中國第一支女子鑽井隊的姑娘們每人肩上扛一袋、懷裏抱一袋，一路小跑。
沒有人才，就自己培養。改編而來的石油師某團1237名指戰員中，有1226人通過人均26個小時的集中訓練考取了駕駛執照，“幾乎在一晝夜的時間裏就掌握了方向盤”。
這些人發誓，“要用自己的雙手把落後的帽子甩到太平洋裏去”。真的是用“雙手”——朱洪昌，一位工程隊隊長，用手捂住管道裂縫，堵住了漏水。奚華亭，一位維修隊隊長，在一次油罐着火時，跳上油罐，撲滅了火焰。毛孝忠和蕭全法，兩位通訊工人，用身體連接斷了的電線，接通了緊急電話……
大多數人，沒有在歷史上留下名字。
他們留下的，是新中國的朝氣蓬勃：1955年，克拉瑪依1號井噴出高產工業油流，新中國第一個大油田誕生。兩年後，新華社從蘭州發出電訊——中國第一個天然石油工業基地在玉門建成。王進喜“砸”出第一口生產井的2個月後，大慶油田首車原油外運。
這些石油煉製的產品被送到中國第一座生產載重汽車的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第一座製造大型機牀的瀋陽機牀廠、第一座大批量生產電子管的北京電子管廠……奠定了新中國的工業基礎。
1963年12月，《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新聞公報》宣佈：“我國需要的石油，過去絕大部分依靠進口，現在已經可以基本自給了。”
聽到這個消息，王進喜樂壞了。他説過，“只要上午拿下個大油田，哪怕下午倒在鑽台上也痛快。”
他到處同人談論這件“大喜事”。然後和其他石油人一樣，爬上鑽台、握緊管鉗，不吭一聲，埋頭幹了起來。
5
苟利國家生死以
文 | 徐歐露 《瞭望》新聞週刊記者
中國核物理學家鄧稼先（1986年6月23日發） 王輝攝/本刊
1971 年10 月，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了關於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出席大會的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左）和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無比欣喜。攝影/ 本刊
“我的夢裏經常有兩個場景，一個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時的蘑菇雲，一個是妻兒們歡笑的場景。****”
**那一代人，敬業、奉獻。****一定要把它做好，哪怕生命都不要了。****妻兒們的歡笑，許多人依然在錯過。**但因為他和他們的選擇，更多的中國人，坦蕩蕩地挺起腰桿，笑出了聲。
1958年8月的一天，夜深了，鄧稼先輾轉反側，望着明月。他喜歡月亮。
突然，他起身，將手輕輕放在妻子手上，説：“我要調動工作了。”妻子許鹿希問：“調到哪去？要幹什麼？在不在北京？”鄧稼先連説三個“不能説”。
很快，他又説了一句：“家也顧不上了，我就是為它死了也值得。”
“它”來自不久前的那次會面。時任二機部副部長的錢三強將鄧稼先叫到辦公室，問了一個問題：“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調你去做這項工作，怎樣？”
這位美國普渡大學核物理博士立刻明白，國家要造原子彈了。
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為了抵禦帝國主義的武力威脅，打破大國的核壟斷和核訛詐，增強國防實力，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作出獨立自主研製“兩彈一星”的戰略決策。毛澤東説：“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因此，當好友楊振寧在1957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時，同被稱為“天才”的鄧稼先選擇隱姓埋名，成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理論設計負責人，從此沒發表過一篇論文、沒做過一次學術報告。
為嚴格保密，和鄧稼先一起“消失”的，還有著名力學家郭永懷、著名金屬物理學家陳能寬等數十人。他們放棄國外優越的生活或光明的學術前景，脱下西裝，換上土布服，轉身走進了與世隔絕的戈壁灘。
當已有重大發現、幾乎站在諾貝爾獎門檻前的物理學家王淦昌被問到，是否願意放棄研究方向，改做他不熟悉但國家迫切需要的應用性研究時，他沒遲疑，説道：“我願以身許國。”53歲的王淦昌自此改名王京，隱身17載。家人能聯繫到他的，只有一個信箱代號。每當孩子們問起，爸爸在哪兒？妻子總是回答：他在信箱裏。
即使如此，研製原子彈這樣的尖端科技，中國的基礎仍然太弱了。1960年，蘇聯撤走專家。中國人撿起他們燒燬的圖紙碎片，一點一點拼起來看。要知道，美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科研隊伍僅諾貝爾獎得主就有14人。
這就更能理解，為什麼原子彈被起了這麼一個外號——“爭氣彈”。“當時有一種氣概，二萬五千里長徵我沒趕上，可是這個我趕上了。自然是非要做出來不可。”參與原子彈研製的中國科學院院士王方定説。
一窮二白的國家，為科學家們提供的條件，是今天難以想象的。
當時位於青海的核武器研製基地，海拔3000多米，環境惡劣、物資緊缺。鄧稼先有兩身衣服，新一點的要穿去看女兒，平時總穿的那身破了，就用醫用白膠布貼上。基地很多時候只有醬油湯泡飯，他很快餓得全身浮腫。有一次，同事帶來火燒，大家一陣哄搶，他忍了許久，終於還是説：“你們吃，也給我留一小塊吧。”
嚴謹的理論設計必須落實到每一個部件的加工中，頭髮絲粗細的誤差都不允許出現。“精密複雜”就出自原始的工具和浪漫的想象：馬糞紙上塗上墨汁，探索空間濾波器的研製；貓的鬍鬚也能當紅外地平儀探測器的裝配工具；精確計算時用的是手搖計算機、計算尺和算盤。演算紙紮成捆，堆滿了幾個屋子。
對於這些“苟利國家生死以”的人來説，享受和名利太渺小了。核試驗最危險的是為核彈安裝起爆雷管，如果發生意外，人將立即化為氣體。每一次，鄧稼先都安靜地站在現場，操作工人換班他不換，有時一站就是一天一夜。
不只是他。“巨浪之父”黃緯祿由於過度勞累、身患頑疾體重減輕了11公斤；為中國核彈、導彈和衞星實驗都作出巨大貢獻的郭永懷，不幸遭遇墜機，人們在飛機殘骸中找到遺體時，發現他和警衞員緊緊抱在一起，分開才發現，郭永懷那隻裝有絕密資料的公文包安然無損地夾在他們胸前。
“那一代人，只要把他放到這個崗位上面，都要這麼做。敬業、奉獻。一定要把它做好，哪怕生命都不要了。”核技術工程專家、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原黨組書記高潮説。
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雲在新疆羅布泊騰空而起，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1970年4月24日，中國人成功把自行研製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衞星“東方紅一號”送上了太空。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一個月後，在中美大使級第123次會談上，美國代表第一次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謂。“東方紅一號”升空的第二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從1958年的那個月夜，到1986年因受輻射影響離世，鄧稼先回家的次數屈指可數。原子彈研製成功後，他回了一次家。許鹿希發現丈夫已是一頭白髮。她伸手去接包，鄧稼先習慣性地緊緊攥住，沒有放手。兩人拿着同一個包，相看無言。
鄧稼先曾説：我的夢裏經常有兩個場景，一個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時的蘑菇雲，一個是妻兒們歡笑的場景。
時至今日，越來越多的中國科學家像他那樣，讓那朵“蘑菇雲”升了空；200多顆中國在軌衞星沿着“東方紅”開闢的天路巡天遙看；中國的宇航員早已遨遊太空；我們自己研製的探測器在月球背面着陸——這次，世界第一。
妻兒們的歡笑，許多人依然在錯過。但因為他和他們的選擇，更多的中國人，坦蕩蕩挺起腰桿，笑出了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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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火種”燎遍神州
文| 劉娟 《瞭望》新聞週刊記者
小崗村18位農民按下紅手印的“包產到户”契約（資料照片） 攝影/本刊
3月27日，浙江省長興縣林城鎮北湯村村民正在網購 徐昱攝/本刊
“我們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簽字蓋章，如以後能幹，每户保證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坐牢殺頭也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 “敢於創造、敢於擔當、敢於奮鬥”的“小崗精神”帶動了國人的精氣神，改革開放的號角更是給了國人以堅強有力的支撐。
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農民嚴俊昌沒想到，1978年的那個寒夜，因為迫於生計在契約上摁下的紅手印，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引起一場大變革。 這年的夏秋之交，安徽發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災，大批農民背井離鄉外出乞討。這年夏收分麥子，小崗村每個勞動力才分到3.5公斤，根本不夠吃。全隊18户，只有2户沒要過飯。 “再這樣下去不行了。”隊裏幾個老人找到生產隊長嚴俊昌商量：“不能再吃大鍋飯了！” 籌謀數月，年底的一個夜裏，18户農民秘密聚集在一起，神態嚴峻地寫下了一紙契約，“我們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簽字蓋章，如以後能幹，每户保證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坐牢殺頭也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 按當時的規定，這是要坐牢的！但到會的18人都決然賭上了身家性命，按下了血紅的手印。“沒辦法，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條。” 分到田地後，小崗人競相扛起鋤頭、挑着牛糞，比着、賽着往自家田裏跑，甚至一天有兩頓飯都在田裏吃，勞動積極性空前高漲。 儘管小崗人咬緊牙關死守秘密，但不同尋常的豐收盛況卻泄露了“天機”。一年後，小崗村糧食總產量就達到了十幾萬斤，人均收入是上一年的18倍，20多年吃救濟糧的日子成為歷史。“家裏的糧食堆得滿屋子都是，大家心裏卻一陣恐慌，不知道要面臨什麼後果。”嚴俊昌回憶。 小崗分田到户單幹的消息不脛而走。但與嚴俊昌擔心不完全一樣，時任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滁縣地委書記王鬱昭和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不約而同地選擇頂住壓力，給小崗村開“綠燈”。 陳庭元初到小崗村，是村民們按上指印後的第4個月。村裏還想瞞過這位新上任的縣委書記。可陳庭元是行家，莊稼地裏走了幾步，什麼都明白了：“別瞞我，你們做什麼我有數。”臨走，丟下一句話：“幹到秋季再説，有啥事我頂着！” 他把過去算來算去怎麼也算不清的千萬筆賬，簡化成三筆：“該給國家的給國家，該留集體的留集體，剩多剩少歸自己。”之後，他與他的上級、地委書記王鬱昭“密謀”後，給這種辦法起了個名兒叫“大包乾”。 “大包乾”取得很大成績，隨即流行起來。不過，“大包乾”仍然不能見光。王鬱昭決定，給“大包乾”報户口。1980年元月，安徽召開全省農業工作會議，王鬱昭發言時呼籲：“要求給大包乾到户報個户口，承認它是社會主義生產責任制的一種形式。” 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在總結講話時説：“包產到户……已經有了，孩子已經生下來了。那天王鬱昭同志説了，孩子挺好的，給報個户口吧……我們的態度是不能打擊羣眾的積極性……批准！” 萬里到小崗村調研時，小崗人興高采烈把花生往他口袋裏塞，萬里不要，一位老太太笑着説：“往年想給也沒有！”小崗人要求讓他們試上3年，萬里回答：“我批准你們試5年！”小崗人説：“有人打官司要告我們。”萬里回答：“這個官司我包打了！” 突破禁區的底氣來源於1978年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鄧小平同志在會上提出“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為隨即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了準備。 “敢於創造、敢於擔當、敢於奮鬥”的“小崗精神”帶動了國人的精氣神，改革開放的號角更是給了國人以堅強有力的支撐。 1979年夏天，一聲開山炮響，硝煙在深圳的蛇口半島騰起，新中國第一個外向型經濟開發區誕生，共和國的改革開放打開了一扇“希望之窗”。 1979年底，得知國家允許私人銷售貨品，温州一個叫章華妹的19歲小姑娘第一時間遞交申請，成為改革開放後第一個拿到個體工商業營業執照的“幸運兒”；年僅26歲的柒牌董事長洪肇設也在這一年，用300元和一塊門板、一台縫紉機、一個熨斗、一把剪刀創立了自己的事業；開小飯館、賣大碗茶、倒賣服裝、修自行車、裝裱字畫……民營經濟迅速發展，當代中國百姓自主創造財富的“種子”由此播下。 18位農民點燃的改革火種，漸次燎遍神州大地。改革開放40多年來，翻天覆地的鉅變在中國發生着，佔世界1/5的人口從温飽不足邁向全面小康。1978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171元，2009年突破萬元，2014年突破2萬元，目前正向3萬元邁進，比1978年增長24.3倍。 歷史的接力棒傳遞到新一代人手中。 在小崗村，新一輪謀求鄉村振興的探索正在醖釀。越來越多年輕人從大城市“迴流”，其中有不少是當年“大包乾帶頭人”的後代。 今年46歲的嚴餘山在6年前回到家鄉，創辦了網店，售賣家鄉土特產。而他的父親嚴宏昌，正是當時的18位農民之一。 “40年前，父輩們冒着巨大風險，打下小崗村今天的基礎。現在站在新一輪改革開放的起點上，輪到我們‘二次創業’了。”嚴餘山現在的身份是小崗村黨委委員，負責村裏的扶貧和青年工作。他也是小崗村選出來的新“18位帶頭人”之一。在他的辦公桌上，放着一本厚厚的插圖版小崗村旅遊總體規劃。他説：“我們要建設一個現代田園化的小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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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排精神是激情歲月的一面旗幟文 |《瞭望》新聞週刊記者 屈辰
1981年11月16日，郎平（左二）與隊友在奪得第三屆世界盃女子排球賽冠軍後領獎
攝影/ 本刊
9 月19 日，在日本橫濱舉行的2019 年女排世界盃賽第一階段比賽中，中國隊以3比0 戰勝日本隊 賀燦鈴攝/ 本刊
“女排的氣勢，振興了一個時代，她是80年代的象徵。****” 中國女排賽場內外團結拼搏、永不放棄的身影，讓更多國人看到，“我們中國人行！完全有能力達到甚至超過世界一流水平！” 1981年11月16日傍晚，整個國家都安靜了下來，人們緊張地守在黑白電視機和收音機前。此時，第三屆女排世界盃最後一場比賽正在日本大阪舉行，中國隊對陣上屆冠軍、號稱“東洋魔女”的東道主日本隊。 “當時很多家庭都沒有電視機，我所在的成都車輛段教育室有一台20英寸的‘湯姆遜’黑白電視機……我們把電視機搬到門口，將兩張桌子並排再放上椅子，然後把電視機放在高處，大家早早地來‘搶佔’位子。”中國鐵路成都局集團公司《西南鐵道報》原主任記者曹寧回憶説，小小的電視機前裏三層外三層地圍滿了人，隨着比分拉鋸上升，掌聲、加油聲也如潮水般此起彼伏，就好像能傳到比賽現場，傳到女排姑娘耳中一樣。 比賽進入了決勝的第5局，雙方爭奪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 “中國隊把球傳起來！”在主場球迷震耳欲聾的吶喊聲中，主攻手郎平頂住壓力，瞅準來球，高高躍起，一記重扣，“鐵榔頭”扳平了比分。 “15平！”“16∶15！”“17∶15!中國隊勝利啦!隊員們都跑在一起!中國隊以3∶2勝了日本隊，以7戰7勝的優異成績奪得了本屆世界盃的冠軍!”解説員宋世雄聲音沙啞又略帶哽咽地吶喊着。成千上萬守在電視機和收音機前的中國人，熱淚盈眶，高呼起來。 女排奪冠新聞佔據了國內幾乎所有報紙的頭版頭條。《人民日報》頭版評論《學習女排，振興中華——中國贏了》寫道：“用中國女排的這種精神去搞現代化建設，何愁現代化不能實現？” 1981年，改革開放剛剛進入第4個年頭。透過開放的國門，人們意識到，無論是經濟實力還是體育水平，我們和世界強國相比都存在不小差距，必須奮起直追。 “在那個年代，再沒有比女排酣暢淋漓的扣球，更能讓中國人感到揚眉吐氣的事了。”當時正主管女排的魏紀中在回憶錄《我的體育生涯》中寫道。 隨後，在1982年的秘魯世錦賽上，中國女排再度奪冠。 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新中國重返夏季奧運會，射擊運動員許海峯射落首金，打破了中國在奧運會金牌榜上“零”的紀錄。中國女排摘得金牌，中國以15枚金牌位居金牌榜第四位。 三連冠後，中國女排又在1985年第四屆世界盃、1986年第十屆世界女排錦標賽上，連續兩次奪冠。短短6年，創下了史無前例的“五連冠”。 比冠軍更直入人心的，是中國女排展現出來的團結拼搏、永不言棄的精神。 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上，面對奪冠熱門東道主美國隊，中國女排在逆境中不可思議地扭轉了局勢。美國隊的一次次重扣都被女排姑娘們救起，五星紅旗又一次在賽場上高高升起。 “女排精神就是一種團隊精神，特別是遇到困難、不順的時候永不放棄。”郎平説。今年59歲的郎平，是中國女排的主教練。1981年女排世界盃時，她只有21歲。那時，作為國家隊的主攻手，郎平憑藉着出色的扣殺技術，被人們稱為“鐵榔頭”。 在日本女排世界盃的7場比賽中，中國女排一共扣球1000多次，這背後是女排姑娘經歷過的“魔鬼訓練”。 當時國家經濟基礎薄弱、條件簡陋，早年的訓練基地，是用竹子搭起來的竹棚館，四面漏風，地上鋪的是帶毛刺的舊木板，稍不留神就有可能受傷。沒有球網，就用竹竿代替；沒有臂力器，就和對手扳手腕；沒有創可貼，就用膠布粘貼…… 基礎設施不好，訓練更似“玩命”。主教練袁偉民站在高台上，把一筐球不間斷地扣向對面，女排姑娘以最快速度飛身救球，一個滾翻後立刻爬起來接下一個球。她們在地上摸爬滾打，摔得遍體鱗傷，咬着牙含着淚繼續訓練。 “女排是一面旗幟。女排的氣勢，振興了一個時代，她是80年代的象徵。”在自傳《激情歲月》中，郎平這樣寫道。 攔擊困難、挫折和病痛，把拼搏精神如釘子般砸進人生。在上世紀80年代，一枚金牌的意義，早已超出了體育的範疇。中國女排在賽場內外團結拼搏、永不言棄的身影，讓更多國人看到，“我們中國人行！完全有能力達到甚至超過世界一流水平！” 激情歲月，萬物生機勃勃。在深圳，三天一層樓的新紀錄誕生。1984年，中國第一高樓——深圳國際貿易大廈主體工程建設工地上，12個小時輪班倒，人停機不停，很多女鋼筋工也像男工一樣，35釐米粗的螺紋鋼筋扛起就走；計件工資、多勞多得，上不封頂下不保底的獎金制度，創造出膾炙人口的深圳速度。 在東部沿海地區，鄉鎮企業火了。1983年3月，浙江人魯冠球用自留地裏價值2萬多元的苗木作抵押，承包了工廠。一年後，他把萬向節賣到了美國，這是中國汽車零部件首次進入“汽車王國”。鄉鎮企業的從無到有、異軍突起，給中國經濟帶來了空前活力。 激情歲月，萬眾拼搏奮進。受到女排精神的鼓舞，北大學子喊出了“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時代強音。在整個中國，科研創新的火種被點燃。1986年3月，面對世界高技術蓬勃發展、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嚴峻挑戰，國家啓動實施了“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簡稱“863”計劃），數萬名有志青年先後投身其中。當時正在哈爾濱工業大學機械工程系學習、現任哈爾濱工業大學機器人研究所副所長的李瑞峯便是其中一員。“外國人能做的東西，我們也能做”，秉持着這樣的信念，經過五年努力，李瑞峯所在的團隊研發出可與國外媲美的國產機器人。 五個3比0！9月，在2019年女排世界盃的賽場上，中國女排以五戰全勝、不失一局的戰績結束第一階段比賽。“只要穿上帶有‘中國’的球衣，就是代表祖國出征出戰，為國爭光是我們的義務和我們的使命，我們的目標都是升國旗、奏國歌。”郎平説。 “‘女排精神’廣為傳頌，就是在向國人和全世界宣告中華民族復興的信心和能力。”社會學家、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王春光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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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變市場“弄潮兒”**文 |《瞭望》新聞週刊記者 陳燕
1983 年8 月1 日，煙台合成革廠（煙台萬華化學集團前身）MDI 裝置投料成功，這是當時舉行的慶祝大會場景（資料照片） 攝影/ 本刊
萬華寧波公司全景圖（資料照片） 攝影/ 本刊
“計劃經濟時代的好處都用完了，好幾千號嗷嗷待哺的員工等着吃飯呢。”李建奎沒有退路
萬華人義無反顧地邁出從“計劃”到“市場”的步伐：打破鐵飯碗、減員增效、改制上市、重獎科研人員，昔日市場經濟“棄兒”蝶變為“弄潮兒” 20世紀90年代，山東煙台。萬華的產品銷不出去，大量積壓，最後連籃球場都堆滿了。 技術車間副主任丁建生那個急啊：“成本一萬一，賣價七八千，企業眼看着往死裏作。”這個一口膠東腔的山東大漢，性子急、嗓門大，樓上説話樓下都聽得見。 更讓人焦心的是，企業內“大鍋飯”“鐵飯碗”思想嚴重，干與不幹一個樣，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行政色彩濃厚，光處級幹部就100多人，效率低下，連年虧損…… 隨着國門打開，外國產品大量湧入，民營企業迅速興起，沿襲着傳統計劃模式的萬華，從“皇帝女兒不愁嫁”變成了“門前冷落鞍馬稀”。 市場的棒喝敲醒了萬華人：**只有改革，才有活的希望。 歷史的指針轉到1992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迎來一個關鍵節點。這年初，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考察時指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明確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重大認識問題。 一場波瀾壯闊的制度變革，由此開啓。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1994年11月，國務院選擇100家國有企業開展現代企業制度試點。 李建奎任廠長的煙台合成革總廠（萬華前身）名列其中。“計劃經濟時代的好處都用完了，好幾千號嗷嗷待哺的員工等着吃飯呢。”李建奎沒有退路。 跑銀行作抵押、貸款來發工資；引進MDI（異氰酸酯）技術失敗，逼得企業只有自主研發創新……那時的李建奎經常兩三個禮拜吃住都在廠裏，每個車間的地上都有他和研發人員討論時留下的粉筆字。 20世紀90年代開始，全國國有企業逐步推進勞動、人事、分配製度改革。改革的深厚力量正在積蓄，各項探索陸續展開。
1993年，萬華試行全員合同制，打破鐵飯碗，搬掉鐵交椅，取消鐵工資；1995年，萬華進行第一次企業制度改革，由“煙台合成革總廠”改製為“煙台萬華合成革集團有限公司”…… 現實卻向萬華人兜頭潑了一盆冷水：公司制改革收效甚微，1996～1998年公司連年虧損，工資只發60%～70%，人才大量流失。 萬華人再次被敲醒：改革不能只改名字，必須觸動最深層的利益。 1998年，萬華通過股份制改造，成立煙台萬華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以此倒逼觀念與機制轉變。李建奎下了死命令，3個月之內集團把人、財、經營權下放，任何領導不得干預其經營管理。 改革先向原料供應商開刀。計劃經濟下的原料採購就是照顧關係户，同樣的原料，比市場價格高一大截。
1999年，原料採購“比價管理”辦法一推出，就遭遇了關係説情、威逼利誘。萬華人下定決心，這一關都過不了，還能改什麼？頂住壓力後，這項改革為企業節支750多萬元，相當於當年50%的利潤。 改革的第二個矛頭，對準了最為敏感的人事薪酬制度。一項創新取得1200萬元效益，新獎勵辦法一算，10個人總獎金92萬元。獎，還是不獎？公司高層爭論了一個月後，時任總經理的丁建生拍板：高管一分錢不拿，獎金全分給一線科研技術人員。 老工程師孫敦孝分得最多，用小布袋裝了21萬元。老伴嚇壞了，抓起電話打給當時分管科研工作的廖增太：“老孫這錢哪來的？不犯錯誤嗎？”弄清原委後，老伴開玩笑：“以後你天天加班都行，家裏的一切我都包了！” 最艱難的是下崗分流。**“就像在過河時發現船漏水了，船上有十個人，必須下去幾個人才能保住船不沉沒。****”**李建奎這樣比喻那段痛苦割捨的歲月。 誰先下船？萬華先從領導幹部身上“動刀”：只要到了55歲，就辦理廠內退養。一位分廠廠長在總經理曲進勝的辦公室，拍着桌子討説法：“這是什麼規定？這就是揮淚斬馬謖！你承不承認？你敢承認，我就下！”曲進勝默默點頭，內心五味雜陳。 改革開放以來，面臨內憂外患的生死大考，一代又一代國企人奮起自救，踏着時代改革的鼓點，展開了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前所未有的探索實踐。 1979年，從改造一個廁所都要上級批准，到第一批國家經濟體制改革試點單位，“利潤包乾”“放權讓利”給首鋼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契機。到1994年，年鋼產量已達824萬噸，首鋼成為行業“全國冠軍”，當時業內有這麼一説——“農業改革看小崗、工業改革看首鋼。” 1984年3月24日，《福建日報》全文刊登了福建55位國有廠長的呼籲書《請給我們鬆綁》，廠長們在信中寫道：“我們認為放權不能只限於上層部門之間的權力轉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權力落實到基層企業。”
同一年，大膽推行按件計酬、多勞多得的步鑫生，砸掉“大鍋飯”，樹立信譽至上、質量第一的辦廠宗旨，把瀕臨倒閉的海鹽縣襯衫總廠，辦成全浙江最大的襯衫企業。 1994年，宋志平任廠長的北新建材，被列入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名單。當時，競爭對手把擂台擺在了大門口，北新建材資金鍊近乎斷裂，企業發展困難重重。為了殺出一條生路，宋志平帶領北新建材上市，敲響了深交所的鑼聲。
改革背後有哲學。勇於探索、大膽實踐的國企改革者，發現並求證了**“計劃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兩個不等式。**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代新篇中，他們的故事無疑是其中分量最重的章節。 2018年8月，煙台萬華化學集團老廠區，第一條MDI生產線正在拆除。“自己建自己拆，這才有成就感。”“為什麼要拆，淘汰了就要拆，説明咱們有更先進的生產線。”戴着安全帽的萬華人，一臉自豪地説道。 從空中俯瞰，萬華煙台工業園中的一座座辦公樓，形同一個個巨大的苯環分子結構。
位列全球化工50強的萬華，已成為中國唯一、世界少數擁有MDI自主知識產權的化工企業。 在老廠區的西面，磁山，佔地380畝、投資15億元的萬華全球研發中心及總部基地正在山坡北麓緊張施工，心懷夢想的萬華人新一輪自主創新藍圖正徐徐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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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鋒攻進無人區
文 |《瞭望》新聞週刊記者 陳燕1991 年，我國第一套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大型數字程控交換機誕生，在新技術的帶動下，華為等公司已位於全球信息通信設備製造業“第一集團”的前列 王頌攝/ 本刊
8月26日，工作人員在智博會上演示“5G+遠程駕駛”技術 唐奕攝/本刊
**“創新就是釋放生產力，創造具體的財富，從而使中國走向繁榮。虛擬經濟是工具，工具是鋤頭，不能説我用了五六十把鋤頭就怎麼樣了，鋤頭一定要種出玉米，玉米就是實體企業。”不甘浮沉，搏擊潮頭，要在各自風口裏奏響創新“中國號”，是這代互聯網創業者身上都有的勁兒 2000年，全球網絡泡沫破滅。寒冬來臨之前，任正非飛往日本準備“過冬棉襖”，但2002年下半年，寒流還是毫不留情地席捲了華為。 銷售收入首次出現負增長，研發投資50億元的3G牌照發放遙遙無期，投資近百億元的海外市場入不敷出，20億元的IBM顧問費用，“萬人大招聘”所帶來的鉅額成本，3000多名員工離職兑現超過30億元內部股票…… 重壓之下，任正非選擇“將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鎖定通信核心網絡技術，持續大強度投入研發3G技術，進行人才儲備，逆市生長。2004年以後，華為走出了冬天…… 任正非死磕技術的故事，從創業初期就開始了。在深圳蠔業村工業大廈的交易所裏，買股票的人裏三層外三層包圍着，樓上的華為員工則平靜得像水一樣。 彼時，正逢股市爆發、房地產一路高歌，任正非的態度很堅決：“如果上市，股東們看着股市那兒可賺幾十億元、幾百億元，逼我們橫向發展，我們就攻不進無人區了。” 在他看來，這個“無人區”要在通信領域裏尋找。“程控電話，長途直撥”**的巨幅廣告，當時出現在大街小巷。廣告中，中國地圖被塗滿了7種顏色，表示着中國的程控交換機市場，被日本、美國、德國等7個國家的電信巨頭瓜分完畢，史稱“七國八制”。 讓民族企業有立足之地，任正非決定放手一搏。在一棟破舊大廈裏，任正非租下一層辦公樓，既當生產車間、庫房，又當廚房和卧室。十幾張牀挨着牆邊排開，牀不夠，用泡沫板上加牀墊代替。幾十個研發人員吃住都在裏面，累了睡一會兒，醒來再接着幹。 研發動員大會上，任正非站在窗前説：“這次研發成功，我們都有發展，如果研發失敗了，我只有從樓上跳下去。”沒過多久，華為推出了2000台C&C08數字程控交換機，迅速在國內通信領域站穩腳跟。 第一屆北京國際通信展上，華為作為中國唯一一家通信設備製造商，在清一色的外國設備展區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這次展會上，任正非向所有客户宣告：“10年之後，世界通信行業三分天下，華為將佔一分。”那時，華為成立不到7年，進入程控交換機市場還不到半年。
發出宣告沒多久，任正非就從公眾視野中消失了。除了見客户，媒體採訪、政府活動、頒獎典禮等，他都一律謝絕。 2005年4月，美國《時代》週刊評選影響世界100人榜單，任正非是榜上唯一的中國企業家。 記者從美國趕到深圳，任正非拒而不見：“見媒體説什麼？説好恐怕言過其實；説不好別人又不相信，甚至還認為是虛偽，只好不見為好。”很多華為高管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