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分之一的錯誤，對當事人來説，就是百分之百的災難”_風聞

“公正公平還於老百姓，這是常識，它們本應該是老百姓應該得的。按理説我們應該去吳西江家道歉，而不是讓人家來送匾，我們法院不是衙門，這不應該發生在法治時代。”

一位法官，這樣看待被“平冤”後的百姓家人，送來的牌匾。這是世紀之初，電視劇《大法官》中的經典一幕。

“萬分之一的錯誤，對一個當事人來説，那就是百分之百的災難。”

“決定一個人該不該槍斃，這事不該吹毛求疵？為了我們的孩子在討論一個人的生死，這事不該吹毛求疵？往大了説，真就關係到一個國家法律未來是否公正，不該吹毛求疵？”

這是2014年的電影《十二公民》中，令觀眾印象最深刻的兩處對白。

法庭是善惡對決的最終戰場，法官、檢察官是守護正義的決勝力量。這樣飽含張力的情景，政法題材怎能錯過？

9月20日，由中央政法委和中央政法各單位聯合主辦，“70年70部優秀政法題材影視作品”推薦結果在京揭曉。其中，多部獲獎作品都將鏡頭，對準了法庭內外的法官、檢察官羣體。

**“這些作品成功塑造了一個個可敬可親的政法英雄形象，生動展示了政法機關打擊犯罪、保護人民、維護正義的初心使命，熱情謳歌了政法幹警不辭辛勞、不畏艱險、不怕犧牲的英雄本色，以其鮮明的時代特色，散發出歷久彌新的藝術魅力，感動了無數觀眾，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雷東生，在會上發表講話。

無論是庭審激辯的唇槍舌劍，還是人生百態的煙火家常，都凸顯一個主題：法治至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937年10月，在全面抗戰之際，延安發生了一起“特殊”的案件：

抗日軍政大學第六隊隊長黃克功因逼婚而槍殺女青年案件。**紅軍法官要審判紅軍將領，簡陋的邊區法院從未經歷如此大案。**面對國內外的輿論，面對憤怒的學生百姓，面對老紅軍的請求，法官雷經天該如何抉擇？

這就是2014年上映電影《黃克功案件》所講述的故事。

這是艱難的抉擇，但影片給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不管在如何兵荒馬亂的年代中，在如何青黃不接的時局裏，在如何人心惶惶的情況下，法律都是存在的，是必須遵從的。”

《黃克功案件》的編劇王興東，在推介會現場表示，這部電影是用歷史説話。

説的什麼話？“中國共產黨早在70多年前，就是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

（圖：70年70部優秀政法題材影視作品評選結果推介會上，編劇王興東接受採訪。）

時代背景在變，觀眾審美在變，但這8個字沒有變。

2013年，一部以大案庭審為題材的國產電影，席捲1.8億票房，這就是孫紅雷與郭富城上演“對手戲”的《全民目擊》。它不僅有足夠扣人心懸的懸疑劇情，還找到了一個很好的時代切口：因藥家鑫案、李某某強姦案而泛起的輿論爭議，猶言在耳，審判“富二代”的《全民目擊》成為了屏幕上典型性的司法寓言。

知名富豪林泰即將與明星女友結婚，但女友卻慘遭殺害。犯罪嫌疑人竟然是林泰的獨生女林萌萌。在庭審中，林泰的司機、林泰本人卻先後自認“真兇”，讓案件事實撲朔迷離。在公訴檢察官童濤的抽絲剝繭下，真相最終得以還原。

有人説，童濤是熒幕中的“最帥檢察官”。這種“帥”，絕不止來自郭富城本身，更來自童濤調查案件的細密與執着，抗住了輿論與當事人身份帶來的壓力。

有人説，這部電影在當時，“基本代表了中國懸疑片的最高水平。”這種稱讚，不僅僅指藝術手法上的羅生門式結構、多視角講述、層層推進，也因為電影自身已成為一堂法治公開課。

你是司機也好，是富豪也罷，無論內心經過怎樣的掙扎，需要怎樣的救贖，《全民目擊》最終讓人看到的，只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沒有特殊公民。

這是這部電影脱穎而出的真諦：無論何等阻力，也不能阻止法律穿透真相，直抵人心。

“疑罪從無”照進現實

70年法治路波瀾壯闊，70年並不總是坦途。

新中國的法治建設曾經走過彎路，但從一部部影視作品中，我們能夠窺見時代的發展、理念的進步。

“國產法律題材的經典之作，第一部真正意義上融入現代法治理念和疑罪從無觀念的作品。”這是豆瓣用户對電視劇《大法官》的評價。彼時，還是世紀之交。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對於法治中國來説，2014年是個難忘的年份。金秋十月，一句話伴隨着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召開的消息，宣告了中國的決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着眼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長遠考慮。”

這一年，一部電影成為了法治的一個腳註。翻拍電影《十二公民》，描繪了前行道路上覆雜的法治肌理。某高校模擬法庭上，正就不久前發生的一起真實案件展開辯論。案件的嫌疑人是某房地產商養子，其生父卻是外來務工人員。案發當晚，有人聽到“富二代”和生父發生激烈爭吵，隨後生父在家中被人殺害。模擬法庭之外，學生們的父親作為“陪審團”觀摩了整個過程。這12名“陪審員”將在休庭後，通過討論達成一致，決定被告人是否有罪。

這個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任誰都覺得就是“富二代”殺了人，還有什麼好辯論的？

但，只有何冰飾演的8號家長表示反對。在這位並未表明身份的檢察官帶領下，這十二位公民逐漸克服了心中的成見。摘下偏見的眼鏡後，證據中的漏洞被一一發現。於是，投票結果從11:1變成了0:12，被告人無罪。

雖然模擬了一個西方法庭的小環境，但電影並不簡單照搬西方理念：貧富、階層、本地人與外地人、女學生與“乾爹”……種種中國語境引入得很自然，而最終讓12名家長確信那個“富二代”無罪的，不是動動嘴皮、煽煽情緒，而是精確到秒的證據，和鍥而不捨的專業精神。

《十二公民》中，那些“裁判者”的暴跳如雷、奚落戲謔、搖擺不定，展示了錯案為何曾經不可避免，更展示了為何法治的形象，是一具需要精密校準的天平。在中國法治建設的路上，“不冤枉一個好人，不放過一個壞人”正在通過改革，逐步深入人心，成為國人法治觀念的底色。

“逆轉裁判”之所以出現，是源於一位檢察官激發的責任感。《十二公民》中，這種司法工作者的應有素質，正是我們相信法治的原因。

有觀眾這樣評論：“我認為每個中國人都應該平心靜氣地看這部電影。”

信仰的力量如“燃燈者”

政法題材影視作品，並不都是以“戲劇性”取勝，有些作品瑣細卻動人，潤物細無聲。

比如電影《鄒碧華》。

鄒碧華是上海的一名普通而又不普通的法官，他為了自己的事業鞠躬盡瘁，“敢啃硬骨頭，甘當燃燈者”。《鄒碧華》卻不是一部刻板的主旋律電影。曾有觀影者，留下了這樣的評價：“看到法學院的校園和操場，法庭、法袍以及堆在桌上厚厚的卷宗，這些事物裏，有太多過往的記憶和熟悉的情分。曾經，對於它們幾乎熟視無睹，在分離很久之後再見，卻猶如見到初戀。”

這種精確的感染力，這種緊緊貼附在理想之上的血肉，只源於一種情感：因為信仰。

因為信仰，鄒碧華主持了一場“刀刃向內”的改革。往大處説，這場改革誓言消滅“立案難”、攻堅“執行難”，對法律監督格局進行重塑，滿滿都是司法機關“自我加碼”；往小處説，它的推動者，卻可能因為缺乏入額需要的辦案量，而在“重新洗牌”的員額制改革面前“自毀前程”。卸下職務身份，鄒碧華也有自己的迷惑與彷徨。

但也因為信仰，鄒碧華選擇成為“燃燈者”。

這樣的人物，還有很多。比如河南省靈寶市人民檢察院全國模範檢察官白潔，2007年，白潔的事蹟被拍成電影《女檢察官》。

人性辦案、寬嚴相濟，身患重病卻忘我工作，家庭困難卻資助他人上學……在推介會現場，扮演白潔的女演員李歌，在劇外也與她成為了好友。李歌送給白潔一條圍巾，叮囑她“不僅要愛工作，也要愛自己。”

法治至上，信仰先行。

中國最基層法官故事的電視劇《小鎮大法官》，根據福建南平市延平區法院少年法庭庭長詹紅荔事蹟改編的電影《南平紅荔》，國內首部以生態環境保護檢察工作為主題的院線電影《我是檢察官》……這些作品，都用聲色影像記錄了中國法治的一個個足跡，用個性鮮明的形象成為了一個時代的經典表達。

（圖：鄔君梅主演的電影《南平紅荔》劇照。）

**“**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政法事業始終與黨和國家事業共命運、同進步，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政法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取得歷史性成就，為維護政治安全、社會安定、人民安寧作出了突出貢獻。”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雷東生在講話中説，“今天，重温這些永不褪色的藝術經典，回顧政法事業不平凡的光輝歷程，應當感謝為之付出心血的藝術工作者，感激為平安中國歲月靜好負重前行的政法英雄，感恩偉大祖國、偉大時代。”

有懸念，有温情，也有思索；有大案要案，有人命關天，也有田間地頭。

70年來，一部部反映法官、檢察官羣像的作品，既提醒着我們時代的發展進步，也提醒着我們何謂初心。

正如電視劇《小鎮大法官》，有人説，這樣家長裏短的法官，“卑微”而瑣碎，是不是符合我們今天的法官形象？長安君説，正襟危坐、專業冷靜的是好法官，身負國徽、穿行人海的同樣是好法官，如果説前者代表了法治進步的縮影，那麼後者則映射出它不變的底色。70多年前，沒有法庭、沒有法槌、沒有法袍，法官馬錫五用最簡陋的方式，贏得了羣眾對於法律的最初信任。這是初心的起點。使命的傳承，它提醒我們，要讓人民把法律當成天，法律必須先把人民當成天。

願法治至上的故事，永遠傳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