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歲女孩決定對全世界的政客説不_風聞

今天，低碳生活已經成為全球現代人達成的一個共識。但一些政治家顯然不屬於“現代人”的行列，他們帶領他們的國家公然跳出巴黎氣候協議，就像小孩子跳房子那麼容易，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面對荒謬的現實，剛滿 16 歲的格里塔·唐伯格站了出來，她決心以孩子心中的“是非”標準，向政客、商界領袖領導的成人世界的“盈虧”標準發起挑戰。

他們能閲讀嗎？

格里塔·唐伯格和她的批評者們

撰文：Katy Lederer

翻譯：陳蜜、何珊珊

2018 年夏末，16 歲的氣候活動家格里塔·唐伯格（Greta Thunberg）第一次在瑞典議會外發起氣候運動。彼時，她並不打算環遊世界向高官、外交官和議員們發表有關當下氣候變化的演説，而只想通過每週五罷課來獲得民眾關注。她的運動策略邏輯十分簡單：為什麼孩子們要在學校裏學習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的可怕事實，當權者們卻拒絕學習這些？“有人説我應該待在學校裏，”在 2018 年 11 月發表於《衞報》（the Guardian）的一篇專欄中她寫道，“但是當沒有人為了拯救未來而做得足夠多時，年輕人為什麼還要為了未來而學習？當最優秀的科學家提出的最重要的事實都被政客們忽視，瞭解事實還有什麼意義？”

▲格里塔·唐伯格

起初，唐伯格的罷課只是一個獨立事件，但相關報道迅速傳播後，激勵了世界各地許多學生一起參與罷課。學生們很快感到了失望——當權者們仍然對科學家的警告視而不見，政府機構作出的承諾也遙遙無期。弔詭的是，同樣是這些成年人，在短短的一段時間裏開始邀請唐伯格參加會議和政治集會，要求她闡明跨政府小組對於氣候變化的最新報告這樣乏味至極的文件，而他們中的許多人明明都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參與過這份文件。

在今年一月的達沃斯論壇上，唐伯格用一段措辭強硬的演講提出了她的“學習指南”。這篇演講迅速走紅。“根據 IPCC 的説法，我們只剩下不到十二年的時間來糾正自己的錯誤了。”她説道，“解決氣候危機是我們人類有史以來面臨的最嚴重也最複雜的挑戰。但是，主要的解決方案其實非常簡單，連小孩都能理解，那就是我們必須停止温室氣體的排放。”

▲格里塔·唐伯格在 2019 年達沃斯論壇

二月，唐伯格又在歐洲經濟社會委員會（the European and EconomicSocial Committee）上做了演講，這一次，她身邊圍繞着加入到日益壯大的罷課運動中的孩子們。“我們希望你們遵守《巴黎協定》和 IPCC 的報告。”她説，“我們沒有任何其他訴求或要求，我們的要求只有，你們團結一致地遵循科學。”

在四月歐洲議會的演講上，她則更加徹底地突破了當前的時間線：“大約在 2030 年，從現在起的十年二百五十九天零十個小時，我們將面臨一個不可逆轉的連鎖反應，正如我們所知，那很有可能會使我們的文明走向滅亡。”（幾天後在在英國議會的演講上，唐伯格問道：“麥克風真的開着嗎？你們能聽到嗎？我的英文沒問題吧？因為我開始懷疑了。”）

而她於七月在法國議會演講時，出於對對話者不願進行簡單閲讀的憤怒，她甚至直接引用了文件中具體的章節。“很多人，包括政客、商界領袖和記者，都説他們不同意我們的話。”她在演講中説，“他們説我們孩子誇大其詞、危言聳聽。對此，我想引用最新的 IPCC 報告中的第 108 頁第 2 章，在那裏你們會發現所有我們提出的觀點都被總結過了。”

從她要求採取與大量科學證據相符的措施以應對氣候問題開始，唐伯格就像背書一樣講述它，固執地反覆陳述她在演講中提過的內容。她所呈現出的每個方面——沒有感情的臉、樸素的辮子、普通的身材——都是為了讓人們的注意力從她個人轉向她傳達的東西而刻意為之。即便如此，當人們提到唐伯格時，哪怕他們也認同全球變暖是個巨大威脅，卻還是幾乎不關心她説的內容。相反，他們關心的是她這個人。

“自由思想”網站 Quillette 可能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這本刊物與所謂的“知識分子暗網”（Intellectual Dark Web）聯繫最為密切，Quillette 將自己定位為“基於理性的啓蒙計劃”的一部分和來自政治中心的聲音。然而自三月以來發布的一系列文章中，唐伯格被描繪成一個，説得好聽是有用的白痴，説得難聽了則是一個危險的專制主義環保主義左派分子。無論是攻擊，還是單純地恭維，這種行為都是一種公然的人身攻擊。

在三月，出現了一篇題為“當孩子抗議，大人應當告訴他們真相”的文章，自由撰稿人凱瑟琳·吉布森·摩爾（Kathrine Jebsen Moore）聲稱，儘管唐伯格會因為激起一場全球性運動而受到推崇，但“按她自己的説法，她患有好幾種心理疾病”（唐伯格曾稱自己有患有社交恐懼症、強迫症和選擇性緘默症），她太過狂熱和悲觀而無法成為一個合適的領導人。“作為成年人，我們應該指出她的觀點實際上是不民主的、宿命論的，缺乏希望和引起重大改變所必需的樂觀精神。”摩爾評論説，“激進主義最可靠的好處或許就是能讓參與者感到自己站在正義的一方”，並且“我們不應該期望一個 16 歲的女孩能看到所有的細節”。“唐伯格的演講和摩門教的世界觀一樣，”她總結到，“並不能為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提供現實的答案。即使她最令人驚恐的預測被證明是正確的，解決方案也應當建立在創新思想和對可能性的現實評估上。”然而這篇文章中並沒有提及 IPCC 的報告，也就是説，沒有跡象表明摩爾在闡明“她令人驚恐的預測”時有深入研究過唐伯格引用的原始文本。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 2017 年宣佈美國退出巴黎協議，作為應對氣候變化的明確答覆

Quillette 的歐洲編輯鮑林娜·紐丁（Paulina Neuding）四月在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自我傷害與更大的利益：格雷塔·唐伯格和她的孩童運動”（“Self-Harm Versus the Greater Good: Greta Thunberg and Child Activism”），同樣表現出了不屑一顧的態度。“成人負有維持成人與小孩關係的道德義務，而不是被情緒、偶像、自我、羣眾抗議的照片，以及彌賽亞或革命理想牽着鼻子走。”她這樣寫道。同摩爾的文章一樣，這裏絲毫沒有提及 IPCC 的報告或者任何其它科學文獻——它並沒有正視科學結論。相反，這篇文章將重點放在了另一種文本上：唐伯格的母親，歌劇演唱家瑪琳娜·厄曼（Malena Ernman）所寫的回憶錄。在《內心深處》（Scenes from the Heart）這本書中，恩曼敍述了她撫養兩個患有自閉症的女孩所遭遇的困難，以及唐伯格的氣候行動給她自己和她的家人帶來的寬慰。紐丁在引用回憶錄的段落中穿插了一些唐伯格在公眾面前的照片，這實際上使唐伯格所傳達的基本觀點——“作為一個社會，我們沒有坦誠面對氣候變化”變得無效，直接將其歸咎於唐伯格個人的焦慮。

在《氣候變化青少年抗議者並不知道他們在抗議什麼》一文中，同為青少年的菲利克斯·柯比（Felix Kirby）斷言，“全球變暖研究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領域，除了極少數人，任何普通人要想完全掌握它都是不可能的。”他認為學生的抗議往往只是社交活動，“你作為一個年輕人，如果被允許和同伴們一起在公共場所待上好幾個小時，並能正當地進行最大聲量的發泄，那麼為什麼不去參加甚至製造一些麻煩？”他抱怨道，學校批准的氣候抗議活動本質上把錯過的課程的費用轉嫁給了納税人。

Quillette 中唯一一篇表現出來對有科學依據的材料有深刻理解的文章，《重要的環保事業不能離開環保人士》，出自前任英國綠黨聯合主席馬倫·貝克（Mallen Baker）之手。這篇文章在令人信服地提出了一整套有證據支撐的緩解氣候變化的方案同時，避免了陷入到人身攻擊中。然而，整篇文章宛如一個遲鈍的環保主義左派稻草人，它不願意採取提高全球供應鏈效率和與政治對手合作等戰略。當然，關於核能和轉基因食物的問題在環保主義左派中一直有着很大爭議，但據我所知，他們中的大部分都十分樂意看到實物總量的增加和技術的改變，只要這種變化沒有被用來支持氣候變化擁護者阿歷克斯·史蒂芬（Alex Steffen）所説的“掠奪式延遲”：只是“為可預見的未來所作出的象徵性改變”。這是一種偷樑換柱的説法。

這些都並不是説 2018 年 IPCC 的特別報告《1.5°C 的全球變暖》（Global Warming of 1.5°C）（更新的一份關於氣候變化和土地的報告發表在 8 月）十分簡單易讀。如果一個概念藝術家試圖創作一個關於在思考氣候變化時大腦的不適感受的作品，那這份 2018 年的報告可能就是最好的成品。它的封面圖像呈現出一種迷幻的圖形，其中只有軸是可見的，而其餘的區域佈滿色彩柔和的斑點；這樣一種美學無疑令人感到尋常，與氣候變化的可怕現實十分脱節。為了表達絕對客觀公正的立場，報告的前幾頁由編輯署名和致謝組成，甚至還感謝了網站設計師。就像古老的德國童話故事中主人公在危險的旅途中遇到的催眠森林一樣，這樣做的目的似乎只是為了讓我們的英雄讀者入睡，從而阻礙他們的閲讀。

到目前為止，一切都顯得意料之中。但是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政策制定者總結”中，讀者發現了什麼呢？這部分是一個精簡的概要，毫無疑問， Quillette 聰明的懷疑者們(更不用説全球領導人)已經更徹底、更直接地提出過這些。前幾項非常簡單：與工業化前水平(“可能温度增長範圍為 0.8°C 到 1.2°C”)相比，我們已經造成了了大約 1 攝氏度的温度增長，並且可以“高度確信”，在 2030 至 2052 年之間，“如果以現在的速度繼續增加，全球温度增長很有可能會達到 1.5 攝氏度”，這會導致顯著增加的熱浪、乾旱和洪水。如果全球變暖持續下去，我們再不採取行動，這一結果就越有可能出現，對這一行星的支持系統造成的破壞也會愈強。珊瑚礁將集體滅絕，許多主要的生態系統將被破壞，而這會給動物和人類帶來未知的後果，數千萬甚至數億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熱帶和沿海地區的人，將失去家園和生計。但並不是沒有希望：根據該報告的作者所説，“在幾十年的時間之內，達到並保持全球人為二氧化碳零排放，以及減少非二氧化碳輻射強迫，便可以阻止人為的全球變暖。”換句話説，正如唐伯格所説，我們的未來仍然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

▲多位科學家聲稱，南極冰川正在消融

但是，要達到“全球人為二氧化碳零排放”的目標，並不像報告裏所寫得那麼簡單並程式化，而這就正是我們的公民領袖應該發揮作用的地方。在摘要的第 14 頁，作者概述瞭解決全球變暖問題所有可能的方式，用標準的官僚化語言斷言，只有到 2030 年全球人為二氧化碳淨排放量水平下降到 2010 年的 45% 左右，並在 2050 年左右達到零的情況下，才能勉強保證當時温度上升限制在 1.5 攝氏度以內。作者還提到了一系列物理策略，從“降低能源和資源強度”到提高“脱碳率”，再到擴大“對二氧化碳排放的依賴”，這是一套尚未得到大規模驗證的新技術。他們描述了一組不同的温室氣體(二氧化碳、一氧化二氮、甲烷等)，根據經濟和政治的優先順序，每一種氣體都可以調高或調低。他們寫道：“過去，在特定領域、技術和空間背景裏，發生過系統變化的速率受到頂多略超過 1.5°C 的全球變暖的影響，但沒有記錄在案的歷史先例。”他們提出了一系列嚴格的物理措施選項，但他們知道，所有的選項在政治上都很難實現。

唐伯格清楚地認識到政治是複雜的。“當我告訴政客們現在就行動，”在歐洲議會的演講上她説道，“最普遍的回答是他們不能做任何極端的事，因為那會使他們失去投票者的支持。他們也沒説錯，因為大部分人甚至還沒意識到為什麼需要做出這些改變。這就是我一直告訴你們團結在科學背後的原因。最好的科學應該成為政治和民主的核心”。

在過去的三十年裏，人類一直在睡夢中，回收計劃不過是痴人夢話。我們也許可以稱之為氣候催眠症。如果在深夜裏，如果面對催眠的文件，就不能保持清醒，全球領導人又有什麼用？唐伯格的批評者，還有另一位 Quillette 的作者兼副主編託比·楊（Toby Young），他覺得唐伯格説我們基本上什麼都沒做是有問題的，因為我們已經做了一些事了——我們更換了很多電燈泡，我們有很多使用太陽能的計劃。但是總體而言格雷塔·唐伯格是對的。過去的三十年，我們的化石燃料排放已經增長了一倍，儘管另一邊，警醒世人的 IPCC 報告在穩定地越來越多地產出。你不必成為一名行動者，也不必以黑白二元對立的方式思考，就像唐伯格説的那樣，你只需相信我們已經做了些什麼來應對氣候變化這種言論是個謊言。

當格雷塔·唐伯格到達現場，我已經厭倦了打官腔。而且，即使我不同意她的所有觀點，我知道她在科學意義上是對的。是的，她發出了影響廣泛的聲明，並且為抨擊整個系統而自我感覺極度良好。她提倡大規模的民眾不服從運動，有時候還會和具有爭議的組織結盟，例如“氣候公正，現在！”（Climate Justice Now!）、“反對滅絕”（Extinction Rebellion）。但是，就像她常説的那樣，她已經“完成了她的家庭作業”——她已經閲讀了當權者拒絕閲讀的報告。與她的批評者所推測的恰恰相反，她不可能是任何人的意識形態傀儡。從她媽媽的回憶錄《內心深處》（Scenes from the Heart）（它的內容我只從 Quillette 的梗概瞭解過）裏的描寫中可以看出，格雷塔和她的姐姐貝塔（Beata）是固執己見的，不願意吃父母要求她們吃的東西，不願意遵照父母的意思説或做。

“以現在的排放水平，大概 8.5 年以內，我們就會用完碳排放的額度。”在 7 月的法國議會上她説道，“雖然很多科學家指出這些數據過於籠統，但是這些數據是真實的，加入 IPCC 的所有國家都採納了。但我從未聽過任何一位政客、記者或企業家哪怕一次提到這些數據。就好像你從不知道他們存在，好像你從未讀過最新的 IPCC 報告——我們文明的未來所在。”

▲2019 年 9 月 24 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推特上慷慨點贊瑞典中學生格里塔·唐伯格

8 月 28 日，週三，唐伯格結束了一場零排放帆船比賽，這次活動被很多人批評和嘲笑，那些人和以坐了私人飛機為由彈劾阿·戈爾（Al Gore），以及尾隨比爾· 麥基本（Bill McKibben），拍攝他用塑料袋把東西裝回家的基本是同一羣人。唐伯格還應邀去了一個更有影響力的政治組織，聯合國。在那裏，她將分別於 9 月 21 日的青年氣候峯會和 9 月 23 日的主會議上再次展現自己高超的閲讀能力。此前，9 月 20 日，她領導了一場氣候問題的全球性罷課。她在最先進的船 Malizia II 上待了兩週。 “一艘六十英尺的開放駕駛艙單體船。”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如此描繪道。他們記錄下了她的這趟旅程、船的構造和酸性的變暖的海洋的不穩定狀態。“團結在科學背後”印在主帆和她的套裝上。“團結在科學背後”：這是她唯一的要求。

氣候變化行動者，尤其是 Green New Deal 這類，喜歡將我們在這個緊要關頭需要做的事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動員作比較。這是一組富有戲劇性的對比，讓人想起 Rosie the Riveter 顯示其力量的形象，和戴着綠色安全帽、手持裝彈槍的強壯男人。它讓人想起有關武力、民族節氣和為未決的未來而英勇戰鬥的故事。政客和執行者如 Sebastian Gorka、懷俄明州議員 John Barrasso 甚至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本人都在用這組對比作文章，抱怨行動者們好似在山寨二戰時期的大規模犧牲。就像二戰時平民減少使用燃料、金屬和各種物質資源，他們在讓這樣的狀況重演，我們現在必須犧牲當下生活方式的主要部分：我們的漢堡、我們的飛機、我們廉價的供暖系統。

但我認為，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作比會衍生出一些不一樣的東西——在一個主權獨立的世界裏，戰時集團可以在全球大部分地區為所欲為，而像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會袖手旁觀。這讓我想起歷史上發生過猶太難民的船隻到了我們的海岸卻被拒之門外，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人並不相信報紙上有關集中營的駭人報道。美國參戰的猶豫部分源於信仰危機，也源於舊的政治理念。合作像是容易上當受騙者才玩的遊戲，由其它國家和人民做打仗這種骯髒活就夠了。但是來勢洶洶的敵人無恥地無視主權邊界和協定促使我們團結。他們的孤立主義謊言讓一個事實變得明朗，就是我們必須學習一種不一樣的政治。民族懷舊式的理想主義和烏托邦可能能構成這樣的政治，但這樣的政治並不是必要的，真正需要的是漫至全球範圍的高明的合作。

當格里塔·唐伯格提出我們，包括政治家、商人、媒體精英，“團結在科學背後”，我沒有聽出悲觀、僵化或毀滅的意味，我沒有聽出煽動。相反，我聽到了要求掌權者回到他們批准的文件並採取新政策的呼聲，這對本世紀所面臨的嚴重困境來説是合理的。指出我們必須扭轉“陡然下滑的排放曲線”（才能解決問題），並不意味着對抗氣候變化是希望渺茫的。指出政治、媒體、行動主義者（在現在的行動中）都失敗了——就如唐伯格所説的那樣——並不意味着他們會永遠或者必然失敗。存在一個謊言並不意味着一切永遠都是謊言。我們不在基本事實上對他人撒謊，也依然可以懷有希望。但是首先我們必須能夠閲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