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年間的庚戌之變，戳破了明朝龐大軍事力量的畫皮_風聞

文：米南德

1550年，大明王朝迎來了該世紀內最大的危機。一大波蒙古騎兵在部分帶路黨的幫助下，從草原南部徑直殺到了京師城下。雖然他們看似力量有限，卻逼的城裏的朝廷山躥下跳。最後以及不光彩的主動求和了事。

在這場被稱為庚戌之變的事件中，看似強大的明軍可謂醜態百出。一次原本可能並不嚴重的邊患，被他們的無能給活活上升到了最高危機的地步。

16世紀中前期的明朝，處於嘉靖皇帝的統治之下。按照儒家傳統敍事觀來看，這人無論如何都應該是一個不錯的有為之君。包括整頓朝綱、減輕賦役和重振國政等等。儘管經常會與大臣鬧得並不愉快，但畢竟混了個嘉靖中興的美名，稱得上瑕不掩瑜。

只是生活在當時的大部分人，恐怕不會覺得日子過的有多麼舒坦。因為嘉靖一生所有的作為，都是為了斂財與弄權。從繼位後搞大禮議，為自己的高貴出生塗脂抹粉。再到不斷加強對宦官和朝臣的打壓，鼓勵同僚間相互揭發。無一不是典型的集權手腕。

權術高明、治國低能的嘉靖帝

這層控制從朝廷蔓延至地方，就有了對地方軍政官僚系統的整肅。很多地方上賴以刺激經濟活力的措施，也被嘉靖授意禁止。為了斷絕地方上同外商的緊密聯繫，嘉靖一朝還先後打擊了沿海的私人船隊、定期驅逐那些遊走在紅線兩頭的葡萄牙商販與日本浪人。最後再用整肅的手段，關閉了山西北部的陸上貿易渠道。

當全國大部分官吏都徹底拜倒在嘉靖腳下，經濟問題又集中爆發出來。大量的沿海居民為生計而成為了倭寇，許多生活在北方邊界的居民則成為了蒙古人麾下的白蓮教徒。失去原本重要收入來源的地方官府，不得不將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對國內農民和工商業者的壓榨。雖然輕徭薄賦的口號經常傳遍全國，但賦税的壓力只會增加而沒有絲毫放鬆跡象。

能夠順利猜出嘉靖心思的權臣嚴嵩，卻還可以在皇權庇護下繼續貪墨致富。縱然地方上始終留了一個大聲疾呼的海瑞，也對這種局面是於事無補。因為皇帝的核心利益是權力與控制力，至於官場風氣本身則不是什麼根本。

嘉靖的一系列集權措施，不僅傷害了本國經濟民生，也影響了那些同明朝有着密切經濟聯繫的國家或勢力。其中就以蒙古高原南部的土默特人最為吃虧。

作為祖制與傳統觀念的衞道士，嘉靖要求所有外人都必須遵守已經崩壞的朝貢體系，才能獲得與明朝貿易的機會。西域和中亞的商人，就因為這種軟性貿易戰而不斷壓縮自己的生意規模。靠轉手貿易吃飯的琉球人開始中道敗落。西洋來的葡萄牙人被迫將供應鏈轉移到了日本。位居東洋的日本則在收納和輸出倭寇的同時，加強了與南洋地區的經濟聯繫。

但阿勒坦汗治下的土默特蒙古，卻無法迴避自己的損失。這個新興的草原強權，一方面需要保護境內的牧民不受明朝邊軍的侵害，另一方面也要加強防禦西部瓦剌蒙古人的實力。雖然佔據着古代世界非常重要的河套與鄂爾多斯山脈，還是無法解決兩面受敵的戰略困境。因為草原的西部已經被瓦剌控制，而河套地區也被明軍的嘉峪關與哈密衞阻擋，沒有任何可以尋覓的捷徑。唯一的出路就是儘快獲准加入明朝的朝貢體系，進口到內地生產的貨物。

阿勒坦汗，又譯俺答汗

由於阿勒坦汗一系具有成吉思汗的黃金家族血統，在政治上與明朝存在爭奪蒙元帝國繼承人的競爭關係。所以明朝朝廷對他們一貫採取抵制與打壓策略。只要對方不放棄元朝正統的稱呼，就無法祈求到邊境貿易的機會。這就是阿勒坦汗長期圈養白蓮教流亡人士的重要原因，也是白蓮教在明朝邊境為所欲為的重要助力。雙方在明朝的高壓政策下，不斷認識到緊密合作的必要性，庚戌之變的鬧劇也就不可避免。

早在1545年，山西當地的宗室朱充灼叛亂。阿勒坦汗提前收到了邀請，派兵增援這一小隊起兵的明軍。他們在白蓮教帶路黨的幫助下，順利的殺入明朝邊境。

到了1550年，更多白蓮教徒越境加入蒙古一邊，並不斷勸説蒙古人南下驅逐明朝勢力。在當時，已經有約10000人的教徒，陸續逃到北方生活。還有40000不是教眾的普通百姓，也因為受不了貿易封鎖與官府盤剝，一起奔走蒙古討生活。他們不僅開墾了今天呼和浩特一帶的豐州，為蒙古人提供了堅實的農業產出。也成了蒙古人在戰時可以迅速招募到的步兵兵源。尤其是在明朝境內就形成組織與走私團隊的白蓮教徒，本身就需要保持一定的武力去反抗官軍追捕。在關外重組之後，直接升格為具有更強戰鬥力的民團隊伍。他們當中的工匠，也能夠為土默特蒙古人提供過去非常缺乏的攻城器械。

相比之下，明朝的軍事力量則是典型的外強中乾。如果僅僅從記錄在案的兵源數量去看，明朝無疑擁有當時世界上規模最為龐大的軍隊。但表面數字的強大，並不意味着可靠的戰鬥力。因為大部分衞所軍户都是不折不扣的國家軍籍奴隸，平日中大部分工作在於為朝廷和長官種地。他們不僅沒有軍餉收入，還必須將自己的大部分產出都上繳府庫。指望他們能在戰爭中有所發揮，無異於痴人説夢。

少量仍舊具備戰鬥力的精鋭，實際情況也好不到哪裏去。他們雖然可以獲得部分給養，卻還是要為生計而想其他辦法。平日裏最大的工作並不是訓練軍事技能或執行巡邏任務，而是監督普通軍户們勞作。如果能接到官員或大地主的勞務合同，還要驅使軍户們去為大户人家或作坊勞動，自己賺取中介費或承包收入。

真正具有實際上戰鬥力的部隊，是將領的私人扈從。按照明朝人比較低調的説法，一律稱之為家丁。但他們是數量與裝備本身，全部仰仗將領的個人財力。若將領的油水不足，那麼也不可能有成規模的家丁部隊。何況家丁本身就是將領在軍中立足的資本，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拿出來消耗死拼的。

因而在面對蒙古人與白蓮教民團的聯合進攻時，明朝邊境部隊的糟糕表現，也就不足為奇了。

1550年的6月，平日裏還能經常越境偷摸人頭的明朝軍爺們，突然發現自己面對着號稱有10萬之眾的對手來襲。作為山西北部重鎮的大同，首先被敵軍包圍。出城迎戰的明軍被打的一敗塗地，總兵官和副總兵全部戰死。靠抱嚴嵩兒子嚴世蕃大腿而上位的總兵仇鸞，主動掏腰包向阿勒坦汗祈求和平。進攻者便在大同一帶休整了兩個多月。期間不僅繼續劫掠四周，還同內地的走私犯們做起了買賣。

8月14日，完成休整的蒙古軍隊繼續向東，從古北口殺向北京。明朝苦心經營的邊境防禦，被瞬間撕破。花很大力氣建造的長城，被獲得白蓮教幫助的蒙古騎兵翻閲。往日視為精英部隊的邊防軍，在遭遇戰中一敗再敗。若非土默特人因為實力不足而軍隊裝備不佳，明軍的損失可能會更加巨大。

京師的明朝朝廷，起先還準備同阿勒坦汗在城下決戰一番。再現百年前北京保衞戰的光輝勝利。但在清點和組織城防部隊的時候，他們發現自己已經沒有多少抵抗能力。

理論上，明朝當時在北京有超過10萬的各類軍事力量。包括被視為有較強戰鬥力的京營、附近衞所的民兵和具有軍事職責的錦衣衞。其中京營無疑是他們之間的中流砥柱。然而當城市大敵當前，往日掩蓋在腐敗與官僚主義煙幕下的現實，開始暴露無遺。

守將們發現全城的部隊僅有40000-50000人之間，其中僅有少部分人還具有作戰能力。餘下的眾多京營軍士，平日裏主要擔任官宦們的幫工和差役。更有一半以上的士兵，是靠關係留用的老弱病殘。他們平日裏享受着朝廷的津貼，卻和一半的平民沒有什麼區別。或許在儀仗隊和閲兵式中還能湊出像樣的規模，卻不可能有實力踏上戰場。即便是相對輕鬆的守城，也難以勝任。軍械庫中的武器也缺乏保養，盔甲數量嚴重不足。

於是嘉靖開始從地方上徵集勤王軍助戰。總共有七個分佈在長城一線的前沿軍陣，收到了皇帝的調令。他們湊出總計50000人的部隊，從大同、保定、滄州和遼東等地，星夜趕回。但他們無一例外的在北京外圍停滯不前。既沒有膽子直接向阿勒坦汗的部隊進攻，也因為朝廷連年欠餉而要求補發工資。已經給蒙古人繳納貢金的仇鸞，依然被嘉靖皇帝任命為全軍總指揮。但他維持軍紀的手段，也只能是放縱士兵肆意劫掠。結果是明朝邊軍對北京周圍的破壞，比殺氣騰騰的蒙古人還厲害。

作為朝中重臣的嚴嵩，此時卻要求城裏的守軍堅決不出。他認為蒙古人只是南下搶劫的馬賊。一旦東西拿到手軟，就會主動撤回老家慶祝。所以既然是戰勝希望不大，倒不如要求北京周圍的百姓和朝廷一起共克難關。

電視劇裏的嚴嵩

於是在21日，蒙古軍隊已經開始大範圍展開，對北京城形成包圍之勢。部分軍隊已經從防禦薄弱處進行了試探性進攻。阿勒坦汗還將沿途抓獲的一名監軍太監放回，傳達了自己開出的和平條件：繳納歲幣+開放貿易！

面對蒙古人開出的苛刻條件，明朝上下都覺得非常屈辱。但面對逐步圍城的北方大兵，不談判又是不可能的事情。

最氣定神閒的還是嚴嵩。他繼續要求朝廷不予理會，以拖待變。換成現代術語就是“以時間換空間，以空間換時間”。然而敵軍已經近在咫尺，空間與時間都不站在明朝一邊。嘉靖皇帝再無具體的軍事能力，也知道這樣的做法不是上策。否則一旦再次擦槍走火，防禦空虛的北京根本不可能守住。

禮部尚書徐階則主張立即談判。他可能通過情報知道蒙古軍隊的實力已經大大增強。由於白蓮教徒的加入，對方其實已經具備了可以一戰的攻城能力。而城內的守軍形同虛設，連看護全部的城牆都難以做到。蒙古人即便不強攻北京，也可以阻斷城內外的聯繫與大部分供應。這讓人口眾多的京師，會在最快時間內遭遇糧食危機。最後還是不攻自破。

最着急的當然還是嘉靖自己。萬一北京城破，自己就是明英宗第二。而且整個朝廷的文武官員都會成為俘虜，要再出一個挽回大局的于謙都難。所以皇帝在朝堂上袒露心聲：江山社稷要緊，錢財珠寶都不是朕的最愛！

電視劇裏的明英宗

隨後的談判中，明朝為了挽回自己的最後顏面，要求蒙古人先撤軍表示誠意。但後者在做了象徵性的讓步後，堅決要求在北京城下完成協商。於是朝廷就只能在一萬個不爽中，和阿勒坦汗簽訂了城下之盟。雖然明朝方面的史料三緘其口，但再多的美化也掩飾不了他們的屈辱。阿勒坦汗的條件基本上被嘉靖的朝廷所全部接收。

8月23日，帶着賠款和大量戰利品的蒙古人開始撤回北方。仇鸞終於打算在後面偷襲下掉隊的蒙古人，以便給自己在朝廷上邀功。但當阿勒坦汗決定換一條路走時，蒙古全軍又調頭回來。發現情況不對明軍，在巨大的恐懼下一鬨而散。很多人在死於蒙古先鋒騎兵的攻擊和同伴的自相踐踏。仇鸞險些被蒙古人抓捕，好不容易才從亂軍中跳脱。

到了1550年的9月，蒙古大軍從來時經過的古北口離開，大搖大擺的返回了漠南蒙古的老家。若非阿勒坦汗的目的在於逼迫明朝開放邊境貿易，那麼嘉靖的結局就必然是第二個在草原受苦受罪的明朝皇帝。他在實際上已經打破了明朝立國以來，不籤城下之盟和不同意給外番繳納歲幣的金身。只是有部分協議內容，在事後經他授意，一點點的賴掉。

第二年，憤憤不平的嘉靖還表示要發兵北伐，找回場子。先是指示朝臣準備部隊的糧餉，接着對逃過一劫的仇鸞又寄予厚望。最後甚至要恢復朱棣時代的京軍三大營編制。但最終得以落實的事情，僅僅是在邊境上加固了防禦力量。

由於朝廷在事後抵賴了大部分協議內容，阿勒坦汗在此後的20年裏，不斷南下襲擊明朝邊界。明軍卻對此也是毫無辦法。更多的邊境人口在條件成熟時，選擇離開大明而進入蒙古境內生活。這樣的亂局一直到嘉靖死後，才在同意開放貿易的隆慶時代，得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