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農業和金融的碰撞_風聞

作者：温伯陵

1

1068年4月，宋神宗第一次見到王安石。

早在當皇帝之前，他就經常聽身邊人説一些犀利的觀點，關於朝政、經濟、社會……好厲害的感覺。

當他虛心求教時，才知道那些觀點全部來自一個人：王安石。

彼時，王安石只是外地小官。

22歲考中進士後，他沒有爭取留京指標，而是背起包袱走向地方，那是最接近泥土的第一線。

26年來，王安石在基層努力工作，發現了很多帝國的病灶。如果是其他人的話也就算了，反正是熬資歷，不影響升遷。

他不行。

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種紅薯。

王安石給每一個病灶都開出了藥方，而且都能藥到病除。前人們使用過的青苗法、農田水利法等等，又被他試驗過無數次。

於是，他向朝廷分享自己的經驗、方法，建議在全國推廣。那些年，宋仁宗被接班人問題搞得焦頭爛額，哪有心思理他。

事情雖不成，卻已經名滿東京。

宋神宗登基幾個月後，就把王安石召回朝廷，任命為翰林學士。

那天散朝後，宋神宗把王安石單獨留下。

私聊。

王安石説：“陛下，大宋藥丸……士兵大多是無賴，官員盡是庸人，至於理財不説也罷。幸好周邊國家也是半斤八兩，要不然真不好説。”

然後斬釘截鐵的拋出結論：“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

皇帝有雄心，大臣有方案，幹吧。

“王安石變法”正式拉開大幕。

2

宋朝窮。

不是説宋朝百姓大多連雞蛋鹹菜都吃不上，而是朝廷需要花錢的地方很多，造成財政匱乏。

宋朝繼承了後周的一切。

但凡一個國家是繼承而來，那麼免費獲得國土、權力的代價，就是連前朝的疾病也一起接過來。

不能只佔好處，不付出代價，對不對？

趙匡胤在“陳橋兵變”後建立大宋，免費繼承了後周的國土、官員，相當於什麼都沒有變，只不過換了一個皇帝。

後周的官員留在崗位上繼續發熱，在統一戰爭中為了減少反抗，南方十國的官員也大多留下來。

不僅是宰相、樞密使、節度使……就連團練使、刺史也大有人在，再加上朝廷新設立的通判、知州等等，什麼官都有。

此時，北宋朝廷是一鍋大雜燴。

“冗官”的積弊，開國時就有了。

文彥博説：“非與百姓治天下，與士大夫治天下。”怎麼與士大夫治天下呢？

無非是分享利益。

在宋朝，只要一人當官，全家都能受益。

從宰相一直到大夫，都有資格讓子孫、親戚做官。開國功臣曹彬去世，換來家族20多人做官的資格。李繼隆去世，也蔭庇了幾十人。

再加上科舉擴招、賣官鬻爵、商人授官……宋朝官員的數量急速膨脹。

宋真宗年間的官員數量是9700多人，到宋仁宗年間就漲到17000餘人，這只是有級別的正式官員，待崗、候補的更是不計其數。

更重要的是，朝廷給官員的工資很高。

據史書記載，宋朝工人、農民的平均月收入是1800錢，只夠一家人餬口而已。而一名九品官的工資，就能達到12000錢。

宰相就更誇張了，月工資是40萬錢，這還不算其他補貼、福利。

都説宋朝是讀書人的天堂，可不是嘛。

但享受着高福利的宋朝讀書人、官員，已經成為威脅肌體健康的惡性腫瘤。

相比冗官，冗兵也是大問題。

宋朝初年，邊疆有遼國、西夏在鬧事，朝廷不得不在邊疆屯駐重兵，再加上中原無險可守，只能增加禁軍數量來保衞東京。

為了防止農民起義，每逢災年，朝廷都會到災區招兵。把青壯年都安撫好，想起義都找不到人。

宋朝逐漸形成河北、西北、首都三大重兵區。

有多少人呢，100多萬。

宋太祖年間，全國士兵共有37萬，其中禁軍19萬。僅僅幾十年後，這個數字就翻了3倍。宋仁宗年間，全國士兵共125萬，禁軍82萬。

125萬士兵的糧草、後勤、補貼、裝備……任何時代都是一隻吞金獸，在農業社會足以拖垮一個國家的財政。

冗費則來自皇帝、官員的奢靡浪費。

皇帝嫁女兒、娶兒媳婦要氣派吧、慶賀太平盛世要辦舞會酒宴吧、各部門要不要經常考察、調研啊？

除了正式官員以外，那些辦事員、科員等“吏”是沒工資的，但也得養家吧？只能靠貪污受賄了。

教科書上把“冗官、冗兵、冗費”説的乾巴巴，可一旦設身處地的想想，真是不寒而慄。

宋朝經濟再發達，也經不起這麼作啊。

3

宋朝的花費很大，可收入卻有限。

公元780年，宰相楊炎建議唐德宗施行“兩税法”，廢除“租庸調製”，只收取地税和户税。

根據土地佔有量和財產多少，來交税。

後來因為家庭財產根本沒法統計，只能盯着看得見的土地，所以“兩税法”逐漸只徵收地税。

為了擴充財源，唐朝建立起鹽鐵專賣制度。進入五代十國，各個軍閥為了籌措軍費，把專賣制度更加發揚光大。

這一切都被宋朝繼承下來。

反正是按照土地收税，只要有人種地就能收到錢，也就沒必要搞什麼分田地之類的事了，這也是“不抑兼併”的國策由來。

可問題是：有一幫人不需要交税啊。

那幾萬名官員和親戚、朋友佔盡國家紅利，卻不用付出一點代價，而兼併土地的急先鋒，也是這幫人。

宋朝初年，交納地税的自耕農占人口的一半左右，到宋仁宗末年只剩下三分之一，不用交納地税的耕地佔70%。

根據“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原則，地税只能減少，絕對不會增長。

幸好還有專賣制度。

除了鹽、酒、茶等人民羣眾的剛需產品，朝廷把礬和香料也納入專賣體系，或直接壟斷，或尋找代理商，反正能賺錢就行。

壟斷的利益是巨大的，宋朝把專賣制度發展到極致後，收入一度佔到財政總收入的60—70%，地税只佔一小部分。

宋朝的富裕和商業繁榮，大抵來源於此。

可在那個時代，又沒有什麼產業升級和技術改造，一旦把壟斷做到極致，專賣的潛力也就挖盡了。

紅利消失殆盡時，大致是宋仁宗末年。

幾年後，宋神宗繼位稱帝，面對的是一副慘淡光景：

地税早已枯竭，能維持下去已經不容易，打土豪分田地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專賣制度也沒有增長點，紅利到頭了。

可朝廷開銷卻在不斷增長：官僚體系越來越龐大、朝廷越來越奢侈、軍費開銷有時佔財政收入的80%……

所謂“百年之積，唯存空簿”是也。

這樣的大宋朝，可真是窮到家了。

就在這樣的局面中，王安石走上歷史舞台。

4

每一個封建王朝走到中期，都會面臨一個選擇：

變法。

開國初期是一張白紙，即便白紙上已有筆墨痕跡，但由於戰爭、天災等因素，依然有大片空白可供功臣們作畫。

經過百年太平，利益集團早已盤根錯節，白紙也即將被填滿。變法，就是和利益集團爭奪生存空間。

如果成功，王朝壽命可以再延續百年。

比如漢、明、清……唐朝沒有闖過去而迎來“安史之亂”，但之後痛定思痛，在藩鎮割據中依然可以走過150年。

如果不成功，王朝壽命就進入倒計時。

比如宋朝。

彼時，在地税枯竭、專賣無法增長的既有情況下，王安石另闢蹊徑，提出“理財”的概念，想在既不增加地税傷害農民，又能增加財政收入中尋找新的平衡點、增長點，也就是“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説起來複雜，其實也簡單：

方田均税法：清查土地佔有情況，向既得利益集團開刀，讓多佔田者多納税，少田無田者減輕負擔。

青苗法、市易法、均輸法：都是之前王朝用過的老梗，朝廷把倉庫中的糧食和錢拿出來，直接參與市場經濟，既便民又生財。

保甲法、保馬法：建立嚴密的基層組織，可在必要時徵召龐大的民兵隊伍，又把經營不善的國營馬場，下放給基層經營。

免役法：讓農民交錢免除勞役，官府再用農民的錢僱人幹活。

王安石希望用國家力量來影響市場，最終達到民間和朝廷力量的再次平衡。雖然不像漢武帝那樣下手狠辣，搞得“中產之家皆破”，但足以為帝國續命。

變法也確實帶來豐厚的紅利。

變法鋪開以後，“青苗法”每年能帶來將近300萬貫收入，免役法也能帶來將近400萬貫，各項變法收入加起來，最終積蓄了可供朝廷使用20年的財富。

熙寧6年，王韶在西北收復5州，擴地2000裏。

但也到此為止了。

“王安石變法”觸動了利益集團的外表，卻遠遠沒有觸動靈魂。

5

東方和西方不同，基本沒有宗教戰爭。東方的變法和造反，幾乎都是為了重新分配利益。

王安石自詡“理財”，其實還是劫富濟貧。

在他的理想中，老百姓是不用加賦的，但是在產業革命之前，世界財富是固定的。既然不從老百姓手裏要錢，就只能洗劫利益集團。

從來不會有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情。

在變法的過程中，迎接挑戰、攻擊是題中應有之義，這時就需要有一個強大的人來支持王安石。

很不幸，宋神宗不是一個好領導。

滿朝文武和天下富人都是舊體制的受益者，現在冒出一個王安石，怎能容你？於是，所有人都實名反對變法。

司馬光公開批評王安石：“這樣不行啊。”韓琦上書否定變法，富弼辭職，就連蘇軾都差點因為“烏台詩案”送命……

面對這樣的攻擊，宋神宗扛不住。

站在宋神宗的角度上看，其實也能理解：“所有朝堂重臣和一個王安石，到底該怎麼取捨，其實不難做。”

不是所有人都有魄力用自己的犧牲，換取後代的幸福。

如果有一個強力君主支持，王安石就能成功嗎？

至少有一部分不行。

“王安石變法”的內容，和商鞅、楊炎、劉晏都不一樣。他們或是砍掉既得利益階層，或是重建財政來源。只要有強力君主支持，是可以辦到的。

而王安石是用市場來調節。

根據現代商業的經驗，想要完全市場化，需要有完善的金融機構。存錢貸款找銀行、損失理賠有保險，對不對？

按照變法內容：

青苗法、市易法、均輸法等法令，應該由銀行、國企來執行，他們具有專業知識和信譽，做為官府和農民的中介層。

甚至買賣都需要繁榮發達的工商業來配合。

變法的一部分內容，本質上是商業行為。

可宋朝畢竟是古代王朝，沒有先進的金融機構，除了壟斷專賣，也沒有繁榮的工商業，只能交給官吏來執行法令。

用行政命令直接指導商業行為，往往會產生腐敗、粗暴和強制性攤派。

比如青苗法，官吏怎麼能知道誰需要貸款呢？

如果不是需要貸款的農民主動，即便他們一家一户查找，官吏也不會知道到底把錢借給誰？再加上指標攤派，隨便找幾個人拉倒。

需要的人借不到錢，拿到錢的不需要。

真是缺了大德了。

歸根結底，這部分法令太超前，宋朝的社會組織根本不兼容。

就像一台2000年買的筆記本，你非要用來玩絕地求生，不死機才怪。

沒有強力君主支持、沒有金融機構，不論是地税或理財，都沒有成功的可能。

王安石沒有錯，只是生錯了時代。

6

變法，往往會引起黨爭。

當司馬光、韓琦、歐陽修等朝廷重臣都反對變法時，王安石只能尋找呂惠卿、章惇、曾布等人的幫助。

兩派人圍繞變法斗的腥風血雨。

有的人是理念不同，大部分人只是單純爭奪利益，權力、地位、家產、土地……每一項都值得以命相搏。

何況，他們各自身後都有龐大的追隨者。

每個人都被洪流推着向前，身不由己的走下去，不能後退半步，直到角逐出最終的勝利者。

只是，那時已經錯過了變法的最佳時機。

司馬光經常批評王安石，有一條其實很搞笑：“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天下風俗，何由得更淳厚。”

表面來看，地域黑實在不符合司馬光的修養。

可如果把黨爭放到利益之爭中，就明白了：只要把對方打倒，不惜一切代價。

日積月累，新舊黨爭都成了慣性。

於是，宋神宗去世後，高太后啓用司馬光，高太后去世後新黨復辟，隨後向太后扶持舊黨，宋徽宗扶持新黨蔡京。

人治社會，政策沒有連續性，什麼都幹不成。

宋朝就在“新舊黨爭”中折騰，錯過了最後的機會。再加上宋徽宗奢靡無度，宋朝就是神仙也沒辦法。

時也，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