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1978年對外開放為何能成功？_風聞

在紀念新中國成立七十週年的時候，1978年開始的對外開放是最值得紀念的內容之一。從廣義上説，新中國成立後對外開放就是我們黨確立的方針之一。新中國成立前夕，作為“臨時憲法”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中第五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礎上，與各外國的政府和人民恢復並發展通商貿易關係。此後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領導人曾多次表示過要對外開放、特別是對美國開放的良好願望。

 儘管在1978年以前，我國的對外開放也取得了很大成績，例如50年代的從蘇聯引進“156項工程”和70年代的“四三方案”，但大規模的對外開放是在1978年以後。

 為什麼大規模的對外開放會在1978年以後呢？用鄧小平的話來説，就是具備了條件。鄧小平在1978年9月16日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毛澤東同志運用實事求是這一真理領導我們繼續前進。當然，有好多東西當時還不具備提出來的條件。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就要在每一時期，處理各種方針政策問題時，都堅持從實際出發。我們現在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有好多條件，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沒有，現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據現在的條件思考問題、下決心，很多問題就提不出來、解決不了。比如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係，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等。但是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

 鄧小平在這裏指出的“人家封鎖我們”是阻擋我國對外開放的主要障礙。我國為排除這個障礙做的最成功的努力就是研製出了“兩彈一星”。“(1964年)10月16日，中國宣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美國不得不面對一個新的核大國已經崛起的事實。”“美國朝野逐步認識到，或者説是體會到，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中國對國際事務的影響日益增強並得到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承認。美國企圖長期孤立這樣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拒不與之來往，既不合情理，也做不到。”(陶文釗：《中美關係史 (1949-1972)》第314頁、316頁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原子彈成功以後，導彈運載、氫彈和人造衞星的陸續登場，震驚世界，更是震驚美國。1971年10月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出乎了美國的預料，美國加快了與中國關係解凍的步伐。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在毛澤東會見他談話結束時，尼克松握着毛澤東的手説：“我們在一起可以改變世界。”

 沒有“兩彈一星”，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中美關係解凍的時間將是一個未知數，1978年的大規模對外開放也將是一個未知數。

 親身經歷那個時代的已故資深外交家吳建民，在2011年説：“1971年跟中國建交的國家才64個，大部分發達國家沒有跟中國建交。但我們1978年就實行開放了，也就説大部分發達國家跟中國建交是在恢復了聯合國合法席位之後。如果1971年不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78年我們能對世界開放嗎？不可能。中國有今天的大發展嗎？不可能。”

  中國外交史專家、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其父是曾在中美建交過程中發揮作用外交部原副部長章文晉）在2014年指出：“鄧小平私下説過一句話，對外開放就是對美國開放，對美國不開放對誰開放都沒有用。假如不是毛澤東把中美關係這個扣給解開了，由後來的領導人來解這個扣要困難得多，中國要實行改革開放也就沒有那麼容易。”在這裏需要説明的是，中國的對外開放是對整個外部世界的開放，但沒有中美兩國的關係的解凍，對整個外部世界的開放就不可能成功。這是在二戰後形成的世界格局所決定的，而且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也會如此。

  正因為如此，鄧小平後來才深情地説道：“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着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

  排除外部障礙，其基本動力來自於國力的不斷增強。而國力的不斷增強，不但能排除外部障礙，而且能夠迎接對外開放帶來的挑戰。否則，對外開放就會是一種低效率的開放，甚至對外開放有可能會導致國家的失敗。順便提一下，1978年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就已經取得了歷史性巨大成就，中共黨史對此已有定論。這個巨大成就，就是國力不斷增強的體現。這個巨大成就，也是不能只用GDP來體現的。儘管中國的人均GDP在1978年落後於國家建設幾乎同時起步的“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印度排名126 中國排名134），但中國的經濟發展實際上要出色得多。已故的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在其名著《美國與中國》中的“新秩序問題”一章中寫道：“然而，儘管有這些以及其他許多問題，人民共和國的經濟經歷，還是有了了不起的成就。例如，中國的經濟就比印度的經濟出色得多。從1952年到1976年，中國經濟的增長平均每年6%或7% ，按人口平均計算是印度增長率的二倍或三倍，儘管印度還接受了130億美元的外援和貸款，而中國接受的蘇聯貸款不足10億美元，同時還拿出大約70億美元去援助其他國家。”同時，還有一個統計數不應忘記，就是到1978年，中國的人均年收入約為210美元，而印度為190美元。

 在研究中國對外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國際學者中，美國著名社會學家阿鋭基的看法頗具代表性，並逐漸成為西方學界的主流觀點。他認為，毛澤東時代，甚至文革時期，中國的普及教育、工業化、農村集體工業萌芽，都是中國經濟起飛的基礎，也是後來鄉鎮企業萌芽發展、農村工業化開始的先導。他特別分析了為什麼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唯有中國的對外開放就能夠成就巨大，舉世矚目。他發現的秘密是，中國吸引外資的並不是其巨大且極其低廉的勞動力——這個條件印度等很多第三世界大國都具有——而是這個勞動儲備的高質量——包括健康狀況、教育程度以及自我管理能力等方面——再加上中國政府的資源動員能力(能源、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

 在紀念新中國成立七十週年之際，北京大學中國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曾在2006年為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授課）發表的《衞生健康70年的發展是中國奇蹟最亮麗的一部分》一文中，關於人力資源，得出與阿鋭基一致的結論：“改革開放初期，我國預期壽命達到67歲，識字率超過80%，成為一個‘具有第一世界人力資本的第三世界國家’，這是支撐我國長期經濟增長的強大力量。”

 因此，外有朋友遍天下，內有國力不斷增強，特別是人力資源的支撐，1978年的大規模對外開放才有了堅實的基礎，才能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的指引下，取得巨大的成功。

 這個人力資源的支撐，在我們新時代加大對外開放進程中仍然會有強大的力量。對此，我們完全有信心。